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的这一年里，江主席强调三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开发中国的“西部”、提出共产党的一种新思想：“三个代表”。
在他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辞中，江泽民强调了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和平融洽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没有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职责所在，重组了中国的武装力量，以“提高质量，打赢高技术战争”。在过去的50年中，陆海空三军一直依赖自己那一套独立的、从上到下的支援体系。现在，整个军将拥有一个系统的保障体系，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能够反应更为迅速，以更高的效率来运作。江为这个新的构已经忙碌了一段时间1月1日，这一新体制得以启动。
2月，江签署了一项新命令，旨在推动军队各级指挥部的现代化，打赢新世纪的高技术战争，提高指挥效率，给予政治思想教育以优先地位，并毫无保留地宣称军队必须听党指挥。他还在人民解放军极为现代化的总部大楼内，新设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这座大楼坐落在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的面，为纪念建军节而被命名为“八一大楼”。与这支军队创建之初的简陋相比——当时它是由栖身石洞的一些性格粗犷的游击队员组成——这座优雅的大厦不为一个巨大的飞跃。主席办公室是很宽敞的一个套房，约占了其中一层楼的一大半，里面装备了最新式的电设备。对江泽民来说，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炫耀。
1月，由曾培炎任主任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以来第一次宣布：“私营企业应该同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地位。”此外，曾还说，政府将取消对私人投资和私营经济发展不利”的税收、土地使用、开业和进出口等方面的所有限制和歧视性规定。私营公司还将可以在上海、深圳两地的中国股票市场上市。
在此期间，江泽民继续为党能承担起大的责任而努力奋斗。在中纪委一次反贪工作会议上，江发表讲话说：“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他说，“……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他强调，各级党委都应该完善“责任制度”。一旦出现问题，就有人负责。他说，选拔干部应该遵循严格的规定，必须考察部的道德素质。
对于越来越盛行的谣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代表他的同事们站了出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和海外又有传闻十六大的事。有很多说法，但全是空穴来风。”他还说：“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小团体能把他们的意志加于集体领导之上。”
作为中国宏图大业的关键部分，江泽民努力想把经济落后但资源丰富的西部疆域改造成经济繁荣的地区。江反复说，“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决定着中国改革的前途，事实上也决定着中国自身的前途，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西部。经过多年的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大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认为：“对江主席来说，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他担心地区差异会影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尽管邓小平在1988年曾要求关注这个问题，江泽民多年来也一直极为关注，但1999年之前，他并未提出任何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他首先必须要确保沿海地区的经济完全可以自我支撑，这样中央政府才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地区。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江泽民号召全国，在建设西部时要“大胆”而“坚决”。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和自治区以及重庆市，覆盖中国疆域56%，矿产资源占全国总储量的50%。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迎头赶上东部，那么中国到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将不可能实现。江要求富裕的沿海份要向贫困的西部省份提供更多的财政、技术和管理上的帮助。他向他们保证说，“西部区的发展，将给东部地区带来新的商机”。他批准了一种兄弟帮扶体系，要求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和最贫困的省份结成帮扶对子。作为第一批，新疆和上海、贵州和深圳结成了对子。
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江向青海省代表团阐释了他的战略部署。他说，关键在于培养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推行一套既能够”积极引进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当地人才作用“的政策。他鼓励当地政府尽力为专业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建立经济激励机制，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员。
此外，江还告他们一定要有耐心。尽管他预测5年到10年将初见成效，他还是告诫说，“整个国家都应该深刻理解，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伟的战略目标，需要成百年的时间”。“西部大开发”现在是一件头等大事。尽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是提出这一宏伟计划应该成为江主席的主要功绩之一。
曾培炎说：“经过多年的梦想，从口号变成了行动，这是一个根本的令人振奋的变化。”举例来，青藏铁路在20世纪50年就已做出远景规划，但由于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江重新提出了这一规划，说这个重要的铁路工程对于刺激经济发展，建立东西部联系提高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这一计划也招致外国评论家的非议，他们怀疑中国设耗资如此巨的工程，首先是出于军事动机。）
但大发展也带来了些特殊的问题，江特别关心保护环境和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问题，他委派曾培炎到美国考察学习美国开发西部的经验。
江泽民相信，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的指导是不能分家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事求，与时俱进，要发挥政策与理论的作用。因此，江打算提出新的理论。
2月，在考察广东省的过程中，在高州这个落后的小城，江泽民发表讲话，力图纠正普通农民经常抱怨的些问题。江向他们保证，党将会支持他们。他对600名村镇干部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益，它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这三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第一次对它的表述，它还没有名字，也没有成为报纸头条，似乎只是在不经意间说出。然而，这并非事出偶然：江的言语简单，但其影响却非常深远。
数天后，在广东召开的一次关于党的建设的会议上，江重申了这几句含三层意思的话。尽管这几句话只是出现在新华社文章的字里行间，尽管这个新的思想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它很快就主导了所有的政治性评论。
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高度概括的评论员文章，这标志着江泽民提出的卓有远见旨在实现党现代化改革的思想，即“三个代表”的思想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浮出水面。“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指出并补充道，“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把成熟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和做法搬到今天的实践中来，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论述的含义对西方读者来说似显矫饰，又难以理解，但对许多国人来说却是令人心驰神往的。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放弃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并不行的社会主义理想化原则是允许的。而且，它还承认，社会主义的已经过时的某些方面实际上会“阻碍”发展。
“江主席在2000年发表的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就像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一样，”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3年后，他将负责管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媒体。
“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理论，”江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现在的是能适合中国当下国情，有意义，又好记的。”
“江第一次讲话的时候，这一理论还只具雏形，”滕文生解释说“假以时日，它会发展成熟。”
江很清楚，要领导中国全球化的知识型经济，他必须对党的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革，而“三个代表”正是这样一种机制。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对他来说有着更多的含义。这是他留给这个已经开始向新一代领导过渡的国家的遗产。事实上，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明确地支持胡锦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在一次党的高层会议上，江称赞胡锦涛“思想坚定”，对胡在“三讲”学习中的领导作用给予了特别的赞誉。
在外国人眼中，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不过是共产主义修辞中又一个晦涩复杂的概念，是上面对下面干部的又一次洗脑运动而已其采用的“代表”这个词，在英语里也显得非常古怪。但“三个代表”这个词在中文里却显得连贯而精妙。江选用了“代表”这个中文常用词，它在字面上还可用于表述，比如，某外国企业或公司驻北京“代表”。江泽民的意图是，虽然工业时代模式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当代经济体系的形式存活下去的，但通过“代表”这三项强力的原则，共产党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现代化，与时俱进，并确保其作为社会先锋队的地位。正如江经常宣称的那样，共产党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
江主席还努力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一系列与校园有关的暴力事件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一次，一个中学生“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在另一个例子中，两个年纪轻轻的学生把一个同学砍死了；还有一起是由家长的暴怒行为而引发的案例，一个学生的父亲“因自己的儿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和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带人把班主任给打了”。
江称这些报道“确实触目惊心”，并阐释了一套更为广泛的教育理念这套教育理念并非仅仅关学习成绩而把其他技能排斥外。他呼吁学校减少家庭作业，教授一些培养“创新精神”的课程，并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他还说到要培养“有较高德、智、体水平”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江还举了中国古代生“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作为反例，他说，“这方面的教训不少，要引以为戒。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
江的观点赢得了阵阵掌声，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中国的教育历史悠久，所以总有些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江以其独特的，有时甚至是富有诗意的方式应对。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在江与记者非正式谈话时，有一位台湾记者问江，说与台湾开战是不是算一种“煮豆燃豆萁的行为？这句话来自三国时期魏国的一首影射手足相残的诗。
“你所说的是曹植的诗。”江平静地回答道。他完整地背诵了这首作于3世纪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如果有人宣布‘台湾独立’，这就会导致一个‘相煎’的局面。”江接着说，“如果因为有些人推进‘台湾独’而导致‘兄弟相残’，那是他们自找的。‘我们本是同根生’——来自一个中国。为什么要搞‘台独’呢?”
尽管在场的人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3月18日，北市前任市长陈水扁在台湾所谓“总统”大选中还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在一党执政50多年后，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尽管这名曾对当局有异议的前律师的竞选口号是要把台湾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的“绿色硅岛”，要促进台湾海峡的持久和平并维护台湾人精神，但他却也是第一个挑衅性地支持“台独”的台湾领导人
北京方面被激怒了。尽管70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为仇雠，但他们在很重要的一点上存在着共识。两党都信奉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尽管国共两党在谁代表“一个中国”的合政府方存在重大分歧，但北京在国民党执政时，不必担心台湾会宣布“独立”。然而，随着陈水扁的当选，信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形势骤然间改变了。从现在起，双方都得小心行事，以防铸成无法挽回的错误。
在陈水扁当选前，朱镕基理曾经警告说：“如果台湾选民在投票时意气用事，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后悔。”大选结束后，朱镕基仍很强硬：们永远不会同任何鼓吹“台湾独立”的人或党派“进行任何对话”。
尽管想法相同，江泽民的反应却更有策略。“只要海峡两岸的对话协商是基于一个基础，即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任何问题都可以谈，”江说，尽管他也用接下来说的话支持了自己的同事：“朱镕基总理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观点。”总体上说，江发出的信息是寻求和解的：“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束了，我们过去说过，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不论谁在台湾执政，大陆都欢迎同他对话，我们可以去台湾。”
不过在幕后，江泽民的立场则要强硬得多。他任命曹刚川将军——一名导弹专家—负责制定对台军事策略。江说：“如果我们要采取军事行动，宜早不宜迟”
尽管江主席注意到陈水扁只得到不足40%的选票——他把这一点理解为至少60%的台湾选民不支持“独立”——但他还是对未来表示担忧。江焦虑地说：“有了一个民进党政客的‘总统’，台湾民众支持‘独立’的比例可能会增加。”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严厉申斥支持“独立”的台湾政客为“奴性十足的美国崇拜者”，他说，“很多台湾政客对美国说的一切都说‘是’，但对大陆说的一切都说‘’。”
4月，江踏上了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希腊和南非的历史性访问程。这次访问显示了自从江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已经在国际外交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此前，从未有中国国家元首对以色列进行过访问，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支持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的。江同时对两个国家进行访问，这就表明中国外交方面的成熟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地位。
以色列对江给予了热情接待，而江也高度称赞了以色列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把以色列在历史上曾享有的荣耀以及遭受过的苦难和中国进行了比较。在对以色列议会的演讲中，江说：“中华民族、犹太民族两个民族的友好交往追溯古远，友谊源远流长。”他继续说道：“早在1300多年前，我们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彼此往来，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战期间，犹太人民遭受了纳粹法西斯的残酷迫害，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逃难到中国（当时没有别的国家愿意接纳他们），虽然当时中国人民也处于非困难的时期，但仍然向犹太人民伸出友谊之手，接纳并善待他们。”
对许多初次访问以色列的人，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第一站都是耶路撒冷的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该馆是为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屠戮的600万犹太人而建。这里，访客深深感到以色列决不允许犹太人再度沦为种族灭绝牺牲品的强烈感情，而深知民族镇压是如何暴戾恣睢的江泽，也在那里体会到了他们难以言的深重苦难。在展出的一幅图片，一名犹太儿童惨遭纳粹士兵杀害。陪同江主席参观的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译注：疑原文有误，似应为“以色列驻华大使”）说，她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历史物馆里曾看到过一幅类似的照片，只不过其中的人物是一名中国儿童和侵华日军。
当天下午，江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厄胡德·巴拉克。双方就双边关系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友好谈，但其间也有紧张的局面。尽管以色列同意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机载预警系统“法尔康”（将被装载于俄罗斯提供的飞机），但现在，它正受到美国要求取消这笔军售的压力。就在巴拉克总理在耶路撒冷会见江主席前不到24小时，他刚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举行了会谈，克林顿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警告称，对以色列而言，这笔总额为2.5亿美元的交易再过一些时将会升值为20亿美元，它将会危及美国对以每年近30亿美元的援助，而其中大部分与国防相关。美国立法者们担心，以色列生产的这种能够同跟踪多架敌机的极其先进的系统将会增强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能力，或者在美国与中国万一发生突时，可能会危及美方人员。
以色列人对美国的立场深感恼火。出售“法尔康”系统并不涉及向中国转让美国的技术，因而并不违反美国的任何一条法律。一名以色列官员将美国的压力比作“压路机”，他谴责美国对以色列是一种标准，而对英国和法国又是另一种标准，这两个国家也曾试图与中国签订同类合同，只是败在了以色列手下罢了。
当时，巴拉克向江保证说以色列不会屈服压力。但7月初，以色列取消了这笔军售。对江泽民来说，美国此举公然干涉了中国内政。他觉得，要是没有被巴拉克欺骗的话，自己不会被搞得如此措手不及。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上，江拒绝会见以色列总理。
但是4月在耶路撒冷那个温的夜晚，以色列总理巴拉克为欢迎江主席举办了正式的国宴，江鼓励以色列人参与中国的高技术行业和西部大开发。在致辞中，这位中国领导人驳斥了所谓的“文明冲突”理论，他说：“我们认为，历史上所有文明都是人民缔造的，是全人类的共有财产。”
像往常一样，江从身边寻找可以借鉴的东西。佐哈尔农业实验站，他身穿短袖汗衫，头戴遮阳帽，在实验站里逛来逛去，参观各种生物技术培育的优质水果和蔬菜。实验站专门建在死海南端得内盖夫沙漠中，气候炎热干旱，土壤盐碱度高，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但得益于以色列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在实验站的帮助下，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为附近地区一项重要的产业。
江对各种农产品的技术特点和培育过程以及市场销售情况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用英语问的。他还就大棚内的温度控制、土壤改良过程、种子改和所培育的甜瓜味道是否会受土壤影响等一一发问。江对这些技术十分感兴趣，他对研究人员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
“中国甘肃和青海省等西部一些地区的土质与你们这里土质类似，”江告诉以色列科学家说，“你们培育甜瓜和青椒等瓜果蔬菜品种的技术可供中国农民学习。”
中国国家主席继续他的高科技之旅，参观了几家世界级的企业——其中包括ECI电信公司。这家公司是电信业的领头羊，已在中国的大多数省份安装了光纤网络，其中包括世界上最长的光纤中枢网络，在内蒙古崎岖不平的地形上绵延4500英里。10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国电话都是经过ECI公司的设备处理的。在访问该公司时，江主席使用公的IP电信设备，与远在中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了实时电话交谈。
根据其精心的平衡安排，江主席跨过长期流血冲突的边界，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江重申了友谊与和平的主张，扮演起所谓不偏不倚、风格高尚的调停人角色。在伯利恒召开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阿拉法特也回应了江的友好主张，称“多年来，贵国一直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从来有抛弃过我们，也从未停止对我们的支持”。作为回应，江泽民宣布，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我们祝愿该地区各国人民早日‘干戈为玉帛’，携手共建美好的未来。”江说，“中国人民永远是巴勒斯坦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江主席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演讲结束后，江泽民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贵宾留言簿上写道：“祝愿巴勒斯坦的明天更加美好!”
主席也没忘记放松一下自己。他来到死海，这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悠闲地漂浮在富含矿物质的水面上。在助手的陪同下，他头戴蓝色泳帽和护目镜，在以具有治疗功效著称的多盐、油滑的海水中漂浮了大约一刻钟。江走出海水后，穿上一件绿色的浴袍，高兴地说：“太棒了，太棒了。”
3年后，当江对中东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他表达了无尽的遗憾。他说：“2000年4月，我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我和许多以色列家庭聊过，他们的境遇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终于逐渐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犹太人荣获诺贝尔奖。我与阿拉法特以及一些巴勒斯坦领人也进行了一晚上的会谈。当时形势似乎还充满希望。现在（2003年末）看看那个地区，凄凉荒芜，处处瓦砾。没有人愿意再去那地方了。”
在土耳其，江提起了古老的“丝绸之路”，正是它，便利了东西方之间物品与思想的交流。但也正是这条路，使得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国的西部省份繁盛起来。得到像土耳其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认可中国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主权的证，这对江来说，个重大的成就。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土耳其议会的议长说：“在江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将会成为稳定的堡垒。”
结束访问回国后，5月，江泽民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第一次将“三个代表”作为公开议事日程中的头等大事提了出来。在一次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把“三个代表”称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开始加大力度宣“三个代表”思想。在与各级党委书记及新闻界人士共同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副主席满怀自信和热情地捍卫了这一思想。他说：“江泽民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必须克服由‘左’倾和右思想造成的各种干扰。”
5月中旬，江主席接待了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两位领导人同意解决现已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南海领土争端。争端主要源于一处名为南沙群岛由众多小岛和珊瑚礁组成的岛礁群——这里凸显了亚洲领土争端的复杂程度，因为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也声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
埃斯特拉达说：“在我同江主席的会面中，他次向我保证中国对菲律宾不构成威胁。”
对菲律宾媒体来说，更有趣的是两位元首“以一首歌曲而不是一个亲吻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通常都显得庄重严肃，中规中矩，但现在江主席为埃斯特拉达总统举行的国宴却成为两国元首“联谊”时刻，埃斯特拉达从政之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在这场生动的晚会拉开序幕的时候，中方乐队演奏了《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这大大出乎埃斯特拉达的意料——这是菲律宾一首关于忍受人生所遇苦难的流行歌曲。当听说首歌曲是埃斯特拉达人所作后，江善意地鼓动他唱上一曲，作为回报，他自己随后也起身演唱了《我的太阳》以及几首中文和英文歌曲，菲方代表团成员对此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件好事。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决议案，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那些反对这项议案的人大谈中国对人权的侵犯，但他们的潜在动机却更多地来自美国工会施加的压力。工会对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心忡忡。该议案的支持者则反驳说，通过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美国公司和商品开放，美国也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克林顿总统把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作为自己最后一年任期中的一项主要工作。但是为了通过这项议案，他需要得到共和党的强有力支持，而在其本党民主党内部该议案却遭到很多反对。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众议院赋税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彻称该议案的通过是“我们议会生涯中最重要的投票表决”。
议案随后送交参议院，在那里它几乎肯定会获得过，如此便结束了20年来对中国的贸易地位进行逐年审查的做法；此外，议案的通过还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出了象征性姿态。美国把贸易问题同人权问题脱钩，此举似乎是表明美国对中国外交方式的一种赞赏，这将加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而不是像那些反对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人所说的那样，会削弱美国的影响。
几天后，江主席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对总统本人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尽管江认为美国国会增加的一些条件让中国难以接受，但他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得到了平稳改善和发展”。两位领导人还同意在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问题上继续合作。克林顿建议江泽民与台湾新领导人陈水扁寻求面对面的对话，而江则提醒克林顿，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的关键所在。
在朝鲜问题上，江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地。如果朝鲜不改革其经济体制，它就会崩溃，给中国造成巨大的间接损失。同时，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长期盟国的领导人，江又得支持在金正日领导下的现政权。金正日在其父亲金日成逝世后已成为朝鲜的领袖。面临考验的是中国政府的信用，因为数十年来，中国政府的宣传一直在支持着朝鲜。
私下里，江主席对秘密访问北京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进行了劝说。是金正日17年来首次访。之后不到1个月时间，正日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举行了55年来首次朝韩首脑会晤。有人说是江泽民促成了这件开创性的大事。在给两位领导人的信中，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他们举行会晤的决定体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给朝鲜领导人的信中，他说“对此次北南脑会晤取圆满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谨致以我热烈的祝贺”。在给金大中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喜悦之情。江称这次会具有“历史意义”，并说中国一贯支持朝韩通过对话和协商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伊朗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难点。为了换取伊朗对穆斯林分裂主义分子的拒斥，同时也为了保障中国日渐增加源需求的石油进口，江的政府同意向伊朗进行一些武器技术转让。
美称伊朗是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并宣布中国对伊朗的军事援助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障。尽管1997年后中国削减了对伊朗的军事援助，但6月，伊朗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受到江主席的欢迎。哈塔米总统主要是为贸易而来，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恢复对伊军事援助项目。
6月，时值国民党将领张学良百岁华诞之际，江给他发去了贺电并送去一束鲜花以示祝贺。张因为在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而闻名于世。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另一位国民党将领一起，于1936年12月12日在古城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破釜沉舟地试图逼迫他停止同共产党打战，调转枪口，共同抗日。周恩来作了举足轻重的斡旋，蒋介石毫发不伤地被释放。然而，张将军却因为“叛国”被蒋介石囚禁，后来又在台湾被软禁了几十年。64年前，年仅10岁的江泽民就曾以“西安事变”为题，写过（颂扬这一事变的）中学入学考试的文章。
江泽民称赞张学良“杰出的爱国主义行动”。而陈水扁也给张老将军发去了贺信。这位居住在夏威夷的老将军可能是一种象征：为了共同的事业，敌对双方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携起手来。
对江泽民来说，科学技术是他毕生的兴趣所在。而科技是加速中国全面发展，包军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这年年初，江要求宋健博士对“由现代科学创造的社会和工业发展史”进行简要概括。举个例子，量子理论是如何催生了激光、先进的医疗方法以及在天文学和宇宙学上令人震惊的突破的。在他其后的一些讲话中，江阐述说4种理论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学和信息科学，并称它们不仅拓展了人类的知识领域，而且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6月，在著名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联合年会的闭幕式上，江泽民为中国制定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科技方面跻身全球前10位国家之列。江说：“我们已经从中华文明的兴衰沉浮中学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江勉励中国科技界的领头人致力于知识和技术创新。江断言，“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而他也开始讲“三个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一段时期以来，这似乎成了他的思想的一个新的重要论述。
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江主席有两项核心发展战略：第一是‘科教兴国’；第二是‘可持续发展’。为达成这两个目标，江酝酿着科学创新。”在为一套科普读物撰写的言中，江鼓励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创新进程。他写道：“科教国，全社会都要参与。”
《科学》杂志把对江泽民的长篇专访刊登了出来，江视其为一项殊荣。该杂志是美国出版的科学方面的顶级专业杂志。该杂志还邀请江撰写一篇客座评论文章。对这位曾希望成为工程学教授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被《科学》杂志以这种方式承认过。
在为《科学》杂志撰写的评论中，江写道，我们“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在6月份发表的专访中，江奏响了两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和中国对国际科学领域的贡献。在详细论述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兴衰和成就之后，江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中国决不会在曾经有过的光荣上止步不前。
“我的观点是，一方面，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古老文明传统而自豪，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停止学习，一天也不行，学习世界上所有好的传统。”江说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在描述了基础性研究令人振奋的成就、互联网的前景与危害以及自己从政之前的理工科背景之后，江泽民以一种渴望的口吻结束了专访，他说：“我有点嫉妒克林顿、希拉克、布莱尔和施德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比我年轻。”从这句话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的曙光，而江泽民知道他在其中担任领导者的时间是有的。
但他仍然下定决心要赶上去，8月，他在北戴河海滨的疗养地接见了6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是中科院的外籍院士，其中5位获得过诺贝尔奖。
曾培炎主任说：“在百忙之中，江主席仍不忘抽出时间接见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并同他们交朋友。他还注意到科技前沿问题并叮嘱我们这些身边的人要紧跟科技进步的步伐。通常对于一个科学问题，他不仅仅会从质的一方面去了它，而且会从量化的角度加以很有深度的理解——我们没法回答他的问题，只有请专家来解答。”
即使如此，江并不羞于承认自己有时不能理解某些问题。他说：“我已经到孙儿们让我他们做作业的岁数了。”他提到有一个孩子让他做一道数学题，他很快用代数做了出来。小孩看了看答案，马上说：“不对。”江说，他还得回过头去用算术把问解决了。他坦诚地说：“我差点做不出来，真不大容易。”
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件生活轶事的象征意义。江说：“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提拔更为年轻的干部到党和政府的主要位置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