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毛毛的出生，给正在受打击的毛泽东带来了欢乐。贺子珍为毛泽东担忧。毛泽东和贺子珍特别好客。如今却是门可罗雀，谁也不敢轻易进他们家的门了。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生下一个男孩。产后没几天，她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蔬菜，得了中毒性痢疾，人瘦得剩把骨头。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把自己的姐姐找来，专门照顾贺子珍。
在她产后的第十四天，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长汀。他立即到医院探望贺子珍，见她身体这样不好，很是忧虑。当天，毛泽东就在离福音医院不远的一个叫老古井的地方住下来。
第二天，毛泽东手里提了个瓷罐子又来到医院。他把盖子打开，贺子珍看到，是一罐热气腾腾的鸡肉和鸡汤。毛泽东把瓷罐子递给贺子珍，说：
“快趁热吃吧!”
在那个年月，吃上一只鸡，是很难得的滋补品。贺子珍不禁问：
“你从哪儿弄来的鸡呀!”
“警卫员到老百姓家里买的。”
“哪儿来的钱呀?”贺子珍知道，买一只鸡要花不少钱。
“我有钱，组织上发了我零用钱，还有休养费。”
“这些钱是组织上照顾你身体的，你身体不好。留着自己吃吧。”贺子珍不肯吃。
“我也有呢！”毛泽东回答说，“一共买了两只，我留下一只了。”
贺子珍知道，毛泽东在哄她。环境那么艰苦，手上的钱那么少，他怎么舍得一次买两只鸡呢。但是她了解毛泽东，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如果不按照他的意思把东西吃掉，他就会劝说个没完。
于是，贺子珍把鸡汤倒出喝起来。毛泽东坐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她，那股高兴劲儿真比自己吃还香!
由于贺子珍得的是痢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子叫毛毛。贺子珍的这个男孩，长得瘦小，奶妈就叫他小毛，小毛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小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很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小毛。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抱过后又是亲，又是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到贺子珍的身边，自己坐在他们母子的旁边，静静地凝视着，一看一个多小时。
福音医院离老古井只有半里路，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要到医院来，同他们母子坐上一阵子。
毛泽东一直很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闲暇呢？
30年代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原来他那讨厌的恶性疟疾又发作了，人瘦得很厉害。中央决定让他来长汀休养一个时期。可是，贺子珍却不这样认为，过去毛泽东也生过病，也有病得很重的时候。可是从来不肯放下工作。在古田会议以前，为解决红军的思想问题，他躺在担架上也要让人把他抬到会场，现在蒋介石发动的对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已经开始，他怎么放得下工作去休养呢? 贺子珍心里很清楚，毛泽东的身体的确不好，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他已经没有多少事可干了。
在贺子珍临产前一个月，也就是1932年10月，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布置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二是对胜利地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加上“不服从中央”、“右倾保守”等种种罪名，把他原来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销了。
那时，贺子珍和毛泽东住在宁都，中央的这次会议，毛泽东参加了，并发了言，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他申述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但会议仍然对他作出决定，对他的申诉完全置之不理。那天，毛泽东回到家，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半天不说一句话。贺子珍感到不对劲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一再追问，他才说：
“他们说我右倾保守，把我军内的职务撤了，不让我管军队了。”
贺子珍一听就急了，忙问：“那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能讲什么，他们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只能说，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回来，我会回来的。”
毛泽东见贺子珍满脸怒容，眼眶里含着泪水，怕把她急坏了，安慰说：“我的事你不用管了，我自然会处理，你自己保重要紧。我已经同傅连暲说好，你到他那里去生孩子，明天就动身吧。中央也让我休养，说不定过些天，我也到长汀去了。”
果然，没隔多久，毛泽东便到长汀养病来了。他看到贺子珍平安产下小毛毛，心里十分欢喜。但是添子的喜悦，怎么抵消得了政治上受到“左”倾路线迫害的痛苦呢? 有时，他长时间静坐在睡熟的产妇旁边，眼睛看着刚满月的婴儿．心里想的却是这几年同“左”倾路线苦斗的情形。
自从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到现在的1932年，这五年来，他同“左”倾错误进行过多少回合的艰苦斗争啊!
最早是同湖南省委的“左”倾作斗争。他们一再来信、一来人批评他烧杀过少，给他扣上右倾保守的罪名。结果，导致八月失败，红军的二十八、二十九团遭到严重的损失。
以后又是同立三“左”倾路线的斗争。在立三路线统治中央时期，提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一再命令红军攻打长沙、南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在执行中及时觉察到这种做法的错误，为了制止这个盲动主义的行动，他费了多少心思，做了多少工作啊!
然而，所有过去的斗争，都比不上今日的艰苦。在过去，同“左”倾路线作斗争，他还有一定的发言权，有一定的主动权；而如今，王明的“左”倾路线，打着党中央的旗号，采取削弱以至取消毛泽东工作权限的手段，完全剥夺了他的发言权。
在这次宁都会议上，他们又发起一次对毛泽东的攻击，把他在军队中的职务也撤销了。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图为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右二起：毛泽东、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在毛泽东沉默不语想心思的时候，有时贺子珍醒来，躺在病床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丈夫，无言以对，也在想自己的心思。她痛心地感到，在遭受这场打击以后，毛泽东憔悴多了。两颊瘦削，一双原来很大很有神的眼睛，深深地陷下去了。
贺子珍最清楚地知道，不让毛泽东为革命去工作，是对他的最大打击。
就在毛泽东被撤掉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东华山养病的时候，也忘不了前方的战斗。那是1932年11月，中央看毛泽东身体不好，决定让他休养一段时间，休养地点在东华山。
东华山在瑞金以东二三十里的地方，是一座松柏青翠的美丽山峰，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通向山顶。贺子珍陪同毛泽东爬上山顶，一座已经荒废、无人居住的古庙赫然出现在眼前。古庙的殿堂很大，但光线阴暗，地上长着青苔非常潮湿。虽然军委事前已经派人打扫过了，但仍给人一种空旷、冷落的感觉。他们就在左厢房住下了。
毛泽东到东华山休养，随身只带了那两个铁皮文件箱。闲来无事，他就打开铁皮箱，把里面放的文件翻出来阅读。有时候，他把几年来在激战中、马背上写的诗词加以整理、修改，再把它誊抄一遍。
碰到他情绪好一点，就细细地同贺子珍讲解自己填写某一首词的格局和意义。贺子珍怕他在潮湿的屋里呆的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就动员他坐到庙前的空地上晒晒太阳。
她同警卫员把两个铁皮箱搬到空地上来，找块破板子给他当板凳，一个铁皮箱给他当桌子。这样，毛泽东常常在庙前的空地上一坐半天，在这里写写字、抄抄诗、看看文件，还教警卫员学文化。总之，没有闲着的时候。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没有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有时候兴致好像还很高，同贺子珍、警卫员一起上山打草、砍柴，或是找附近的老乡聊天。
但是贺子珍知道，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每次中央送上来的文件，他都仔细阅读；按照他的要求，定期送上山的报纸，他一张不落地看过。
他如此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呢? 是中央根据地的安危和红军的命运。
原来，他已经知道三军团打赣州的事情了。当时，王稼祥是三军团的政委，彭德怀是司令，他们按照王明路线执行者的意见，实行所谓“革命在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战略，采取了攻打赣州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对这次军事行动是不同意的，但是他的意见得不到支持。他在山上，不时对上山来的同志打听这次战斗的结果。当他听到，三军团久攻不克，几次坑道爆破都失败以后，不由得眉心紧锁。
元宵节过后的一天，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毛泽东在屋里正给警卫战士讲时事，不知哪个战士从窗口往外看到了什么，说了一句：“有人上山来了。”
“是谁?”毛泽东连忙问。
“ 看不清，是两个骑着马的。”
毛泽东站起来，往门口走去。这时，来人已经快到门口，他一看，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当时项英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副主席。他见到毛泽东，急忙下了马，走到屋里来。
看着项英严肃的神情，毛泽东像预感到什么，开门见山地问：“你这时候来，有什么事吗?”
“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下山去，领导这次打赣州战斗。”
接着，项英介绍了这次战斗的情况。项英是主张打赣州的，但他没想到赣州会打不下来。眼下，部队伤亡很大，敌人援兵又到，红军处境非常困难。军委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决定请毛泽东来领导这次战斗。项英介绍完情况，担心毛泽东不愿下山收拾这个困难局面，正想用什么话来说服对方，没想到毛泽东敏捷地站起身，爽快地说：
“我马上就下山。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项英一走，毛泽东立即让警卫员把他的东西收拾好，准备下山。这时，乌云翻滚，雷声隆隆，一场暴风雨马上要来了。
贺子珍放心不下地说： “要下大雨了，等雨过了再走吧。”
“不能等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军机大事。”
“你身体不好，再淋病了……”
“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毛泽东开玩笑说，“我先走，等雨停了，你回叶坪去，在那里等我。”
毛泽东顶着滂沱大雨，打着一把伞，带着警卫员急匆匆地下山去了。雨太大，他走出不远，身上就浇湿了。
贺子珍望着在风雨中消失的毛泽东的背影，只好叹了口气：“哎，真是把心全放在工作上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革命的中央根据地创始人和领导干部，竟然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这怎么能使贺子珍不感到气忿、痛心呢?
几十年以后，贺子珍谈起这段往事，还是那样愤愤不平：
“当时，毛泽东一到前线，就坚决主张撤赣州之围，把队伍拉到赣西南休整。接着，开进闽西，攻克上杭、龙岩等县，恢复和扩大了闽西根据地，也保存和扩充了红军。可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却说他执行中央攻打赣州的命令不坚决，随着赣南会议撤销了红一军团机构，实际上撤销了他红一军团政委的职务，这不是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了吗?”
当毛泽东处在这种困境之中，贺子珍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除了同情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呢？因为，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她是没有发言权的。她惟一能办到的是：同他讲点有兴味的事情，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为他排忧解闷。小毛生下以后，夫妻俩谈论小毛每一天的变化，就成为最能使毛泽东开心的话题了。
贺子珍一共在福音医院住了两个月，等到痢疾全好了才出院。出院那天，毛泽东去接她，把他们母子俩带到老古井自己的住处。
老古井是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洋房，可以说是福音医院管辖的“高干”病房了。这里还住着另外两个来休养的病号——周以栗和陈正人。周以栗得的是肾炎，陈正人害的是肺病。他们到这里来养病，也同毛泽东一样，还有政治上的原因——都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排挤。因此，他们三个人，真是“同病相怜”，谈话很投机。每天，三个人都要聚在一处，谈形势，谈路线，谈体会。毛泽东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好几次，贺子珍抱着小毛坐在他们旁边，听到毛泽东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 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 他们懂吗?”
罗明“他们住在国外的高楼大厦里，却要指挥中国的革命，这能不犯错误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贺子珍不能像毛泽东那样透彻地批判教条主义，但是毛泽东的分析，她是完全同意的。
贺子珍原来以为，王明路线对毛泽东的迫害，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她没有料到，一场更加凶猛的政治风暴，正在向毛泽东和她的一家袭来。这场政治风暴的风源，就起自长汀县的福音医院。
大革命年代受到排挤打击的邓小平。就在贺子珍住院生孩子的时候，福音医院住进了一个人，他叫罗明，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他也是到这里来养病的。他很尊敬毛泽东，常常在没有事情时跑去找毛泽东?讨论在根据地同国民党交界的边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毛泽东和他谈起了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的思想，罗明非常同意。于是在1933年初，他写了一份意见书送省委和临时中央，提出在交界的边区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意见。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被当作退却逃跑路线的典型。王明路线以中央局的名义，命令全党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了职，送进党校作检查。一批原来同毛泽东一起工作，并拥护他的观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纷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解除职务，受到审查，连一些普通的作战参谋，也不能幸免。其中受打击最厉害的，就是邓(小平)、毛(泽覃)、谢(邦俊)、古(柏)他们被诬蔑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对他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一时间，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苏区，真是达到人人自危的境地。谁和谁多说两句话，都有被扣上“反党小集团”帽子的危险。毛泽东心里明白，所有挨了整和没有挨整的同志也明白，所谓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毛泽东的路线；所谓抓“反党小集团”，实际上他们心目中要抓这些人的头头毛泽东。
这时，他们夫妻带着小毛，已经回到瑞金。过去，在瑞金他们的家，经常是亲朋满座，宾客迎门，毛泽东和贺子珍也都特别好客。如今是门可罗雀，谁也不敢轻易进他们家的门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路线斗争了。路线斗争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还可以同战友们来往；可现在被说成是“反党小集团”，那完全是敌我斗争，谁沾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这个帽子不得了呀，谁戴了就翻不了身。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形，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同志们怕加重他的罪名，有意避开他，不同他讲话。毛泽东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有时候，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这种日子有多难熬啊，贺子珍想想都觉得心酸。
这时，毛泽东还能一诉衷情的，只有贺子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