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6.1 遵义会议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一路平安,很是欣慰,听她说起小毛思念爸爸的情形,又不禁神色黯然。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贺子珍紧赶慢赶,到瑞金向中央工作团(黎平改编后,中央工作团改为休养连)报到。

1934年10月中旬,红军离开根据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瑞金。男女老少,几乎倾城出

动,为红军送行。

老俵们拉着红军的手不放,千叮咛万嘱托:“你们千万要回来啊!”

许多年轻人边送行边着急地问:“你们怎么一声不吭说走就走了?”

“你们走了,我们就没了主心骨了。”很多人不禁洒下热泪。

家属送行,更是动人心魄。白发老人拉着当红军的儿子的手,不忍分开:“儿啊! 革命成功,早日回家!”

年轻媳妇不好意思拉丈夫的手,只是跟在丈夫身边,边走边流泪:“家里老人有我伺候,你放心走!”

怀抱婴儿的年轻媳妇把孩子塞在丈夫手里,哭着说:“乖乖,叫爸爸早早回来。”人们最先是默默流泪,到后来,要分手了,便失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走边看远去的亲人。

贺子珍随同休养连一起出发,看到这一幕幕,叫她难以抑制内心的悲伤。

虽然,昨天在云石寺的大樟树下,她已哭过一场,似乎不会再为这次的别离流泪,此时,也禁不住眼睛发热泛红。

一位老阿婆颤颤地走过来,拉着她的手问道:“同志姐,你们还回来吗?”

贺子珍强压住内心的悲伤,微笑着说:“老妈妈,我们会回来的。”

阿婆泪水哗哗地问:“你们要走多久呵?”

贺子珍可给问住了,含糊地:“我们,我们不会太久的。”

阿婆把几个煮熟的鸡蛋塞在贺子珍的挎包里,说:“早点回来!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啊!”

贺子珍看着阿婆的满头白发,实在不忍心让她失望,口气很肯定:“谢谢老妈妈,我们会早点回来的!”

阿婆抚着贺子珍的肩膀,关切地说:“你是有身子的人,一路当心。”

贺子珍抱住老人,好久才说道:“阿婆,你也要当心。”

老俵们给红军送茶水、送斗笠、送雨伞、送草鞋、送布鞋……

送行的老俵们哭了,战士们也哭了。但战士们不知底细,斗志还是很高昻的。

当地宣传队的青年男女唱起了送别的山歌: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山里格野鹿声声哀号,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么叶落完,

问一声亲人哪红军呵!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老俵们对红军恋恋不舍,不愿红军走。而红军也不愿离开苏区,生离死别,痛断肝肠。看到这告别的一幕幕,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泪下。

当年贺子珍离开井冈山时恋恋不舍的心境重又出现,不过,这次充满了前途未卜的担忧。几十万敌人前面堵、后面追。她所在的队伍,有老人、伤病员和妇女。董老(必武)、徐老(特立)、谢老(觉哉)在队伍中行进,精神抖擞,这本身就令人鼓舞。他们坚信燎原之火是不可扑灭的,他们的信念和言行,影响了周围的年轻人。同连的还有那个著名的“罗明路线”的头子罗明,他还是中央部长级、地方省长级班的班长,有时还来问候贺子珍,同她讲个笑话。

夜里,无数火把组成了没头没尾、弯弯曲曲的长龙。

火把下,可以看见急匆匆的人流,那是部队奉命赶路。还可以看见行动缓慢的民工的队伍,人们担着笨重的机器——印刷机、造币机、X光机、修造枪炮的机器……一步一挪,走得不比蜗牛快。有些机器的底盘要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有时,把路挡住了,形成了“漩涡”。这条汹涌的“河流”在火把的照耀下向西奔流,彻夜不息。

到于都,天色已晚。贺子珍点着火把找到了毛泽东;他正躺在担架上,打摆子还没有退烧。贺子珍伸手摸他的额头,给他剥了个阿婆送的熟鸡蛋,为他掖好红毯子,又把贺怡夫妇送的那件棉大衣盖在他身上。

贺子珍看着毛泽东疑惑的眼光,说:“是泽覃、贺怡送给你这个病人的,留着用吧!别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心。”

毛泽东见贺子珍身体还好,放心地点点头。

贺子珍说:“小毛喊着要跟我来,要找爸爸,哄了好久才答应跟他叔叔、姨姨走。临走,还要我快快去接他。”说到这里喉咙发哽了。

毛泽东心里也觉黯然,说道:“有叔叔、婶婶照顾,他会习惯的。”

又说:“你行动不便,路上要当心。”

贺子珍点点头:“你也要当心。病还没有好,天气一日比一日凉,不要再伤风了!”她看看毛泽东的担架,抬杆长长的,一头有一个用油布做的船篷形的盖:“这个担架好,小吴,是你出的主意?”

小吴答道:“不,这是主席自己的发明创造。”

毛泽东得意地:“这是我同稼祥同志设计的,他的也有篷;你不必担心我挡不住夜露暗霜,伤风着凉。”

人们行色匆匆,发现在担架上躺着的是毛泽东,有人连忙转过脸去装作没有看见或者绕开走。自从江西反“罗明路线”以来,人们不得不躲着他走。毛泽东和贺子珍都看到了,二人相视苦笑,无可奈何。

毛泽东和贺子珍到医院去看望陈毅。听说周恩来下令把已经打包的医药器材重新打开,为他做了手术。

陈毅看见毛泽东和贺子珍进来,激动地坐起来。他伸出手,紧紧地和毛泽东握着,这个豪爽的人今天也显得有些忧郁,语调沉重地:“此地一为别,孤篷万里征!几十万敌人前堵后追,我真为你们担心。”

毛泽东倒担心他的伤,说:“你行动太不方便了,以后我们回首南天,看到落日、浮云,都会想念你们的。”又说:“主力走了,担子很重!”

陈毅让他放心:“有井冈山的经验,这半壁江山丢不了。我会找一面墙打狗的!”又说:“很高兴见到你们。时间紧迫,会不会耽误你们出发?”

贺子珍告诉他,队伍行动缓慢,像乌龟爬行似的,河上就这么窄的木板桥和几座浮桥,争先恐后,拥挤不堪。就是在这里畅谈一天,还可以跟得上队伍。

毛泽东嘲笑地说:“不是逃,是‘出击’。”

陈毅对于这种神秘的做法很不满意:“我这里离他们不过几十来米,不来通知我开会。我是地方军区司令员,平常就参加中央会议的。昨天,我才正式知道部队要离开,把我留下来。”

毛泽东也是前几天才知道消息,看了留下人员名单的,他要求让瞿秋白、何叔衡随部队走,但是没有得到同意,他的语调也显得沉重:“现在,井冈山时期的人,没有多少发言权了!”停了一会儿,点着烟,又说:“不过,事在人为,你说的那句话颇有深意,不但要当胜利的英雄,还要当失败的英雄,这才算得上真正的英雄。”

现在,已经不是安安稳稳彻夜畅谈的时候了,他们说了些互相关心的人和事,便分手了,临走时,陈毅叫警卫员把一包熟牛肉递给贺子珍。贺子珍不肯收,陈毅养伤需要加强营养。

陈毅执意要送:“不是送你的,送你肚子里的娃娃的!两个人吃饭呵!路上能有什么好吃的,带上吧!”硬把贺子珍的挎包拿过来,把牛肉塞进去,系好带子,再递给贺子珍,同时,握着她的手说:“子珍哪,再见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吃到你做的辣子炒田鸡。”

贺子珍的眼圈一下子红了,笑道:“到时候,我一定多放点辣椒!”

于都河畔,灯火映天。祠堂和店铺的门板都用来搭了浮桥,船连着船,板连着板,上头是过河的军队和长长的火把。桥在风中摇摆,火把的倒影在水中摇晃。毛泽东站在河边,一动不动,抬眼远望,河上的凉风把他长长的头发吹乱了。他说了一句:“好在何长工在那边明打暗和留下一条退路呵。”

当时的毛泽东尚在病中,用鲜血换来的红色国家被断送了,他心绪难平,带着忧愤的心情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图为江西于都红军桥,毛泽东从这里告别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贺子珍叮嘱一句:“药在小吴那里,别忘了吃!”

毛泽东点点头说:“那我先走了,代我向董老、徐老、谢老问好。”说罢,刚走几步又回头指指挎包说:“吃吧! 仲弘的一片心意。两个人吃饭呵!”

贺子珍为他盖好那件棉大衣,说:“走吧!”

毛泽东随着说声:“走吧!”

担架随着小吴举着的火把走了。

一个战士牵着毛泽东的黄骠马,马背上驮着他的全部行装:马褡里装着一条薄棉被、一条床单、一块油布、一把红油纸伞、一个挎包和干粮袋子系在一起。挑夫挑着铁皮文件箱跟着走。

贺子珍拿着火把,眼睁睁地看着小吴的那支火把走远了,融进了长长的火龙之中。火龙蜿蜒远去,看不到头。

钱希均过来,和贺子珍站在一起。她和其他一些身强力壮的红军是在这个连里管民工、照顾伤病员的。

贺子珍有一匹马,她很少骑,常用来驮东西。她乐于徒步行军,就是那几位老人也很少骑马,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步行。

一路上,火把通明,几万人马拥挤不堪,走走停停,十天只能走出十多里地。有时,又刮风、又下雨,连打开的雨伞也刮上了天,只好一个个在雨中淋着、等着。行军是艰难的,但毕竟离火线远一些,左有一军团、九军团,右有三军团,人称他们两边抬轿子,把中央、军委的“红星纵队”安全抬走,还有五军团殿后压阵。

在先头部队突破第一道防线后,休养连随大队来到信丰、大余一带。

这时,贺子珍联想起1929年春天红四军下井冈山,在大余被敌人包围的情景,当时匆忙应战,损失了几百人枪,她紧随毛泽东身边,那支驳壳枪给她争光,接连射中两个敌机枪手,前委一行人是从枪林弹雨中冲出去的;到了圳下,前委想让战士多睡一会儿,又被敌人包围上了,损失了几百人枪,伍若兰大姐受伤被俘,牺牲后头被挂在赣州城上。后来,这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发动起来了,红军在这一带打仗有如神助,再也不会两眼一抹黑了。谁想到,如今,要把这一大片根据地拱手送给敌人。离开这里,就是离开中央苏区,到了白区地界了,一种依恋之情,使贺子珍难以平静。

谢觉哉。贺子珍问正好走在她身边的谢觉哉:“谢老,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谢觉哉想了想说:“难以说准,反正要回来。那天,我问润之,要多少年?他说,三五年吧!”

贺子珍又问:“三五年?三年还是五年?”

谢觉哉笑笑,摇了摇头。

贺子珍走出信丰、大余的土地,那熟悉的红旗和墙上的大标语不见了;熟悉的笑迎红军的百姓不见了。生疏的村落、生疏的面孔,有一种被人用刀枪赶出家门的强烈的耻辱感,并

萌生一种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复仇的愿望。是的,红军一定要打回来!

在红军前途茫茫,到哪儿落脚都还没有定准、没有把握的时候,谁也说不上红军什么时候能打回来。三五年只是一种安慰性的答复。但是,后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江西,距红军1934年长征,正好是三五一十五年。老百姓用虔诚的心情说:毛主席早算出来了,三五年就是十五年的意思呵!

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转入粤北南雄一带,由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远见,加上何长工等人的奔走,红军同陈济棠订立秘密协议,他们对红军不予截击,放开了四十里宽的通道。红军顺利通过第二道防线,进入湖南汝城一带,然后突破宜章、临武一线,渡过漳水,直逼湖南、广西、贵州交界的湘江上游。蒋介石几十万军队前堵后追,这是红军一场生死之战。

休养连在一、三军团浴血奋战的保护下,安然来到了湘江边。

湘江是敌人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红军虽然突破湘江封锁,但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为3万多人。图为湘江之战渡河地点——界首。湘水漾漾、江风怒吼。太阳当空,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江水是碧绿的,青山是苍翠的,但似乎都骤然变色。蒋军黑压压的机群飞临湘江,一来就是几十架,向一切可疑的目标轮番投弹。雪花般的传单满天飞舞,上印《蒋委员长劝降令》。

飞机肆无忌惮,擦着江面飞过,俯冲投弹、扫射,那用木船搭起的浮桥被炸断,炸裂,炸成碎片,桥上的战士、马匹跌落水中,葬身激流。然后,飞机低飞,扫射涉水而过的士兵、马匹;炸弹在江中激起的水柱、子弹在水中溅起的浪花把战士吞没了。江水为鲜血染红,江面上漂浮着红军的尸体,还有《蒋委员长劝降令》,碧绿的湘江,成了一条血的河流……

敌人的包围圈已越来越小,两岸都有敌人的炮火,同飞机一起轮番炮击。土坡上、沙滩上不时腾空喷出冲天的烟柱尘暴。俯冲的飞机发出尖锐的呼啸声,震耳欲聋。湘江两岸成了用红军战士的尸体垒成的长城。

在下游山坳的水湾里,浮起红军的尸体,一律灰色军装,密密麻麻,那是头两天牺牲的战士浮起的遗体。

贺子珍随中央纵队来到渡口,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惊魄动。她一眼就看见远处河湾里浮起密密麻麻的灰色,那是自己的战友的遗体。

她全身发紧、头皮发麻、背脊发凉。她紧紧地咬住牙关,不让上下牙敲打起来。她看见战士们趁敌机刚刚过去的间隙,立即用预备好的木船和木板搭起一座浮桥。他们搭得飞快。他们时时刻刻面临死亡的威胁,但他们从从容容,飞快搭着,一无所惧。

周恩来站在桥头。他长髯飘拂,面容瘦削,但眼睛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他高声喊着:“大家抓紧时间,敌人飞机刚刚过去,尽快过桥。”他同休养连的老人——董老、徐老、谢老打招呼,也同贺子珍点点头:“子珍同志,辛苦了。过一阵子敌人飞机又来了,抓紧过桥。”

贺子珍答应着,走在桥上,在等待前边的人移动时,她不忍看又不能不看这血的河流。脚下桥边就是血流的河,她的心在急促地发颤;再看看远处水湾里那灰色的一片,她不由得低头看看自己的灰军装,如万箭穿心,热泪涌了上来。

江水奔流着、呜咽着、哭泣着、咆哮着……

她回头一看,董老、徐老、谢老的脸色一样沉重。船桥摇摆着,她的心也在不停地抖动着。

到了江心,在等待前边的人移动时,她禁不住又看了一眼远处水湾里,那密密麻麻的灰军装浮在水面上,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愤怒的质问:

“为什么让他们离开苏区,葬身鱼腹?”

她过了桥,上了岸,再没有回过头去,她已失去再看一眼的勇气。

过了湘江不久,贺子珍碰上何长工。会昌一别,恍如隔世,在炮火连天的陌生地方相逢,格外值得珍惜。何长工已任教导师的政委,上头有意让他兼任休养连的连长。他特意来看看她。

贺子珍惊奇地问道:“你这个军长,怎么又当起连长来了?”

何长工告诉她,是周恩来副主席交的任务,这个休养连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有少数的女红军以及受伤有病的军队、地方高级干部。周恩来要何长工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周恩来曾用风趣而又带着严肃的口吻对他说:“这些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如果他们在,你不在,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

何长工摸摸脖子笑着说:“我可不想掉脑袋。”周恩来说这个连“兵”比“官”大;有的人年纪也大;还有不少女同志,不好带,但非带好不可。

贺子珍提到何长工在会昌同陈济棠明打暗和,幸亏他给红军转移留下一条退路。

何长工听到这里,笑了,告诉她:“我还坐了大花轿。”

贺子珍笑问:“你坐花轿,你真能寻开心,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坐花轿!还是大花轿!”

原来何长工同潘汉年奉朱德、周恩来之命,到寻邬同陈济棠的参谋长谈判,为了掩人耳目,准备了四人抬的花轿,每遇岗哨盘问,护送的连长就高声说:“这是我们司令请来的贵客。”就这样,一路畅通无阻。他们到了山村一座小洋楼,谈了三天三夜,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借道,陈济棠撤离40华里。

何长工正在谈判时,接到周恩来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长工说:“对方的代表知道后很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这是军事机密!我不能说呵!我平静地回答:‘不,这是上头认为谈判成功,和平鸽上了天。’”

贺子珍笑道:“你应付自如,这回红军路过粤北,陈济棠真的是撤兵40华里,我们少牺牲多少同志!”她想起了毛泽东第一次见李德,谈《庖丁解牛》这些文章,体味着“游刃有余”的深长涵义:“庖丁解牛啊!你也是庖丁了。”

何长工正想着“少牺牲多少同志”的话,顺口答道:“是呵!是呵!”

听到后一句,连忙改口:“不,不,庖丁是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周副主席!”

何长工还要贺子珍注意身体,两个人走路,山路难走,不能不多多留神,有什么困难尽管向他提。

贺子珍说没有什么困难,只是想到湘江上那密密麻麻的灰色,心里总是十分难过。

谈到这里,两个人的神色变得沉重起来。

贺子珍随着部队,来到了连绵不断的越城岭,来到了险峻难行的老山界。她打着火把,同董老一起,来到一个山神庙里。

长征途中的王稼祥。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洛甫)正在庙里上堂休息,交谈。

小吴他们已在一间小屋里为毛泽东搭了个“桌子”,放好纸笔,还挂上了地图。

毛泽东上前问候:“董老,难为你们几个老人了,路难走呵!”

董必武答道:“还行,过湘江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都掉到江里去了。唉!一万战士同日死,石头人也会动心呵!其中因由,不可不察。”

毛泽东平静的话中带着深深的愤慨:“是的,一定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王稼祥的态度更为明朗:“是到了讨论的时候了。”

张闻天也点点头:“对呀!不可不察呀!”

据说,在湘江岸边,博古面对困境束手无策,不时用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比划着。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说:“你冷静一点,这不是闹着玩的!”

这天晚上,贺子珍就留在山神庙里。部队行军,夫妻也难得见上一面。

马灯点亮了,毛泽东在“桌子”前写建议信,全神贯注。部队向哪里走,目前是三岔路口,生死关头。

贺子珍在一边为他缝补衣服。

毛泽东写完了,让贺子珍抄写:“你抄吧!我还要想想下一步的走法。”

贺子珍提笔抄写,问道:“这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

毛泽东一看:“是‘口袋’!如今蒋介石的飞机天天头上飞,早已侦察明白,我们要到湘西同贺龙、肖克会合,已经调了40万人马,布好了口袋,等我们往口袋里钻呢!”

贺子珍叹了口气:“原先,我以为同他们会师,我可以安安心心生娃娃。要是钻到‘口袋’里,那就什么都完了。”

毛泽东卷着“大炮”(自卷的旱烟),点着火说:“对呵! 还记得我们从井冈山下来那阵子……”

贺子珍当然记得很清楚,在大柏地,布好了“口袋”,让敌人两个团往“口袋”里钻,全部当了俘虏。

毛泽东说:“对,对!蒋介石也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傻子才往他“口袋”里钻。”

贺子珍抄了一会儿,又问:“这是什么字!”

毛泽东探头过去看看:“贵州。现在我们不当傻子,就应当往贵州走,那里敌人兵力薄弱,好打。不然,就得像过湘江一样,3万多人,死的死,散的散。”

贺子珍停下笔,说:“一想起过湘江,我心里就难过。”

毛泽东说:“不能再钻蒋介石的‘口袋’,我要据理力争。”

贺子珍仔细地抄着,抄好了,看一遍,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一遍,签了名,封好,叫小吴马上送去。

贺子珍看看毛泽东长长的头发,高高的颧骨,显得很瘦弱,忽然想起儿子小毛,便说:“现在,小毛一定在想我们吧!”

毛泽东安慰她:“他一定在婶婶身边睡着了,睡得很香。”

贺子珍久久不语,忽然笑了。

毛泽东问道:“你笑什么?”

贺子珍笑道:“我想,那一回,小毛学你,要给中央写信,涂了个大花脸。”

毛泽东说:“大概,爸爸留给儿子最深的印象就是写信,没完没了地写信,而且给中央写信。”

贺子珍还沉溺在回忆中,说:“有一回,他还学你在屋里来回走动,用手指着屋顶,说‘争争争争’。把‘据理力争’说成‘争争争争’!”

毛泽东笑了:“小和尚念经,有嘴没心。”又说:“我真要据理力争,不争,说不定十有八九要钻到蒋介石的‘口袋’里。”

贺子珍轻轻地叹了口气。

毛泽东说:“争得成与不成,都难为你了,腆着个大肚子,长途跋涉。”又问:“产期还有多久?”

贺子珍答道:“个把月吧!”

毛泽东已经请钱希均、董老还有新上任的休养连连长侯政关照一下。

贺子珍说:“只好这样了!他们会关照的。”又说:“你一定要按时吃药,行军路上再发高烧,太危险了。”

毛泽东点点头,仔细看看贺子珍,又黑又瘦,说:“好,早点休息吧!明天要过老山界,听说路很难走!”

贺子珍只是喃喃地说了一句:“开头那几天,小毛一定天天在想我们!”

湘西南的老山界拔地而起,高入云霄,到处是悬崖峭壁,嵯峨挺立,茂密的树木长在悬崖峭壁的石缝之中。石路弯曲,如天梯斜挂,让人觉得从此攀登上山顶,就可以上通天界了。

红军沿着“天梯”往上走,山壁与山岩之间有许多竹搭的民居。

当天黑下来时,就如同在井底往井上爬,路变得越来越陡,有时,几乎是垂直的绝壁,一尺多宽,从身旁往下看,那是深不见底的崖底峡谷。

长征途中的董必武。 贺子珍和休养连的老少攀登老山界。开凿的石磴一个有齐腰高,得一步一步爬上去。向上一看,前人的脚几乎就在自己的头顶,火把一点一点成串地往上飘动,一直接到天边。无论是董老、徐老、谢老,还是腆着肚子的贺子珍,都是这样一个挨一个顶着上边的人的脚往上爬。在贺子珍身后是钱希均。人们像叠罗汉,她想扶贺子珍一把都不可能。

贺子珍费力地往上攀登,石磴宽不到二尺,一不小心,就要掉下万丈深崖。好在前边的年轻战士和后边的钱希均的火把给她照亮。她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但她很要强,一步一步地登上去。她不敢贴着石梯往上爬,怕压坏肚子里的孩子,她不得不把上身贴着石梯,不然,就可能掉下去。她咬紧牙,一步一步地往上登,她的手和膝盖磨出了血。当她快爬到山顶时,停下喘息,回头一看,钱希均的头就在自己脚下。火把一点一点连成一条几乎是垂直的火龙。她又回过头往上走,朝上看,四面山峰似乎在撑着天空,人们仿佛是在井里往上爬。

队伍停下休息,夜风很冷,天蓝得发黑,星星镶在空中,闪着亮光。贺子珍什么都来不及想,只有一条,喘一口气,攒一点劲,好跟上大队,不但用脚,还用手,用膝盖,而且用心,用顽强的意志往上攀登。

当她爬到山顶时,有人喊了声:“我们上天了!”

喜悦之余,她叹了一句:“总算到了!”

再回头看“井里”的火把,从井口一直亮到井底。但是,当她抬头向前看时,还有高山险峰在前边等着,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贺子珍关心的是队伍是往贵州方向走,还是往湘西方向走,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钻到敌人“口袋”里去了;如果是前者,那就是说,毛泽东的意见已被采纳,可能有一条容红军走过的求生之路。

红军来到湖南道县,这是一个三岔路口,是红军生死攸关的三岔路口,向哪个方向迈出第一步,将决定红军的命运,决定中国的命运。

道县处于桂、黔、湘三省交界,路通三省,任人选择。

当夜,毛泽东住在一座略似教堂的学校里。

贺子珍买了两只梨来看毛泽东:“我算了算,今天是你打摆子的日子,这个时候还在发烧,就给你买了两个梨。”

毛泽东说:“对了,今天我没有打摆子,我全忘了。”说着,把梨子塞回贺子珍的挎包里。

贺子珍深知,在过去,毛泽东一忙,大事有了转机,病就吓跑了。这一回,莫非又是大事有了转机!一路上,她已听到不少人的抱怨,没头苍蝇似的乱跑,在湘江边死这么多人,哪儿还有一点粉碎敌人大“围剿”的英雄队伍的样子!

贺子珍想着,又把梨子放在桌上。

这时,傅连暲提着药箱进来。

贺子珍迎上去:“傅医生,你辛苦了。你的气色还很好呀!”

傅连暲过去出门坐轿子,现在已学会骑马。对他来说,从坐轿到骑马也是一场革命。他说:“托福,托福,贱体健康如常。”

毛泽东把梨子放在傅连暲的药箱里:“你的健康就是大家的福气,你可不能病倒。”说罢伸出胳膊,让傅连暲给打针。

傅连暲把梨塞到贺子珍挎包里,然后点亮酒精灯,在毛泽东的手臂上先消毒,然后注射,又轻又快。

这时,那个顶顶有名的“罗明路线”的“发明者”罗明来看望毛泽东,远远就喊:“毛主席,你好!”

毛泽东一见故人,大喜:“罗明同志呀!你这个‘罗明路线’呀! 名气大得很哪!你人没到江西,把江西搞了个天翻地覆,邓、毛、谢、古,还有个肖劲光,你真是法力无边呀!”

罗明咧大嘴说着:“见笑了,见笑了!名气倒不小,可不是我在战场上打出来的,惭愧,惭愧。”

毛泽东举手示意:“小声一点。”又说:“我正同洛甫、王稼祥同志说事,你在这里等一下。你也好久没见到子珍了,你们先谈谈。”

罗明说:“对,长汀一别,日子不少了。原想找傅医生看看病,拿点药。想不到却还是一举三得。”

毛泽东点点头,走出廊上,拐到隔壁屋子里去了。

傅连暲先给罗明看病,先看看表,然后按着罗明的脉搏。

贺子珍笑着说:“有一阵子,润之一听‘罗明路线’头就发麻。”

罗明做了个鬼脸:“把罗明二字改为毛泽东三字,就对了。区区罗明,何足道哉!”

这时,从隔壁屋传来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的声音。

长征途中的张闻天。毛泽东的嗓门很高,情绪异常激动:“湘江之战,我们损失了3万多人马。出发时86000人至今只剩3万多人了。再按原计划到湘西同贺龙、肖克会合,我们就会全军覆没。蒋介石已调了40万人马布好了“口袋”,等我们去钻。我们万万不能钻进去。只有向敌人兵力比较虚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得主动,现在正在三岔路口,要当机立断。再说,部队连续行军打仗,已经两个多月了,应该休整了。牛耕了一天田,还要吃吃草、喝喝水嘛!只有打到贵州,才能找到休整的机会。”

接着是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声音,也很激动:“现在大概已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不能再犹豫了。”

贺子珍听了,脸上闪着喜悦的光彩。她已经从张闻天、王稼祥二人耐心同毛泽东商讨红军大事的事态中,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已经不再孤立了,虽然他仍然处于劣势。她不禁暗暗地喃喃自语:这两年,他太孤立了。但她只是对罗明、傅连障笑笑:“见到你们,我太高兴了!”

傅医生给贺子珍检查了身体,母亲虽然瘦弱,肚子里的孩子却很正常。临了,匆匆忙忙走了,有好多病人等着他。

罗明留下,同贺子珍谈天,在被审查的日子里,想起在古井同毛泽东、贺子珍的会见、长谈,他心里始终是温暖的。

他对贺子珍说:“我忘了谁说过这样的话:生活本身就是法官,战场就是法庭,它将公正地审判谁有罪、谁无罪。”

贺子珍又想起湘江上密密麻麻的灰色,说:“代价太大了!”她说起江西邓、毛、古、谢,受了毛泽东的牵连,只有邓、谢二人随主力出发,泽覃、古柏都留下了。

罗明笑道,他同他们都不熟,这回在路上,无意中见到邓小平、谢惟俊,长谈过两次,喜滋滋地说:“真是一见如故啊!真是相见恨晚啊!”

贺子珍看他那种快活如痴的样子,笑盈盈地:“恭喜你找到两个知心朋友呵!”

三天以后,队伍来到三岔路,一条通湘西,一条通贵州。红军拐了个弯,走上通贵州的山路,向黎平方向疾进。

贺子珍行军到此,细细一看,忙问休养连连长、年轻的小伙子侯政:“侯政同志,我们往哪里走?”

侯政说:“往贵州。”

贺子珍一听,脸上挂满笑意,她已听说要往贵州走,但有人不同意,争论十分激烈。看来,毛泽东的主张不但得到承认,而且得到贯彻。她心情舒展地随大队拐了个弯,走上通往贵州的山路。

山路弯弯,经过轻装的红军战士在山路上行进。贺子珍抬头去,眉头展开了。贵州有这样的谚语:“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太阳从白云缝隙中洒下缕缕阳光,让人感到是这样的难得。

果然天无三日晴,不久,细雨纷飞,路又崎岖难走,但部队行军速度已经快多了,贺子珍又有了过去反“围剿”时的感觉。

这天,贺子珍所在的休养连跟在毛泽东、王稼祥的担架后边。毛泽东已不坐担架,拄着拐杖走,也不肯骑马,走在王稼祥的担架旁,边走边谈,在他前面走的是张闻天。

毛泽东站在路边,向董老、徐老、谢老一一问好,叮嘱再三。

贺子珍随着毛泽东走进一个山村。只见前面战士们聚在路边久久不散。同志们见毛泽东来了,让开一条路。原来是一位60多岁、白发满头的老阿婆和她的小孙子倒在路边,几乎全身裸着,浑身发抖,气息奄奄。小孙子脸瘦得只剩一对大眼睛,望着陌生的红军。

毛泽东问身边的战士:“老阿婆病了?”

一个精瘦的战士:“她的儿子给白军抓去当兵了,她同儿媳妇分头出来讨吃的。今天太冷,肚子里空空的,就跌倒在这里了。”

毛泽东激动地走回他的担架旁,取下那件贺怡送的棉大衣,披在老婆婆身上。

贺子珍看着,也觉得无法劝阻,虽然她清楚毛泽东有病,也需要它。

老人身上一热,睁开了眼睛,抬头一看,刚起身就扑通跪在地上磕头,念道:“红军,红军。”

毛泽东的泪水在眼眶里转悠着,他和战士把老人扶起,叫小吴给她一袋干粮,不忍再看,大步走开,神情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不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毛泽东就算枉自来到世上,就算白活了。”

说罢,热泪夺眶而出。他重重地把手一挥,大步流星跟着大队往前走。

贺子珍跟在后边,也为之动容。她从自己马背的褡裢里取出一条毛毯,交给小吴,叮嘱道:“晚上给主席盖上,不要让他着凉。”

部队来到了陡壁高耸的乌江,下崖十里,在激浪拍岸的澎湃声中渡过湍急的乌江,又爬上十里高的崖壁,向遵义挺进。

1935年1月上旬,红军攻占贵州的遵义城。

红军打开遵义城后,军委安排毛泽东在旧城的一栋洋房里住下,贺子珍同他住在一起。

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洋楼,离开会的地点不远。他们夫妻住在楼上,警卫员住在楼下。遵义会议是在红军进入遵义后几天才开的。

来到遵义后的几天,毛泽东更加忙碌,抓紧时间做领导的工作。在那些天,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一改过去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早就起床走了,有时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得很晚,也不敢马上睡觉,还要趴在桌子上写一阵。

遵义是贵州省一个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市面很热闹。由于红军保护商人的利益,街上的店家都开门营业。

有一天,贺子珍上街,见到有很新鲜的鱼卖。她知道,毛泽东爱吃鱼,就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点鱼。回来后,她加上辣椒,烧好了,等着毛泽东一起吃。

贺子珍从傍晚等到天黑,又从天黑等到深夜,都不见毛泽东的影子。她疲劳得睁不开眼,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毛泽东回来了。

贺子珍有些埋怨地说:“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 吃饭了没有? 肚子不饿啦?”

“还没吃饭,顾不上呀!”毛泽东这样回答。

“这么晚了,还忙什么?”

“找人谈话嘛。明天就要开会了,得抓紧时间做工作!”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也还没有吃饭,便歉意地笑了笑,说:“子珍,让你等苦了,来,我们一块吃吧,把你饿坏了吧!”

这样,他们的晚饭成了“夜宵”。

在这个关键时刻,忙碌的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的屋子也是彻夜亮着灯光。周恩来的住所离贺子珍他们的住所很近,贺子珍从窗口都可以望到周恩来房里的灯光。第二天,她听到周恩来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为了准备这次会议,熬了个通宵,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遵义会议旧址。遵义会议召开的那几天,贺子珍感觉到了,会上、会下都很紧张的气氛。会上紧张,肯定是两种意见斗争得很激烈。会下紧张,是没有出席会议的人,包括贺子珍在内,急切地盼望知道会议的结果,真是把眼都望穿了。

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回家吃饭。贺子珍想打听消息,又不敢乱问,只是试探地问:

“会开得如何?”

“现在同意我的人多了起来。”

“会上都讨论了些什么?”

“军事问题,李德、博古军事路线的错误。”

贺子珍觉得放心了。她有一种预感:情况已经好转,转折快要出现了。

果然,一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会议还没有散,贺子珍同几个同志正在一间屋子里抄写标语,一个女同志快步走了进来,兴高采烈地说:

“毛主席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了!”

在座的同志都欢呼雀跃起来,贺子珍也开心地笑了。

这个女同志对贺子珍说:

“中央让我们马上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二、三、四、五军团,译电的同志忙不过来,你帮助译电好吗?”

贺子珍很愉快地答应了。

当时军委负责发电报的有四个人。贺子珍是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学会的翻译电报,能亲手把这个喜讯传到全军,是光荣的事情啊!

这天,毛泽东回到家里,一见贺子珍,就欢喜地说:“错误的军事路线终于结束了,我也有了发言权。”

“是呀,现在好了,我们党有希望了。”贺子珍高兴地回答说。

会议的精神迅速在全军中传达了。毛泽东还亲自到一些军团作传达。全军士气大振,他们欢呼:红军得救了!我们的党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