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兵法》24计 敌进我进:深入敌后之敌后


策略:深入敌占区,吸收敌军无暇顾及之衣村百姓,发展实力,骚扰驻城敌军
结果:抗战胜利,共军由数万发展为九十一万,另有民兵二百馀万,自卫军一千万

看官,要谈毛泽东兵法,是时时要谈民兵的。毛泽东经常都鼓吹发展民兵。那么抗日战争期间,民兵有何作为呢?

在抗日时期,共区的民兵发展到二百五十万,实力已非寻常。

民兵日常的战斗生活是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放哨一直放到敌人的岗楼底下,侦探一直派到敌人的据点里面。民兵担任前哨作战或配合作战,使正规军队的威力充分地发挥起来。

当时有所谓“麻雀战”。这是值得一提的。

敌寇“扫荡”、清乡都是数干数百大规模出动,如果用劣势的力量与敌人死拚硬打,是不能取胜的。民兵用分散游击,袭扰的办法,把队伍分散开来,三五成群,灵活机动,聚散自如,飘忽不定,像麻雀满天飞那样,对付大批的敌人。

分散的民兵,随时随地骚扰敌军,没有任何限制,小股兵力又能够速战、速决、速撤。对大股的敌人,可以击头、骚身、扰尾,使敌人首尾难顾,疲于奔命。敌人遭受了民兵的扰乱截击,往往不能按时到达合击地点。待敌人精疲力竭实行撤退的时候,各村联防的民兵就漫山遍野地袭击敌人。

在敌军残酷“扫荡”时,为对付敌人的掠夺和“三光”政策,民兵带领百姓进行空室清野,把粮食、物资隐藏起来。一有敌情,民兵掩护百姓转移,和敌人转山头。一九四二年日寇“扫荡”太岳区时,沁源县(敌人称为“山地剿共实验区”)方圆数十里之内,除了房屋、土地之外,敌人一无所见,连水都喝不到,结果不得不承认失败。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抗战时得到创造性运用。民兵把日常用的壶、碗、缸、锅等稍加改装,塞入炸药,就分别制成了木头雷、石雷、磁雷,作为抗击日寇的武器。这些土制的地雷原料来源广泛,制造方法简单易学,妇孺皆能学会。地雷的使用不受地形的限制,易于埋藏,非常适合开展大规模群众性战争。

根据地雷埋设地点的不同,百姓形象地把挂在门框上的雷叫“抬头见喜雷”,吊在井里的称“蜻蜒点水雷”,把互相连接起来的雷叫“遍地开花雷”,把小雷大雷套埋的称“子母雷”。此外还有什么“飞雷”、“拉火雷”、“定时雷”、“跳雷”等等。凡是敌人可能骚扰经过的地方,民兵都摆下了地雷阵,使敌人防不胜防。

埋地雷时较为讲究。埋雷后要用鸡爪、驴蹄等精心伪装,迷惑敌人。有时还把标语插在地雷区内,激怒敌人,诱其触雷。

地雷战的运用,往往炸得敌人人车翻滚、落花流水。使敌人胆颤心惊,行动困难。

日寇实行“蚕食”政策,主要依靠交通网、碉堡和沟墙,把根据地封锁割裂开来,然后进行“清剿”和“扫荡”。因此破坏交通,毁灭碉堡,拆平沟墙,就是民兵的重要工作。

对敌人的交通战,一方面是破坏敌人的交通,另一方面建立自己的交通。最具特色的成就,是民兵创造了地道战。

华北的平原地区,地域辽阔,交通便利;但缺乏隐蔽、转移的天然屏障,不利于开展游击战。民兵从挖藏身窑、濠沟受到启发,开掘了可以在地下行动自如的地道。地道在村、区、县之间都连接起来,甚至几百里之内,可以不出地面而自由转移,形成了一种地下交通网。后来地道又与房屋等地面建筑相结合,形成立体作战阵地。地道的出口可以设在炕上、灶内、井中,也可以设在马槽里,房顶上。巧妙的地道出口能够及时顺利地隐蔽转移,又能够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民兵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敌人又攻无目标、战无对阵,晕头转向。

地道战的高度发展,使华军在敌人碉堡林立、路沟如网的平原上,到处都有巩固的后方。

抗战进行到一九三九年秋,似乎是捷报频传,但是,毛泽东头脑相当冷静,分析战局权衡利弊。那年九月十六日,他在延安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个记者。他指出抗战已届相持阶段,“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毛泽东所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

毛泽东又弹老调:“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末,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

新阶段仍以游击战为主。但游击战有许多新方式,一如上述。

众所周知,毛泽东有“十六字诀”,其中最重要的是“敌进我退”四字。

抗战期间,毛泽东还提出过截然相反的方针——

敌进我进”。

在敌占区,针对敌人的“清乡”政策,毛泽东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向敌后之敌后前进。八路军奉命组织武装工作队,越过敌人的封锁,深入到敌占区去。

武装工作队不只是八路军,它是军队、政府、人民的一元化的组织,也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在敌占区,它神出鬼没地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各种活动。打碎敌伪统治机构,使敌人抓丁、抢粮、“开发”、奴役等计划归于失败。

武装工作队在敌人的“心脏”里,出没无常,人民随时可以找到它,敌人却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