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传》第18章 深山避署 客卿进誎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公元前318年的整个暑期,孟子都被齐宣王留在雪宫度过,每日陪宣王品茶、饮酒、赏乐、游山玩水、纵论仁义之道和天下时势。由于知识和境界的差距,每次相聚,多是孟子谈得多,宣王谈得少,但宣王表现得很大度,颇有大国之君的涵养与风格,虽说时常被孟子弄得尴尬难堪,但却从未因此而对孟子有芥蒂或成见,整个暑期,彼此都过得十分愉快。

黑龙潭的左侧有一高台,面积不足一亩,台中有天然的石桌石凳,台上建一观瀑亭,游人可在此品茶饮酒,观赏天下奇观胜景。自然,自从齐宣王在这里建筑了离宫别墅之后,这胜景则为皇家所独赏,莫说平民百姓,文武臣僚恐也难来此一游。一日辰时以后,石桌边对面坐着两个人在品茶赏景,谈天说地,这便是齐宣王与孟子,周围蠕动着贴心的内侍和下人。观瀑亭的对面和右面都是石壁狼牙,崇山峻岭,两山之间是沟壑峡谷,无数峡谷的激流汇聚一处,便成黑龙川,川宽数十丈,全以青石板为底,川成四十五度陡坡,蜿蜒而下,枯水季节,远远望去,酷似黑龙奔腾,黑龙川由此而得名。黑龙川自东而西,坡度愈来愈大,突然前边是一断崖,陡如刀削,高可数百丈,名谓“百丈崖”。川水经百丈崖倾泻而下,奔腾直泻谷底,犹如万匹白练自天而垂,激起水浪上下翻腾,有似玉龙起舞。因激流长期冲刷,崖下形成一潭,其深莫测,潭水成墨绿色,传说黑龙居于潭内,故称黑龙潭。二人品茶,观瀑,赏景,聊天,齐宣王突然问道:“商汤放桀,武王伐纣,真有其事吗?”

齐宣王的问题提得突兀,孟子听了不禁一愣,急忙察言观色,欲从其面部表情上找到答案,但搜寻了半天,毫无结果,只好如实回答:“史籍上有此记载。”

齐宣王听了,脸上露出了些许神秘,试探着继续问道:“为人臣者弑其君,可以吗?”

孟子眼前的云雾消散了,齐宣王之所以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他是欲取周而代之,或者是怕别人篡其权夺其位,到我这里来寻找理论根据。不管齐宣王的目的何在,孟子绝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说道:“破坏仁爱者谓之‘贼’,破坏道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独夫’。臣只闻武王诛杀独夫民贼纣,未闻其以臣弑君也。”

孟子立场坚定,态度明朗,言辞严厉,齐宣王听了轻轻地嘘了口气,脸上似乎现出了如释重负的神色,但这只是一刹那,很快地又罩上了一层淡淡的云雾,也许孟子的这番评论既对他有利,又对他有害,此刻他正处于激烈的矛盾之中。

是呀,齐宣王听了孟子对汤、武的评论,脑海里正泛着层层波澜。他想,孟子每每标榜自己是受孔子的嫡传,是儒家的正宗,可是在这个君臣关系的问题上,两个人的见解存有多么大的分歧呀,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孔子认为,在君臣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管君主是否贤明,大臣杀掉君主便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他一生坚守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信条,有人理解成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死,子则不敢活。根据这个理论,自己统一天下,取周而代之,便是叛逆之举,便要为法律所惩治,为舆论所不容,被世俗所唾骂,就要遗臭万年。同样,依照这个理论,在齐国,有谁敢觊觎自己的政权,有反对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者,便会得到同样的下场,那么自己的江山社稷便可坚如磐石,稳如泰山了。而今孟子所言,杀死无道昏君便不能算弑,而是“仁”的表现。孟子痛斥纣为破坏仁义的“残贼之人”,认为杀死纣王便是除掉一个“独夫民贼”,周武王不仅没犯弑君之罪,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最有仁德的圣君。孟子这个理论有利于自己的理想——称霸诸侯,统一天下;但不利于自己巩固专制独裁的统治,弄不好,谁都可以将自己推倒、杀死,再次改变齐君的姓氏,而成为千古贤君圣王。孟子的理论,是对孔子的背叛,还是社会的发展、理论的进步呢?……看来孟子是正确的,“汤放桀,武王伐纣”不是早已被历史所承认了吗?而且商汤和周武王还成了有口皆碑的圣君。如此说来,这君臣关系,还真得好好向孟子讨教一番,别弄个是非颠倒,功过不分,落得个昏君庸主的下场。想到这里,齐宣王给孟子斟满了一杯茶,和颜悦色地反问道:“依夫子之见,君臣之间难道不是主宰与服从的关系吗?”

孟子端起茶杯慢慢地喝着,仿佛并没有听见齐王的提问。其实,二人相对而坐,他哪里会听不见呢?不过是在以饮茶作掩饰,考虑怎样答复,要重量适度,既能引起宣王的警觉,倍加重视,又不致使其反感,能够接受。喝过几口茶之后,孟子将杯重重地放下,似乎那陶杯落几有声,然后说道:“不是,君臣之间绝非主宰与服从之关系,而系对等的、互尽义务之关系。”

“如何互尽义务,夫子请言其详。”宣王扬着脸看着孟子。

孟子解释道,孔子曾经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就已经告诉了人们,君臣之间并非是主宰与服从的关系,君欲臣事其以忠,则必使臣以礼,这是臣尽忠于君的前提与条件。但是,“君使臣”,“臣事君”,一个“使”,一个“事”,仍不是对等的关系。真正对等的关系,应该是:“君主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主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常人;君主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敌。”

听了孟子这些闻所未闻的见解,齐宣王本应该大吃一惊,顺势询问请教,弄清所以然。然而,听过孟子关于汤、武的评论,这一番见解也许早在意料之中了,故不深究;也许这对他过于刺激,他不敢深究;也许他认为这是脱离实际的迂腐之见,他不屑深究;也许他头脑昏庸,神经不健康,不知道应该深究。总之,他转换了话题问孟子:“礼制规定,君主驾崩,离职之臣尚需为旧君服丧。请问夫子,君主如何对待臣下,臣下才会为其服丧呢?”

问得好,这仍然是君臣关系范围内的题目,孟子于是便有机会发挥他那“对等的、互尽义务”的见解,说道:“谏行言听,施恩惠于民;臣有故离去,君主使人导之离开国境,且先遣人到其所往之地作一番布置;臣下离去三年不返,然后收其土地房屋——此之谓三有礼。如此所为,则臣下为旧君服丧。今之为人君者,臣谏则不行,臣言则不听,恩惠不施于民;臣有故离去,则不仅束缚,且百般阻挠刁难;臣欲往之所,想方设法使其穷困万分;臣下离去之日,即收其土地房屋——此之谓仇敌。对仇敌似的旧君,臣下岂肯为之服丧?”

听着孟子的分析论述,齐宣王仿佛首次接触这种芳茗,用舌尖蘸一点品品,啜一小口尝尝。与其说齐宣王在品茶,倒不如说他在品评孟子这番话的滋味,在分析自己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君主,今后该如何对待文武臣僚……

忽一日,有一大夫策马从临淄赶来,他行色匆匆,风尘仆仆,后跟数名家丁卫士。来者为盖(gě)邑大夫王,字子敖,此人除为治邑之大夫外,还官封右师,曾一度为齐宣王的心腹,给宣王出了不少坏点子,馊主意,害过不少忠良之臣,自从无盐夫人进宫后,他才逐渐被冷落,被疏远,但仍胜过其他臣僚一筹。你看他那长相,就不是等闲之辈——身体魁伟高大,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方面大耳,高鼻阔口,张眼一看便是一员福将;然而如此高大的身躯,却生着一身女人骨头,走起路来甩臀扭腰;如此方面阔口,声带却极其狭窄,说起话来尖声细气,而且一溜哭音;硕大的一个脑装上却生着一对小小的老鼠眼,眼眶深深的凹陷,眼珠发黄,滴溜溜乱转,给人以狡黠之感,似乎他的一切都神秘莫测,不可捉摸。在临淄时,王就曾主动地前往拜访过几次孟子,与之攀谈,虚心讨教,似乎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很感兴趣,这是孟子来齐后遇到的第一个热衷于仁政的官吏。王表示,只要齐宣王肯接受孟子的仁政思想,他愿意首先在自己的封地盖邑试行,创造经验,推广到全国去。然而不知为什么,王对孟子越主动,越热情,越赞颂,孟子对他越存芥蒂,越有防范,当然这指的是在心灵深处,表面上还是以礼相待,十分感激他的关照与热忱。王这次专程来雪宫,是有一要事禀报——十天前高唐大夫子带领部分心腹投奔赵国去了。齐宣王听了这一意外的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钢刀扎心,王的话音未落,他便瘫坐于地,面如土灰,差一点昏厥过去,半天不省人事。若干时间过去了,待齐宣王神志逐渐清醒,他不相信这消息会是真的,再次问王,王回答如初。齐宣王支撑着站起身来,扶着墙壁、明柱、器具在宫内踱步,突然他立定了脚步,左手将一把椅子推倒,抬腿一脚,将椅子踢出老远,与此同时,右拳狠狠地击在柱子上,目如铜铃,目眦尽裂,须髭根根直立,声如洪钟雷鸣般地下令:“内侍,传令回都,兴师伐赵,活捉子,将其碎尸万段,碾为齑粉,以解我心头之恨!……”

孟子劝阻说:“陛下且息雷霆之怒,凡事需冷静对待,盛怒之下,操之过急,均易失之偏颇,酿成后患,悔之莫及。”

经孟子这一劝,齐宣王的怒火消了大半,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叹了口粗气落于座上。他知道孟子的话不会就此停止,在静静地听他说下去。

孟子见宣王肯接受自己的规劝,心中很是欣慰,凑上前去,与齐宣王对几而坐,给宣王斟满了一杯茶,端起来递到他的手中,意思是先请他喝杯茶消消气,如何对待子离去的问题,容细细斟酌,慢慢商量。

孟子陪宣王默默地喝茶,王也坐在旁边喝闷茶,等待宣王拿主意,作决策。喝了一会,孟子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道:“大夫平素对陛下可曾忠诚?”

齐宣王脱口而出道:“一向忠心耿耿!”

“难道就连一点叛逆的痕迹也没有吗?”

齐宣王肯定地回答道:“没有,绝对没有,与寡人一向配合得很默契!”

“是呀,威王在世之时,就曾经说过,”孟子呷一口茶,不慌不忙地说,“子守高唐,赵人则不敢东入黄河捕鱼。先王曾将其视为镇国之宝,如今突然离齐投赵,其中必有缘故。右师一直留在都城,在大王离开临淄这段时间,难道都城竟未发生什么事变吗?”

“这个……”王吞吐其辞,似有难言之隐。

“说,倘有隐瞒,定以欺君论罪!”齐宣王拍案怒斥。

欺君之罪,轻则杀头,重则株连九族,王自然不敢隐瞒。

有一稷下先生,齐人,因与冢宰田婴的政见不同,二人发生了口角,稷下先生当众揭了田婴的疮疤,惹得田婴恼羞成怒,田婴便以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权力囚禁了这位稷下先生,一心要将其处死。子回都,适逢此事,出面干预,向田婴陈述利害,杀了稷下先生,便无贤人再肯到齐国来,破坏了宣王爱贤的荣誉,有碍齐国的国际声望。田婴不仅不纳此谏,反而欲治子之罪。两天以后,田婴果然将那位稷下先生枭首示众,子闻讯,匆忙逃到了赵国。

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齐宣王心中焦灼不安。田婴也太专权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打个招呼,竟然独断专行,这样发展下去,那还了得,自己岂不成了有名无实,受人操纵的傀儡了吗?子是对的,观点对,见解对,干预田婴的做法对,你千对万对,就是不该离齐投赵,你为什么就不能像王这样来雪宫禀报呢?倘寡人说你的不是,再走不迟。你这样不辞而别,心中还有寡人吗?

孟子见齐宣王默默无语,注视着他脸上的神采变化,特别是他那对眸子的明灭闪烁,便知道了他心中在想些什么。后来他曾对一个弟子说,观察一个人,再没有比观察他的眸子更好了,因为眸子不能遮盖一个人的丑恶,心正,眸子就明亮;心不正,眸子就混浊。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注意观察他的眸子,这个人的善恶又能往哪里隐藏呢?

是孟子打破了这沉闷的气氛,说道:“这就难怪了,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离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迁徙。如今大夫离齐而去,不仅无罪,而且是无可非议的。陛下请勿急于治一人之罪,应着手于政治上的根本整顿才是。”

齐宣王咬牙切齿地说道:“如此无耻的小人,不整治之则难正朝纲……”

齐宣王这是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这“无耻的小人”是指谁而言?是田婴吗?一国冢宰,纵然办错了几件事就能下这样的结论吗?他也许是气糊涂了。

尽管宣王说了一句糊涂话,但孟子还是觉得有再唠叨几句的必要,他是不会放弃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的,于是说道:“小人当权,不值得谴责,其政亦不值得非议,因为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一国之君。君仁,则无人不仁;君义,则无人不义;君正,则无人不正。君主端正了,国家自然就会安定。”

这里孟子也是在泛泛而谈,并非在批评指责齐宣王不仁,不义,不正,齐国之所以会有这些混乱现象,责任全在齐宣王一个人的身上,但却能引起宣王的深思内省。

王坐于一旁,默默地喝茶,听孟子与宣王谈话,麻木了似的不插一言。他并非是个寡言少语之辈,倘在先前得宠之时,封住其口也要说上几句,评论一番。如今已经失宠,他需处处谨小慎微,多言多语容易引起宣王的反感。他这次远里风程地主动跑来报告这一消息,目的自然是讨宣王的欢心,表示对宣王的无限忠诚,但宣王竟无只言片语的褒奖之辞,这不能不使他心灰意冷,甚至心怀惴惴。他不知道宣王怎样看待这件事,是否会怀疑他在拨弄是非,挑拨离间。他担心会获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招来无穷的隐患。这件事田婴迟早会知晓的,他决不会善罢甘休,万一宣王不能做他的靠山,田婴必将置其死地而后快。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后怕,身子似乎在瑟瑟发抖。然而此番前来,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发现了孟子与宣王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这不是,宣王闻讯本已怒发冲冠,欲即刻回临淄,整军旅伐赵捉子,但经孟子这样三劝两说,便气也消了,主意也改变了,如今宣王对孟子真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看来今后欲在朝中站住脚,重新得宠于宣王,靠拢孟子是关键的一环,而欲取得孟子的信赖,自然是支持他在齐国行仁政,至于行仁政对齐国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倒是不必过多地考虑。

王挑起的一场风波由孟子平息了,风波过后,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王在雪宫住了二日,悻悻地返回了临淄。

时令刚过中伏,暑热未退,故孟子仍留在雪宫陪齐宣王赏玩山水风光。一日出宫向东,来到一处,在对峙的两座峭壁之间,有三块巨石互相衔接抵撑成桥形,世称“仙人桥”。桥下是万丈深渊,隐约能够听到涧水奔腾的轰鸣声,似在千里之外。立于桥上下望,不见其底,只见云穿雾突,只觉寒彻肌骨,毛骨悚然。周围的山峦,身边的悬崖,俱都云谲波诡,一行七八人彼此相互搀扶,颤巍地步过桥去,坐于一块大蘑菇石上歇息喘气,领略这神仙的境地,品评这成仙的滋味。也许大家都沉醉于仙界幻景之中,半天谁也不言语,后来还是孟子首先发言,他问齐宣王:“陛下可曾听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事?”

齐宣王回答说:“偶有耳闻,夫子请言其详!”

欲霸诸侯、王天下的齐宣王,积极入世,欲解民倒悬的孟子,毕竟不是超尘脱俗的道家,他们置身于仙境,却在讨论尘俗的兴衰。

赵武灵王是一个好武任事的国君,他长得非常威武,身高八尺八寸,远在“昂藏七尺之躯”以上,而且相貌堂堂,有龙虎之威,满脸的络腮胡须,皮肤黝黑而发亮,胸脯有两尺宽——气雄万夫,志吞四海。赵国的北边与胡人接壤毗邻,胡人是游牧民族,为了生活方便,同时受生活环境的影响,他们好勇斗狠,所以服装是短衣窄袖,甚至露出一条臂膀来。而汉族的服装,受礼乐之熏陶,向来是宽袍阔袖,走起路来翩翩起舞,两只大袖子像张开的翅膀似的,雍容有致,的确是很好看。赵武灵王为了使赵国强盛,下令废弃中国原来的服饰,改用胡人的装扮,希望借此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决定遭到赵国王室与大臣们的纷纷反对。

有一天,赵国的辅臣肥义和赵武灵王闲聊,问赵武灵王是否想过世局的变化,军事的部署,先王们如简王、襄王等当年的勋业,以及和胡人们的利益相处等等问题。

赵武灵王说,后辈的君王,不忘前辈君王的功勋德业,这是做君主的本分。而为人臣者,则应该研究这些资料,记取历史的教训和榜样,辅助君王,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所以贤明的君主,在平时教化人民有所作为时,就要显扬先王的功业。作人臣的,在不得其位时,要涵养孝悌谦让的德性;在显达时,就要为百姓们谋福利,同时辅助君王的功业。这就是君道与臣道的不同。

现在我想向胡、翟这两个邻邦拓展领土,以继承襄王未完成的功业,但是也许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当敌国弱小的时侯,我们才能趁机拓展领土,才能够用力小而功业大,不必耗尽民力,而得到如先王般的功业荣耀,但目前的情势是强邻压境,胡人、翟人都那么强悍,这就难办了。

现在我也有我的构想,然而凡是有卓越功勋的人,在当初往往会留下不同的习俗,违情悖理的恶名;有独到见解的人,在当初又往往得不到人家的信任,会受到妒忌和反对。

肥义却是赞成赵武灵王的,他说,对一件事犹豫不决,就难以成功;对一个行动迟疑不定,就难有结果。现在你不妨决定这一革新措施,不要顾虑别人的议论。俗话说,“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从前舜到有苗去,曾经随俗而舞,而禹甚至敞开衣服到裸体国去访问。他们都不是为了纵欲和享乐,而是为了德业上的远大理想而随俗变通。所谓“愚者闇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一个笨人,在事情发生之后,都还不明究理;而聪明人,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已洞烛先机。你就照这决定去办吧。

赵武灵王不是对穿胡服这件事本身犹豫,而是怕天下人讥笑。既然肥义也坚决支持,便下定了决心,自己先做了一套胡服,准备早朝时穿起来和群臣见面。

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长辈,素有威望,赵武灵王恐怕遭其反对,先派了一位大臣王孙緤(xiè)去疏通,请公子成也能响应改换服装。疏通不成,于是赵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解释,说服装不过是要穿用方便,礼义也是为了处事方便。古圣先贤订下的礼法,都是因地制宜,因事制礼而来的。像南方的越国,他们一个个披散着头发,衣服不整地露个右膀子,浑身刺满了花纹;而吴国人甚至把牙齿染成黑的,额上刺些怪里怪气的花纹,头上戴的是鱼皮帽子,衣服则缝得粗里粗气。这在我们看来,简直就像野人,但他们却觉得安逸而自在。总之,不同的装扮,都是因地制宜,只要对大家方便,不一定要统一,像儒家,同是一个老师教的弟子,他们发挥的文教就各不相同。最后他指出,变更服装,是为了便利于教百姓习武,以达到开拓领土的目的,以洗雪国耻。于是公子成同意了他的做法。

另有一个大臣赵文,又提出反对的意见,说自古为政的原则,就是要辅导世俗合于礼法,提高文化水准。礼制中,衣服的式样有它的常规;而人民守法,不违俗礼是他们的本分。你现在不顾前人的礼法,要改穿胡人的服装,实在是有违传统文化的精神,希望你还是多考虑一下。赵武灵王辩论说,你这些都是墨守成规的世俗之见,不是具有创造性的远见。就说古代吧,三代的服装各不相同,而他们都完成了称王天下的伟业;五霸的教化也互不相同,但他们也都创造了相当可观的政绩。有头脑的人创造礼法,平庸的人就遵循这礼法,循规蹈矩地去做。贤能者常评论世风习俗之好坏,不断地加以改革,而一般的世人则依照流传的常规去做。礼制和习俗,都是根据时代趋势在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在上位的人来领导和提倡的,而一般人就照规范去做。现在正是我们在上位者,就当下国情,制定一套因应环境需要的服制的时候了,请你不必多虑。

又有一个叫赵造的,也力加反对,他的理由是推行社会教育,不一定要改变人民原来的生活形态;行政措施,也不一定要变更原有的民风习俗。因民而教,据俗而为,往往收效更大。现在改穿这种奇形怪状的胡服,很可能会影响人们原来淳朴的心理;教育人民像胡人般的一天到晚骑马打仗,也可能造成好勇斗狠的社会风气。反过来说,依循旧制,总是稳当的,遵照原有的礼法,也不致出什么差错。赵武灵王反驳说,古代和现代的习俗不相同,到底要以哪个朝代的习俗为标准呢?历代帝王的礼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直沿袭下来,我们应该遵循哪一个时代的制度呢?像宓(mì)戏(伏羲)、神农的时代,对犯罪者教而不杀。黄帝、尧、舜时代,对犯死罪者虽然杀了他,但内心还是哀怜同情的。到了夏、商、周,又因时代背景之不同,而制订不同的法律;因国情的变化,而制定不同的礼制。总之,都是以“方便制宜”为原则。衣服、器具的式样,也都依据同样的原理而变革,不一定效法古代一成不变。一个开国的明君,虽然不承袭古制、礼法,仍然可以领导天下。至于夏、商衰败的时候,虽然他们并未变更古制、礼法,却也一样灭亡。所以反古不一定不对,而遵循礼法也未必就好。赵武灵王最后说:“遵循法度之为,绝无盖世之功;效法古之成规,不能够适应环境之变更与需要。”

赵武灵王与大家辩论了一番之后,下令全国上下穿胡服——系皮腰带,穿皮靴,把衣服袖子改小,露出右边的臂膀,只有左臂穿着袖子,披着衣襟。同时把车战改为骑兵,教导训练人民每天出外骑马打猎。这样经过一番苦心经营之后,赵国的军队强壮起来,于是亲自挂帅御敌,拓展了数百里的领土。有了这次辉煌的战果,野心逐渐扩大,接着就想进攻西边的强秦。

听了孟子关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这些介绍,齐宣王似乎真的已经飘飘欲仙了,他只觉得自己正腾云驾雾地在慢悠悠地升上高空,迎接他的是漫天彩霞和芳姿丽质的仙女。孟子来齐两年,曾与自己频繁接触,多次论政,但所谈不过是行仁政——尊民,重民,贵民,教民,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反对兼并战争之类,而今天之所谈,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观点,更换了内容,他是在以赵武灵王为喻,讽谏我办事要有主见,一旦决定,便要力排众议,果决地干下去,切莫优柔寡断;他这是在规劝我改革军事,对外扩张,拓宽国土,称霸诸侯,令秦、楚来朝。齐宣王崇拜孟子的知识和学问,对人热心忠诚,既有胆有识,又深谋远虑,是个难得的辅国之臣,只要他肯支持自己富国强兵的主张与作法,君臣心心相印,共图大业,那么齐国之强,当无敌于天下,齐桓、晋文之业指日可待。他这样想着,仿佛三伏天喝了两杯冰水,浑身凉爽尽致;好似有几杯美酒下肚,心跳耳热,晕忽忽,醉醺醺;犹如困乏已极,美美地睡上一觉,舒服至极……

同一件事,同一句话,同一番议论,两个立场、观点不同的人,可以有相反的理解,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孟子给齐宣王讲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目的在于激励他锐意进取,勇于改革,大胆地行仁政。诸侯之中,既然赵武灵王能第一个胡服骑射,齐宣王为什么就不能首先行仁政呢?胡服骑射是史无先例的,而古圣贤之君皆行仁政,并因此而统一天下,留芳百世,宣王你何乐而不为呢?

孟子见齐宣王听得津津有味,继胡服骑射之后马上转入了仁政的说教。他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固然加强了国力,拓宽了疆域,并欲西取秦。然而,凭借实力,并假借仁义之号征伐者,可以霸诸侯,称霸诸侯必凭借国力之强大;依靠道德而行仁政者,可以统一天下,王天下则不必以国强为基础——汤以方圆七十里而王,文王以纵横百里而王。以力服人者,人不会真正心悦而诚服,只是其实力不足而屈服;以德服人者,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一般。《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篇》云:‘从西到东,从南至北,无不心悦而诚服之。’说的正是此意。”

这是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儒家思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对立,这一点孟子看得十分清楚,他并非是盲人骑瞎马地到处乱闯,因而碰壁,而是在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不肯丝毫地降低自己的尺度和标准,不苟于世。

孟子在对比了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之后,又集中给齐宣王讲仁政,他说:“诸侯卿相,能行仁政者,必有荣耀;不能行仁政者,必遭屈辱。当今天下之民,厌恶屈辱,却自居于不仁之地,犹若既厌恶潮湿,却又自居于低洼之地一般。执政者倘若果真厌恶屈辱,莫若贵德而尊士,使有德者身居高位,令有能者肩负重任;国无内忧外患,趁机修明政治法典。倘能如此,纵使强大的邻国,必畏惧之,这正如《诗经?豳风?鸱鸮篇》所云:‘趁着雨未下来云未起,桑树根上剥些皮,门儿窗儿皆修理。今此下民,谁敢将我欺!’”

为什么行仁政便能统一天下呢?孟子接着分析说:“尊贤使能,俊杰者身居高位,那么,天下之士皆悦,于是纷纷闻讯前来,而愿意在其朝廷之上做官为宦;市场之上,给予空地储藏货物而不征税,倘货物滞销,便依法征购,不使其长久积压,那么,天下之商贾皆悦,而愿将其货物藏于其市;关卡之上,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之旅游者皆悦,而愿经过其道路;耕者实行井田制,只助耕公田而不再征赋税,那么,天下之农皆悦,而愿在其田野上耕种;民居之地,无雇役钱与地租税,那么,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侨居其国土,为其侨民。确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必仰之若父母,邻国之君欲率民来伐,犹若率子女来攻其父母,自有人类以来,未见有子女伐父母而能成功者。如此以来必天下无敌,而不能统一天下者,从未有过。”

到此为止,孟子用对比的手法阐明了王道政治的优越性,拟订了仁政的方针政策与具体内容,着重突出了任贤使能、俊杰在位的人才思想,取于民有制、薄税敛、尽量减轻百姓负担的爱民思想,以及“廛而不征”、“饥而不征”的税收政策,从而体现既重农又重商的经济思想。这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与各诸侯所奉行的霸道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尖锐的对立。不仅如此,它还是具体的治国方针,是获得民心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孟子认为,有哪一个国君肯照此行仁政,便可国大治,天下统一,人民安居乐业。

这仙人桥畔的聚会,孟子讲得也太多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波澜迭宕,先是讽谏,后是诤谏,在孟子是顺理成章,在齐宣王听来却是天地霄壤,他能接受得了吗?也不知他在做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