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5.1 出生入死


贺子珍遭敌机轰炸,毛泽东准备为她开追悼会。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

贺子珍在上杭读了一年左右的书,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她来到了部队,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1931年7月,蒋介石又调动3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并亲自督战。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红军粉碎一、二、三次围剿,采取的都是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用战斗部队大幅度的快速机动,出奇制胜,打击敌人。

这样,部队差不多天天要行军,有时甚至是连续的强行军,中途休息的时间很短。贺子珍经常只能挨着山边的岩石靠一靠,打一盹,同志们一碰胳膊肘,说声“走了”,便又上路了。

她仍然负责文件的保管工作。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爱人曾碧漪身体不好,也同贺子珍一起管文件。每次队伍出发,文件箱由雇来的挑伕挑着,她们就跟在后面走。

她们保管的都是极为重要的文件。除了党的文件、中央发来的电报外。还有白区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她们不仅负责管理文件材料,还主动收集活情报。

经常的急行军,使贺子珍疲惫不堪。她对曾碧漪说:“现在要是让我躺下来美美地睡一觉。我能睡它三天三夜呢!”

“是呀,我也想睡觉,要是能睡会儿,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就知足了。”曾碧漪这样回答。

可是,好容易盼到队伍停下来,她们又忘了那个美好的愿望,顾不上睡觉了。队伍一停下,她们便急急忙忙走进村庄,去找当地老乡了解敌情。

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红军经常同敌军兜着圈子走。敌人到处追踪红军主力,企图进行决战。

因此,红军常常出现在敌人鼻子底下行军的情况。有时昨天敌军在这个村庄驻扎,今天红军开到这里来了。

虽然红军有专职的侦察员了解敌人的动向,可是她们两个人觉得光这一条渠道了解敌情还不够,她们是总前委的后勤,负责为总前委领导提供情况,负责收集更多新的、活的情报。因此,没有任何人交给她们这个任务,她们却主动承担起来了。

苏区的群众对红军比较了解,有深厚的感情。贺子珍她们来到乡亲中,群众总是详细地告诉她们:敌人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什么番号,有多少人,向哪里走了。她们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总前委报告。

她们的报告,同侦察员的情报往往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使总前委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

后来,总前委的领导很重视她们反映的情况,有时还主动向她们打听敌人有什么新的动向。

她们是文件的保管员,又是宣传员。毛泽东向来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重视群众的政治工作。在他的倡导下,红军从干部到战士,人人要做群众工作,这已经成为红军的传统了。贺子珍回忆说:

“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做鱼,用这个譬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所以,即使在古田会议以前,红军中存在一些旧军队的作风,如打骂士兵等,但很少听说有打骂群众的。”

毛泽东还常常教贺子珍做群众工作。他说过,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生活在一块,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

贺子珍把这三点都做到了。她常常是在一边帮助群众干活一边调查了解敌人情况的。贺子珍在了解敌情的同时,还常常调查了解这一带的分田地、建党和群众发动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向当地苏维埃政府反映,帮助解决。

贺子珍做群众工作是很有一套办法。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

苏区群众开始对“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有抵触的。群众觉得,战斗在家门口进行,坛坛罐罐肯定要砸烂;敌人凶恶残忍,烧、杀、抢掠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于把敌人放进来打,群众想不通。红军每到一处,宣传员都要把附近的老百姓找了来,宣传红军采取这种战略方针的意义。

贺子珍主动地担负起做妇女的思想工作。特别是注意做老年妇女的工作。有一次,贺子珍来到一位老婆婆家。她对老婆婆说:

“假如村里有了疯狗,到处咬人,怎样才能除这个害呢? 是拿着大棒,满村四野地追着打呢,还是在屋里扔块骨头,把狗引进屋来,然后关门打狗好呢?”

“还是关门打狗好。你腿快,它是四条腿,比你跑得更快,怎么追得上它?”老婆婆这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打白鬼子也一样呀。”贺子珍进一步启发她,“他们仗着武器好,人数多,要把根据地消灭掉。红军人数虽然少,但在根据地里,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再加上老百姓的支持,就可以关门打狗,消灭白匪军了。”

贺子珍讲得又通俗,又在理,把这位老婆婆说服了。老婆婆思想一通,全家也都积极行动起来。贺子珍帮助他们一起把牛牵到山上,把粮食挑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进得村来,不光找不到人,吃的也没有,甚至连一条狗、一块破板、一口可以做饭的铁锅也没有。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就曾发生了这样的事:敌军开进东固,找不到粮食,就自己去割稻子。稻谷弄到了,又找不到木砻,没法把谷子脱成米,只好连皮带米一起吃。敌军官懊丧地说:“牛作田,马吃谷。今天我们也成了马,要吃谷了。”

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占去了贺子珍很多的时间。所以,部队一宿营,她就有忙不完的事,顾不上休息。于是,在重新踏上征途以后,她又想起了那个美好的愿望,又盼

望着有一天能甜甜地睡一觉了。

保管文件,特别是在行军过程中保管文件,是个很细致很琐碎的事情。总前委的领导每到一处,总要召开一些会议,查阅一些文件,起草一些报告,文件箱不时要打开使用。文件箱放在老百姓的屋里,她们除了注意保密以外,还要注意走时不在屋里留下任何痕迹,一张报纸、一片小纸条,都不能留下,以免落列敌人的手里,给群众带来危险。

有一次,贺子珍办完事,队伍突然集合出发了。她想起存放文件箱的那间房子没检查,不知有没有丢下东西,于是又急忙跑回去,认真察看一遍,这才放心地去追赶队伍。

组织上对她们的要求是:人在文件在。平时行军,她们守护着文件箱,走在队伍的中间,前面有尖兵、前委,后面有部队。军队作战时,她们就转移到后方。

当时的所谓后方,就是同作战的部队拉开一点距离。如果两军在这个山头作战,她们就到稍远一点的山沟里,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战斗,部队向哪个方向运动。因为同红军大队拉开了距离,就要特别注意周围的情况,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遇到这种情况,贺子珍和曾碧漪两个人就得分工:一个重点掌握前方战斗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该跟上队伍前进;另一个就要察看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无偷袭的敌人摸过来。

第三次反“围剿”过程中的一次决战,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进行的。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敌我双方都投入了主力。红军同敌军之间一座山头、一座山头地争夺。谁要占领一道峡谷,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的伤亡都比较大。

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指挥这个战役,他们把红军总部设在高兴圩西面的山顶上。红军每发起一次冲锋,他们都亲自上去喊话:“同志们,冲啊!打垮敌人!”然后,命令总部的司号兵吹冲锋号助阵。

这时,贺子珍同曾碧漪带着文件箱,在高兴圩的另一个山头,一面观察战斗的进行,一面严防敌人的偷袭。她们用眼睛都可以望到毛泽东和朱德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的情形。

战斗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又到了第二天的黄昏。双方子弹都打光了,有的红军战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有的用石头砸敌人。敌人死伤过半,仍在负隅顽抗,把军官也集合起来,向红军反扑。

这时垂死挣扎的敌人竟然出动飞机,不顾双方的军队胶着的局面,狂轰滥炸起来,几架敌机来回在战场上空盘旋,乱投炸弹。

贺子珍担心在西面山头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和朱德的安全,正引颈眺望,忽然发现一架敌机正朝自己所在的山头俯冲下来。贺子珍一看不好,赶忙招呼曾碧漪说:敌人的飞机来了,快隐蔽!”

然而,在这光秃秃的山上,没有什么地方可隐蔽的。她们只得卧倒在一棵树下。树的旁边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土丘。她们趴在那里,只听得四面八方传来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炸弹就在她们的附近爆炸了,爆炸声震耳欲聋,炸弹的气浪把土丘都掀起来了。

泥土铺天盖地落在她们的身上、头上,把她们给埋住了。两个人昏过去了。

等到她们清醒过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战场上一片沉寂,她们几乎是同时从泥土堆里伸出头来,互相看了看,发现谁都没有死,也没有受伤。

两人高兴地从土堆里爬了出来拥抱到一块儿。她们没顾得拍打满脸满身的尘土,马上去找文件箱。

文件箱也埋在土堆里了。她们用手把土扒开,发现文件箱完整无损,这才松了一口气,而挑伕早就被吓跑了。

她们四处张望,既看不见敌人,也没有红军的影子。两人估计,部队一定在战斗结束后,迅速转移了。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两个文件箱,摸黑下山了。战场还没有来得及多打扫,一路上不时碰到敌人的尸体。她们翻山越岭,寻找红军的踪迹。在群众的指点下,她们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幽默地说:

“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

周围的人听了,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贺子珍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带回来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这对患难夫妻,每天在硝烟弥漫的战斗中生活,随时都可能死亡。不过,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去关心对方。在一场激战之后,打听一下对方是生还是死,是否平安归来。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不幸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他们之间,生呀,死呀,就成了表达对对方关切的常用语了。

事后,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邀功请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