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因病逝世,广州革命政府进行了改组,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胡汉民任外交部长,鲍罗廷被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中共中央因在上海,而广州又是国民政府所在地,是革命的重要和敏感地区,为了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广东的事宜,中央指定中央委员谭平山、技术委员周恩来、罗亦农、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鲍罗廷5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局就近指导广东一切实际工作。
鲍罗廷在国共双方都担任了重要职务,他继续从事国共合作的事宜,为了使鲍罗廷便于工作,加强和他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调张太雷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张太雷便以主要精力从事国民党统一战线以及党的宣传工作。
5月10日,张太雷从上海来到广州,主持召开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对团工作的决定意见,研究贯彻执行办法。然后走马上任,到鲍罗廷公馆报到,开始了协助鲍罗廷的工作。
鲍罗廷公馆坐落在广州东校场附近,是一座两层花园洋房。鲍罗廷夫妇和两个儿子住在楼上,还有几位苏联军事顾问也住在楼上。张太雷和中方工作人员则住在楼下,楼下还设有一个翻译室,归张太雷领导。翻译室的工作人员有傅大庆、杨明斋、李仲武、卜士奇、黄平、李瑞等人。室内主要工作是阅读各地报纸刊物,看后提出可用之内容,交给张太雷审阅筛选,确定之后,交由有关人员翻译,然后送交鲍罗廷参考之用。
国民党的军政首脑们,每天都有人来与鲍罗廷会谈商讨工作,每周还要来鲍公馆开几次会议,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可以说得上是门庭若市,车马不断。每次接见和开会,张太雷都要陪同、接待,既当翻译,又当参谋。而广东区委的负责同志陈延年、周恩来、邓中夏,白天忙于工作,多半是在晚上九点钟以后来馆找鲍罗廷商量研究工作。鲍罗廷是忙的,张太雷则更忙,他除了陪同会晤商谈之外,还要进行材料整理,领导翻译室的工作。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才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做新的一天的各项准备工作。比在上海时工作忙得多,人也累瘦了,但是他心情愉快、精力充沛地投入到这项新的工作中去。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镇压工人罢工运动,英帝国主义巡捕在南京路上开枪打死11人,打伤数10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屠杀镇压中国工人暴行,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动了省港大罢工。6月上旬,党派邓中夏、杨殷等同志到香港,组织发动工人罢工,派李森、周文雍等到沙面发动洋务工人罢工。在广东革命军平定了滇军军阀杨希闵、桂军军阀刘震寰的叛乱以后,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了。香港成立了全港工团联合会,指挥参加罢工的25万工人向港英当局作斗争,先后有20万工人返回广东各地。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市的工农学生群众10万人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会后群众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里的英国军警开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发生了沙基惨案,有50多人被打死,170多人受重伤,轻伤者无数,这就更加激怒了广东、香港人民。中国共产党发动香港、沙面罢工工人组成省港罢工委员会,选举由苏兆征任委员长,邓中夏、李森等13人组成罢工委员会,领导此次罢工长达16个月之久,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在省港罢工期间,是由陈延年、周恩来、邓中夏、苏兆征、张太雷、彭湃等同志分别商量决策问题,然后再和鲍罗廷研究,作出最后决定,付诸实行,所以这些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员总是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去找鲍罗廷,每次都要谈到十一二点才离开。张太雷在散会之后还要整理资料,作明天工作之准备。深夜才睡,有时因工作没做完彻夜不眠。理想是前进道路上的明灯,在它的指引下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对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使张太雷深受鼓舞,十分兴奋,虽然日夜操劳,他却是精神抖擞,忘却了劳累。
在柳花跃眼红、流萤扑庭飞的七月,王一知也从上海来到了广州,她奉调到广州妇女协会宣传部工作,同时又到鲍罗廷公馆的翻译室工作,因为她也懂英文,那里人手不够。这是她第三次和张太雷在一起相处了,以前是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学习期间有过交往。故友重逢、同志相聚,两人都非常高兴。一个是富有理想,忠于革命的老师,一个是勤奋好学、不断进取的学生,相敬相重,互帮互助。张太雷鼓励她写文章、作讲演,投身到当前的火热斗争中去。张太雷语重心长地对她讲:“笔杆和舌头是我们革命者政治斗争的武器,应该不断地运用。不写不讲是不对的!在这个时候,群众多么希望我们写和讲啊!我们也有条件写和讲。”王一知听后缺乏自信地说:“我文章写不好,演讲不擅长。”“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练就行。你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都学习过,一定能行。我们共同商量,互相切磋吧!”张太雷鼓励她道。
在省港罢工期间,需要党员到工人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鼓舞罢工工人的斗志、坚定斗争胜利的信心。那时在东校场开大会时,东边设一个演讲台,西边设一个演讲台,都需要人去作演说,谈形势、讲政策。苏兆征、邓中夏时常去讲,张太雷也去讲,鲍罗廷有时也去讲。张太雷也让王一知去讲。每次去群众大会讲演之前,张太雷对她的讲演内容都要仔细研究,加以修改,进行指点,有时还要给她进行演讲示范,让她作好充分的准备,以期取得成功。他们还把参加演讲说成是“上阵”,每次“上阵”回来,张太雷总要风趣地问她:“这一仗打得怎样?”王一知如果说:“打败了!”他就说:“不要怕,下次上阵前再准备充分一些。”王一知要是说:“还可以。”张太雷就高兴地笑着说:“你看,我说对了吧!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练就行,向你祝贺!”于是两个人相视而笑,共享成功的喜悦。
“工作时工作,玩耍时玩耍。”(Work is work,play is play.)张太雷信奉这条英国格言。他工作时全力投入,不知疲倦,可是一有余暇就放松身心,尽情娱乐。他喜欢下棋、打球、听戏、郊游。一玩起来童心大发,兴高采烈,尽兴而归。春日里他有时到广州郊外去看田园风光,闻花木芬芳。夏夜去珠江泛舟,观波光水影,赏两岸灯火。一片森林,一湾流水,一阵蛙吼,一声蝉鸣都能引起他的遐思玄想,令他流连忘返。他热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爱恬静的江南,也爱火热的粤地。他感到祖国山河处处秀美,城城瑰丽。他愈爱这些山川景色,愈加热爱中华,就更憎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宰割和践踏。
张太雷的内心世界是宽广的,情感是丰富的。他不但爱田野的恬静,也爱城市的喧嚣,有时他到屋顶花园去俯瞰广州市容,看行人的熙来攘往,摩肩接踵,听车声人声汇合成交响曲。有时他也到珠江乘船漫游,看灯火飘动,听人们的谈吐。他通过观察游览,可以了解到群众的生活情况,喜怒哀乐,增加对群众的理解和关心。每当与群众接触共处的时刻,他总是深情地对身旁的同伴说:“生活多么美好呀!群众多么可爱呀!我们一定要为创造更加理想的明天不停战斗,辛勤工作!”
1925年6月,中共广东区委为了加强集体领导,成立了主席团,也就是常委会。成员有陈延年、周恩来、苏兆征、彭湃、阮啸仙、罗绮园、邓中夏、穆青、杨刳安、蔡畅、邓颖超、张太雷等人,陈延年负责。1925年9月,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罗亦农调往上海工作,宣传部长由张太雷兼任。
张太雷自从参加广东区委领导和宣传工作后增国了工作量,首先是有大量的教学讲课工作要做。这年夏天,共青团广东区委举办的团员训练班,聘请张太雷在该班讲授《少年国际》、《第三国际》、《CY与CP》等课程。冬天,国民党中央党部办了政治讲习班,张太雷在该班讲授《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每周上课两小时。
1926年春,中共广东区委举办粤区干部训练班,每期学习时间一个月,举办了四期。课程设有《共产主义ABC》、《社会发展史》、国内外形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担任该班讲课的有陈延年、周恩来、邓中夏、苏兆征等,张太雷也在该班任教,常作国内外形势报告。2月25日,张太雷在中共区委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国内外形势报告。2月份还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开办的广东省青年训育员养成所,兼任教员,讲授《民族问题》。3月23日又到广东区委主办的第二期干部训练班,讲授《目前时局与党的策略》。
5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会同中共广东区委,将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浦军构撤出来的共产党员,集中在大佛寺举行高级训练班,周恩来担任主任,陈延年、邓中夏、张太雷等到班作报告。5月份张太雷还到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革命问题》。从这一系列讲课活动中,可见张太雷讲课任务之众多和繁重,讲课前要备课,要收集看阅材料。讲课要花费时间精力,课后还要听取反映,是一项艰辛的劳动。
1926年2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创刊,该刊先后出版350期,张太雷从创刊号到29期负责主编。他从创刊号到1926年10月止,共发表了70多篇文章,都是紧密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根据斗争需要而写的政论文章。他以精辟深刻的道理,通俗易懂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罪恶行径,宣传了革命的理论,教育和鼓励广大群众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去。他真正做到了运用笔杆和舌头这两个锐利的武器进行斗争。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宣传鼓动家,也是冲锋不止的革命实践家。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错综复杂,常常各持己见,很难统一。就以国共合作来说吧,本是好事一桩,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出于共产党的真诚,对国民党也大有好处。孙中山经过考虑,通过实践,也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于是实行了国民党的改组,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进行国共合作,可是好事多磨、良策遭疑,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始,就出现一些反对三大政策的右派分子,开始有方瑞麟、黄季陆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接着又有邓泽如、张继、谢持要“弹劾共产党”。随着1925年3月孙中山的逝世,这些右派分子更加活跃起来,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和三大政策,邹鲁、张继、谢持、居正等10多名国民党人,于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讨论解决共产派的问题,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公开宣布反共反苏,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对抗。孙中山逝世后,除原有的老右派之外,又出现了新右派,戴季陶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人物。他是国民党一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原来对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就表示“根本怀疑”,孙中山逝世后,他以继承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家自诩,1925年6、7月间,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竭力阉割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发挥旧三民主义的消极方面,形成他系统的理论,即戴季陶主义,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论点就是号召“孙文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把共产党人赶出统一战线”。
自从建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第一天起,共产党人就团结国民党左派与右派作斗争,张太雷是其中斗争最有力的一员,对各个阶级和各种右派人物,他从理论到行动上都作过有理有力的斗争。
戴季陶主义出现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了,因为他们考虑到公开反共的条件还不成熟,自身羽翼还不丰满,还不能立即实行国共分裂,他们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一面表示联共,一面限共、溶共,进行反共。
蒋介石表面上装得很革命,思想实质却很右。早在1924年1月,他在向孙中山提出的《游俄报告书》和3月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的信中便把苏联的国际主义政策称为“恺撒之帝国主义”,骂中国共产党为“俄奴”。只是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拥护和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后,就把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当做他的私人势力和政治资本。中共在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蒋介石也指使他的党徒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唱对台戏,搞摩擦。
1925年8月,蒋介石当上了广州卫戌司令和第一军军长,力量加强了一些,反共的面目就暴露得更多。12月,他公然提出在黄埔军校内,共产党的活动应该公开。国民党员要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得到校内国民党的批准。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上了中央执委委员,他的地位又提高了,力量增强了,就制造中山舰事件,来反对共产党。
张太雷早就对蒋介石有所了解,后来参加孙逸仙代表团去苏联,和他在一起共事三个多月,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后发现他跟右派往来密切,支持戴季陶,对他增加了防范之心,但为了国共合作,还是以团结为重,注重教育。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张太雷还在《人民周刊》上发表了《广东革命危机仍在呵!》一文,在这篇笔锋犀利的短文中明确指出:“广东已经统一了,反革命的军阀大半已经铲除了,但是广东的危机仍然存在着呵!”“反革命混在广东许多团体里面公然做反革命的活动。”“去年打倒刘杨后,大家以为广东大害已去,可以安然了,不知道那暗幕一揭开,里面不知道一重一重有多少种阴谋和诡计!我们现在又看见这种情形了,同志们,提防着。”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张太雷那天在鲍罗廷公馆工作,传来了消息,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员。张太雷又派人进一步了解到蒋介石又派军队解除了省罢工委员会下属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了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等等情况。起事原因说是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要劫持蒋介石,要攻打广州。当时鲍罗廷外出不在广州,另一苏联顾问季山嘉(1892-1938年俄国人,亦译名为左比雪夫)在鲍公馆,季山嘉问张太雷:“李之龙这个人怎么样?他为什么要闹事?”“李之龙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在第一次东征中表现不错,他决不会叛变,这里面有鬼。”张太雷回答得很肯定,并说道:“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当天晚上,张太雷怎么也睡不着,有时在房子里来回踱步,有时躺在床上沉思,探寻原因,思考对策。
第二天,张太雷就查清了事件的真相: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格,声称“奉蒋校长(介石)的命令”,通知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中山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共产党要阴谋暴动”、“要推翻广州政府,建立工农政府”、“要逮捕蒋介石,送往莫斯科。”于是蒋介石就在20日凌晨3时,指使亲信逮逋了李之龙,进行了前面所述的一系列反革命措施,制造了这一中山舰事件。张太雷在得知蒋介石亲自制造这一阴谋后,十分气愤地对陈延年说:“我党应该组织十万红军,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由此可以看出,组织工农红军,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此时已在张太雷头脑中生根萌芽。
广东区委的领导同志,准备给蒋介石以有力回击,可是当时在广州的苏联顾问季山嘉、任苏联视察团团长的布勃诺夫和汪精卫都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抗衡。又考虑到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事力量强大,难以对付,怕同蒋介石关系搞坏了,会失去他的支持,主张对蒋介石让步。广东省委请示上海的党中央,中央领导不了解情况,还认为是与广州同志工作上的错误有关。中央领导在弄清情况后,又以蒋介石拥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支持,只有退让才能团结蒋介石北伐,也不同意回击。
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怒。黄埔军校一部分革命学生在校内张贴标语,反对蒋介石逮捕共产党人,准备上街游行示威。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长同蒋介石有不同程度的矛盾。蒋介石掌握的第一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还有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叶挺独立团。广州有2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1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蒋介石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共产党对抗。蒋介石所以要搞“中山舰事件”,是为了制造紧张局势,试探人心,摸清情况。见到人民反对,形势不利时,又玩弄两面派手法,以图缓和矛盾、平息事端。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立即假惺惺地向汪清卫为首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自请处分呈文”,声称“此事起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表示“中山舰事件”是一种“误会”。另外又采用诿过于人,借刀杀人之术,将责任推到广州市警备司令、公安局长吴铁城、川军首领熊克武、余汉谋等人身上,说是他们促使他干的,还把他们抓了起来。
3月22日,在汪精卫的住处开了一次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都向苏联顾问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却没有说一句检讨自己的话,这次大会还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员的提案。这次会议召开后,蒋介石不仅在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也得到了成功,心中之窃喜难以形容。
对蒋介石的反共让国民党左派感到束手无策,苏联顾问也一再退让,汪精卫也心中有气,愤而称病离职。周恩来、陈延年等共产党人对此都十分不满。张太雷更是愤怒,然而个人力量有限,无法挽救狂澜,此后每提到此事,他都是义愤填膺。
“中山舰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前奏曲。
“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这是中国的成语,用它来形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也制约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他从这次试探中摸清了共产党人存在的弱点,更加野心勃勃,蠢蠢欲动,计划进行下一步的反革命活动。
接下来蒋介石要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人,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要改善两党关系,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要在会上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全部交出等等。
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蒋介石就同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多次商谈,要他接受这个方案。鲍罗廷为了促使他参加北伐,对蒋介石作出让步,同意了他的要求。鲍罗廷那时怎能料到他的这一行动,成了后来回苏联之后受到指责、成为右倾罪状之一,导致他身陷牢笼,最后死于监牢中,这是后话了。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一样,也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并派出张国焘到广州,指导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员,动员他们接受这个方案,他们讨论了七天,还是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最后,张国焘采用了强迫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于是在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这样一来,担任国民党部长的一批共产党员,如谭平山、林伯渠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却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使得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他一人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只是这时还没开始北伐,蒋介石还想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不敢公开全面反共。他继续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面在口头上仍然表示联俄联共,一面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以图实现更大的反革命阴谋。
在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对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者和各种反革命派自然是欣喜若狂,而广大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以及国民党中的左派都是深感忧虑。张太雷更是无比气愤,深感必须对反动派给予必要的反击,他又以笔杆作武器,在三月底,接连赶写了两篇文章进行回击。
一篇是以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的名义写的《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文章首先说明:“共产党现在努力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与农民非先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是不能求得他们最后的解放。”“因此在这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运动上,有联合战线的可能。”接着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最惧怕的就是这一种的联合战线,因此竭力对于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造谣诬蔑以谋破袭这一个联合战线。”明确表示:“共产党决计不因敌人的造谣而放弃他的革命工作,并且警告社会,帝国主义反革命派对于共产党这一种的造谣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势力,破坏国民党、推翻国民政府、危害广东和平的一种阴谋。”最后指出:“共产党要求革命领袖与一般革命群众起来打破敌人此种阴谋,并且一致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达到我们共同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
另一篇文章是《三月二十日的戒严》,发表在《人民周刊》(7期)上。文中指出广州3月20日的戒严,惹起广东一般人民的怀疑,使许多革命党人发生消极的观点,并使帝国主义者及一般反革命党欣悦异常。接着引用中央通信社记者与下令戒严的蒋介石的谈话来说明事件发生原委。文章最后指出,3月20日事件证明《人民周刊》发表的《广东革命危机仍在呵!》一文中的警告是正确的,再度提出要加强革命的团结。
张太雷在起草《公开信》和《三月二十日戒严》两文时,都是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研究过的。在这之后,还和陈延年共同商讨之后,又写了《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写完交给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国民新闻》,这篇文章本应在3月30日见报,但被蒋介石控制的广州市公安局所派的检查员抽去,以致迟到4月1日才在《国民新闻》上发表。张太雷对此事十分不满,又执笔写了一篇评论《言论自由与检查党报》,此文4月6日在《人民周刊》第8期刊出。文中首先指出:“在国民政府之下人民应有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是辟共产党有推翻国民党这种谣言的,如果这样的文章,不予发表,或者说有了共产党三个字就不应该登载出来,“是极端违反革命的利益与剥夺国民政府下人民应有的言论自由。”文章犀利精悍,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及其帮凶们反对共产党的丑恶行径。
早在1925年秋戴季陶主义出笼,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领的新右派势力抬头后,周恩来就同陈延年、鲍罗廷、张太雷等人商量,主张共产党员不再同蒋介石合作,而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另行组织革命军队,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一致赞可。但是,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意见,指出要继续帮助蒋介石发展,以致在1926年1月1日到19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2月1日,又担任国民党革命军总监,使得他得以养肥坐大,养痈成患。
张太雷对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搞“整理党务案”十分气愤。他对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的退让政策也很不满,深为时局担忧,为形势着急,他曾对王一知说:“时局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会不会成为土耳其第二?”
张太雷经常同陈延年、邓中夏讨论当前局势,他曾经这样说:“我们要尽力揭露国民党右派,不能总是把目光仅仅对着已被开除的西山会议派,还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揭露蒋介石一伙的反动面目。”他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而且在实际上做,他又发扬了用笔杆做政治斗争的武器的一贯做法,从1926年2月他担任《人民周刊》主编起到10月辞去此职止,在9个月的时间内,共写政论文章86篇。平均每月近10篇,这是他在做鲍罗廷助手,领导顾问室,承担讲课任务以及其它党务工作的繁忙情况下写的,不可谓不多。综观这些文章,除了20多篇是评述国际上发生的大事,揭露英帝国主义罪行,介绍省港大罢工情况的文章外,其余近60篇都是直接或间接揭露国民党新右派的,可见他用心之良苦,斗争之坚决。
在这些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政论文章中,有两篇对蒋介石刺得最痛,使他大为恼火。
一篇是《反动派在广东之活动》,张太雷写于1926年5月26日。文章一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广东革命基础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的情形。”接着列举了现在广东各界群众分成了两派,甚至还发生了互相冲突殴打现象。于是提问:“怎样会有这样的情形?”“这些情形是哪个造出来?”文章斩钉截铁,态度鲜明地作了回答:“很显而易见的就是那班已开除与未开除的反动派所造成的。他们趁着全国现时反动势力高涨的时候想把革命基础断送。他们每天在党内青年中间放布谣言,以‘赤化’恐吓青年们,使青年们发生疑虑,于是他们达到离间目的。”文章结尾时提出号召:“我们要防备挑拔及互相团结起来除掉内患奠定基础。”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未开除的反动派”,是指蒋介石一伙新右派,只是出于斗争的策略,未点蒋介石的名而已,蒋介石看了心中自然明白,怎能不发火?
张太雷写了上述短文后,还感到对蒋介石一伙揭露得不够充分,批评得还不够狠,认为还有必要再加笔伐,于是一鼓作气,连续作战,又写了一篇政论文章《到底要不要国民党》,6月10日以大雷署名,发表在《人民周刊》(14期)上。这篇文章首先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现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来实现国民革命?”然后从历史发展上来说明在孙中山没有改组以前的国民党,不能算是一个党,因为党员大半是靠党以升官发财的。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后,国民党已逐渐成为一个革命分子结合的党,因此能领导一切国民革命运动。但是党内还有反动派反对改组,反对与革命分子结合,就提出反对共产党的口号来反对改组。然后又举西山会议派投靠反动军阀,勾结陈炯明、魏邦平的武力反共行为来说明他们的危害。在整理党务案提出后,共产党为了国民革命的利益作了让步。反对派还是攻击共产党,如果共产党被攻击而退出后,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又将首当其冲。进一步指出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可以说攻击共产分子不是共产分子的问题,而是国民党生死的问题,是整个儿国民革命的问题。”文章最后发出号召:“我们是否要国民党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如果我们要,那么我们要防止反动派更进一步要求的阴谋。”
张太雷的这篇文章是很讲策略的,但又是很尖锐的,他以维护国民党的革命性号召,以便团结和争取更多的中间群众和国民党员中的革命分子。文章的矛头则直指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揭露他们的罪恶用心。此文发表以后,受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欢迎和赞成,受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和痛恨。
这篇文章在黄埔军校学生中引起了很大轰动,大家读后都觉得痛快解渴。蒋介石看了暴跳如雷,怒骂交加,于是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赤膊上阵,在6月28日黄埔军校大礼堂举行纪念周时,蒋介石借对全体学生训话之机,声色俱厉、信口雌黄地谩骂张太雷。他说张太雷破坏两党关系,引起两党恶感,把国民党说得没有一个是好的。他还说“至于说到共产党完全脱离了国民党之后,国民党就不能革命,不能存在,这些话张太雷是不能讲的,不应该讲的!”大家对他的一反常态,感到诧异,听了他的胡言乱语,无不气愤。
后来,张太雷知道了蒋介石在骂他,便高兴地说:“这说明了我的这篇文章写得还不错,刺中了他的痛处,今后我还要写文章揭露他。”不过张太雷还是以大局为重,维护国民革命的利益,在当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还要争取一切力量反帝反军阀,只能对蒋介石有节制、讲策略地进行批判斗争。
张太雷在8月12日,于《人民周刊》18期上又发表了一篇《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表面上是解释误会,实质上是借解释误会的机会,更加巧妙隐讳地再次揭露批评蒋介石。蒋介石看了无法找碴发作,只好忍气吞声,暗中记恨张太雷罢了。
更妙的是,在8月20日为了纪念廖仲恺被刺逝世一周年,张太雷又写了《廖仲恺——国民党的左派模范》一文,系统明确地论述了国民党左派的条件:第一要分别革命与反革命,认清敌与友,团结革命派,以廓清内部反革命派。第二维护革命分子的团结,竭力防止对革命团结的破坏。第三应当认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分子是农工,要实际参加或帮助工农运动。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既是纪念廖仲恺也是揭露蒋介石,不过策略巧妙,只在文中提出左派的三个条件,当做镜子,让人们用它来照出蒋介石的右派嘴脸,真是匠心独运,令人拍案叫绝。
广东国民政府在1925年3月,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11月底又取得了第二次东征的胜利,12月底又取得了南征的胜利,使原来四分五裂的广东省,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迅速地获得了统一,成为当时惟一的革命根据地。
要想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1926年4月2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17次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北伐的主张,得到了通过,北伐就揭开了序幕。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属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派出的援军所击败而由长沙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打退了直系军队的进攻,稳定了湖南战局,北伐军初战告捷打开了向北进军的通道。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出师北伐,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7月14日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
7月12日到1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决议案》等文件。
7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并援助北伐战争。北伐军出发时,广东区委和省罢工委员会组织了罢工工人三千多人,担任运输、宣传、卫生等工作。广东区委还发动粤北民众以人力、物力支援北伐军,为北伐军担任担架、向导,随军出发。北伐军沿途受到群众的欢迎。
北伐进军号角吹响以后,张太雷就积极投身到北伐的革命洪流中去,他不遗余力,尽己所能地作支援推动北伐的工作。7月8日北伐正式誓师出发的前夜,张太雷就在《人民周刊》16期上发表了《此次广东出师之意义》,对北伐之意义、目的、条件和前途作了全面扼要论述。指出“广东此次出师是为保卫广东,革命军因保卫广东而进取武汉,以扑灭祸粤之吴佩孚势力,革命基础因此而巩固并扩大,所以广东与全国的民众应一致赞助广东此次的出师,革命军因为人民的赞助所以是一定胜利的。”
北伐进军期间,张太雷经常陪同鲍罗廷出席各种会议,还和国民政府有关方面联系洽商,协调解决北伐进军中出现的各项问题。
北伐军是正义之师、精锐之师,在工农群众支持下,一往直前,所向无敌,打垮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危及了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统治地位,于是英帝国主义便发动武装挑衅活动,企图破坏和阻止北伐进军和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9月4日,英舰闯入珠江内河,派遣海军陆战队上岸,占据了长堤码头,破坏罢工运动。9月5日,又在四川万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万县惨案”,引起我国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和声讨,全国掀起反抗帝国主义的热潮。
张太雷也义愤填膺地谴责英帝国主义对我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他写了《打倒英国兵舰政策啊!》,文章一开始就讥笑英帝国主义一番:“英帝国主义9月4日之行动,正是狗急跳墙的表示呵!英帝国主义以为用这样武力的蛮干,可以威吓我们,岂不知正是自己示弱,自己丢脸而已。”严厉指出:“但是中国已非鸦片战争时的中国,英国亦非鸦片战争时的英国了,兵舰政策非特不能令国民革命的中国屈服,反而增加了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热度。”最后提出:“我们一定要给英国以更严重的处罚,对英杯葛应扩大到革命军所到的地方,广东对英杯葛应更严密加紧。”“务使民众全体一致对英,打倒英国兵舰政策啊!”
张太雷在10月5日,又写了《万县事件》一文刊于《革命青年》1卷4期,介绍了万县事件的经过,指出英国至少应负两种责任:1.英国当负武装挑衅之责任。2.英国当负毁灭和平城市之责任。还进一步提出:“故吾人以为此次事件,不当仅以惩凶、道歉、赔偿损失了结之,而当更进一步,根据此次之重大事件,向英国交涉废除中英间之不平等条约。”“欲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应当现在便从英国着手!”
从7月9日开始的北伐,国民革命军是分三路进军的,北伐军主要的一路,出广东,入湖南,直趋武汉,目标是消灭吴佩孚主力部队二十多万人,这是主攻方向和主要战场。
由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约五万人,组成主力军,其中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战斗力最强,是北伐军中最精锐、最英勇的部队。这支主力部队,7月攻克长沙,8月打下岳州,接着在汀泗桥、贺胜桥取得了决定性的战役胜利,9月初又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攻下了汉口,消息传来,全国革命人民一片欢腾,张太雷也是欣喜万分,为之击掌叫好。
张太雷是有远见卓识,知微识细的,北伐军攻下武汉以后,他在欢欣鼓舞之余,也看到潜伏的危机、隐藏的祸根。他在9月8日写了《武汉攻下以后》一文,指出北伐军占领武汉这个消息传来后,没有一个人不是兴高采烈,欢呼雀跃,非但革命党人是欢喜,并且反动派也是格外欢喜。他在分析革命党人为什么欢喜后,又分析反动派为什么也高兴呢?因为做官发财的机会又来了,非常明确提出目前有四种危险,需要立即征服与解决:1.革命主义与政策的危险。2.国民党的危险。3.与民众关系的危险。4.革命基础的危险,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北伐就等于替人出力了!他在10月1日又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武汉攻下后之国内外形势》,对攻下武汉以后,军阀、帝国主义及人民之间的情况,作了详细全面的分析,要求猛烈地发展民众力量,防止被野心家所利用和破坏取得的胜利。
1926年10月10日,北阀军攻克华中重镇武昌以后,北伐进军中的两湖战争宣告结束。随着吴佩孚、孙传芳军阀势力的先后覆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势力就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为适应深入发展革命的需要,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张太雷随同鲍罗廷、宋庆龄以及国民政府委员徐谦、宋子文、陈友仁等离开广州前往武汉,筹备国民政府迁都事宜,开始了和蒋介石一伙新的一轮斗争。
鲍罗廷、张太雷一行是自广州起程,从陆路行进,途经赣州、南昌、九江,再乘轮船去武汉,沿途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地,鲍罗廷常常要发表演说,大讲革命的有利形势,今后的光明前途,张太雷给他作声情并茂、富有激情的翻译,群众听后大受鼓舞。
北伐军的总司令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所属海陆空军都是受他这个总司令所统辖的,北伐军取得的胜利又为他赢来了很高的个人声望,使他更加趾高气扬,欲望膨胀。原来依附北方反动势力,同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都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官僚黄郛、张群等人联袂南下,在蒋介石身边施加影响。在这种复杂微妙的背景下,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冲突进一步发展,爆发了所谓“迁都之争”。蒋介石原先也一再提出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湖北。在1926年11月19日他致电广州时还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所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12月4日,张太雷陪同鲍罗廷、宋庆龄、孙科等一起到庐山,与蒋介石商讨国民政府迁都汉口的具体事宜。哪知蒋介石突然变卦,不同意迁都武汉,要求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设在南昌,待南京光复后,再依照孙中山生前意见,建都南京。他之所以要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时设在南昌,这是因为他领导的北伐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便于一手控制党政领导机关。这样一来,谈判未能达成一致协议。鲍罗廷和宋庆龄等还是坚持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通过的迁都武汉的决定,继续前往武汉。
张太雷陪同鲍罗廷等人,12月9日离开九江,乘船去汉口时,在岸边渡口摄影留念。我们从这张照片,以及他在南昌渡口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身穿西装,头戴鸭舌帽,手提皮包的伟岸身姿。
12月10日,张太雷陪同鲍罗廷、宋庆龄等人到达武汉,受到武汉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综观张太雷这一年来在广州的工作,除了协助鲍罗廷进行各项事务和领导省港大罢工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与蒋介石作斗争。令人遗憾的是未能引起当时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