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译文 08章 儒效


大儒的作用是:周武王死后,由于成王年纪尚小,周公担心天下有人会背叛周朝,就撇开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周公登王位,处理天下大事,心安理得,好像这他本来就应该拥有这些权力一样,但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周公贪图王位。周公杀了管叔,把殷国都城变成了废墟,可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他残暴。周公控制天下,分封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的占了五十三个,但天下的人并不认为他偏私。周公教导成王,使他明白礼仪之道,使他能继承先辈的事业。周公把王位归还给成王,可是天下诸侯继续臣服于周,周公也回到臣位,朝拜成王。天子这个职位,不能由年幼的人来承担,也不能由他人代理去做。能胜任这一职位的人,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反之,天下人就会背离他。所以,周公撇开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下,这是深恐天下的人会背离周朝。成王到二十岁了,已经长大成年了,周公就把王位归还给成王,以表明他不灭掉嫡长子的礼义法度。于是,周公就没有统治天下的权力了,过去拥有天下,现在没有了,这不是禅让;成王以前不能掌握天下,现在可以了,这不是篡夺;这是由于地位次序的变化的缘故啊。所以,周公以“枝子”的身份代替嫡长子的王位这不算超越礼规,弟弟诛杀兄长也不算残暴,周公与成王调换了地位,并不算不顺。依靠天下的安定,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彰明了旁支和君权的大义,虽然有了这样的变化,可是天下仍安然如一。如果不是圣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大儒的作用。

秦昭王问孙卿子道:“儒者对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吧?”孙卿子答道:“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臣子,并使他们的君主尊贵。如果君主任用他,他们在朝廷内会做一个称职的臣子;如果不任用他们,他们就会退居民间,在编入的户籍册中,做一个诚实、顺服的老百姓。即使处境艰难,受冻挨饿,也不会用歪门邪道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贫穷得没有安身之处,也能深明维护国家的大义。虽然他的呼声没有谁响应,但是他通晓管理万物、养育百姓的纲纪。如果地位在人之上,他们可以成为天子、诸侯;地位在人之下,他们也是国家的栋梁。即使隐居在穷巷陋屋,也没有人会不尊重他,因为他们确实身怀道术啊。

孔子就要担任鲁国司寇了,奸商沈氏知道了,卖羊时,他就不敢在早晨把羊喂饱饮足以欺骗买主,公慎氏也休掉了淫乱的妻子,平时奢侈浪费、胡作非为的慎溃氏也离开鲁国,甚至在鲁国出售牛马的商人,也不敢再漫天要价了,这是因为孔子以正道对待他们的缘故。孔子住在阙党的时候,阙党子弟将捕获的鱼兽进行分配,其中有父母的人就分得多一些。这是因为孔子用孝悌教化了他们。儒者在朝廷中担任官职,就能美化朝政,作为老百姓,就能使风俗优良。儒者位居人下时就是这样啊。

秦昭王问:“那么,儒者地位在人之上的时候,又怎样呢?”孙卿答道:“儒者在人之上,他们的作用就更大了!他们内心意志坚定,用礼义制度修治朝廷,用各种规章制度整顿官府,百姓之中,忠诚、信实、仁爱、利他的美德蔚然成风。为了获得天下而做不合礼义的事情,错杀无罪的人,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一件也不会做的。这种做君主的道义被人民接受,传遍四海,那么天下的人就会齐声响应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他尊贵的名声显赫,天下的人都很仰慕。所以,君主周围的人就会歌颂他、欢迎他;而远方的人,也会不辞辛劳去投奔他。这样,四海之内,如同一家一样,交通方便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这就是为人楷模。《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归服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处在人之下是那个样子,处在人之上是这个样子,怎么能说他们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呢!”昭王说:“讲的好!”

古代圣王之道,是“仁”的最高体现,是按照最适中的标准去实行的。什么叫做适中呢?答道:就是礼义。这个“道”,不是天之道,也不是地之道,而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法则,君子应遵循的法则。

君子所说的贤能,并不是说能全面做到所有人所能做到的所有事情;君子所说的明智,并不是完全能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君子所说的分辨,并不是说能够完全分辨别人所能分辨的事物;君子所说的详察,并不是完全能够详察别人所详察的意思。君子的才能与知识是有限度的。察看田地地势的高低,识别土质的贫瘠肥沃,安排五谷种植的顺序,君子不如农民;流通钱财货物、鉴定货物的优劣,争讨价格的高低,君子不如商人;设置圆规曲尺,陈设墨线,熟练运用工具,君子不如工人;不顾是非,对与不对的实际情况,互相贬抑、相互讥羞,君子不如惠施、邓析。至于比较德行来确定他的等级次序,衡量人的才能而授予官职,使贤者与不贤的各安其位,有才能的和没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官职,万物都能得到恰当的利用,各种突发变化都得到相应的处理,慎到和墨翟也不能发表他们的议论,惠施、邓析不能渗透他们的诡辩,说话一定要合符理性,做事要有缓有急,这些就是君子所见长的。

不管作什么事情,对于原则有好处,就做;反之,就不做,这就叫正确处理事情。知识学说,对于原则有好处的,就实行;反之,就舍弃,这就叫正确对待学说。事情和行为不得当,就使奸邪的事;知识学说不得当,就是奸邪的学说。奸邪的事与奸邪的学说,在安定的社会被人们抛弃的,但在混乱的社会却会有人遵从。至于虚实的相互转化,“离坚白”“合同异”的分析,即使是耳聪的人也听不明白,眼明的人也看不清楚,善辩的人也不能说清楚,即使有了圣人的智慧,也不能轻易说得清。不懂得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君子。懂得这些,也不能说他就不是一个小人。就如工匠,他不懂得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能工巧匠;君子不懂得这些,也不妨碍治理国家大事。天子诸侯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法度;老百姓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事情。狂妄糊涂呆笨愚蠢的人,就开始带领他们的徒众,申辩他们的奇谈怪论,并用譬喻和引证来阐明,即使到了人老子大之时也不知厌恶。这就叫做最愚蠢的人,还不如鉴别鸡狗优劣的人可以因此获得名声。《诗经》上说:“你这样鬼头鬼脑?无影无形看不清!你的面目这样丑陋,给人看也看不透。我作这支歌,就是要揭穿你的反复无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想由卑贱变得高贵,由愚昧变得智慧,由贫困变得富有,可以吗?回答道:那只有通过学习吧!那些学习的人,能遵行学到的东西,就可叫做士人;能勤奋努力的,就可叫做君子;能精通学到的东西,就是圣人。既然最高可以成为圣人,次等的可成为士人君子,那么谁能阻止我上进呢?以前,还只是一个浑浑顿顿的普通人,突然间便可跟尧、禹齐名,这难道不是由卑贱变成高贵吗!以前,竟不能区分户内与户外礼节的区别,突然就能追溯仁义的根源,分辨是非,处理天下大事就像分辨手掌上黑白颜色那么简单,这难道不是由愚昧变成明智吗?过去一无所有,顷刻间治理天下的大权全部到了他手中,这难道不是由贫穷变得富有了吗?如果有一个人,他贮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即使靠行乞过活,人们也会说他富有。他的那种财宝,既不能够穿;也不能够吃;即使卖它也不能很快出售。但是人们却说他富有,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这里确实有巨大的财富吗?这样看来,学识渊博也就成为富人了,这难道不是由贫困变得富有了吗?

所以,虽然君子没有官位也高贵,没有俸禄也富有,不用说话也能取信于人,不用发怒也有威严,处境穷困依然荣耀,处境孤独仍然快乐,君子那些最高贵、最富有、最庄重、最严肃的实质都集中在这种学习之中了吗?所以说,尊贵的名声不能用拉帮结派的方式去争夺,不能靠自我吹嘘去占有,也不能靠权势地位的威胁去获得,必定要靠真正刻苦学习,然后才能得到。如果一心一意去争夺,名声反而会失掉;如果谦让,反而会得到。遵循正确的原则行事就能保持尊贵的名声,虚夸欺诈就会得不到高贵的名声。所以,君子致力于自己内在的思想修养,在行为上要谦让,应当致力于自身美德的积聚,遵循正确的原则处理事物。这样,那么高贵的名声就会像日月那样显明,天下的人就会像雷霆那样轰轰烈烈的响应他。所以说,即使君子隐居了,但名声仍然显著,地位虽然卑微,却荣耀显赫,即使谦让仍能胜过他人。《诗经》上说:“仙鹤在沼泽里鸣叫,声音直冲云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粗鲁的人就与此相反,他们拉帮结伙,但党羽越来越少,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夺名誉反而得到更为羞耻的名声,厌烦劳苦,希求安逸,而他自身更加危险。《诗经》上说:“有些人不善良,总是怨恨别人,他只知道争取官位,而不懂得谦让,终于自取灭亡。”说的就是这种人。

能力不大却要干大事,这就如同气力很小而偏要去挑重担一样,除了断骨折腰,再没有别的下场了。自己本身不贤却吹嘘自己为贤人,这就如同一个身躯佝偻的人总想爬高一样,这样,指着他的头嘲笑他的人就更多了。所以,英明的君主根据人的德行安排官位,就是为了防止混乱;忠实的臣子确实有才能,然后才敢于接受职位,就是为了不使自己陷于困窘。君主安排官职不混乱,臣子按能力任职不会陷入窘境,这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了。《诗经》中说:“君主左右的人都很能干,而且都很听从君上的命令。”这就是说,上下的关系不会互相错乱了。

以依从习俗为妥善,以货物钱财为珍宝,以保养身体延续生命为自己的最高准则,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德行。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不因为个人的欲望扰乱所学到的东西,如果这样,就可以称为正直的人了。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喜欢改正自己所学到的东西,用来矫正自己原有的性情;他的言论多半是恰当的,但不完全晓谕明白;他的行为多半是恰当的,但还不完全妥当;所考虑的事多半是正确的,但还不周密;对上能够发扬自己所推祟道义,对下开导不如自己的人;这样,就可以叫做忠厚的君子了。修习历代帝王的法度,就如同分辨黑白一般,适应当时的变化,如同数一、二这样简单的数字那样轻松;遵行礼节,处之泰然,如同运动身体四肢一样行动自如;抓住时机,建立功勋的技巧,就如同通晓四季的变更一般;治理政事,安定百姓,把亿万人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样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整整齐齐啊,凡事都那样有条有理。威风凛凛啊,他是那样受尊敬。坚定不移啊,他是那样始终如一,明明白白。安安稳稳啊,凡事都能长久保持。痛痛快快啊,他是那样地执行原则毫不怠慢。昭昭耀耀啊,他是那样的清楚的运用智慧。勤勤恳恳啊,他的行为多么合符礼义法度。安安泰泰啊,他是多么的文采洋溢。和和蔼蔼啊,他是那么的喜爱别人的善美。兢兢业业啊,他是那样地担心别人做错事。这样,就可以叫做圣人了,这是因为他的道产生于专一。

什么叫做专一?答:保持神明与稳固。什么神明与稳固?答:以完备周全的方法治理国家就叫神明。任何事物都不能颠覆它就叫做稳固。既神明,又牢固就可以叫做圣人。所谓圣人就是道的总和。天下的道都集中在它这里了,历代帝王的道也都集中在这里。所以《诗经》、《尚书》、《礼经》、《乐经》的道也都归属在这里了。《诗经》中说的是圣人的意志;《书经》说的是圣人的政事;《礼经》说的是圣人的行为;《乐经》说的是圣人的协调;《春秋》说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所以,《国风》之所以不是放荡的作品,是因为以此节制它的缘故;《小雅》之所以为小雅,是因为用它来美化的缘故;《大雅》之所以为大雅,是因为它来光大的缘故;《颂》之所以达到了诗的最高峰,是因为它精神来贯穿的缘故。天下之道全都集中在这里,顺着它去做,就会得到昌盛,违背它去做,就会遭到灭亡,顺着它去做而得不到好昌盛,违背它去做而行不被灭亡,从古到今,还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有个客人说:“孔子说:‘周公多么伟大啊,他地位高贵却更加谦恭有礼,他家庭富有却节俭有加,战胜了敌人却更加戒备。”答道:“这恐怕不是周公的行为,也不是孔子的观点。”武王死后,成王年纪尚小,周公撇开成王,继承了武王的事业,他登上天子之位,背靠屏风而立,诸侯小心谨慎的急走到殿堂之下朝拜。这个时候,他又对谁谦恭有礼呢!确立了对天下的全面统治,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姬姓就有五十多个,周王室的子孙,只要不是愚蠢之极的,没有不成为显贵的诸侯的。谁又能说周公节俭呢?武王出兵讨伐纣王,出兵那天恰逢兵忌之日,向东进兵,冲犯了太岁,兵到汜水又遇江水泛滥,到了怀城又遇城墙倒塌,到了共头山,又遇到山崩。武王的弟弟霍叔害怕,说:“出兵三天就遇到了五次灾难,恐怕讨伐的时机还不成熟吧?”周公却说:“纣王把王叔比干剖腹挖心,又囚禁王叔箕子,朝中由奸臣飞廉、恶来执政,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他挑选精兵继续前进,早晨在戚地吃饭,晚上在百泉宿营,第二天黎明时就逼近牧野。刚一开战,纣王的兵卒就倒戈相向,于是,周军借用商人的力量诛杀了纣王。所以,杀纣王的不是周军,而是商人。所以,周军将士没有斩获头颅和俘虏敌人,因此,也没有冲锋陷阵的赏赐,军队返回国后,就把盔甲和兵器收藏起来,统—了天下,设置了音乐,于是就用周乐《武》、《象》代替了原来的《韶》《护》之乐。整个天下,没有不改变思想,而归顺周朝的。因此,家家不必关闭大门,走遍天下也没有界限了。这时,还要戒备谁呢?

造父,是天下最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但如果没有车马,就不能表现他的才能;后弈,是天下最擅长射箭的人,但如果没有弓箭,也就无法显示他高超的技艺;大儒这样的人,善于使天下百姓协调一致,但如果没有百里的国土就不能显示他的功用。如果车子坚固,又有良马,可是凭靠这些却不能达到远处,日行千里,那么他就不是造父了;弓调好了,箭也很直,可是他却不能射中远处很小的目标,那他就不是后弈;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不能使百姓协调,统一天下,不能制服强暴的国家,这就不是大儒。

那些大儒,即使隐居在偏僻的街巷、简陋不堪的房屋中,虽然自己贫穷的无立锥之地,可是王公大人却不能同他争夺名望;虽然他所管辖的仅百里见方的小国,但是拥有千里大国的人不能同他相匹敌;打击暴虐的国家,统一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这就是大儒具备的特征。他的言行合乎礼义,做事果断,处理危机,应付突发事件能够恰到好处;他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管外界怎样变化,他的道术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大儒的典范。他穷困失意时,庸俗的儒生都耻笑他;当他显达的时候,英雄豪杰都被他感化,不正派的人都会逃离他,坚持邪说的人都惧怕他;众人也都愧对他。在他显达时,就官运享通,就能够统一天下,在他处于困境时,就能独树高声。上天不能使他死亡,大地也不能将他埋葬,即使夏桀、盗跖的时代也不能玷污他,如果不是大儒,就不能这样立身处世,而孔子、子弓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有庸俗的人,有庸俗的儒士,有高雅的儒士,有大儒。不学习,不讲求正义,把追求财富为目标,这是是庸俗的人。穿着宽大的衣服并束着宽大的腰带,戴着中间高两旁低的帽子,粗略地效法古代圣王,这足以扰乱天下;杂举荒谬的学说,不知道把实践礼仪放在首要地位,把记诵《诗经》《尚书》放在次要地位;他们的衣冠、行为已经和世俗相同了,然而不知道厌恶自己;但还不知道厌弃它们;他们的言论,已经和墨子没有什么不同了,然而并不能明显的区分;他们靠吹捧先王欺骗愚蠢的人,从而获得衣食,得到一点积蓄足以糊口就得意洋洋;顺从显贵的人,侍奉他们的亲信小人,吹捧显贵者的座上客,心安理得的作他们的奴仆,而不敢有其他任何志向,这种人就是庸俗的儒士。效法后代的帝王,统一制度,推崇礼仪而把《诗经》《尚书》降到次要位置,他的言行已经基本符合基本的法规的要求了,然而他的智慧还不能解决法度和教育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以及见闻所没有达到的事物,即使有智慧还不能触类旁通;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别人,根据这种观念而尊重贤人,敬畏法度,不敢怠慢,这种人即为高雅的儒士。效法古代的圣王,总括礼义,统一制度,根据不多的见闻把握很多的知识,根据古代的事情把握现代的事情,根据单一之事推知世间万事万物,如果是合乎仁义的事物,即使在鸟兽之中,也能如同辨别黑白那样把它辨认出来;奇特的事情,古怪的变化,从没有听过,也不曾见过,突然发生了,也能拿礼义来应对,而没有什么疑惑与惭愧,张扬法度来衡量它,就像符节一样完全相合,这就是大儒。所以,君主用庸俗的人执政,那么万乘之国也将被灭亡;任用庸俗的儒士执政,万乘大国也仅能保存;用高雅的儒士执政,千乘之国家就能保平安;任用大儒来执政,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小国,就可以保持长久,三年之后就可以统一天下,各国诸侯都来称臣;如果任用大儒治理万乘大国,就会政令布施,国家安定,很快就可以名扬天下。

不听不如听到,听到不如亲眼看到,看到不如知道,知道了不如亲自实践。做到知行合一达到极致了。通过实践,就能明白事理,明白事理,就能成为圣人。圣人,把仁义作为根本,恰当的判断是非曲直,言行一致,丝毫不差,这并没有其他的窍门,就在于把学到的知识切实地付诸实践。所以听到而没有亲眼看到,即使听到的很多,也必定会出现错误,看见了却不知道,虽然记住了,也必有错误;知道了却不付诸实践,即使知识很多,也将会陷入困境。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即使做对了,也不是仁,把偶然当作根本方法来做事,这样做一百次就会失败一百次。

所以,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如果具有智慧,就会做出盗窃的事情;如果有勇气,就会抢劫;如果有才能,就必定会作乱;能够明察,就会发表奇谈怪论;如果善于辩驳,就一定会虚妄诡辩。但有了老师的教导,如果懂得法度,具有智慧,就能很快显达;如果有勇气,就能很快变得威武;如果有才能,就能很快取得成功;如果能明察,就能很快通晓事理;如果善辩,就能很快判断是非。所以,有老师的教导和有法度,就是人们最大的的财富;反之,没有老师的教导和没有法度,就会成为人们的灾祸。

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人就会任性而为;如果有老师教导,懂得法度,就会重视学习的积累;而老师的法度本身也是通过学习的积累得来的,不是先天具有的,它不能独立地治理自己。本性,不是我们后天所能造成的,但是本性却可以加以改变;积累,不是我们先天所有的,却可以造就。风俗习惯可以改变人的思想,长久地受风俗习惯的影响,就会改变人的本性。只要专心致志,不三心二意,就能通于神明,与天地相参同了。

所以,泥土堆积起来能成为高山,细流汇积起来能形成大海,一天一天的积累就叫做年,最高的地方是天,最低的地方是地,宇宙中上、下、东、西、南、北六个方向称为极,普通百姓积累善行,达到完美的程度就可以成为圣人。那些必须努力才能有所收获,不断实践才会成功,不断的积累才能提高,最终达到完美就能成为圣人。所以,圣人就是普通人的善行日积月累的结果啊。人们积累锄草耕田的经验就成为农夫,积累起砍削的经验就成为木匠,积累贩卖货物的经验就成为商人,积累礼义的经验就成为君子。工匠的儿继承父业,城里的人安于他们的职业。楚国有楚国的风俗习惯,越国有越国的风俗习惯,中原地带有中原地带的风俗习惯。这些都不是先天的本性,而是后天积累、磨练的结果啊。

所以,如果人们行为谨慎,认真地对待风俗习惯,坚强德行的修养和磨练,就能成为君子了;如果放纵性情,不努力学习,就会成为小人。成为君子,就能经常安泰、荣耀;成为小人,就经常遇到危困、耻辱。没有人不希望安泰和荣耀和厌恶危困和耻辱的,但是,只有君子才能得到自己所喜好的,小人就只能每天招致他所厌恶的。《诗经》上说:“对于这么多贤良的人,并不招致他,任用他;对那些狠毒的人,你却照顾他、看重他。人民想要反抗,难道甘愿受残害。”说的就是这个。

人的类别是:思想上总是偏私,却总希望别人认为他大公无私;行动肮脏卑鄙,却希望别人认为他有修养;自己浅陋又无知,却希望别人认为他聪明,这是一般人的想法。思想上摒弃私心然后才能公正;行动战胜情欲,然后才能品德高尚;有智慧而又虚心好学,然后才能有才智,做到这些,可称为小儒了。思想上安于公正,行动上安于善良,拥有智慧,又能通晓各类事务的法则,这样就可以称为大儒了。大儒,可以担任天子身边的三公;小儒,可以担任诸侯的士大夫;一般民众,就只能做工匠、农民、商人了。礼制,是君主衡量群臣等级优劣的标准,这样就把人的等类全包括在内了。

君子的言论有界限,行为有标准,言行有所专重。谈到政治的要求,要以国家安定和存在为标准;谈到志向的要求,要以做士为准则;谈到道德的要求,就要以不能背离当代帝王为准则。夏、商、周三代以前的道,太过遥远,就是放荡荒诞的了;法度背离了当代的帝王,就是不正确的了。自己的主张或高,或低,或大,或小,都不超出这些方面,君子发挥自己的思想,就是以此为界限。所以,诸侯询问政治问题,不涉及国家的安危存亡,就不告诉他;一般人来询问学习问题,如不涉及如何做士,就不教导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如不涉及当代帝王如何治理国家,就不去听信他。这就是君子说话有界限,行动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