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最后两天的讨论中，鉴于代表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华国锋主动提出，以后不再用“华主席党中央”这个说法。胡乔木就此谈了有关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
会议快要结束时，邓小平要胡乔木重新起草讲话稿。邓向胡乔木简要地交代了要求，说这次其他问题暂不讲了，要讲的主要有4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人认识和纠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使10％—20％人先富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
邓小平交代的问题，正是胡乔木一段时间来一直考虑的。关于“两个凡是”问题的讨论自不必说；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的问题，胡乔木在前不久主持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过，文章发表在10初的《人民日报》上。
这篇题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提出，过去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不承认经济规律，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以为这就是政治统帅经济。”
文章明确指出，“政治不能在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以外，自己创造出另外的什么规律来强加于经济。事实上，单就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的任务，正在于尽最大的努力来使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工作按照客观规律进行”。
文章还严肃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动地保证我们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因而并不能自动地保证我们的经济始终有计划地高速度地发展。”“如果我们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会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来加速经济发展；相反，如果我们不研究不遵循客观规律，靠长官意志想当然瞎指挥，那就会造成某些单位甚至整个国民经济停滞倒退，使千百万以至几亿人民遭受苦难。”
文章集中地谈到按经济规律办事，提出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要遵守价值规律，要保证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文章还谈到加强经济管理的办法，提出扩大经济组织和经济手段的作用，比如推广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的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等。
无法要求文章在当时有更高的理论突破。但是，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深入思索和超前意识，是无法提出上述这些鲜明和尖锐的观点的。文章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自不待言。
邓小平说得清楚，胡乔木有思想准备。收到有关人员起草的初稿后，胡乔木利用两个晚上，就改好了。对胡乔木的工作效率，邓小平十分满意。
众所周知，邓的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是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报告作完后，引起强烈反响。它对于中共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在会议最后两天的讨论中，鉴于会议代表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华国锋主动提出，以后不再用“华主席党中央”这个说法。
胡乔木就此谈了有关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的看法。胡乔木说，华国锋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党内生活中看来是件小事，但实际上却是一件大事，涉及到的不单是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文革”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但他们有些方面的做法还是有分寸的。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发表，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在刊物上发表半个月后，《真理报》才应读者要求转载，而且从第二版开始，也不用大字大标题。而我们的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时还在第一版几乎用整版篇幅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少见的。将个人这样毫无限制地极端突出出来，这不是我们党成熟的表现。
若干年后，有关同志谈及此事时，曾意味深长地说：
乔木同志的这些话，在今天读来似乎并无新奇之处，但在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树特树”刚过不久，新的“大树特树”正热火朝天之时，还是颇带一些创见的。以后，全会的公报上专门有一段文字谈集体领导，谈少宣传个人。这也可以说是会议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中央工作会议后，接下来要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情况，会议决定增补一批中央委员参加全会，留下来继续参加全会。
胡乔木被列入增补名单，参加了这次全会。
工作会议开得异常成功，大政方针已经议定，接下来的全会实际上就是履行程序的问题了。胡乔木除了继续修改农业问题的文件外，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这次是华国锋交代的。
全会要发公报，会前华国锋曾让人准备了一个稿子。但是，会议的结果出人意料，公报稿与眼下要的东西差距太远，只得重新起草。华国锋亲自出面，找到胡乔木，要他负责重新起草一份公报。
以胡乔木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经验，他知道，现在中央的意见并没有一致起来，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起草公报，事关重大。考虑到这些，接受任务后，胡乔木邀集有关领导开会，共同研究公报的框架，然后由写作班子分头写出初稿。
初稿拿出后，胡乔木便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关就是一个下午。到晚上8点，他叫来了秘书，吩咐重新抄写一遍，随后送印刷厂印刷。
12月2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会议开始前，每个代表都拿到了公报的讨论稿。要讨论的问题，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讨论了。这样，全会便开得异常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