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3.6 带我们过封锁线

吴小佩 范小凤 陈永箴

1942年11月,日军已经占领租界,上海全部沦陷,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退到淮南根据地,大部分领导同志和100多名区级和机要工作干部,陆续来到新四军军部附近的顾家圩子,办起了整风学习班。穿军装,学军事(包括射击、拆洗枪枝、掷手榴弹、值夜班警戒、夜行军等),学文件,谈收获,总结工作……军事化的生活,紧张、热烈的气氛,带来了整天的欢声笑语。从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来到这天地广阔的苏北解放区,不仅青年同志们像飞出笼子的鸟儿,就连年长的同志也焕发了青春。

有一天,从军部来了一位服装特殊的男同志,头上戴的是一顶法国式的便帽。他的个头不高,步履轻捷,面容白皙,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眼睛有些眯起,似乎在观察着什么,嘴角含着带有幽默意味的微笑。

第二天下午,此人给大家作关于保密工作的报告。换了军装,戴起军帽,严肃,整洁。站在讲桌后面,没有大声疾呼,没有夸张的手势,没有讲稿,却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报告者说话语句不重复,语言朴素,条理清楚,内容详实,要点明确。只见他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香烟,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忘了时间,他讲的内容太重要了。

会后,大家议论起来,才知他就是在白区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潘汉年。我们对他早已久仰大名,今天才得以一睹风采。

晚饭后,若是没有布置集体活动,同志们通常是在打谷场上自由活动。有一天,青年同志们缠着省委同志们,要听革命故事。刘宁一没有讲故事,只是唱了一支歌:《少年先锋队》。沙文汉讲了一个故事,不长,同志们听得不过瘾。这时,恰巧潘汉年走了过来,大家又缠着他,要求讲个长些的惊险的故事。他就站在那里讲了起来。故事果然好听。但是后来慢慢觉得怎么这故事有些不合理了,越听越觉得不对头。恰在此时,故事里的主人公在用一把折叠式的老式的剃刀刮胡子,一不小心在自己喉咙上划了一个大口子,到此一命呜呼,故事也就结束了。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从头到尾都是他临时编出来哄小孩子的。亏他编得那么活灵活现。我们想,这人如果去写小说,销路一定错不了。

学习班在1943年春节后结束,学员们就要天各一方了。有些人留在苏北工作,有些人去延安,有些人回白区工作。几个需回上海的女同志由于已剪去了烫发而受到批评。头发短了,脸晒黑了,人吃胖了,这副样子若仍由交通员秘密带到上海去,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只有淑英,小徐和我们三人一共5个女同志被分配跟随潘汉年同志回上海。我们利用伪方关系过封锁线,又搞到居民证后回到上海。

出发时,潘汉年从军部带来了一名兼管照顾马匹的警卫员,顾家圩子也派出机要员小朱同志随行照顾。我们5个女同志背起背包,怀着兴奋的心情跟着出发。大家都仍穿着军装,一路上高高兴兴、说说笑笑。潘也是打着绑腿和大家一同步行,丝毫没有首长架子,还教同志们把帽沿翻上去,免得额上晒出一道印来。后来又叫同志们把背包放在马背上,空着手走路更轻松些。

走了两天,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仪征县月塘集。那是淮南根据地最前沿的一个小集镇,为了安全,一行人先不到集上去。晚饭后,地方工作同志来说,伪方人员并未按时前来迎接,当晚不能过封锁线。于是,我们就被安排到一个小山脚下的老乡家中去过夜。

这天晚饭后,伪方带路人仍未到达。于是,我们都聚集在潘所住的老乡家里,听他讲故事。他先讲了《三国演义》里的赤壁大战;又讲了顾顺章叛变后,特科“打狗队”的行动。后来话题一转,讲起他自己从前做文化工作的事。他说,回过头来看看自己青年时代写的文章,真觉得脸红。他还充满深情地说:“我是很喜欢小孩的。想到我自己活到这个年纪还没有一个儿女,真是遗憾。”

第三天晚饭后,带路人终于到达了。我们一行人换了便装,与警卫员及小朱同志道别后就跟随地方工作同志到集上去。那已是掌灯时候,也看不清来人的面孔。一路上,大家加快步伐,默不作声。女同志们拎着随身用的包裹,小徐同志还替潘拎着一个皮包,跟在穿长衫的“潘大老板”后面。走了不知多久,即将到仪征县城,看见城前烧着一堆火,就停下来,由带枪护送的两名伪方人员过去打了招呼,开了城门。一行人进城后,左拐右转地来到一家旅店,住了进去。

第二天早饭后,潘汉年到我们女同志住的房间来,说是他的头痛病又犯了。他说,1936年曾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后来又参加国际会议,由于太紧张,连续7天没能睡着,头痛得不得了。”后来经过苏联医生治疗,还每天吃生鸡蛋黄,才慢慢好了。现在几天没睡好觉,头又痛了。于是,淑英赶快向旅馆要来生鸡蛋,用汤匙舀出生蛋黄,给他吃。

这时,前一天晚上带路的伪方“头儿”来说,他已为我们准备了午餐,说潘务必带我们到他家吃午饭。潘说,还是早些过长江为好。可是那人说,上午没有班船,极力巴结,非请我们去吃午餐不可。结果我们都去了。那人很客气,菜很丰盛,还说这是他老婆亲自下厨做的。

饭后,就到江边去等船。约在下午2时,上了班船。到长江南岸,下船处是镇江。我们被招待到金山饭店住下。第二天早上,潘汉年又吃了生鸡蛋黄,后来的两天也是如此。我们没有随身带着派司照片的女同志被领去拍照片,等待领居民证。

午后,潘汉年来到女同志住的房间,说是伪站长夫妇要请吃晚饭,大家都去吧。女同志们表示不想去,不想出头露面。潘却淡淡一笑说:“乘船过江时,早就被人家看清楚了,隔壁就住着‘保镖’呢。”他又看看我们的服装,说要给我们换成好些的。我们穿的衣、鞋是离开顾家圩子时拼凑来的,几个人在一起很不协调。可是,大家觉得既然双方都知道对方的身份,我们就犯不着再为他们而打扮一番。后来,就以这副模样,跟随潘去赴宴。

吃饭的地方在金山饭店的单间雅座里。见面时一看,那位伪站长的妻子打扮得珠光宝气,有事吩咐时,就到楼梯口喊一声:“来人哪!”下面好几个人轰然答应。我们心里暗笑,你越有势力,我们就越安全,在你的势力范围内出了事,你就是冤之头、债之主。

饭后拿到居民证,再等对方给我们买到上海的火车票。既然有“保镖”,我们就索性到街上去看看市容,买了些镇江酱菜。第三天,拿到火车票就离开镇江。上车前,淑英告诉我们,上车后分开坐,不要互相招呼和讲话。小凤在半途下车回故乡去看看家人再回上海。火车抵达上海北站,我们各自平安地回到家里。这一次分手之后,虽然都未遭到敌伪迫害,但再见面时已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了、更令人惋惜的是,我们三人再也见不到可亲可敬的潘汉年同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