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038. 国民党的妥协(2)


自幼习武的河北隆县人孙永勤,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民众军,武装打击日伪势力。1934年2月,民众军开始接受中共冀东特委的领导,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任军长,队伍发展到五千人。救国军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兵力,战绩卓著。

1935年5月,救国军在茅山地区被五千多名日军包围,还有国民党军队协同“会剿”。身患重病的孙永勤指挥部队抵抗,中弹牺牲,部队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借口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中国地方政府庇护,对中国政府施压。这就是孙永勤事件。

同一年5月2日,在天津主编亲日报纸的汉奸胡恩溥和白逾桓,接连被人暗杀。有人在夜间潜入胡恩溥在日本租界的住所,向他连射几枪,然后逃走。日本巡捕闻声赶到,没有抓到凶手,将胡恩溥送到医院,没能将他救活。第二天凌晨4点,有人潜入白逾桓在日本租界的住宅,向他连射三枪,日本警察赶到现场时,白逾桓已经死亡。于是,胡恩溥的《国权报》和白逾桓的《振报》立即停刊。两名汉奸接连在戒备森严的日本租界被杀,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大佐操纵的。

这两个事件,成为日本提出无理要求压迫中国政府的筹码。结果是,国民政府一再退让,何应钦出面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日本借此大捞了一把,攫取了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

日本没有止步。他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自治事件”,践踏和侵吞中国华北地区的主权。

土肥原为著名汉奸白坚武撑腰,在1935年支持他拼凑起一支“华北正义自治军”,让他任总司令,日本浪人当顾问。这支汉奸武装打算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国”。

白坚武收买了北平铁甲车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他还派人收买副大队长邹立敬,后者不愿当汉奸,向大队长曹耀章密报。曹耀章又密报何应钦 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了策划铁甲车大队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决定提前发动叛乱。6月27日夜里,白坚武率领六十多名包括部分日本人在内的匪徒,从天津乘快车在丰台站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得到报告,立即下令全城紧急戒严,派部队用麻袋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的警戒。

在丰台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铁甲车大队叛变的第六中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北平永定门口,发现缺口已被堵住,车队无法前进。日本浪人命令铁甲车向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开炮,企图用爆炸声通知城内的便衣队开始动手。但是,炮弹被士兵卸去了引信,都没有爆炸 便衣队被军警包围在东交民巷,无法行动。

天快亮了,城外的叛军不敢拖延,退回黄村。叛变的铁甲车中队长段春泽见大势已去,领着三百多人逃往香河县。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王树常的命令,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三名叛军头目,乌合之众立即四散。三名叛军头目被押解到北平,经审讯后枪决。同时落网的日本顾问和几名浪人,被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在天津坐镇指挥的白坚武等人,则在日军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丰台事件刚过,香河又有汉奸叛乱。

香河县政府在8月13日颁发布告,要增加土地附税。布告贴出,民怨沸腾。当了汉奸的大地主武宜亭和安厚斋,乘机鼓动抗税。

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巴不得武宜亭带头闹事。他们认为,香河县地处北平和天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在这里策动“自治”,对日军大为有利。

10月上旬,日本特务在北平对武宜亭和安厚斋面授机宜。这两个人回到香河,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20日早晨,约两千多名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从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县里的警察鸣枪弹压,将城门关闭,民众大部分散去。

第二天,河北省主席商震调了一个保安中队到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闹事,也从北平派出二十多名宪兵,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下午,日本宪兵的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人的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武宜亭很快拼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

国民政府命令商震“妥为处置”。商震派刘耀东到香河任代县长,武宜亭设了个鸿门宴。酒宴上,日本“代表”西村向刘耀东索取省政府的委任状来看,接到手里看也不看,就将委任状撕毁。刘耀东抗议,武宜亭的人一拥而上,打得他大呼救命。刘耀东的三名随从拔枪登楼,武宜亭一伙同时开枪,随从一死两伤,后来有一名在医院死去。刘耀东被扣押监禁。随后,武宜亭率领手下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几个月后,日本陆军部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认为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大,日军才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武宜亭这伙叛逆作鸟兽散,他本人逃进天津日本租界。中国的保安队开入香河城内,维持治安。一场由日本特务机关导演的“自治”闹剧,就此草草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