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人类各民族文化与文明的起源，其初大半是从观察自然，认识宇宙事物的表面现象；由于对庶物的信仰崇拜，而建立人文的哲学思想，更进而确定精神文明的基础，诸如此类，几已成为世界人类文化发展的共通原则。但在世界所有各种民族中，唯有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应当另作别论。我们从相传的古籍，与现在新获得的历史资料，可知上古的中华民族，一开始即孕育出良好的原始科学、哲学与宗教合一的文明；时间经历五千余年，空间纵横一万公里，直至二十世纪，与现代所谓科学时代的宗教、哲学相接触，吾人所能夸耀传统，温故而知新的，仍须仰仗上古以来列祖列宗所遗留的智慧结晶。无论现代有些中国人如何鄙弃自家故物，终有一日会翻然觉醒，开启自己的宝藏，并扩而充之，与世界各国民族共同互助研究，进于天下太平的局面。
列举世界科学发展的资料而言，诸如天文、数学、化学、物理等，无可否认的，应推中华民族发明得最早，历史最悠久。从现代人的观念而言，所可惜的是，我们往往刚有初步科学知识的发现，便立即与宗教、哲学互相混杂不分，故难与现代科学互争长短。至少在过去的事实是如此，当然，对未来尚不敢置喙，但因此也可以了解此种文化风格，正是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所在。
由天文学说的建立，发展为人文学术的初步雏形：
(一)从应用科学而言：以北斗七星来确定天体运行，与地球磁场的关系，并发明指南车。从日月行度、天文数字建立九章历算的先期数学。
(二)从理论科学而言：(1)以八卦、五行之说，归纳统摄万象，作为天地宇宙、人事、物理抽象理论的法则。(2)辨别日月行度，初步划分星、辰为二十八宿，以定历法，作为配合以农立国所需实用气象学的张本。(3)从效法天文、地理、物理的运动法则，创始生理、心理的无疾而先养生的学说，并为有病而求医药的医理学之根据。更由此而建立医药方伎的一砭、二针、三灸、四汤药；外加精神治疗与心理治疗的祝由、巫觋等方法。
(三)人文思想的发展，认识天地、神鬼、以及万物，皆一体同根，即所谓“道”的本原。
天的观念有二：(1)物理的天体，认识苍苍者之为天。(2)形而上理念境界的精神之天，是合物理之天，与精神境界之天而为一，乃后世道教天道观念的依据。
神的观念：从天之垂象所示，可与天地上下交通而谓之“神”，故“神”字从示从申。天有天的神，人有人的神，万物有万物的神，是为后世道教神道观念的根本。
鬼的观念：从而下堕即为鬼。鬼者归也，故“鬼”字从田而下行，凡神散归于地称谓“鬼”，为后世道教鬼道观念的滥觞。
人的观念：人秉天命而生，人的生命即天命，与天地鬼神上下通者即为神。散归于地，不能上下通者便为鬼。天地、神鬼皆以人为中心。
道的观念：能生万物而非万物之所生，能使神而神、鬼而鬼的即是道，归结来说：(1)形而上的全能本体谓之“道”。(2)形而下的事物法则亦谓之“道”。上古文化思想，以“道”之一字，上下交通，联系形上、形下的全环。后世道家与道教即渊源“道”字的观念而加以扩充，统摄天地、鬼神、物理、与人生的共通原则而立教。
故言道家或道教，都通称之谓“黄老之术”。其实，所谓黄帝的学术，并无专书可考，只如司马迁所说：“黄帝者，学者之共术也。”所谓“共术”，就是指中国文化的渊源，都裁定从黄帝时期开始，所以称黄帝的学术，即是代表中国文化原始渊源的总括概念而已。后世道教称黄帝学道于广成子，所谓“广成”这名号，有集其大成的意义。据此简要，大概就可了然中华民族在上古文化学术的渊源了。
读《尚书》翻开《尧典》，除了认识儒、道两家所称“先王”或“先圣”的政治哲学思想，皆秉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精神之外，《尧典》所载帝尧为政的首先要务，就是“治历以明时”。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乃是建立一个天人之间，互相关联的天道观念，确定天文与历法的重要，以为顺天应人的政治基础。《舜典》所载帝舜就职的第一要务，便是继承帝尧未竟的事业，以积极发展天文的研究，所谓“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因此进而建立对天地，山川、神祇的尊敬，焚柴举燎，封禅四岳，从此建立天人关系的类似宗教信仰。同时在人文方面，定器物，制律、度、量、衡，作刑法以辅助政治教化的不足。及至大禹时代，社会文明渐趋进步，人心思想也愈趋复杂。所以在舜、禹禅让授受之际，即有如《大禹谟》所载：“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可爱非君，可畏非民”等告诫的记述。由此而知，三代文化自确定天、神、人三位一体的思想以后，后世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与道家人神同体的观念，以及道教的敬天、事神等宗教仪式的建立，都是基于中国上古三代文明而出发，若加以神格化，便形成为宗教思想，如加以人格化，便成中国的人文哲学，而且因此亦可了解中国文化何以特别注重人生哲学的根本原因之所自来。
自大禹以后，所称夏代的文明，由大禹治水，“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开始，继尧、舜时代以天文为为政治世的要务，渐已趋向发挥地理，物理的效用，而成为政治世的当务之急，对于山川形势的重视，已经超过天文观念的政治阶段。同时氏族世系与宗法社会的传统观念，也从此奠定基础。但毕竟还是朴实无华的古代文明状态，所以史称夏代的文化，为“尚忠”的阶段。“尚忠”就是朴实质直，简单诚笃的人文形态。但到商汤以后，虽仍承继三代以来的天、地、人的文化传统思想，却变为特别注重天神、鬼神的信仰，类似后世所谓的“神道设教”思想，用以辅助政治的不足，故史家称殷商的历史精神，即为有名的“尚鬼”阶段。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思想，大抵是以夏、商文化思想为其主要的渊源。汉代以后，道教宗教部分天、人、神、鬼思想的建立，也是远承夏、商文化思想的源流。因在夏、商历史文明的过程中，已从尧、舜以来朴实的天文知识，渐次演变为理论的天文思想，从此建立抽象的天文数学符号，所谓十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以及干支排比的甲子、乙丑……等六十花甲；更有五行、八卦，与干支配合，附以天神的观念与名称，用来解释人事、物理等各种理论的法则，充满神秘的宗教意味，成为后来道家与道教所有学术思想的滥觞。周朝建国，对于上古以来的政治体制，礼乐教化等所有思想制度，一律加以整理与变革，文王、武王、周公父子兄弟三人，综罗上古文化思想，归纳成为一贯，极力建立以人为本位，由人而上通天文、下及地理、旁通物理的人文文化体系；《周易》的文言、象辞、爻辞等，即为周代文化思想最高原理的总汇，所以孔子推论三代以来的文明，特别赞许周代文明，为“郁郁乎文哉”!后世儒家思想学说之所以如此演进，受其影响至深。虽然如此，但称为文化思想的最高理则，仍然归纳谓之“道”，是以当时的“道”，并无门墙的纷争，亦无派别的树立。
周代文化思想，虽承接夏、商以来的传统，但已经过一番综合修正，所以特别注重人文文化，极力向作之君、作之师政教合一的途径努力，意欲达成以王道为政的标准。故除分封诸侯、建国自治以外，统领天下政权的周室天子，只想作到顺天应人，垂拱无为而治的君临天下。因此建“明堂”以示人文教化的规范，尊“宗庙”、祀“社稷”、重“封禅”以祀天而示天子的职责，表示只是上承天命，下临百姓，肩负沟通天人意志的责任而已。这种思想，在原则上，至少在武王姬发革命建国以来，一直影响西周达三、四百年之久，其间已经摆脱夏、商以来信仰神天的传统，步入以人文文化为中心的良好规模。倘若真正了解周、秦以前，儒、道本不分家的传统，便可知周代的思想，尽是中国上古传统文化道家的天下。而在西周初期的一、二百年间，也的确能达到极近升平世界的局面。然而人类的思想和欲望的追求，始终不能安于现实就得满足，或因变乱动荡而求解脱，或因天下太平而追寻高远，这是必然的趋势。周代虽经文化思想和政治的革命，力求摆脱鬼神的崇拜，但人生问题，毕竟是个大谜，所以玄秘之学，仍然可与人文思想并存而不悖，尤其在已极人间富贵之后，纵使百无所求，然而对于渺茫难凭的寿命，谁又不想力求把握?于是养生之说与求长生不老之方的思想，以及玄秘之学，自然奔流竞逐，仍旧隐约流行于各阶层社会之间，故在西周中叶，便有穆王求道的传说发生。《穆天子外传》所称穆王有八骏之马，可以日行万里，西至昆仑之巅而会见西池王母的传说，虽然后世学者多半疑作是伪造的文章,视为不经之谈。但衡之以情理，当归之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流传故事，要是一笔抹煞，未免有欠考虑。《竹书纪年》称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见西王母，其年王母来朝，宾昭宫，似乎亦非凭空捏造，唯所谓王母也者，究竟是神或是人，事当另需研究。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昔日的事实，没有被列入当时经史之内!为了针对一般人喜欢引用证据，不肯透视内情的态度，不若以“多闻阙疑”、归档存查的方法来处理，较为公允。然或多或少，已由此可以察见西周文化中早已存有道家的神仙思想，应无疑问。换言之，由道家的思想，一变而为后来的道教思想，在周穆王时期，已经见其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