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037. 国民党的妥协(1)


外侮延伸,内部的毒菌又侵蚀着中国的肌体。

蒋介石以他所居的高位,似乎不可能不明白,对于外国霸权的退让,是不可能有个止境的。但他急于铲除国内的异己,还是止不住在对日本妥协的路上滑下去。中国的局势,由于他无心攘外而专注于“安内”,变得越来越危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黑暗。

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以后,方振武和吉鸿昌把部队集结在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蒋军和日军同时打击这支抗日部队,好像是不谋而合,又似乎是合谋而为,迫使这两位抗日将领离开部队,前往天津。

蒋介石还纠集一百万兵力,对号召全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有五十万兵力用于围攻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日本根本不和蒋介石讲情面,把华北的形势弄得紧张万分。连日本人内部也在争先恐后,日本海军积极策动华北的分离,而日本陆军则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

内蒙古也处在日军威胁之下,日本驻承德的特务头子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大会,策划建立“蒙古国”。

蒋介石容得下日本的挑衅和侵略,却容不得不大听话的抗日将领活在世上。吉鸿昌在天津遭到国民党特务陈恭澍暗杀,受伤被捕,半个月后在北平就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

天理自在人心。抗日同盟军被扼杀,第十九路军为之愤慨,他们联合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李济深、陈明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树起“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旗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还释放了监禁的共产党员。新政府同中央红军订立停战协定,力图争取全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不用说,蒋介石对待国内的反对派态度非常强硬。1934年元旦,他调动五个军十二个师共约十五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军舰,也应邀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蒋介石舍得花钱排除异己,第十九路军的一些将领被他收买。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等城市相继被蒋军攻占。李济深和蒋光鼐等人逃往香港。

蒋介石是根本顾不上东北的国土和同胞了。在那里,日军为了扑灭抗日战火,带领伪军在东边道、辽东和辽南向三角地带实行大讨伐。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

在察哈尔,半年多时间里,发生了两次张北事件和两次察东事件。蒋介石的态度是牺牲主权,息事宁人,使日本人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然后再牺牲主权,求得暂时的和平,如此陷入恶性的循环。

张北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34年10月27日。当时,宋哲元军对张家口和张北防卫较严。这一天,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八人,来到张北城南门,声称去内蒙古旅行,要出发前往多伦。他们没有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就想穿门而过。南门的卫兵和保安队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盘查了四十分钟后,将他们放行。

两天后,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向驻军赵登禹师提出抗议。接着,日本驻北平的武官又向宋哲元强烈抗议。宋哲元命令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又将当事的连长免职,日军才暂时罢休。

第二次发生在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派出四名军人,又以旅行的名义,要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这一天,他们乘卡车从多伦到张家口,经过张北城南门,由于没有护照,被卫兵暂时扣留。宋哲元接到报告后,担心触怒日本人,下令放行。

日本方面诬称日方人员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要求中方道歉,处罚责任者,还要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威胁说:“五天之内得不到答复,我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察东事件,第一次起始于1935年1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无中生有的声明,胡说驻守热河与察哈尔边区的中国军队有碍行政,他们曾经要求宋哲元限时撤离这支部队,但中国军队没有履行,所以决定要用武力驱逐。第二天,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要求驻守独石口到沽源一带的中国军队迅速撤出。

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表示愿意让步,取得和解。但是,两天后,一千多名日军步炮兵和两千多名伪军向长梁、乌泥河与独石口一带发起进攻,日军飞机连日轰炸独石口和东栅子等地。

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大滩达成协议。日军又赢了一局,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

第二次起始于6月11日。这一天,热河的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热河伪军进攻东栅子。第二天,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在这些地点,宋哲元军的部队都进行了抵抗。日方硬说是他们的人无端遭到宋哲元部队的射击。

对于张北和察东的四次事件,何应钦惟恐事态扩大,一味妥协。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副手秦德纯代理。关东军又调兵四千多人在长城一线的古北口和南天门等处实弹演习,加以威胁。国民政府再度妥协,授权秦德纯与土肥原谈判,签署了一个《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让日军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

在河北,大约在同一时期,日军主要制造了两次阴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