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掌柜陈云》4.2 抗美援朝


战争创伤未愈战火又烧到家门口,以积贫积弱的国力,既要支撑与最强大帝国主义的战争又要稳定市场,为应对艰巨的挑战陈云昼夜操劳,常常紧张得睡不好觉。

就在中国人民一心一意努力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1950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军朝鲜。

一边是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一边是历经连年战争后百废待兴、军事装备极其落后的中国。两国发生直接碰撞,中国只有动员一切力量,上下一心,才能争取胜利。

1950年10月15日到27日举行的第二次会国财政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美援朝开始后的财经方针。用陈云的话来说,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属于财经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

决定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作为中财委主任领导着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最直接地面对这一问题。他对此作了极其周密细致的考虑。在这个会上,陈云提出了自己的局势发展的判断和对财经方针的决策。

陈云主张,要在准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面面俱到,反而会一事无成。

他当时分析,时局的发展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一国卷入战争。

显然,如果估计为第三种,那就是一种全面战争状态。财经工作必须转入战时经济体制,集中全部力量支持战争,一切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都谈不上。如果估计为第一种或第二种,战争将局限于朝鲜境内,国内可能遭到敌人轰炸,但不会受到直接的攻击。虽然炸有先后,有大小,其基本情况是一样的。这样,财经工作就可以考虑国内经济恢复与建设。

陈云提出:国家财经工作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这就是应付第二种局势对策的主要点。

他说: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

基于这样一种估计,陈云提出,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应当是: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

经过讨论,会议接受陈云的意见,确定了1951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实行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这个意见上报中共中央后,中央基本上同意。

经过这样周密地考虑以后,陈云提出了“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并为这一方针的实现作出了明确部署。但执行中的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判断形势、确定方针。

在应付战争情况下保持市场稳定,包括陈云在内的财经工作部门干部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安不下心来。陈云曾说:“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 浩大的财政开支,怎么样尽可能省下来一些。为了保证支出,怎么样能够多收上来一些税。陈云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前方的战事和国内市场的动向,日夜操持着经济工作,以至于常常紧张得睡不着觉。

志愿军入朝后,经过五次战役,到1951年形势开始明朗化,达到了陈云当初设想的最好的情况:邻境战争,国内平安。这样,财经工作方针运用起来有了比设想中的国内被炸情况现宽松的环境。

毛泽东在“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针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给财经部门提出了建设的任务。这就是被称作“三边”的财经方针,根据这一方针,除了应付战争,稳定市场,国内要准备并开始经济建设工作,哪一头都要捡起来,“鱼与熊掌得兼”。

由于一开始就正确估计到这场战争是一场在邻境进行的局部战争,制定了“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方针,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及时调整,财经工作创造了战争条件下保持市场稳定的奇迹。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财政支出了数额巨大的战争经费,1951年达52.6亿元,比1950年猛增24.6亿元。3年中,国家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支出共达62亿元,几乎相当于1950年国家财政的总收入(68亿元)。中国政府还以贷款或订货方式向苏联等国订购了一批武器装备,共开支31亿元,这些也主要用于朝鲜战场。战争中中国共消耗各种战争物资560万吨,其中从国内前运的物资即达万种计260多万吨。而国内市场却在战争条件下保持了稳定。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同年12月下降为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财经工作在支持了战争的同时,稳定了国内市场,又没有因此而中断经济恢复过程,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并作好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