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政治气候，就像支预示天候的晴雨表，随着前线战事的胜败得失，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也在起伏波动着。
8月间，一场关于中、日间未来前途的风波搅乱了武汉的平静，吸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月初，美联社发布消息称：“罗斯福拟在武汉失守后调停中日战争。”一时间在华盛顿刮起一股“和平”旋风，引起美英诸国万众的关注。
但同一天晚些时候，世界各地又看到另一则美联杜电，称：汉口官方及香港《大公报》同时否认外传意大利与汪精卫就中日战争进行调解，并拉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事。大公报谓抗战策略不变，蒋汪合作无间，欲中国加入反共集团也不可能。
美联社见风就是雨，两条消息似两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水中，一时涟漪四起。而对战、和问题最为敏感的香港，反应也最强烈。
8月2日，虞洽卿由沪抵港，更使香港弥漫在“和平”的花雾中。英文版的《每日新闻》甚至宣称，从中国方面得到消息，日方拟向中国提出和平条件五项。当众人都在猜测消息的可信度时《刺西报》5日上午首先刊出日本对华“和平”五项条款。下午，各晚报竞相转载，日方五项条件一时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一、日本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兵；
二、承认满洲国；
三、虹口、阐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99年；
四、赔偿此次战争损失；
五、共同防共。”
如此确切的消息一经刊出，就投人再怀疑它的真实性。国内、香港、苏联、西方诸国心情无一不把目光都投向武汉，集中在了蒋介石的身上。此刻，他能决定这场战争的命运。
蒋介石想和平，而且想得比任何时候都迫切。早在6月，他就授意汪精卫派出要员至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丰村商洽，作和谈的先期准备。只是日本人要价太高，他一时没给答复。
如今这一夜间又掀起一股“和平”浪潮，把他置于极尴尬的、境地。日本人所提五项条款中，除第五条他能接受，第一条在得到确切保证后也可考虑外，其它几条显然是卖国，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这件事弄不好，有可能得罪苏联，失去这个军援的外来大户和远东的重要盟友。
蒋介石知道这件事坏在谁身上，也知道对方是有意如此。在蒋公馆，他痛恨地骂道：“娘希匹，汪兆铭（精卫）四处捣鬼，有意让我难堪。他对我还没有死心！他对党国还抱有野心！”
“文胆”陈布雷对这件事也看了个透。他略一沉思，进言道：“委座，这事不能任由它发展下去。否则于委座、于盟友都将贻害无穷。如果委座觉得条件难以接受，则正可以利用这机会昭示国人、友邦，以赢得外部对我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而国人亦可横下与敌寇决死之心。”
蒋介石沉思一想，觉得有理，便吩咐道：“布雷，你马上通知一下，叫宣传部周代部长来一下，我要亲自布置这件事。”
宣传部代部长周佛海是汪精卫的心腹人物。蒋介石叫他来，不仅要利用他对汪精卫发起反击，还要借机整顿宣传部。他认为，近一个时期，宣传部的工作成效太差了。
8月21日，深得蒋介石倚重的军事外交家蒋方震（蒋百里）将军在香港接受了伦敦《每日捷报》记者的采访，揭穿日本打着反共旗号行侵略野心的伎俩。他开门见山地直点主题道：“日本人自称其作战系根绝中国之共产主义，此事完全不确，不过借以欺骗全世界而已。若日人系对共产主义作战，则苏俄系共产主义巨头，自应与苏俄作战。”
说着引例道：“最近满洲边境事件，日人竟向苏俄威力低首而忍辱撤兵。然去岁南京之战，日军杀戳无辜至令人发指之地步。须知，南京并无共产分子。诸事证明日本对华战争，并非对付共产主义，而纯粹为侵略中国领土也。”
24日，中国外交部针对近一个时期伦敦方面“中日和平”愈演愈烈的谣言，指示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公开辟谣，并宣称：“除非日本放弃侵略，否则决无和平可言。”香港《大公报》乘势发表评论，称中国抗战策略不变，蒋汪合作无间，欲使中国加入反共集团绝无可能。
25日，针对外界对蒋汪间的猜疑，外交部部长郭泰祺在伦敦接见哈瓦斯杜记者，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一口否定“中日和谣”及意大利正与汪精卫签定协议。
蒋介石这时通过外交部、宣传部，频频向外界做出姿态，国民政府坚如磐石，蒋、汪之间志同道合、亲密无隙。但他内心里不相信空穴无风，他早已意识到汪精卫率他的“主和派”借议和之机，借日本人的压力，又在向他逼宫了。
其实他早就知道汪精卫不甘于他蒋某人之下，副总裁还不能满足他那张漂亮面孔之下的勃勃野心。几十年来，论资历汪精卫比他老，当他尚无任何实权之时，汪精卫便是民国政治力量的支柱，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论学识才干，汪精卫过目不忘，所以几十年来，从未服过蒋中正，自认也是块抵定乾坤的帅才，政治上的领袖人物。所以几十年来，在文入党魁被一一削除的情况下，汪精卫却像棵不老松，始终没有倒下，一遇时机，便要翻出几层浪。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除掉汪精卫这个白面政客，但不是现在。汪精卫决非等闲之辈，但他要是不看准八面来风，不抓住蒋介石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他也是不会动手的。
蒋介石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军事上，节节败退已使他退到了政治地域的最边缘。尚若再失武汉，日本人“降国民政府为地方政权”的威胁就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极可能成为现实。陈诚对国人所喊的“离此（指武汉）一地，别无死所”，既是国民党内“主战派”的观点，也是他蒋介石的意思。
胜败乃兵家常事，军事上的打击尚不是对蒋介石最大的威胁。最大的打击既非来自日本人，也不是来自延安的中共，而是来自他的国民党内部，来自国民党的分崩离析，众叛亲离。
8月28日，《沪导报》社论宣称：“日方策动的和平运动，尽管华方当局如何否认，但外传有已失政治信仰的分子，在偷偷的进行‘和平’运动，这是不可否认的。这来源开始于蒋介石先生在西安蒙难时，这些分子在柏林、罗马亲手订的‘联德意反英美以救中国’之路线。”
不管来源于何处，蒋介石相信他的国民党在一败再败的严峻时刻，确有不少意志不坚的人，四下里在为自己找出路。甚至有人已把触角伸向了日本人。
与此同时，日本人在加强军事进攻，更加紧政治分化。东京专门成立的“对华院”频频向日本大本营提供中国战争的各种阴招毒计，以图在政治、军事的双重压力下，让蒋介石的抵抗意志彻底崩溃。“对华院”中，甚至有专人研究蒋介石的军政观念，生活秉性……
9月9日，广济失陷后的第3天，心绪烦乱的蒋介石得到报告：根据日本五相会议决议，关东军召集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王克敏等一行在大连开会，筹商建立“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的具体办法。
一连串的噩讯使蒋介石一连几天肝火旺盛，身边的人几乎被他骂遍了。
骂归骂，可蒋介石在武汉毫无办法。9月22日，北平伪政权与南京伪政权正式合流，在北平打出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的旗号。
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中国大地上终于又出现了一个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的“中华民国政府”，这个木偶政权甚至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半壁江山。
蒋介石自然少不了发表些“无效”之类的声明。但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时日是他执政一生中“心情最灰暗”的日子。
9月下旬，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将军，急匆匆地赶回延安。未几日，又风尘仆仆地返回了武汉。
这期间，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数月来一直为战场战事和国民党内部复杂纷坛的矛盾纠葛捆住手脚的蒋介石，这时又突然想起了陕北的老对头，毛泽东。
以他的观点，国民党强盛时杀了无数中共党人，国、共两党是多年的冤家、仇人。如今国民党内自己人都不乏咒他老蒋早死、国民党早散之人，中共岂能不落井下石，促其速亡。所以对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蒋介石急于想听到详情，看看有什么新东西。自周恩来登机北上后，他心中的那股急切、紧张劲儿，就像一个陈庭待判的被告人。
他怕自己在内外交困的关头，中共党人再在背后插上一刀。
他期望国共统一战线能像年初一般稳固，虽然这希望在他看来并不大。但他实在不愿让苏联、英美，让世界各国看到他蒋某人的国民政府已四分五裂，再不像一个能控制整个国家的政府。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此刻从他身上再找不出1936年底西安事变时被迫接受中共的那种委曲和无奈。
周恩来给他带来了延安的消息，也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返汉当天，周恩来便征程未洗地来到了军委会，拜见了蒋介石。
一阵寒暄后，望着吱吱唔唔又神情焦灼的蒋介石，周恩来开了口：“蒋先生，”自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一直习惯于这样称呼他，“毛泽东先生对武汉战事非常关心，对你本人坚持抗战也深表敬意。” 蒋介石闻言，眼睛一亮。周恩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过去，说：“这是毛泽东先生带给你的一封亲笔信。”
蒋介石“嗯、嗯”答应着，却头也没抬，急切地抽出信笺。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紧紧地吸引了他的目光。
蒋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15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将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更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礼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谨启
民国27年9月29日
放下信笺，蒋介石十分激动，口中连称：“好、好。”内忧外患，连他的许多国民党员、老部下都背叛了他，可共党却在支持他，这使他既惊奇又感叹。这时他惟恐起初不被他放在眼里的共产党一直能与他分庭抗礼，越生越壮。
“共产党人有信仰，有主义，感情总是被他们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若干年后蒋介石曾对身边的人这样说道。他能有这样的观点，也许延安当日毛泽东所致之信函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蒋介石收回思绪，这才想起了身边的客人。他咧咧嘴，露出一丝笑意说道：“恩来，谢谢贵党对革命之帮助，谢谢毛先生。有机会代我向毛先生致意。”
说着，话头一转询问道：“恩来，贵党这次大会开得还好吧？”
“很好。这次大会我党对抗战问题形成三项决议，毛先生在信中亦有提及。一曰坚持抗战，决不能动摇。二曰持久取胜。要在战争中消耗日军，以待整个局势的扭转。三曰反对分裂。倭国曾屡次三番提出，中国抗战最大的威胁来自统一战线。所以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是当前困难时期之关键。我们切不能干亲痛仇快之事。”周恩来语调沉稳地说着，两道利目直指蒋介石。
“对，对，恩来。大敌当前，外御其侮当高于一切。你们政治部可多做做这方面宣传。”
“蒋先生，近来陕北并不太平，时有不法之徒窜入边区，袭击乡、村基层政府，搅乱治安，破坏生产。我本人就曾险遭打劫。尤其卑劣的是，这些人甚至专门袭击抗日家属，行汉奸之伎。”周恩来表面上虽仍平静，但语气已严肃起来。
“噢？有这种事？恩来，你放心，我会让陕西省府明察此事。如系汉奸、匪寇捣乱，一定坚决剿灭。”
送走周恩来，将介石心绪又好转不少。中共和毛泽东雪中送炭，使他连日敏感异常的心境平复不少。武汉的危急，国民政府内部的争论不一、战和不定，还有汪精卫一伙幕后的小把戏，随着毛泽东一封信函的到来，在蒋介石愁云密布的心头淡漠了不少。
艰难时刻，毛泽东给了他莫大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