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程器》篇的题意是“衡量人才”。“程”是衡量、考核的意思；“器”指品行、才干，即包括品德修养和政治抱负在内的全面修养。“程器”就是衡量文人有没有这种全面的修养。
《程器》篇论述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辨正时论对文人的批评。刘勰根据《尚书·周书》论士的标准，提出了“贵器用而兼文采”的主张，即衡量文人要从“器用”与“文采”两方面着眼。根据这样的原则，刘勰对六朝文人进行了概括的品评。他虽然指责“近代辞人，务华弃实”，并列举了司马相如、扬雄等十六位文人在品德上的瑕疵，但却并不赞同曹丕、韦诞等人所持的“文人无行”论。《程器》篇不再赘述文人品德与写作之间的关系，而是反驳了贬损文人之时论，体现了刘勰主张客观公正地评价文人品性的态度，这正是刘勰对破除时论中的传统偏见所作的贡献。
二、强调文人应兼通文武政事。刘勰认识到文人屡遭指责的原因是“职卑”，认为除了匡正评论者对文人的偏见，更重要的是文人应从主观方面努力，不独以文章为务，而应“达于政事”，文武兼备。所以学文要经世致用，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改变多受讥诮的状况。这不仅是为了给文人以激励和鞭策，而且是针对着齐、梁间整个社会风气而发的。
三、论文人的政治抱负与穷达进退。刘勰认为，文人应有“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的抱负，关注时政，习武练文，洁身自好，以期升用，这乃是封建社会文人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但仕途穷达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志，为此，他特意在篇末以“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警示文人。应当说，这是极为通达的。历史上，许多文士都曾走过这条漫长而又坎珂的道路。综观《程器》篇主要内容，可知其要旨在于阐述为文要经纶政务，增华邦国，不可“徒以辞人终老”。
《程器》篇需要辨析清楚的疑点是本篇所论各要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将各要点联系在一起的媒介问题。《程器》篇极富针对性地重点论述了文人的“器用”。“器用”在本篇中有两层函义，一是指品德修养，二是指军政能力。在刘勰看来，这两种“器用”对于当时的文人至关重要，对于匡正当时的文风也是根本所在。它不仅是衡量文人自身素质的重要标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权衡文章社会作用及其价值的砫码，而后者尤为刘勰所重。因此，《程器》篇在论述文人之“器用”时，将其与文章的社会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便是理解《程器》篇各要点之间如何接椎的关键所在。刘勰指出，之所以提倡文人要提高军政能力，汲汲于仕进，是因为文人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促进文章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功用。验之于文学史上有关现象，便愈能证明文人的社会地位与文章的社会作用二者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当然，在品德修养与军政能力两者之间，刘勰并非厚此薄彼。对于只重品性修养而逃避政治人生的文人，刘勰固然反对，而对于暂时没有机会“发挥事业”的文人，刘勰更强调了继续保持纯洁品德的重要性，“梗楠其质，豫章其于”。否则，才德俱废，即便适机入仕，也与“梓材”之士格格不入，更谈不上借助于自身的社会地位为文坛兴利除弊了。《程器》篇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文人之社会地位与其文章之社会作用之间的特殊关系，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文道关系。这对于创作、鉴赏和批评，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原文】
《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词人，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
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锐以躁竞，孔璋傯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潘岳诡祷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
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孝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若非台岳，则正以文才也。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攡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赞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
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
【译文】
知音多么困难啊！音律实在难以理解，知音实在难以遇到，能碰到知音，千年中才有一次吧！自古以来所谓知音的人，多数看轻同时代人而思慕古代人，所谓每天在面前的人不信用，对那些相距遥远的人只要闻得声名便产生思慕之情。从前韩非的《储说》开始传播，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刚刚作成，秦始皇、汉武帝看到了，自恨不能和作者同时；后来知道是同时代的人了，韩非被囚禁，司马相如遭到轻视，这难道不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对同时代人的轻贱吗？至于班固、傅毅，文章不相上下，可是班固讥笑傅毅说：“一提起笔来就没完没了，不知收束。”到曹植评论文才，也极力贬低陈琳；丁敬礼请他润饰文章，他就赞赏丁的态度谦恭，可传为文坛佳话；刘修喜欢批评别人的文章，他就把刘修比作田巴，由此他的用意也就可以看到了。所以魏文帝说“文人相轻”，不是凭空虚论。至于楼护自以为有口才，而荒唐到想要谈论文章，说什么“司马迁著书，曾请教过东方朔”，于是桓谭等人，都带着讥笑的态度面面相觑。他本来是地位微贱的人，信口胡说，尚且被人讥笑，更何况是文人，怎么可以随便乱发议论呢！所以观察得深切明白，却又看重古人而轻视今人的，是秦始皇和汉武帝；文才确实博大美好，却抬高自己而贬低别人的，就是班固和曹植；学问够不上谈论文章，却把谬误的当成真实的，则是楼护。有人担心有价值的著作被后人用来盖酱瓮，这难道是多余的感叹吗！
麒麟和麏鹿，凤凰和野鸡相差极远，珠宝同石子也完全不同，明亮的太阳把它们的样子照得很清楚，目光也会把它们的形状辨别得很清晰。然而鲁国的臣子把麒麟当作麏鹿，楚人把野鸡当作凤凰，魏人把夜光璧当作怪石，宋人把燕国的石子当作宝珠。具体的东西容易验明，尚且发生这样的谬误；文章的情理难以鉴别，谁能说容易分别其优劣呢？
文章纷繁复杂，质朴和文采交错，鉴赏批评者的爱好多有所偏，没有人能全面兼备。性情慷慨的人听到激昂的声调就击节赞赏，性情含蓄的人看到绵密深隐的文章就手舞足蹈，聪敏而外露的人看到华丽的作品就动心，爱好新奇的人听到诡异的文辞就觉得惊奇动听。合乎自己爱好的便赞叹诵读，不合口味的便看不下去，加以抛弃，各人都执著于一种片面见解，来衡量千变万化的文章，这就像面向东望，看不见西面的墙。
会演奏上千首曲子而后才懂得音乐，观察了上千把剑后才能识别兵器；所以要想全面认知作品的真象，务必先要广泛观赏作品。看了高山就更显出土堆的低矮，历经过沧海就更知道沟渠的渺小。不以私心来衡量作品的轻重，也不因偏见来决定对文章的爱憎，这样才能像天平般评价作品内容的高下，像镜子般映照出文辞的优劣。因此，要审阅文章的情理，就应先标列六个方面的观察要点：第一看全文的体制，第二看文辞布置，第三看继承革新，第四看格调的新奇雅正，第五看事料的运用，第六看声律。这六种方法运用好了，那么文章的优劣就显现出来了。
《周书》评论人才，用木工选材、制器、染色作比，既看重实用又兼及文采。因此，木材砍削成器之后还要染上朱红漆，墙壁筑成之后还要加以粉饰。可是近代文人专务华采，放弃实际，所以魏文帝认为：“古今文人，大都不拘小节。”韦诞的评论，又诋毁许多文人才士；后人随声附和，混淆好坏，一律指责。哎，实在可悲啊！
大略看一下文人的毛病：司马相如勾引卓文君而又接受贿赂，扬雄贪酒且不理家计；冯衍不注重为人应有的品德修养，杜笃向官府求索不知满足；班固谄媚窦宪以作威作福，马融投靠梁冀而又贪污；孔融傲慢放诞招致杀害，祢衡狂妄痴顽而遭屠戮；王粲既不庄重又急躁竞争，陈琳则草率而粗疏；丁仪贪得无厌向人讨钱，路粹贪图饮食不知羞耻；潘岳阴谋暗害愍怀，陆机逢迎贾谧、郭彰；傅玄刚峻狭隘，谩骂尚书台，孙楚凶狠任性，控告上司，诸如此类的事例，都是文人们的缺点。
文人既然有缺点，武将也不例外。古代的将相，毛病确实很多：如管仲偷盗，吴起贪财好色，陈平行为不轨，周勃、灌婴诽谤好人，嫉妒贤才。自此以后，例子数不完。孔光位居丞相，尚且向董贤献媚，何况班固、马融这些职位卑微，潘岳这样地位低下的文人呢？王戎身为开国大臣，高官厚禄，尚且卖官鬻爵，随波逐流，何况司马相如、杜笃这样家徒四壁，丁仪、路粹这样一贫如洗的人呢？然而这些缺点无损于孔光的名儒身份，也没有玷污王戎“竹林七贤”的美誉，因为他们名位高，人们对他们的讥诮减少了。至于屈原、贾谊的忠贞，邹阳、枚乘的机警，黄香的至孝，徐幹的沉静淡泊，都是优秀的品质，怎么能说文人一定都有缺点呢？
人的性格与才能禀受于五行，各有长处和短处，除非圣人，很难求全责备。然而将相因为地位高而声名特别显达，文人因为职位卑微而多受指责，这与长江黄河为什么能够奔腾涌流，而涓水小溪为什么曲折易阻是同样的道理。名声的好坏既然是这样，地位的高低也是有缘故的。文人的提拔、升任，是以能够治理国事而选用。鲁国的敬姜，只不过是妇人中的聪明者，然而她尚且能够用纺织的道理，来比喻治理国家，哪有大丈夫只学作文章却不懂政事的呢？像扬雄、司马相如那些人，只有文才却没有处理政事的实际能力，所以始终处在下位。从前庾亮文才秀异，但因为政绩卓著名声很大，所以他的写作才能反而未被称扬；如果他不是做了高官，那么正应该以文才著名。文韬武略，应像左右手那样相辅相成。卻縠爱好研读古代典籍，所以被举荐为元帅，怎么能因为爱好文章就疏于习武呢？孙武的《兵法》，文辞如珠玉般美妙，难道因为熟习军事就不懂得文术了吗？
因此有修养的文人志士具备了才德，要等待时机加以施展；发挥作用建立事业，就应该积蓄学养以充实内在的质素，散播文采以显耀外部的才气，使自己具有楩楠那样坚实的质地，豫章那样高大的躯干。写文章一定要有助于经纬军国大事，担负重任一定要成为栋梁，窘困时便修身养性著书传世，显达时就顺应时代驰骋才能建立功绩。像这样的文人，才算是《梓材》篇所说的人才。
综括而言：仰望那些先贤，都具有美好的文才和品德。名声传遍了楚地，文采震动了梁国。如果只有文采而无实际作为，谁还会把他当作栋梁之材加以效仿？品德才干不仅能显耀自身，还能为国家增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