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学派，起源于管子，经商鞅、申不害等，由韩非集其大成。《管子》是法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成书于战国时期，主要记载了法家、特别是管子的许多治国思想，其中不少思想具有明显的辨证性质。《史记》中《管晏列传第二》对管子的执政有这样的评价：“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的确，《管子》的辨证管理思想不但可以挖掘其中以往未予注意但对当代管理哲学的发展具有启迪作用的内容，而且可以为现实的组织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人性指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情感与理性。其既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对管而言，人性假设是最基础的原理，也是个很难解决的，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对于这个问题，我国的先秦思想家们就已经开始探讨了。“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说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最初的理论表述，并且在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管子》成书以前，已经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性观，主要包括孔子的“性可塑说”、孟子的“性善说”、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以及墨子的一些关于人的思想。孔子重视人的作用，但他的思想中有浓重的天命的成分，人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墨子不讲天命，也重视人的作用，认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但他对天、鬼却又极为推崇，人还是附庸。孟子有很浓的天命论思想，认为有意志的天是世界的主宰。同时他又认为人皆有“四心”，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也引出了他在管理上的“仁政”思想。而告子则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如同水流无分东西。我们知道一个管理者对人性的观点决定了他基本的管理观。那么，《管子》对人性的看法又是什麽样的呢？
《管子·水地》篇提出：“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这个观点阐述了相对的人的生成程序，撕去了一直罩在人身上的神秘外衣，肯定了人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是物质世界不断进化的结果。《管子·内业》还说：“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认为气是第一性的，精神现象是第二性的。这些思想从人的本源上提出了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观点，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我们知道，人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的自然属性，二是人的属性，三是人的精神属性。《管子》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应该说还是认为人性本恶。《管子·版法》中有这样的概括：“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认为在人的自然属性上、或者说人的质朴的原始素材上人都是追求利益、趋利避害的。同时，在同一篇中还写到：“凡民者，莫不恶罚而畏罪。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我们不难看到这很象是亚当?斯密的“人”假设。这一思想也就导出了《管子》的法治思想。
《管子·牧民》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提出了人不仅有自然需要，而且有社会需要。同时，《管子·侈靡》中还写到：“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大也。”这就进一步指出了人的自然需要较之社会需要是更基本的东西。《管子·禁藏》中还进一步阐述了两者的关系，“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一方面指出人的情感是以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为转移的；另一方面，情感反过来也会决定需求的强度。而且，人的需要能否满足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也会到政治统治的成败。所以，《管子·牧民》篇中明确提出：“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管子》的人性观直接了后来的荀子和韩非，同时也决定了他所体现的管理思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02——103页），《管子》也直观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是在物质生活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情况下，人的好利性还依然存在，因此顺应人性来制定政策应该说是一种明智之举。
《管子》作为法家的一部代表作，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认为治国必须依靠法制，在《管子·七法》中就提出：“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禁藏》中又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认为法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决定百姓命运的东西。除此之外，《管子》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注重运用实行顺应人性的管理。因此，《管子》在治国方面提出了不少具有明显辨证性质的管理思想。
《管子·版法》中写到：“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多方面的意见，包括听取和了解相异和相反的情况和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处决策。其主要思想就是表明管理决策如不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就会造成管理上的危害，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管子》的兼听思想明确要求在管理上要把矛盾的对立面的情况联系起来看，以此作为决策的根据。除去信息技术的影响和集体决策的方式，这一点与现代的管理决策还是基本符合的。
《管子·版法》中有这样的阐述，“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也就是说高层管理者治理国家不是什麽都管，而是要抓住根本的问题，即治官的问题。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管好官吏，监督他们完成管理目标。这里，作者已经认识到统治中的官民关系中，管好官吏是主要的方面，要统治人民，关键是管好官吏。
《管子·版法》中明确提出：“治国有三器，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把赏罚作为了治国的重要手段。《管子·明法解》中又写到：“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勤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法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这表明已经认识到了赏罚这一管理手段在维护价值观念上的重要作用。《管子》还认识到在管理活动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管子·牧民》），因为刑罚本可以使人产生畏惧而退却不前，但是过于严厉的刑罚却容易使人铤而走险。因此，必须赏罚结合，赏罚有度。《管子》赏罚并举的思想是其法制与心术并行的管理思想的具体化，是针对一般人性进行管理的有效方式。
管理者应该怎样选人呢？《管子·形势解》中是这样回答的，“多士者，多长者也。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乱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长所短也”。也就是说要辨证地看待人和事，要善于发现一个人的长处，任其所长，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人员组合的优化。同时，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管子·形势解》中有这样的论述：“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用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其实质是把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纳入法家的思想体系，而使之更切实际。其思想的核心就是管理者要充分发挥人才的才智，充分发挥下属的力量，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实行寓有为于无为之中的有效管理，这是一种积极的“无为而治”。
《管子》的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还是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的，具体表现为君主用人治吏要依法行事，同时官吏也要依法行政，取得政绩，即“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管子·版法》）。
《管子·牧民》写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客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君主要象君主的样子，臣下要象臣下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各种社会角色都要有自己的伦理要求，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但是，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待的，二者之间不仅有纵向的等级关系，而且有横向的情感关系。也就是，不失其位才能不失其节，上下和睦政令才能通行。社会虽已没有君臣关系，但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各自遵守自己的角色关系，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作者认为“礼”是不应该废弃的，因为礼来源于法，是从属于法的，也就是“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任法》）。因此还要维护正常的社会道德和礼仪，君主或者说管理者既要以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带动他人，又要在正己而不能正人的情况下有足够的力量来约束他人，使之遵守既定的道德规范，从而维护社会社会伦理结构和政令通畅、社会稳定。《管子》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其辨证的管理思想，比之儒家的“正己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的思想和道家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的纯粹的以德服人的统治方式应该说是更胜一筹的，也是更有实际效果的。
“度”是辩证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管子》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充分认识到了“度”的重要性。《管子·权修》篇中有这样的叙述：“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里，作者充分认识到了把握“度”在矛盾事物过程中的重要性，实际已经认识到了失去“度”将会使事物发展由量变转向质变，这是完全符合现代辨证法思想的。
《管子》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以及上与下之间力量的转换、冲突对统治的，因此在《权修》篇中提出：“下怨上，令不行。”在《牧民》篇中又有这样的阐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虽然，虽然我们看到《管子》的“重民”、“富民”、“安民”思想本质上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但他的这一主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地位。在《管子·形势解》中作者写到：“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可见，管子已经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认识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力量转换对政治统治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而认识到对被统治者施以一定的“仁政”更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正常统治。在这里，《管子》实现了法家“严苛”精神与儒家“仁爱”精神的统一和在实际管理活动中的相辅相成。
《管子》认为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做到既不迷信古代，也不只是停留在今天，而是随着和习俗的变化，在维持统治稳定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政策措施和管理，也就是《管子·正世》篇中所说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是鲜明的法家的观点，主张在稳定适合当时社会状况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一定要依据社会情况的变化而进行政治变革。这一思想的辨证性就在于他不仅看到了变革与稳定两个矛盾的方面均有其合理性，而且还更深刻地看到了变与不变两个方面的联系。这也为商鞅变法提供了来源。当然，这一思想的出发点还是为维护封建君主制服务的，这使这一思想一开始就具有了不彻底性，这是我们现代管理所应当摈弃的。
正如上文所论述到的，《管子》非常重视法的作用，《管子·版法》中写到的“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同样也重视术的运用，《管子·牧民》中写到的“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以及上文提到的“治国三器”等都是术的体现。同时，统治者还要有德有威。其实质是管理制度、管理和手段以及管理环境在人治之下的统一。
《管子》的这些思想不仅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而且初步揭示了所论的管理方法与手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法与术的相辅相成。法是基础，术是实现法的手段。二、法与势之间的相互依赖。有法才有势，或者说可以获得势。同样，在有势的基础上才能上台立法，制造势，运用术。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管子》确实具有丰富的辨证管理思想，总起来看，我认为有这样几个特点：1、不论是否明确，实际上认为人性观是实施管理活动的必要前提。正如孟子从“不忍人之心”推出“不忍人之政”的“仁政”一样，《管子》从人性恶、人有不同需要推出了法治。这一观点完全符合的管理观。2、对人的认识和对人的需要的认识应该说是具有合理性的。这与现代的需要，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比较符合的。但是，《管子》虽然重视依照人性来确定管理措施，但是却只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把人当作维护统治的工具，而不是当作目的，这与现代的人本管理又是背道而驰的。3、《管子》法治的思想较之孔子的“为政以德”、老子的“无为而治”、孟子的“仁政”“王道”应该说对当时的政治统治来说是更具合理性和更富成效的。但是，由于过于重视君权，把立法看作是统治者统治人民首先要做的事，是统治人民的手段，因此《管子》的法治思想最终将流为“人治”。4、《管子》对于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的论述是比较完整的，包括了现代管中的决策、用人、组织、协调、控制等方面的，尤其是关于管理者应采取的行动方面的提法与现代管理中巴纳德在《组织与管理中》提出的构成领导行为的四要素——确定目标、运用手段、控制组织、进行协调是基本吻合的，至今仍值得借鉴。5、辨证思想在管理中的运用使得在法制的强制下形成的的较固定的管理模式具有了一定的灵活性，因而也就更能进行有效地管理，同时也更有空间，为以后韩非集法家思想的大成打下了基础。这种辨证的管理思想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然，《管子》的这些思想最终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正如《管子·君臣下》中提出的：“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也。”就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就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在理论上进行了论证，这是有和阶级局限性的，也必然打上的烙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但也不应苛求，因为我们的原则和方法是批判继承、综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