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落草”，贺子珍跟着“山大王”袁文才上了井冈山。 山上的好汉中，添加了一个漂亮的小妹。
贺子珍同与宁冈自卫军一起，经由七溪岭、新城、龙头，向茅坪进发。
队伍走到七溪岭时，天已经亮了。大家在望月亭休息一下，又继续朝前赶路。
这是贺子珍平生第一次远行军，感到很新鲜。一路上，她同自卫军战士有说有笑，情绪很高，全然不感到疲劳。她是永新县向井冈山撤退的二十多个共产党员中惟一的妇女，也是上井冈山的革命队伍中的第一个女战士。
自卫军战士见她年龄最小，革命还挺坚决，夸奖她说：“小妹子，真不简单呀!一个女学生，放着舒适的日子不过，到井冈山同我们一起受苦来了。”
贺子珍爽朗地回答说：“我有什么，你们才不简单呢! 不怕死，早就拿着枪同敌人干开了。”
自卫军队伍很快进入井冈山地区。井冈山一带的老俵，把永新人称作“石灰脑”，这里有戏谑的意思。自卫队员得知贺子珍是永新人，也把她叫做“石灰脑”，贺子珍对这个称呼并不感到有什么轻视的意思，反而觉得很亲切，就乐呵呵地答应了。自卫军经过这次激战，许多人的衣服撕破了，贺子珍也开玩笑地称他们作“稻草人”。说他们的衣服就像农民扎的稻草人穿的衣服一样。
贺子珍随着自卫军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涉过一条又一条河， 行进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她长年居住在县城里，没有经过长途跋涉的锻炼，开始行军时的新鲜劲过去后，她就感到双腿发沉，走不动了。有的战士看到她掉到后面了，故意逗她说：
“‘石灰脑’走不动了!”
贺子珍也不示弱，反驳说：“我又不是稻草人，稻草人才走不动呢!”说完，又鼓起劲，奋力向前走去。
队伍到达茅坪后， 袁文才把贺子珍安排在洋桥湖一个老百姓的家里，紧靠着他自己的家。其他从永新来的同志，都住在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袁文才一家对贺子珍十分热情，给她送来了被褥，他的妻子谢梅香还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给贺子珍穿，把她当作自家人。
袁文才在永新第一中学读书时，同贺敏学同过一年学，两个人感情很好，还一起搞学运。贺子珍很早就从哥哥那里听说过他，但没见过面。永新暴动时，在三县农民武装的军事会上，才第一次见到他。那时，袁文才已经三十多岁了。圆圆的脸，中等身材，白净面皮，一看就像个读书人。
袁文才平时少言寡语，为人正直，在宁冈一带，土籍人同外来落户的客籍人矛盾很深，土籍人欺压客籍人。袁文才是客籍人，他家虽然在宁冈住了好几代，但仍然受到土籍人歧视和打击。所以，他除了受到军阀、土豪的压迫以外，还要受到土籍人的欺凌，比一般百姓受的苦又多一层。
袁文才青少年时，看了很多旧小说，特别是受侠客小说影响，他很重义气，为朋友肯于两肋插刀。参加马刀队是“逼上梁山”。其目的就是劫富济贫。他经常带着队伍去打土豪，经手的钱是不少的，可是他生活俭朴，从不乱花一文钱。他在井冈山多年，一直没有为自己盖过一所房子，始终借住在老百姓家里。当时，井冈山上男女关系是比较随便的，双方一对歌，中意了，就可以成为夫妻，住在一起，可是袁文才很严肃，从不乱搞女人。
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把自卫军拉上井冈山，不仅为党保存了一支革命武装，而且主动承担了永新、莲花、遂川等几个县共产党员上山避难的责任。有一次，贺子珍和他聊天，他豪爽地说：“我这个人要求不高，干死拉倒，总比赖着活强。打死国民党反动派一个人，我就够本了。”
袁文才同井冈山周围的老百姓关系非常好，老百姓都拥护他。他领导的自卫军队伍，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同老百姓像一家人。有的自卫军战士，本来就是井冈山的青年农民。他们平时犁田种地，都是普通农民，有了敌情，拿起枪就成了自卫军。袁文才住在山上，耳目很灵通。敌人要进山“围剿”，不光有自卫军的坐探送情报，附近的老百姓也主动给他们通风报信。
袁文才手下有几个秘书，有的也是共产党员。他的队伍里有党的组织。当然他受党的教育比较少，长年居住在深山里，有关党的理论、政策的书刊很难见到，对党的认识比较肤浅，虽然入了党，脑子里装的主要还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侠客的劫富济贫思想。他对人对事，往往只重感情、讲义气，爱憎多从个人恩怨出发。他对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很信任，就是从这种感情出发的。正因为这样，他的队伍虽然改编为农民自卫军，自己也入了党，但是并没有对这支队伍进行党的教育，仍然是以个人对大家的感情和结拜兄弟之类的封建关系来作为自己同队伍的联系。
王佐井冈山上的另一个首领叫王佐，裁缝出身，比袁文才小几岁，也是客籍人。他由于受不了军阀、土豪和土籍人的压迫，拉了三百多农民，上井冈山落了草。这是大革命以前的事了。他为了在井冈山扎住根，不致被其他力量吃掉，在山上同袁文才结拜为兄弟。袁文才的队伍驻在茅坪，可以说是井冈山的山脚。王佐的队伍则驻在八面山，是井冈山的腹地，两个人一在上，一在下，有事互相照应，互相帮助。王佐性格豪爽，开朗，讲义气。他很佩服袁文才，一切都听他的。袁文才投身革命，入了党，对他影响很大。通过袁文才的工作，王佐也参加了革命，把他率领的队伍改编为宁冈农民自卫军。
宁冈的党组织就是通过袁文才领导、指挥王佐的队伍。
刚开始时，王佐的思想不是那么稳定的，因为井冈山附近的地主武装都拉拢他，想占领井冈山这个山头。永新暴动时，贺子珍初次认识王佐，对他还真存有一点戒心。上了井冈山，贺子珍了解到，王佐没有读过多少书，思想不如袁文才深沉，办事也不如袁文才认真、踏实。在他们两人中，出主意的往往是袁文才。王佐的生活作风也不如袁文才朴实，确实有绿
林的味道。他有三个老婆，都住在井冈山上。可是，他的群众关系却很好，每次他带着队伍打土豪回来后，总要把得到的钱财拿出一部分分给山上的老百姓，所以，井冈山的群众很拥护他。他的队伍平时也是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在井冈山，贺子珍与王佐相处得很融洽，王佐把一支自己心爱的小驳壳枪送给了贺子珍，这把枪以后一直跟着贺子珍革命多年。
贺子珍与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后，没过两天，湘赣两省的敌军就追到山下来了。形势很危急。
为了应付这个局面，袁文才、王佐和各县在山上避难的共产党员进行紧急磋商。大家认为，敌人来势太猛，力量过强，不宜硬打硬拼，只有采取打埋伏的办法，把队伍化整为零，分散在老百姓当中，才能保存力量。同时，大家觉得，永新的自卫军人数虽不多，但对山上的情况不熟悉，隐蔽有一定的难度，最好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回永新潜伏起来。
于是，贺子珍同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动员永新的自卫军把枪支埋起来，下山隐蔽，并给每人发几块大洋作为回家的费用。她还把王新亚送她的银元，拿出大部分分给自卫队。
为了应变，宁冈的自卫军全部分散到老百姓家中，袁文才只留一支四五十人的精干队伍，随同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各山头活动。王佐的队伍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他带领几十人隐蔽在八面山上。
地势险峻的井冈山，到处是悬崖绝壁，只有几条小路通进山里。这些小路非常狭窄，大部分只能一个人通过。湘赣敌军开进井冈山后，几个团的兵力无法施展开，只能把队伍排成一字形，一个挨一个地往上爬。井冈山上到处都是参天的杉树和茅竹，密密层层，把太阳光挡住了。有的地方白天走进林子，几步路远，就看不清对面有人。
这是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山上小路两旁，大都是一片接一片的杉树林，在敌人看来，这些树林就像一个个张着大口的深渊，不知什么时候碰到里面藏着的自卫军，就会把他们吃掉。所以，他们总是排着队，在一个个山头上转悠，谁都不离开道路到林子里去搜索，怕中埋伏丧了命。
在敌人进山前，山上的农民也躲进山里去了。敌军找不到自卫军，也找不到老百姓，就拿农民的东西出气。他们把许多农家洗劫一空，又烧房子又烧树林。
贺子珍带着那把小手枪，跟着袁文才的队伍进了深山密林之中。对敌人来说，上井冈山只有那么几条路，可是对土生土长的自卫军说来，到处有路可通。
敌人进山后，他们就同敌人捉迷藏。敌人搜索这个山头，他们早已转移到另一个山头，隐蔽在丛林中了。
过去，在井冈山的绿林好汉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要会打仗，只要会转圈。”意思是说，只要同敌人兜圈子转山头，就能拖垮敌人。袁文才、王佐实行的就是这种战术。
有一次，他们为了躲避敌人，刚转移到一个山头，没想到又遇到另一股敌军。他们赶紧闪进了树林。袁文才的妻子抱着她那才两岁的孩子，生怕他哭起来，暴露目标。树林的昏暗掩护着他们。孩子也以为到了晚上，轻轻地闭上眼睛睡了。敌人就从他们身边不远的地方走过，却没有发现这里有人。
敌人每次进山，都要停留三五天或一个星期。在这些日子，自卫军只能露宿在山里。晚上敌人不敢出来，他们就在树林里，躺在树干或竹竿上睡觉。遇到下雨天，自卫军战士就砍一些树枝，用茅草搭成一个棚子挡雨。几十个人挤在一两个棚子里枕戈待旦。
自卫军躲进深山时，携带了粮食和做饭的铁锅。可是为了不让敌人摸到他们的行踪，他们不能每天埋锅做饭，特别是晚上，一般都不做，怕火光会引来敌人。形势不太紧张时，就在白天做一次饭，把全天吃的都准备出来。遇到敌人追得紧，找不到机会做饭，大家只好饿着肚子跟敌人周旋。
在贺子珍上山后的两个多月时间，敌人先后来过三次，他们的人数有多有少，最少的一次也有三四百人。在井冈山上同敌人周旋，使她饱尝了战斗生活的艰苦。
在敌人第三次进山“围剿”时，她突然打起摆子来。在今天，虽奎宁是很普通的药，便宜得很。可是，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在井冈山这个荒山僻岭上，一粒奎宁真比一颗珍珠还要金贵，而且有钱也买不到。
江西这地方，蚊虫肆虐，疟疾发病率很高。自卫队员疟疾发作，没有药吃，只能硬挺着。贺子珍在敌人进剿的危急时刻，打起摆子来，到哪里去寻找奎宁呢? 也只能咬紧牙关硬顶着。
疟疾发作时，她浑身发抖，跑不了路，转移不了山头。
搜索的敌人步步逼近，这可急坏了袁文才。他没办法，只得找一个比较隐蔽的山坳，把贺子珍藏到那里。白天，贺子珍一个人躺在一堆茅草里，一面打摆子，一面还紧紧握住手枪，防备万一敌人窜过来，就开枪自卫。等到天黑，敌人走掉了，袁文才他们就来看她，给她送点吃的东西。
敌人在山上停留一个星期，贺子珍一直处在阵寒阵热中。几十年后，贺子珍谈起在井冈山发疟疾的情形时，还是那样绘声绘色：
“我躺在茅草堆里，发起热来，难受极了，但比起发冷来，还算是好过的。我们上山，都没有带被子，虽说这时是八九月天气，但高山上的夜半，仍然是寒气逼人。我控制不住地全身发抖，上下牙齿碰得格格响。这时真想有一条大棉被盖在身上才好啊!可是哪里来的大棉
被呢? 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给儿子带了一条小薄被，看我冷得难受，就盖到我身上，让儿子冻着。这么一条又小又薄的被子，也驱散不了打心里发出来的寒冷啊!”
好容易熬到敌人下山了，她的疟疾还没有好，回茅坪时两条腿软得走不动路，眼睛也看不清楚东西。为了不给部队添麻烦，她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捱着。当走过一片水田时，她摇摇摆摆，一下子栽到水田里，半天爬不起来，狼狈极了。自卫军战士赶紧把她搀扶起来，她一看自己满身泥水的样子，怎么能再往前走呢? 只好摸到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借了套衣服换上。这一跤摔得她满肚子的怨苦，真想找个人发发她的怨气。可是她再想想，这些苦又能诉给哪个听呢?敌人三次搜山都遭到失败，他们连自卫军的影子都投摸着，只好灰溜溜地撤退了。
袁文才和王佐，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候，坚持斗争，为革命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没有损失一人一枪。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又唆使井冈山附近的地主武装一民团，不时进山捣乱，有时还派来一些奸细、暗探，打扮成农民的样子，进山打听自卫军的虚实和下落。
对于这些民团，自卫军的战术又有所不同。民团是地头蛇，不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自卫军就无法在此地立足。因此，碰到合适的时机，自卫军就打一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有时，自卫军为了筹集粮款，也主动下山出击。最后，茅坪附近一些民团，不得不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自卫军达成默契，“和平共处，互不侵犯”。
至于那些敌人派来的暗探，上了井冈山，真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袁文才很得人心，这里的老百姓家家都可以说是自卫军的堡垒。况且山上住的人家不多，又大部分集中在大小五井，乡亲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谁不认识谁呀! 突然来了个生人，鬼头鬼脑的，东张西望，能不引起疑心吗? 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十之八九被俘。对于这些暗探，袁文才、王佐一般是不杀的，审问过以后，估计对自己没有多少危险，就放了，反正自卫军的行踪，他们摸不着。
敌人不来骚扰的日子，贺子珍就住在茅坪。她的住处同袁文才的家是门对门，可她很少住到那里，常常同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住在一起。谢梅香特地在她的屋子里为贺子珍搭了个床铺，而贺子珍很少睡在那张床上．却喜欢同谢梅香睡在一张大床上，两个人好说话。
为了适应环境，贺子珍换上了井冈山一带农家姑娘的装束。上身穿了件土布小袄，下身是一条土布裤，头发也重新留起来。她上山时带的一布兜书，成了她最好的伴侣。这几本书虽然看过好多遍，但她仍然兴致勃勃地读着。因为在山上，她无法找到更多的读物了。这些书，记载着大革命年代轰轰烈烈的斗争，讲述着共产主义必胜的道理。读着这些书，贺子珍很自然地想起那火红的革命岁月，她多么怀念那些日子呀!
井冈山上是闭塞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关于这次会议和会议通过的决议，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贺子珍、贺敏学等永新的二十几个党员，在这反革命恶浪翻滚的时刻，犹如一叶孤舟。他们会不会被反革命势力所吞没?应该怎样继续进行斗争?没有任何人给他们指点。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
贺子珍和战友们虽然在山上避难，但他们的心仍然向往革命，向往党。每个月，永新的二十几个共产党员都要聚会一两次。这种聚会，说它是漫谈可以，说它是组织生活也可以。每次聚会，王佐等把自卫军在山下听到的消息给大家讲讲，然后大家谈论一番。当然，他们听到的大都是坏消息：什么地方的共产党员被杀了，哪里的农民武装被整垮了……虽然大家心里都很着急，不知今后革命的路怎么走．可是在会上，谁都不说丧气话。大家觉得，革命高潮总有一天会到来的。他们怀着希望，耐心地等待着。同时，他们又觉得，待的时间可能很长，又都做了长期隐蔽的打算。
贺子珍在山上，除了读读书、帮助谢梅香做做家务活外，还跟着袁文才的练兵教员学打枪。
在最困难的时刻，袁文才有时也把自卫军集合起来，在平地较大的步云山，让练兵教员操练自卫军。
每次自卫军练兵时，贺子珍就在旁边观看。在她住房的后边，有一块小小的平地，每天清晨，她来到这里，插上一根竹竿，上面挂上一面旗子，用手枪练瞄准。袁文才的枪法很好，有时也来指点贺子珍怎样打枪，但经常教她的还是练兵教员，帮她校正姿势，掌握要领。贺子珍和她的战友们在井冈山上战斗着，期待着更猛烈的暴风雨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