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诏策》篇主要论述古代帝王专用的下行公文，统称之为诏令或诏策；兼又论及戒、教、令三种文体，它们不再限于君主对臣民，可以用于上对下、长对幼的训诫与责令了。随着社会的变革，诏策已不复作为一种实用文体存在了。但由于它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曾象征着帝王的尊严和权威，记载着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帝王及其臣僚们的品德和文化教养，因之，它不但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于较高层次的公务文书写作，也可举一反三，择取其潜在之精华，古为今用。
刘勰非常重视诏策文书的社会作用，反复强调应予严肃认真地对待，明确认识到了它是施行封建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他具体指出，各个朝代的诏策文书，名称虽有所不同，但都在发挥着“训戎”、“敷政”、“授官”、“锡胤”、“动民”等诸多方面的作用。刘勰列举史实，说明历代的明君圣主，都非常重视诏策。
诏策文书的写作要求。除了“本经典以立名目”这一主导思想之外，一是要“指事而语，勿得依违”。这是曹操对敕戒之文的要求，但用之于所有诏策文书，也是恰当而贴切的。其意思是说，写敕戒一类的诏策文书，要针对实际情况而发，不能模棱两可，犹豫不决。二是要“详酌”“明断“,“理得而辞中”。“详酌”，是针对诸葛亮的教令说的，意思是说其内容翔实而又考虑得周密细致，无所疏漏。“明断”，是针对庾稚恭的教令而言的，意思是说它的语言表述明确而决断，毫不含糊，没有歧义。而诸葛亮和庾稚恭的教令，又都写得道理恰当而充分，文辞切要而中肯。三是要防止“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这是针对东汉光武帝诏书中的舛误而发的。意谓他随便感情用事，喜怒无常，时而出现不应有的偏颇和过分的差错。
【原文】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
《诗》云“畏此简书”，《易》称“君子以制数度”，《礼》称“明神之诏”，《书》称“敕天之命”，并本经典以立名目。远诏近命，习秦制也。《记》称“丝纶”，所以应接群后。虞重纳言，周贵喉舌，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及制诏严助，即云∶“厌承明庐”，盖宠才之恩也。孝宣玺书，责博于陈遂，亦故旧之厚也。逮光武拨乱，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敕责侯霸，称黄钺一下。若斯之类，实乖宪章。暨明章崇学，雅诏间出。和安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请。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觊禅诰，符采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刘放张华，并管斯任，施令发号，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蔽乎！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宪，此其事也。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及晋武敕戒，备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隐，勒牙门以御卫，有训典焉。
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极。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及马援以下，各贻家戒。班姬《女戒》，足称母师矣。
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称教。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后所述，乃事绪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施，乃治体乖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庾稚恭之明断，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
自教以下，则又有命。《诗》云“有命自天”，明命为重也；《周礼》曰“师氏诏王”，明诏为轻也。今诏重而命轻者，古今之变也。
赞曰∶
皇王施令，寅严宗诰。我有丝言，兆民伊好。
辉音峻举，鸿风远蹈。腾义飞辞，涣其大号。
【译文】
皇帝统治天下，他说的话也是神圣的。他沉默寡言地坐在屏风前的御位上，而他的声音却响彻四方，所凭靠的就是诏策吧！从前黄帝、唐尧、虞舜时代，帝王之言都称为“命”。“命”的意义，本来是指帝王给臣子赐姓的。在夏、商、周三代，“命”包括诰和誓。誓用以训诫军队，诰则用来传布政令，命代表着上天的旨意，所以用来封授官爵和赐予姓氏。《周易》中的《姤卦·象辞》说：“君主用发布命令来告诫四方臣民”。诰命动员民众，就像风行于天下那样。后及战国时代，就都称为“命”。所谓“命”，就是“使”的意思。秦并吞天下之后，把“命”改称为“制”。汉朝初年制定仪法，又分为四类：一称策书，二称制书，三称诏书，四称戒敕。敕书用于告诫州郡长官，诏书用于诏示文武官员，制书用于发布赦免命令，策书用于封赐王侯和爵位。所谓策，就是简策。所谓制，就是裁断。所谓诏，就是告示。所谓敕，就是戒正。《诗经》上说“惧怕这告急的简书”，《周易》上说“君子要以此制定尊卑之礼”，《周礼》上说“诏告明察事理之神”，《尚书》上说“敕正上天的旨命”，可见它们都是依据经典来确定名称的。远地用诏书，近处用命令，这是沿用了秦朝的制度。
《礼记》上说帝王的话说时如丝而传出如纶，这是针对应接诸侯的话而言的。虞舜重视发布帝王之命的纳言官，周朝则把传达王命的官员比作喉舌。所以两汉的诏诰文书，归由尚书来掌管。帝王之言影响很大，动辄就要载入史册，说出来犹如巨大的绳索，又像是汗水出来就不能收回去。因此面对文才杰出的淮南王刘安，汉武帝先要召司马相如来审阅写给他的文书草稿；陇西多有文人才士，汉光武帝特别注意修饰写给他们的书信文辞。这岂止是为了获得当时人们的称赞，也是审慎地考虑到对后世的影响。试看汉文帝、汉景帝之前，诏书的体制虚浮驳杂；汉武帝尊崇儒家学说，选用言辞弘宽而又深刻。策封三王的诏书，文辞格调如同《尚书》中的训、典；劝戒与警戒之意既深厚又文雅，成为传留后代的典范。到了汉武帝给严助写诏书，就说既然不愿在朝那就回乡去为官，这显示了他对宠爱之才的恩泽。汉宣帝的玺书，向陈遂讨还赌债，也表现了对故旧友好的深厚情意。到了东汉光武帝平治了乱世，注意诏策这一类文书的写作，但却任意发泄喜怒之情，每有偏激过分之辞。如赐给司徒邓禹的诏书，曾把他称为尧；责备侯霸的敕书，则说黄钺一下来就全完了。像这一类的情况，实在是违背法度的。到了东汉明帝、章帝，尊崇学术，典雅的诏书不断出现。和帝和安帝的朝政松弛，主管诏策的“礼阁”缺乏人才，每逢写诏书敕书，还要请外人来代笔。
到了建安末年，文理兼胜的诏策代之而兴。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典雅超群。卫觊的《为汉帝禅位魏王诏》，文采鲜明照耀，没有人再超过他们了。魏晋以来的诏策，由中书省掌管，刘放和张华，先后担任这一职务，他们为帝王发号施令的诏书，洋洋乎充盈于人们的耳目。魏文帝曹丕下诏书，其文辞内容大多是宏伟壮美的。至于“作威作福”一词的误用，这是万虑之一失吧！晋朝中兴以后，只有晋明帝崇尚文才，因温峤文笔清雅，就召他来做中书令。从此以后，诏策之体的法度就风流于后代了。
帝王之言崇高而又神圣，他居高临下，所以诸侯百国都要效法，天下万邦都要信服顺从。所以授予官职和选用贤才的诏策，要显示日月般的光辉；嘉奖的文告和封赠的策书，其格调要像和风细雨那样润泽；训诫的敕书和常用的诏诰，要在笔下吐露银河般的光华；整治军队协同伐敌的文书，要表现滚滚震雷般的声威；宽免因过致灾之罪的赦书，要像春天的露水那般滋润；严明惩处和整饬法纪的文诰，要像秋天的寒霜那样凛冽。这就是诏策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了。戒敕作为一种文体，实在是诏书中最为切实的一种，周穆王命令郊父接受敕令，这就是敕戒之文了。魏武帝曹操说作敕戒文要针对事实而发，不能模棱两可，确实是通晓治国的要领了。到了晋武帝作敕戒文，用于普遍地告诫百官：敕令都督掌握治军的要领，告诫州牧督察其主管部属，警示郡守体恤民间疾苦，勒令驻军将领加强防卫，都是有法式依据的。
所谓戒，就是谨慎的意思。夏禹说：“训诫要用美德。”君王和父亲是最尊贵的，他们与老师的戒教一样极其重要。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文》，东方朔的《诫子诗》，都是临终遗嘱之作。及至马援之后，各家都各自留下了家戒。班姬的《女戒》，足以称为作母亲的老师。所谓教，就是仿效的意思。讲出话来让民众照着去做。契曾发布五条道德教令，所以王侯们称之为教。从前郑弘做南阳太守，他所制定的条规教令为后世所称述，是由于他治政的头绪明白。孔融任北海之相时，他的教令虽然文辞雅丽却难以实施，这是因为它不合于政治体制。至若诸葛亮的教令详赡而审慎，庾稚恭的教令明确而果断，都是道理得当言辞中肯的，可谓教令中的佳作。除教令以外，则还有命体。《诗经》上说“有命来自于上天”，说明命是非常重要的。《周礼》中说“主管教育的官吏诏告君王”，表明诏轻于命。当今则是诏重而命轻，这就是从古至今的变化了。
综括而言：帝王发号施令，臣民恭敬严谨地宗奉诰命。帝王自以为微言大义，亿万百姓都很喜欢。光辉的诏策高高在上，宏大的教化之风远远传播。诏策的意义腾跃文辞飞扬，涣然成为伟大的号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