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大学微言》25、诚意正心修身与知至


为了清楚了解所提出的这些关键性问题,我们的讨论难免重提前面已经讲过的旧话,犯丫繁复的语病。但为了交代得更明白,只好不避重复,再来说明清楚。

从“性”到“性理”之学

从中国上古以来传统文化的总汇资料来说,当然只有根据经过孔子整理编集的五经--《易经》、《礼记》、《尚书》、《诗经》、《春秋》,最为可靠。《尚书》(书经)是以保留上古政治哲学的史料为主。《春秋》是孔子著作的政治史观。《诗经》是收集保留历史、政治、社会演变等各阶层民意反映的资料。如果要研究有关天人之际,以及人道的传统学术思想,只有在《易经》、《礼记》中去寻根。而在《易经》与《礼记》的传统文化中,对于人性问题早已提出,性与情两者,是现实生命存在一体的两用。关于人性问题,尢其以《周易·系传》更为明白,如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总之,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以统摄天人之际,为天地万物总体的功能,名之为道。道的本能,自然具备有一阴一阳、正反相成相制的作用。在阴阳正反的相互衍变中,各有各的同等功用,无所谓阳善阴恶,或阴善阳恶,这两者的功用,都是“至善”的。所以曾子著《大学》,开始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对“大学之道”的前提宗旨,完全是有所本而来的,也就是以“继之者善也”的发挥。但他对于“成之者性”乃至“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却只用“明明德”一词来表达人性光辉的一面,不另加详说。第一个明字,是作动词来用,也就是说,人性天然有自明其德的功能。所以到了子思受业于曾子之后,跟着著述《中庸》,便换了一种说法,一开始便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曾子所著述的《大学》和子思继承著述的《中庸》,便把从人道出发的性情二字的性字,特别流行作为明通形而上道的表示。但要知道,曾子、子思,是春秋的末代人物,比释迦牟尼后生几十年,比苏格拉底、柏拉图又早生几十年。

所以后来佛学输入中国,译文所用的佛性、觉性,乃至明心见性,也都照样引用性字,作为现实人生的生命之源,作为表诠。因此后世道家神仙的丹道之学,有所谓性命双修之说等。尤其在隋、唐以后,因为禅宗的兴盛,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主旨,在中国文化中,形成联系儒、释、道三家中心之学的台柱。因此而有南北宋儒家理学家们起来学步,大力主张以孔孟之学的心法,大倡其性理之学。我们了解了这个文化历史演变的过程,再回转到《大学》主旨的探讨,就更为明白。

自性如何“止于至善”?

既然人性的本来,本能自己具有自明其德,本自“至善”。为什么在起心动念,变成人的行为时,又有善恶对立,作用完全不同呢?这个问题,从儒家的观点来说,是因为人性的变易,主要是受到后天环境的影响,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换言之,天生人性,本来是个个良善的,只是受后天的影响,受生理的环境的种种影响,由习气的污染而变成善恶混浊的习惯。所以学问之道,便是要随时随处洗炼自性所受污染的习气,使它重新返还到“明德”、“止于至善”的境界。

那么,怎样才能使自性返还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呢?那只有利用自性本自具有的“能知之性”的功用,随时反省存察,了了明白,处理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桩行为的善、恶,分别加以洗炼,使它还归于纯净“明德”的本相。所以在言辞表达上,又把“性自明净”的知性作用,以逻辑的理念,叫它作“能知”。再把这个知性,用在起心动念,向外对人对事对物的分别作用上,叫它作“所知”。

例如:人性自出生为婴儿,直到老死,饿了知道要吃;冷了知道要避寒取暖;看到好看的、美丽的,想要取为已有;不好的、厌恶的,想要赶快放弃。那都是天然“知性”的“能知”的作用。不过,其中又有不同的分别。知道饱、暖、饥、寒、好、恶的,是由天然“能知之性”的感觉部分所反应而知的,所以也可以叫做“感知”或“感觉”。在佛学的名词,叫做“触受”。但知道这个好吃不好吃,这个可要不可要,这样能不能要,该不该要,那就属于“能知之性”生起“所知”的分别作用,这个作用,叫它是“知觉”。知觉与思维、思想有密切关联,随时不可或分。当知觉的作用,要仔细分别、追寻、分析、归纳、回忆、构想时,又别名叫它是思想、思维等等。

但无论“能知”或“所知”,从《大学》本书的名词来讲,都属于能自明其德的“明德”自性的起用。如果明了“明德”自性,它是本自“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那所谓“能知”与“所知”,也只是“明德”起用的波动而已。摄用归体,“知性”也并无另有一个自性的存在。譬如波澄浪静、水源清澈,原本就是“止于至善”,这样才是“知本”,这样才是“知之至也”。

但是,在一般人而言,从有生命以来,始终是被“所知”的分别作用牵引波动,并无片刻安宁。从少到老,收集累积“所知”的“习气”,便形成了“意”。也可叫它是“意识”。然后,又自分不清楚,认为“意”便是“知性”。其实,“意”是“知性”的“所知”累积而形成。“知性”收集累积成“意”以后,譬如银幕上的演员与幕景,能够分别演出音容笑貌、悲欢离合等情节,如幻如真。事实上,这些情节变化,都是幕后的一盘磁带的播出而已。所谓磁带,就犹如“意”。银幕上的种种人物活动,犹如“所知”的种种投影。

由“意”衍生的各种心态

如果用文字艺术来比方,例如李后主的词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那想剪断它、想理顺它的,是“所知”。剪也不断,理也不顺,似乎在心中去不了的,便是“意”的作用。又如苏东坡的词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自己并不想去思念它,但在心中,永远存在着、排遣不开的,这就是“意”。所以“意”的作用,又有一个别名,也叫做“念”。就是念念难忘的“念”。又有形容“意”是具有强力的作用,便叫做“意志”。它配合生理的作用,就叫做“意气”了。人生多意气,大丈夫立身处世,意气如虹,那是多么美丽的豪语。“意气”加上思想、思维以后,主观认定的作用,便又换了一个不同的名词,叫做“意见”。

说到“意气”,问题可大了!“意”是“能知”、“所知”接受外物环境等所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形成为自我知性的坚固影像,也可叫它为形态。但从逻辑的界別来说,它是唯心的。然而它每每在起作用时,必然的,同时关联生理内部的情绪,两者互相结合,所以叫做“意气”。一部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十之七八,都是人我“意气”所造成的错误。宋儒理学家陆象山说过两句名言:“小人之争在利害,士大夫(知识分子)之争在意见。”这的确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其实,我们平常做人处事,大部分的行为言语,都在“意气”用事,绝少在清明理智的“明德”知性之中。如果要做到事事合于理性,那是很难的事。除非真能做到经过“大学之道”的基本修养。所渭“定、静、安、虑、得”的学问工夫。不然,对于自己理性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根本就无法自知,所以老子便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感言。因此,曾子特别指出“知至而后意诚”的重点。但是因为用了一个“诚”字,又被后人误解不少,这真如禅宗洛浦禅师的话说:“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夜迷巢。”所以,从《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的观点,来参证一部二十六史上的领导人物(帝王们),以及一个普通人物创业守成的成败得失,就有得戏看了!

心、意、识(知性)的差别

对于知性与意志或意识的作用,大概已有分别的说明。但照一般通常的了解,所谓“意”,就是心理的一种活动作用。换言之,“意”就是“心”,只是在习惯上所用的名词有不同而已。其实,“心”和“意”,不就是同一的东西吗?如果笼统含糊地说“心”和“意”,好像就是一个东西,等于思想和情绪的总和。但从严格辨別来讲,“意”是不能概括“心”的。所谓“心”的现量境界,是我们没有起意识思维,更没有动用知性的分别思量作用时,即没有睡眠,也没有昏昧的情况,好像无所事事,但又清清明明的存在,那便是“心”的现象。例如,明代苍雪大师的诗说:

南台静坐一炉香,终日凝然万虑亡。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

事实上,当我们心中无事,意识不起作用,当下忘去“所知”的分别活动,好像空空洞洞愣住一样,这便是“心”的现象。通常一般人,尤其是大忙人,偶然一刹那之间,有时候,都会碰到这种情况,不过,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吋,反而会起恐怖,自己会怀疑自己脑子有问题,或是心脏停止活动。便自寻烦恼,凭一知半解的医学常识,找医生,量血压,检查心电图,大多就因为自起恐慌而真的生病了。事实上,这起因是一种人我自己的心理病。如果在这种状况中,坦然而住,反而得大休息。不过平常没有经验,对自己没有认识,没有信心的,刹那即成过去,是不可能长久保持这种现量状况的。

如在睡眠,或受外界刺激,或因病痛发晕昏闷过去,那就不可能有这种“心”量境界的出现。甚至梦中也不可能。做梦,广东话叫做发梦,那是“意识”所起反面的作用,不是”心”的作用。如在梦中,忽然心力特强,觉得是梦,一下便清醒了,那就是恢复“心”的境界。不过,在平常人的习惯,从梦境中一醒来,便即运用“意识”去思量,以“所知”的习惯,去追忆梦境,或以“所知”去寻求新知,永远不会停止休息的。

如果了解这样的粗浅分解,便可知道心、意、知性三者,的确都别有它的不同领域。非常巧合的是,魏晋以后,佛学东来,也同样提到心、意、识这三层次的差别。这真是合了一句古语,贤者所见略同。总之,再用一个譬喻来说,“心”好像一个盘子,“意”好像盘子里一颗圆珠。“知性”好像盘子和珠子放射的光芒,內照自身,外照外物。但这整盘,又装在一个血肉所制造的皮袋里,那就是人身。但要知道,这只是勉强的譬喻而已,并非事实的真相。在中国小说中,古人早已有很趣味的譬喻,那就是《西游记》的四五个人物,作者把心身意识演化成小说,将心猿意马,化出代表“心”的孙猴子。代表意气的是一匹龙马。猪八戒代表了人的大欲,特別喜欢男女饮食。一个晦气色的沙僧,代表没有主见的情绪,只能挑着行李,担起这个皮囊跟着猴子、猪八戒跑。那代表整个完整的心身生命的,便是唐僧。从表面看来,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笨人、善人、好人,虽然一路上他所遭遇到的,处处是艰难险阻,都是妖魔鬼怪,而在这三四个鬼精灵伴随下,走完一段人生的道路,但由于他的“诚意、正心、修身”,所以他成功了!

知道了心、意和知性的三层次作用,还是属于“明德”的“内明”范畴。这心、意、知性必须凭借外物的人身,才能对这个物理的现实世界发生作用。我们一般把人生生命的整体,叫做身心,那是很确切的说法。这个生命,是由身心组合而成的。身体是生理的、物理的,是生生不已,是“生”的功能所呈现。心是心理的、精神的,也是生生不已,绵延续绝,形成“命”的功能。如果引用《易经》的说法,心性属刚,身体属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交互变化,呈现出生命的作用。因此.必须知道,人生的一切作为,还要看每一个人所禀受生理的情况,而形成“外用”行为的结果。很明显可知的,当一个人“知性”在理智上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可以的,但是自身另有一个力量强过了理性,结果就非做不可。或者说,当自己在“知性”的理智上认为这样应该做,而且是一桩好事,但是自身却另有一个厌倦疲懒的力量,使自己始终没有去做。最后又悲叹懊悔,自怨自艾,无可奈何!这就是说明人生的一切,以及行为的善恶是非,有一半是属于人身生理所影响的结果。所以《大学》特别提出“修身”的重要。

从人身生命的形成说起

至于这个人身的形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力量,可以左右理智,那就要从传统医学的黄帝《内经》去认识,配合现在的生理、生物等科学去理解,自可了然于胸。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出过《内经》有关喜、怒、哀、乐等生理上情绪的变化,就是这个缘故。如果要比较深入一点去探讨,首先要搁置形而上先天性的哲学范围,只从后天人身生命的形成说起。

我们都知道现在医学的说法,我们的身体,起初是由男性的一个精虫,和女性的一个卵子,两相结合,产生一种“生命的动力”,古人叫它为“气”,也有叫它为“风”。因此在母胎中分合变化,将近十个月而完成为一个胎儿,出生以后便叫婴儿。他虽禀受父母两性的遗传,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碰上精虫和卵子本身的强弱好坏,又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住胎时期,母性的生活、饮食、情绪、思想,以及父母两性的生活环境、外界的时代背景等,非常复杂的种种因素,凑合一齐,幸而出生入世,变出一个人身。但是他内部的结构,血肉、神经、骨骼等,形成所谓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胆、胃、膀胱、三焦、大肠、小肠),以及外形的眼、耳、鼻、舌、身体。全盘联结在一起,大如外形躯体,细如每一毛孔,整个系统,自己都具有一种触觉的作用,这是生理的、物理的反应。当触觉的反应交感与知性的知觉相结合,便形成为心理、意识的种种感受。由此配合“所知”发生作用,便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行为。

行为大半受情绪影响

换言之,每一个人的行为,通常大半是受情绪的影响最为有力。例如,我们经常说某人的脾气我知道,或是说某人的个性我知道,这所谓的“脾气”和“个性”,就是情绪为主。情绪并不是代表某个人“所知性”的分别意识所生的聪明才智。情绪的作用,来源于生理禀赋,是由于身体内部健康状况的作用。换言之,健康与不健康,和情绪关系很重要。如《内经》所说: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所以子思著《中庸》,开头就先从天命之道的“知性”,提到《大学》所谓“诚意”的“慎独”。以后便特别说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历来关于《中庸》开始的第一节,多数人都把喜、怒、哀、乐当作心理的状况,加以解释,那是绝对错误的。不管他是古圣贤或今儒家,错了就是错了,实在不敢苟同。喜、怒、哀、乐是情绪,属于修身范围,不属于修心的心、意、知性范围。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读《中庸》一书的“中”字,固然可以把它当作中心的中,中肯的中来理解,但可能是不完全准确的。《中庸》的“中”,应该以古代中州音发音;例如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山东,以及中州的河南音来读,等于南方人发音的“种”字音就对了。所有中原地带的人,对于某一件事、某一个东西,认为是对了,便说是“中”(音种)。如果你有这样的了解以后,对于《中庸》的道理,“虽不中,亦不远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是指“情绪”没有发动的境界。换言之,是并未动情,更未引发“意气”的情况。但人到底是有情的动物,“无情何必生斯世”,“天下谁能不动情”,只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知止而后有定”,便能做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了。因此子思把“中和”的境界和作用,高推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圣境上去,是多么的真善美,而且又很切实于人情的平凡状况,这就是人道的真现实,并不外于人情。可是,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再回转来看“大学之道”,要教化社会上的人,上至天子,下及任何一个平民,都须具有这种儒者的学问修养,才算是完成了一个国民人格的教育标准。如曾子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能吗?尤其从南宋以后,推崇尊敬程、朱之学的后儒,硬想把《大学》、《中庸》变做帝王们必读之书,必修之课,而且还要他们做到安静修心,不动心、不动情,学做想象中的尧、舜,岂不真到了迂腐不可救药的地步吗?看看历史上的帝王们,连要找出心理正常的,都不可多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