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长城》058. 西安事变(1)


西安事变,“审蒋”变成了“放蒋”。

张学良和东北军希望抗战,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地推行“安内”的反动政策,似乎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处理完了两广事件,席不暇暖地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二百六十个团的嫡系精锐部队,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蒋介石非常乐观,以为派三十万大军对付三万红军,用不了三个月,便可大功告成。他发现张学良和杨虎城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但他认为,只要他自己坐镇西安,逼着这两个人“剿共”,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的。

但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这个时候,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经满腔愤慨。他在洛阳给蒋介石祝寿时,曾和蒋介石独处。他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介石大发雷霆,蛮横地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后来,张学良请缨增援绥远抗战,又遭到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以后,和张学良一起,乘坐陇海铁路的专列,再次来到西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朱绍良、陈调元、陈继承和万耀煌,跟着来到西安,南京政府的大员蒋作宾、邵元冲和蒋百里等人,也在西安聚集。

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逼近临潼,一队队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也飞到西安机场降落。西安上空机声隆隆,街道上汽车狂奔,横冲直撞。蒋介石的特务和宪兵警察密布大街小巷。

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彻底“剿共”。他宣称:“剿共已达到最后五分钟的阶段。”他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摊牌:东北军和西北军要么开到陕甘前线在中央军前面对红军作战,要么就把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让中央军去“剿共”。

张学良和杨虎城既不愿意跟红军作战,又明白他们的部队调离陕甘无异于自取灭亡。他们按照已经商定的对策行事。第一,他们决不让两军的驻地分开,除非是为了抗日。第二,他们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劝说无效,就逼迫蒋介石抗日。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说蒋介石,这一次是流着眼泪哭谏。他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表示,他对蒋介石是一片忠心,才敢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誓死力争。

蒋介石的心肠似乎是铁打的,没有被张学良的至诚和热泪所感动。他勃然大怒,责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三小时,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苦苦思索,决心将生死毁誉置之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招棋。他们立即做了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介石,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到了。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冒着严寒举行游行示威。东关竞存小学的队伍冲出校门时,宪警竟然开枪将一名十二岁的小学生打成重伤。学生们被激怒了,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他停止“剿共”,开始抗日。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跟在学生队伍后面,和学生纠察队一起维持秩序,保卫学生的安全。

蒋介石接到特务的报告,知道学生要到临潼请愿,立即电令张学良派兵镇压。他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他不放心张学良,又命令蒋孝先和杨镇亚派武装宪兵到十里铺一带堵截学生。当游行队伍距离十里铺只有几百米时,蒋介石的中央宪兵已经在两旁高崖上架起了一排排机关枪。

张学良担心学生吃亏,驱车赶到坝桥,跳下汽车,站在路旁一个土堆上,挥手向学生示意。学生们见张学良来了,齐声高喊:“拥护东北军抗日”“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十分钦佩的。只是今天时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且临潼又无餐宿之地,你们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暂且回去,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去向蒋委员长陈述。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

学生们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大权的最高总揽者,必须由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我们方能相信。”

张学良又说:“你们的救国要求,是很对的。我劝你们回去,并不是想阻挠你们。因为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定触动最高当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心看见你们去流血牺牲。”

东北大学工学院的学生说:“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打回东北老家去!死在救国的路上是光荣的”

学生们说着,放声大哭。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学生们嚎啕大哭。前排的哭声感染了整个游行队伍,一万五千人全都哭了起来。队伍后面,张学良卫队营和杨虎城宪兵营也是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张学良的随从人员一个个偷抹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