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崩溃》推翻军国主义的计划


1945年8月9日上午11点,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与会者包括指挥战争的最高委员会六名成员。原子弹三天前在广岛爆炸一事,强烈地震撼了被称为是“六要员”的委员会六名成员。现在,他们又要应付新的灾难:那天一早,160万苏联军队向日军盘踞的满洲里发起了进攻,日方认为苏联会跟自己达成可以接受的和平,但是这一希望破灭了。铃木想利用此次会议,建议日本接受投降协议,协议是盟军在7月末提出的。

“我们不能无限期地进行战争,”年老的首相说,“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我们无路可走。”

战争部大臣阿南惟几将军对铃木的建议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谁能肯定我们百分之百地失败?”他反问,“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宣言。”他的话一说,“六要员”之间的立场就泾渭分明,一派希望和平,另一派要求进行抵抗而不管代价有多大。

军方人士——阿南将军、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和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坚持着幻想,他们认为,通过上苍的干预,日本也可能设法击退美军,就像非同寻常的台风或者神风一样,那种神风曾在1281年击退了蒙古的入侵舰队。

主和派同样相信,天上和地上无论什么都挽救不了日本。首相铃木、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和外交大臣重光葵认为,苏联对中国满洲里的入侵是压制同僚的机会。

阿南将军向最高委员会提出了日本的防卫计划(操作方案),并评论了军方击退入侵所能动用的力量:53个步兵支队和25个旅,加在一起有25万个守备组,共235万人;除此以外,指挥官能够召集400万陆军和海军加入战斗。而且,内阁最近已经通过了一项措施:将征兵范围扩大至15到60岁的男子和17到45岁的女子,这样日本的防御力量可以再增加2800万人。

就数量众多的防御者阻止或击退美国人的登陆一事,外交大臣重光葵要求进一步说明。但是,重光葵只听到了陈词滥调。“凭着运气,我们会在他们登陆之前将其击退,”梅津将军说,“无论如何,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将摧毁入侵者的主要力量。”

外交大臣重光葵充满了嘲讽,他说,即使日本的兵力击退了第一次登陆,美国军人将反复登陆直至成功。

两个对立的派别争论了两个小时,最后愤怒的铃木愤然离会,去参加一次全体内阁的大会,大会将讨论导致“六要员”分裂的同样问题。

在内阁大会召开之前,铃木就知道这是浪费时间。接受《波茨坦宣言》需要内阁成员的一致赞同。占据内阁职位的战争大臣阿南将军,肯定要拒绝和平建议。内阁大臣和他们的秘书们只是占据着席位而已,这时,一名官员走进会议室,报告了第二个灾难:长崎遭受了广岛一样的命运。

折磨一个民族的六个日子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民族历史上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现在,必须尽快决定一亿日本人民的命运,以免美国人再次扔下原子弹。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需要一位英雄人物来平息口水之战,把这个民族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这样的救世主很快就出现了——他出乎意料地出现,整个日本国都感到惊讶。

救世主就是裕仁天皇自己,从公元七世纪算起,裕仁是第124代。裕仁统治着日本,却不拥有实权。人们尊崇裕仁为太阳神的后代,他不在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世俗问题。但是在日本面临危机的时刻,裕仁挺身而出,引导自己的民族前进。他是一个身细而腼腆的44岁男子,戴着厚厚的眼镜,喜欢研究海洋生物学。

促使天皇行动的是内阁的明显无能:除了争吵外无所事事。长崎的可怕消息对于澄清认识毫无补益。在下午2点30分,内阁做出了决定。就在上午10点之前,在经过数个小时无用的争辩后,铃木提出进行投票。大多数大臣选择接受《波茨坦宣言》,但是仍有持不同意见者,包括战争大臣阿南。铃木厌恶地宣布休会,然后和外交大臣重光葵匆匆去面见天皇。那天上午,裕仁听取了首相的意见,天皇最亲密的顾问、封建主、天皇印章的持有者木户勋爵认为,天皇要采取行动打破僵局。最新的报告只是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即日本的领导人已经陷入了纷争不能自拔。裕仁意识到,如果日本想要和平,他就必须抽剑砍断纷争的结子。

裕仁同意在当晚举行帝国会议,以打破僵局。晚上11点之前,内阁和最高委员会的各个成员接到诏令要求与会,木户勋爵和其他几名前首相也接到了诏令。人们都感到迷惑:通常,只有在向天皇呈送已经达成一致的协议时,天皇才跟他们见面。内阁和最高委员会的成员们匆匆赶往地下皇宫掩体,地下皇宫掩体跟“图书馆”毗邻,“图书馆”是一个加固的水泥建筑。自从5月份皇宫在空袭中被损坏以来,皇室成员就住在地下皇宫掩体里。

会议室已经准备出来,这是一个长宽分别为30和18英尺的防空掩体,光线暗淡,几乎不通风。与会者穿着正式的服饰,感到呼吸都有点困难。11点50分,裕仁走了进来,登上王座。他显得有点萎靡,似乎非常疲劳。王座位于一个小讲台上,在讲台上前面是一张盖着金色布的桌子,后面是镀金屏风。出于传统的规定,与会者避免正视坐在他们面前的尊贵要人。

铃木要求朗读《波茨坦宣言》,会议开始了。“六要员”中的每个成员站起来轮流陈述自己的意见。外交大臣重光葵不慌不忙地说结束战争的时刻到了——如果盟军允许日本保留天皇。海军大臣米内对此表示同意。阿南将军则表示反对,他严厉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和平的条件:必须允许日本自己遣散自己的武装力量,允许日本自己审判日方战犯,对盟军的占领施加限制。“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我们就要继续勇敢地战斗,直至牺牲”。

当有人问是否日本还有能力战斗时,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将军的回答出奇的乐观,他宣称,反空袭措施将阻止原子弹再次攻击日本。“我们始终保持自己的力量,”他说,“我们期望着进行反击。”

直到凌晨两点,会议还未取得任何进展。年老的铃木费力地站起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数个小时,却没有任何结论,”他开始陈述意见,苍老的声音充满坚定。“我们没有先例——我发现找到这样的献礼是困难的——我必须怀着最崇高的敬意,请求天皇表达自己的意愿。”

铃木慢慢地转过身,走向天皇。这种做法有似于对天皇的亵渎。会议室充满了喘气声,惊呆的阿南喊叫起来:“首相先生!”铃木好像没听见似的,继续前行,到达天皇坐着的台前,朝天皇鞠躬。裕仁天皇会意地点点头,铃木返回自己的座位。

天皇站起来开始讲话。他声音显得脆弱,显示出自己对打破数个世纪传统的紧张心情。“我已经严肃地思考过——”天皇说,“国内国际的局势,我得出结论:继续战争意味着民族的毁灭,意味着世界上流血的增多和残忍。”

在场的听众鸦雀无声,人们好像受到了催眠。

“看着我无辜的人民遭受痛苦,我不能再忍受。”裕仁停顿了一下,凝视着钢梁构造的天花板,用带着白手套的手指擦了擦眼睛。他继续说:“想到那些忠心为我服务的人,想到士兵和水手在战场上死亡或受伤,家庭失去了他们的财产——经常连生命也保不住,我感到痛苦。”

天皇不应说这些事情,不应就忍受痛苦和就众所周知的事情表达意见:日本在每件事上进行冒险并且已经输了。裕仁的讲话把人们的丰富情感发掘了出来,这种情感通常隐藏在表面上冷漠的面孔后面。会议室有几个人跌落在座位里,头低垂着,肩膀高高耸起。

天皇继续讲着:“我们必须忍辱负重的时刻到来了。我含着眼泪,同意接受盟军的宣言,宣言要建立在外交部勾划的基础上。”

裕仁转身走出屋子。8月10日黎明,内阁成员们都签署了意见,接受《波茨坦宣言》——条件是,天皇的最高权力不容更改。

整个日本都醒悟过来了,宣布皇家会议有条件接受协定的电报发往日本驻瑞士和瑞典大使馆,消息再从那里传到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和重庆。

那天上午9点30分,阿南将军走进战争部,告诉他的人员投降的决定。“我不知道自己能提供什么理由,”阿南对50名聚集在防空掩体中的官员们说,“但是,既然接受《波茨坦宣言》是尊敬的天皇陛下的意愿,就无需再做什么。”当几名官员开始抗议时,阿南打断他们:“必须摒弃你们个人的情感,摒弃你们下属的情感。”他说,这位战争大臣用手掌拍着自己的平头以示强调:“如果这里有人想跟陛下的决定作对,他只能在我死后这样做。”

阿南的声明没有使所有的官员都服气。那天晚些时候,官员中有两个人——包括阿南的内弟、陆军上校竹下正彦副官——以阿南的名义在广播中发布了一则消息,督促正在收缩的日本国所有的军队“坚决地战斗,即使我们吃草吞土,即使我们睡在野地里”。

当外交大臣重光葵得知这则伪造的消息时,他决定不再等待帝国会议的决定,而通过官方渠道同盟军方面联系。重光葵担心,如果不立即同华盛顿联系,盟军可能把下属官员的言词理解为拒绝《波茨坦宣言》。那天晚上,外交大臣怂恿多媒新闻社的一名编辑,把帝国会议的决定变成摩尔斯式编码,用英文传输给美国和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