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奏启第二十三


【题解】 《奏启》篇论述奏与启两种文体,以奏为主,启则次之。奏,又称为疏,还叫做奏疏、奏章、上书。刘勰在论述中,又把奏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就广义而言,凡是向帝王“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惩谬”的文书.都称为奏;就狭义而言,则指“按劾之奏”,即检察弹劾惩谬的上书。随着时代的发展,奏和启这两种文体,巳经自然地消亡了,但其中仍有民主性的精华,还是可以借鉴的。

广义之奏,理应包括一切类型的奏疏,惟刘勰把“劾笣谬”之奏分出去专论,故广义之奏就只剩下了“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的陈事之奏。关于这种奏疏的写作要领,刘勰概要指出:一是要有明确、公允、忠实、真诚的态度,实事求是,嘉言罔伏,尽节而知治。这乃是辨析事物、疏通情理的前提。二是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广博的识见,既敢千坚持上奏,银而不舍,又善于旁征博引,穷尽事理,务求取得成效。三是要能够借古鉴今,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来认识、处理当今的事务,做到“师出有名“,“言必有据。“四是要有综合概括的本领,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务中,理出头绪,抓住要点,鲜明地提出问题。

有学者认为,在陈事之奏的写作要领中,刘勰“只字不提‘文采’二字,乃是因为奏疏务实,重在解决问题,不必强调文采之美”。

按劾之奏虽是广义之奏的一部分,刘勰却对它作了较多的论述,在其“原始以表末“和“选文以定篇”中,阐明了提出按劾之奏写作要领的历史与现实的根据。基于上述情况,刘勰提出:“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就是要在桉劾之奏的写作中,标树规范,掌握准则,亦即要“悬规”、“植矩”,明确它们的基本内容和目的,这是写桉劾之奏的总体要求。“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是指说理要有典型的论据,使之坚实确凿,无懈可击;文辞要合乎一定的格调规范,不能以“躁言丑句,话病为巧”。这实际是对按劾之奏内容与形式的基本要求,它反映着作为宫廷专用文“书的桉劾之奏应有的气度和品位。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是指按劾之奏既要有法家善于裁决的严刑峻法之势,又要有儒家讲究礼仪典雅的文采。实际上是要恩威并重,既要威严峻厉又要合乎情理。“不畏强御”,“无纵诡随”,是指一方面要不畏惧强暴势力的威压和反抗,敢于弹劾其惩谬,具有“王臣匪躬,必吐眷谔”的精神和气概;另一方面则不要放过奸滑狡诈的善变之徒,能识别、揭穿他们的丑恶面目,使桉劾之奏具有“气流墨中”、“声动简外”的威慑之力。

《奏启》篇对启的论述只有百余字,简要说明启作为一种文体,“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于”。因此,启的写作,可参照奏与表之要领。刘勰特意提出:启的写作一要合乎规范,所以要有所“敛饬”;二要音节短促,不能冗长拖呇;三要措辞明快清朗;四要有文采之美而不侈丽。如果将这几点要求与按劾之奏的写作要领相比较,那显然就有所不同了,启的内容分量较轻,体式也较简便,所以后来徐师曾的《文体明辩序说》就把它列入“书记类”里去了

【原文】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诬: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辨,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黄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灾屯流移。刘颂殷劝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有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劲直,而按辞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各其志也。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又表奏确切,号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谠言,言贵直也。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谔,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

赞曰∶

皂饰司直,肃清风禁。笔锐干将,墨含淳酖。
虽有次骨,无或肤浸。献政陈宜,事必胜任。

【译文】

古代唐尧和虞舜的臣子,用口头言辞敷陈进奏;秦朝和汉朝辅佐天子的大臣,向皇帝上书称为奏。陈述经国大事,进献礼仪典章,上告紧急变故,弹劾罪过和错误,总起来都叫作奏。所谓奏,就是进的意思。臣下敷陈言辞,把下情上报给天。秦朝开始确立奏的制度,但法家的奏文缺乏文采。看王绾赞颂秦始皇功德勋业的奏文,文辞质朴而意义浅近;李斯的关于治理骊山皇陵的上奏,叙事简略而内容不实。秦朝的政治缺乏恩泽,这在文章中也体现出来了。自从汉代以来,进奏言事又称为上疏。温文典雅的奏疏相继出现,其突出的文采颇为可观。如贾谊陈述务农的重要,晁错议论用兵的谋略,匡衡的建议定郊祀之礼,王吉的谏告实行礼治教化,路温舒的主张宽缓刑罚,谷永的劝戒迷信神仙,道理讲得切实透彻,文辞也通达明晰,可以说是能识为文与治国之大局了。东汉的诸多贤臣,从不隐瞒自己美好的进奏之言。杨秉直率地陈述灾异之变,陈蕃上书直言自己的义愤,使文章有了刚正的骨力;张衡上疏指摘史官的谬误,蔡邕则铨评列述朝廷的礼仪纲纪,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博学和雅正。魏代的著名大臣中,好的奏文不断出现。如高堂隆借天文之象劝谏,黄观奏议教学事宜,王朗上疏主张节省,甄毅奏请考核官吏,这也都说明他们尽了臣子的职责懂得治国之道了。晋朝多有灾难,世事维艰。刘颂竭心尽智地上书谈论当时的政务,温峤诚恳深切地劝阻宫廷的劳民伤财,这都是体念治理国家的忠心规劝。

奏疏这种文体,应以明白允正、忠实真诚为根本,把辨别分析和疏导通达放在首位。有坚强的意志才足以取得事业的成功,有广博的识见才足以彻底阐明事理,参酌古代的经验教训来处理当今的事务,梳理繁杂的情况概括出它们的要点,这就是写作奏疏的基本要求。至于检举揭发罪行的奏书,是用来严明法令澄清国政的。从前周朝的太仆,专门负责绳法罪行纠正错误;秦代有御史大夫,执掌弹劾的文书法令;汉朝设中丞之职,总管检察和弹劾事宜。所以他们的职责就像出击的猛禽,有磨炼出来的气势,使按劾之奏像笔下生风、简上凝霜那样具有威慑之力。看孔光弹劾董贤的奏书,是用事实揭露其奸邪;路粹对孔融的按劾之奏,则是靠捏造来诬谄他有罪行。著名的儒家学者与奸邪的险恶之人,其心地本来就是不同的。至若傅咸为人刚劲正直,其按劾之奏就写得坚实深刻;刘隗品格严厉端正,而其弹劾文章却写得疏阔简略,分别表现了他们的情志。

后来的弹劾奏书,多相互参酌,在日常运用中,有所革新,而没有背离原有的准则。然而制造铠甲的工匠是想保全人,做弓箭的匠师则是想杀伤人,弹劾这种手段的运用意在纠正邪恶和谬误,其气势必定要深严峻峭。《诗经》讽刺进谗言的人,说把他们“扔给豺狼虎豹”;《礼记》痛斥不讲礼仪的人,把他们比做鹦鹉和猩猩;墨翟非难儒家,视之为羊和猪;孟轲讥讽墨家,则把他们喻之为禽兽。《诗经》、《礼记》、儒家和墨家,尚且如此,那么弹劾之文中有严厉之辞,谁说能够避免呢!所以近世文人作文,竞相诋毁叱责,吹毛求疵,尖刻入骨,凶狠乖戾,又好像以善于谩骂为能事,大多有失于公正。如果能打开礼门悬示出法规,标示义路树立准则,然后使不走礼门越墙而入之人,像折断了胳膊,使不走义路而寻捷径之人,像失掉了脚趾,何必用暴躁丑恶的言辞,以辱骂为能巧呢!因而树立规范运用标准,应当明确它们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一定要使其义理有典型的依据,文辞也要有正确的风姿轨范;汇总法家善于裁决的优长,秉持儒家注重礼仪的文采;不怕强暴的权势,使正义之气流贯于笔墨之中;不放过狡诈善变之徒,使弹劾的声威震动于奏文之外,这样才称得上是专职按劾官员的雄杰,耿直方正的壮举了。

所谓启,就是开启的意思。殷高宗说:“打开你的心,浇灌我的心。”取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汉景帝名启而避讳,所以两汉没有称启的。到魏国的书札奏记,才开始有“启闻”之称。在进言陈事的最后,或有“谨启”之说。自晋代以来盛行用启,它兼有表文和奏书的作用。陈述政见叙说事情,启是奏书的分支;辞让爵位感谢恩宠,启又是表文的别流。必定要收敛整饬得合于规范,使音调节奏短促,辨析扼要表述轻快明朗,有文采之美而又不侈丽,这也就是启的写作要领和大致要求了。

再说表奏内容确凿切实的,称为谠言。所谓谠,就是没有偏颇的意思。治国之道有了偏颇,就背违了“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古训。言辞没有偏颇,所以就是谠言了。汉成帝称赞班伯的话是谠言,就在于他正直无偏。自从汉朝设立了“八能”官职,秘密进奏阴阳变化之事,用黑色囊袋封装奏板,所以把表奏称为封事。晁错奉派去学习《尚书》,回来后即上奏便利宜行之事。后来的便宜之奏,多附于封事之中,为的是慎守机密。帝王的大臣不应为一己而曲躬,必定要说正直的话,而这样的事和人已多有列举和保存,所以就无须再泛泛议论了。

综括而言:身着黑色服饰的司直,来肃清风化政教。笔触比干将宝剑还要锐利,墨中犹如含有浓烈的毒酒。虽有刺骨的深刻之力,也无须躁言丑句浸及肌肤。进献政见陈述事宜,都须借奏和启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