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会议期间，胡乔木受到了跟随毛泽东二十年来最严厉的一次批评，这次批评给胡的心理上产生了巨大而长久的压力11月初，毛泽东在郑州召开部分大区负责人、省委书记和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广泛地讨论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毛泽东似乎冷静了许多，他发表了多次讲话。他说，关于社会主义这个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他反对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想法。他还谈到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是一个错误。毛泽东觉得包括他自己，有必要从理论上搞清这些问题。
会议气氛轻松，容易深入地讨论问题，交换看法。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毛泽东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最先是1956年夏天在北戴河一个会议谈到的，参加会议的有几十人，大家认为可行。毛还谈到辞去党的主席，大家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但暂时还不行。
消息传出后，最先是许多民主党派负责人表示不解。1957年5月，陈叔通、黄炎培联名致信委员长刘少奇和总理周恩来，称从国家的现实着想，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强调集体领导，但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的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重要一环。
毛对信中疑虑一一作了批示，并要邓小平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党代表和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展开讨论。毛泽东在信后写了一段话：“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毛泽东辞职的消息在西方引起不少猜测。1958年6月20日，中国驻英使馆曾电询此情况。7月31日，毛泽东电告中国驻英国使馆代办宦乡：
所传辞职事是真正的。我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认为有利，正向地县乡干部通知，并展开辩论，以免临时显得突然。国内民主党派已通知并酝酿一年多了。在华外人，如苏新使节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亦已谈过。请你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要是非正式的，以闲谈方式出之。经过英共记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们不当作谣言，而当作事实。
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提议，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安排。但是，他很快就改变初衷，此后再没有提出过退居二线的问题。事实上，既有的国家机器一旦形成，改变它，其阻力是难以想象的。如果真的如毛泽东所承诺的，那么中国此后的历史肯定是要重写的。
郑州会议决定，对人民公社进行部分调整，并通过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原打算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发给各级党委。会后，毛泽东感到决议写得很不够，要求各地讨论，再将意见汇总到中央。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工作，胡乔木具体负责。
胡乔木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试图从理论和政策上划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以纠正和消除急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做法和错误思想。
这些论述，对于纠正当时越刮越猛的共产风，显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决议对于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三级所有制问题，并没有作明确的阐述。这就决定了决议不可能在纠“左”问题上发挥切实具体的作用。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胡乔木起草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并批给邓小平、胡乔木，称“此件写得很好，比起《人民公社决议》来，好得很多。”这份备受毛泽东称赞的决议，对1959年经济发展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指标仍是居高不下。决议稿宣称，“一九五九年是我国苦战三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要求各地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争取“实现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跃进”。
为了进一步解决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春，中央又连续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郑州会议于2月底3月初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它们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会议还没有结束，毛泽东给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胡乔木在会上代他宣读一下，胡乔木照办了。信的内容是接下去几个会议的日程安排，同时介绍了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
4月初，上海会议召开。会议期间，胡乔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事情是这样的：在去年底一次会上，通过公社决议，公布粮食产量7000亿斤。陈云当即表示不同意，并和胡乔木说了，胡乔木却没有将此事报告毛泽东。
上海会议前不久，毛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大谈海瑞精神，鼓励大家学海瑞，说“明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说完这些以后，他表扬了陈云，说“真理有时在一个手上”。同时批评胡乔木：“你只不过是一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只不过是一个秘书”，实可看做是对胡乔木在急剧动荡形势下角色特征的高度概括，也是胡乔木跟随毛泽东近二十年来受到的批评中最严厉的一次。现在自然无法揣测胡乔木当时的内心世界；人们只知道，这次批评给胡乔木的心理上产生了巨大而长久的压力!春季过后，形势越来越紧张，整个国民经济许多方面严重问题日益暴露出来。
大跃进的第一个回合，给国民经济造成惨重损失。从1958年l1月开始，经历8个月的纠“左”，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毛泽东将一切主要归结为工作方法。这意味着历史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