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1.2 走上革命路


贺家三兄妹走上了造反之路,却把安分守己的贺焕文夫妇俩吓个半死。一把锁把三个子女关进屋子里。贺焕文厉声说:“造反是要杀头的! 连我们这两条老命都要搭上,你们还要这个家不要?”

有一天,当时在禾川中学读书的哥哥贺敏学,下学回到家里后,神秘兮兮地对两个妹妹说:“我给你们说个事。我有一个叫袁文才的同学,不读书了,听说是到井冈山落草,进了

马刀队!”

贺子珍听了之后,吃了一惊。

井冈山地区地形险要,历代以来一直是绿林好汉落草的地方。近来这里又出现了一支叫马刀队的农民武装。他们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专门找那些土豪劣绅下手。永新县里大街小巷流传着许多关于马刀队打家劫舍的有趣事儿。

加入马刀队的袁文才。贺子珍从小就听到过许多关于井冈山的英雄好汉打抱不平、周济穷人的故事,多少次她都听得那么入神。

她也看过一些武侠小说,对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侠客非常崇敬。她有时天真地想:“如果世界上有一天出现很多江湖侠客,把害人的地主老财、作威作福的官吏都杀死,天下兴许就太平了,老百姓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了。”

她听哥哥多次讲过袁文才的故事。哥哥说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好青年。一次,他曾与贺敏学一起,趁着夜色,悄悄摸进一个作恶多端的土豪家里,隔着被子把这个坏家伙狠揍了一通。但他也是一个好学求进的人,怎么会去马刀队呢?

既然袁文才那样的青年当了马刀队,那马刀队不会坏。这使贺子珍不禁对马刀队充满了幻想:马刀队是不是也能打富济贫,杀尽作威作恶的坏人,解救天下的穷苦人呢?

然而,这只不过是她一个幻想罢了。

很快传来的消息表明,每次马刀队下山打击一家土豪,从他们身上放了点“血”,最后倒霉的,还是手无寸铁的穷苦百姓。这些地主豪绅,同官府串通一气,诬陷当地的老百姓“通匪”,把其中有些平时就看不顺眼的,抓进监狱,屈打成招,逼得他们家破人亡。同时,豪绅们更是加紧对农民敲诈勒索,硬是要把马刀队劫走的钱财,加倍地从农民身上捞回来。一个袁文才上山,改变不了这个局面。而且她还听说,袁文才最后同山下的反动武装妥协了,竟达成了各不相扰的协议。

贺子珍一时热起来的心又变得冷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的家发生了一件事:几个军阀队伍的兵痞来到她家“海天春”喝酒,酒没喝完,却闹起事来,最后那帮兔崽子竟对贺子珍的母亲调戏起来。正在这个时候,贺子珍三兄妹放学回来,看到这种情况,极为愤怒。贺敏学抄起茶炉上一根烧得通红的火钳子,朝着那个动手动脚的兵痞的屁股就是一下子,烫得那个家伙鬼哭狼嚎,抱头鼠窜。贺子珍和贺怡把那几个醉鬼推出店门外,贺子珍心一横,把店铺的门板全上上,买卖不做了。

这一下不得了,捅了娄子,这些兵痞仗着权势,兴师动众,要捉拿贺子珍的父母问罪。多亏周围乡亲们出面调停,由他们家出一笔钱,才把这件事了结。可是从此以后,他们家的茶馆无法开下去了。

这件事给贺子珍很深的刺激。马刀队救不了穷人,那么什么人可以救穷人呢?

正在这时,一批外出到南昌等大城市求学的永新进步青年,把一些进步杂志邮寄回来。这些杂志有《向导》、《中国青年》、《红灯周刊》等,同时寄来的还有俄国的革命小说和《共产主义ABC》等政治书籍。

贺子珍读了这些书刊后,被共产主义学说深深地吸引了。她多么想知道更多关于共产主义的道理。听说永新有的青年要到南昌去求学,她顾不上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主动找到他们,大胆地提出一个请求,把在南昌听到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新鲜事告诉家乡的朋友们。这些青年人答应了。

进步同学之间互相传阅这些书刊。贺子珍常常在一盏小油灯下,读到深夜。这些书刊开阔了她的眼界,在她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共产主义的理想。她的心里像点燃了一盏明灯,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靠少数几个人的劫富济贫,消灭不了所有的地主土豪、贪官污吏。只有天下劳苦大众齐心协力才能推翻剥削制度,穷苦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大革命时代的欧阳洛。暑假到了,到省城读书的学生回到了永新。贺子珍找到了他们,听他们讲外面的情况,和他们交流学习心得。已经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欧阳洛,是永新县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人。他详细地给大家讲了革命的形势,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意义。贺子珍听得入了迷。

当时,贺子珍以为了解这些革命道理,共产主义社会马上就能实现。听完了欧阳洛的介绍,她按捺不住,挥着手,急切地说:

“从今以后,中国有希望了,穷苦的老百姓有希望了。我要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永新,革命左派为失去这位革命家而惋惜,更为革命的前途担心。永新县几个学校的左派学生,互相串联,决定第二天在龙家祠门前举行一次孙中山追悼会,表达他们对这位革命前辈的敬仰,同时也是一次对左派力量的检阅。贺子珍所在班里的左派学生,决定参加这个集会。

第二天,她们身穿白色的素服,正在学校集合,准备出发。这时,一个女教士赶来,声色俱厉地说:“学生的本分是读书,谁让你们参加什么会?不许去,一律不准请假!”她站在学校的门前,用她那肥胖的身子堵住了学生的去路。

贺子珍看到传教士这副样子,从队列中走出来,浓眉紧蹙,双眼怒视着,质问道: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人民爱戴的领袖,是民国的总理。他逝世了,难道我们中国人都不能开个追悼会来悼念他吗?”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爱自己的中国,我们追悼孙总理,难道有错吗?我们一定要去参加追悼会!”

说罢,她一摆手,同学们一齐拥向门口。女教士看看阻拦不住,只得闪到一边,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走了。

她们列队来到龙家祠,在龙家祠的广场上,已经有许多学生了。贺子珍同他们一交谈,才知道他们也是冲破学校的阻挠,才参加大会的。

追悼会开得庄严肃穆,很多学校的学生的代表讲了话,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愿,把革命进行下去。

第二天,贺子珍和同学们来到学校,女教士铁青着脸在等她们了。她把参加追悼会的同学,统统叫到前边来,命令她们跪下,向上帝认罪。她厉声威胁着:

“哪个不请求主的宽恕,就开除谁!”

看到左派学生要作难了,班上一些右派学生撇着嘴,得意地发出嗤嗤的笑声。

左派同学早有思想准备,没有一个人跪下。

贺子珍说话了,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我们没有罪;爱国没有罪,我们用不着请求谁的宽恕。”

说罢,她带头把写着“爱国英雄”的木牌挂封胸前。同学们也把做好的木牌挂到胸前。她们又转过身来,面对着全班同学,昂然地站立着,让所有同学都看到“爱国英雄”这四个光灿灿的大字。

班上的同学吃了一惊,女教士也愣住了。宽大的教室一片寂静。女教士完全没有料到这批女娃娃竟然如此有心计,显然是事前准备好的。她看惩罚进行不下去,事情只好就此作罢。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贺子珍和左派学生经常挂着这块牌子去上学,不仅在学校里挂,上学的路上也挂。她们故意招摇过市,用这种方法宣传革命,让县里的人们都看到她们向往革命的决心。

学校的这场风波刚平,家里的风波又发生了。

原来,不仅贺子珍,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在学校里都没有“安安分分”读书,也都去闹学潮搞斗争。贺敏学因此被学校开除。

这个消息传到一向安分守己的父母亲的耳朵里,可把贺焕文夫妇吓坏了。一气之下,贺焕文把他们三兄妹反锁在楼上,不许出去。

然而,一把锁怎么锁得住他们向往革命的心呢?贺敏学首先从屋顶的天窗爬了出去,接着,贺子珍和妹妹也逃了出来。

这时,贺子珍下了决心要干革命了。不论父母亲来硬的还是来软的,拿棍棒也好,流眼泪也好,都不能使她回头了。她对父母亲说:

“我已经选择好自己要走的路了,就是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去奋斗,你们再说也没有用了。”

她那时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党联系在一起了。她当然知道,按照父母亲为她安排的路去走,读几年书后,拿着毕业文凭,找个有钱人家出嫁,当个贵夫人,生活会平静舒适得多。而她自己选择的道路,连她一时也说不清会有多么的坎坷不平。可是,她甘愿走这条艰苦的路。她这个决心已经下定,就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到了1926年的春天。

贺子珍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春天,是一个特别美丽的春天。

这时,永新县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欧阳洛、刘珍、王怀等,奉党的命令,回到永新建团、建党。他们一致同意,首先吸收贺子珍这个热心革命的姑娘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她是他们家三兄妹中最早参加革命组织的一个。

参加了共青团的贺子珍,已经转到另一所学校读书。她把学校作为活动的舞台,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宣传革命的意义,那时候,她能够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数量很有限,有的还是从别的学校借来的,怎么能把这些书刊都介绍给学校的同学呢? 贺子珍为这件事想了很多招。经过一番努力,在她和积极分子的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的同学。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各地共产党组织和进步群众动员起来,为北伐军进军做准备,大革命的浪潮进一步高涨。

贺子珍就是在这个革命高潮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

入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永新党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永新的党组织认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首先要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共产党员,让他们懂得巩固国共合作的重要,自觉地拥护和支援北伐战争。入党比较早的欧阳洛、刘珍等,轮流给大家讲课。政治夜校是男女合校的,既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参加,又有一些拥护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来听课。这是永新第一个男女合校的学校。夜校一共办了几个。

这时,贺子珍更忙碌了。她白天在修水女学上学,晚上到政治夜校听课,还要抽时间做同学的工作。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她的妹妹贺怡,总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姐姐到哪里,她就跟到那里;姐姐做什么工作,她总是最得力的助手。贺子珍每天老晚才回家,她也从来没有早过。

两个闺女整天不着家,越来越引起贺焕文夫妇俩的担心:她们是不是投奔革命去了?当革命党可是要杀头的呀!

这天晚上,贺焕文夫妇一直在灯光下等着两个女儿归来。他们决定同女儿摊牌了。当姊妹俩有说有笑地推开家门的时候,迎面见到双亲端坐在堂屋,板着面孔。父亲劈头就问:

“你们又疯到哪里去了? 这么晚才回家!”

平时最柔顺的妈妈这时也拉下了脸:“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在外面疯疯癫癫,东奔西跑,也不怕别人说闲话!”

贺怡性格泼辣,心直口快,一句话就把做父母的顶回去:“我们又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怕什么说闲话,谁愿意说什么就说去!”

贺子珍则慢声细语地讲道理:“妈,您知道,我们做的都是正经事,要打倒土豪军阀……”

贺子珍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就厉声说:“这就更糟糕!造反是要杀头的, 连我们这两条老命都要搭上!你们还要这个家不要?”

母亲赌气地说:“你们要再这样下去,趁早出嫁算了。”

老人把他们最后一招也拿出来了。

贺子珍感到,整天不着家,也该跟父母好好说一说了。她和妹妹坐到父母旁边,耐心地同他们讲起国民革命的重要来。土豪军阀欺压百姓,还用得着贺子珍多说? 他们见到的、听到的比贺子珍了解来的多得多;他们自己不也是身受其害吗?从这点上说,他们也赞成革命、同情革命。他们顾虑的是:革命能成功吗? 这些军阀、土豪能打倒吗? 万一打不倒,家里反受其害。

贺子珍动情地说:“国民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 你们看,就我们县里,有多少人都行动起来了,全国也是这样,只要全国老百姓人人心齐,土豪军阀还有打不倒的?到那时候,我们就要过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好日子啦!”

贺子珍说得那么肯定、那么自信。是啊,当时革命形势是那样蓬勃,势不可挡,她哪里想得到以后会有失败和挫折呢? 她给父母亲所描绘的未来,也就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她以为经过北伐以后,中国老百姓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了。

她是父母亲最宠爱的女儿,她的为人父母心里是有数的,她的话在父母心目中是有分量的。贺子珍今天把她能言善辩的特长发挥来了,直把父母亲说得连连点头。

贺子珍又进一步说:“支援国民革命,人人都有份,你们也应该想想,拿什么行动来支持革命。”

父母亲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了。

不久,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也参加了革命活动。兄妹三人回到家里,都要给父母亲讲讲国民革命军已经挺进到哪里,有什么好消息。

迎接国民革命军的活动,在永新党组织的领导下正在加紧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