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坛的毛泽》05章 你见过毛泽东哭吗


你见过毛泽东哭吗?

毛泽东意志坚强。个人遇到再大不幸也不会落泪。他的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独个儿坐在沙发里一支接一支吸烟,就是没有落泪。他眼里有哀伤,有思念,有怒火,就是没有泪。始终没有泪!

但是,在另一些场合,我又确实看他眼里含着泪,眼角淌下泪,甚至是放声大哭。

我来到毛泽东身边后,几次见他眼里含泪。其中印象深的有三次。

建国前后,毛泽东爱看《霸王别姬》这出戏,多次看。并让其他中央领导都去看。看到楚霸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与虞姬生离死别,他的睫毛时常抖个不住,眼睛里湿漉流的。他是很爱动感情的。他曾用一根指头按住我胸前纽扣,用沙哑的声音说:“不要学楚霸王。我们都不要学!”

毛泽东喜欢看古装戏,听京剧。不同时期偏爱不同的戏。转战陕北时,他爱听并时常唱几嗓子的是《空城计》、《草船借箭》。在西柏坡时,指挥三大战役,他休息脑筋的办法就是听京剧唱片。喜欢听高兴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荒山泪》。高兴了自己也哼几句《群英会》。大军过江前后及进京后,他多次看《霸王别姬》。1953年到1954年,他又连续看了几遍《白蛇传》。每次看都流泪,鼻子呼呼地透不过气。

记得是1958年,毛泽东来到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席准备文娱活动,征求他意见。毛泽东想了想,说:“还是看场《白蛇传》吧。”

于是,市委决定由一名叫李什么茹(我记不清名字了)的演员领衔主演《白蛇传》。

晚上,我随毛泽东驱车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都已坐好,一见毛泽东走入,都起立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走向前排。在前排就座的是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对党内领导干部从来不讲客套,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再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下了。

毛泽东就座的前排摆放的是单人沙发,套有灰布套。我照例是坐在他身边。因为值班卫士是24小时不离主席身边的。毛泽东肚子大,坐下后皮带便勒腰,所以他一坐,我便依惯例帮他松开了腰带。

演员早已做好准备。毛泽东一坐下,锣鼓便敲响了。毛泽东稳稳坐在沙发里,我帮他点燃一支香烟。毛泽东是很容易人戏的,用现在的话讲,叫进入角色。一支烟没吸完,便拧熄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演员。他烟瘾那么大,却再不曾要烟抽。他在听唱片时,会用手打拍子,有时还跟着哼几嗓。看戏则不然,手脚都不敲板眼,就那么睁大眼看,全身一动也不动,只有脸上的表情在不断变化。他的目光时而明媚照人,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显然,他是进入许仙和白娘子的角色,理解他们,赞赏他们。特别对热情勇敢聪明的小青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唱得好的地方,他就鼓掌。他鼓掌大家立刻跟着鼓。

然而,这毕竟是一出悲剧。当法门寺那个老和尚法海一出场,毛泽东脸色立刻阴沉下来,甚至浮现出一种紧张恐慌。嘴唇微微张开,下唇时而轻轻抽动一下。齿间磨响几声,似乎要将那老和尚咬两口。

终于,许仙与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我有经验,忙轻轻咳两声,想提醒毛泽东这是演戏。可是,这个时候提醒已失去意义。现实不存在了,毛泽东完全进入了那个古老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自动,泪水在眼圈里悄悄累积凝聚,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转啊转,扑嗤嗤。顺脸颊滚落,砸在胸襟上。

糟了,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我忧心地用围光朝两边瞄,身体却不敢有大动作,怕吸引别人更注意这里。还好,观众似乎都被戏吸引住了,没有什么人注意台下的“戏”。

可是,毛泽东的动静越来越大,沮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落,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附近的市委领导目光朝这边稍触即离,这已经足够我忧虑。我有责任保护主席的“领袖风度”。我又轻咳一声。这下子更糟糕,咳声没唤醒毛泽东,却招惹来几道目光。我不敢作声了。

毛泽东终于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并且毫无顾忌地擦泪水,撂鼻涕。到了这步田地,我也只好顺其自然了。我只盼戏快些完,事实上也快完了,法海开始将白娘子镇压到雷锋塔下……

就在“镇压”的那一刻,惊人之举发生了!

毛泽东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大手拍在沙发上,一下子立起身:“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天哪,我猝不及防!他的腰带在坐下时已被我解开,在他立起身那一刻,裤子一下子脱落下来,一直落到脚面。我像被人捅了一棍子似地纵身扑向前,抓住他的裤子,一把提上来。我的思维全停止了,只剩下弥漫的不着边际的自责和惶恐,用一双颤抖的手匆匆地笨拙地帮他系腰带。我没有保护好领袖的形象,我为此不安,难过了很久很久。

毛泽东却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他甚至毫无感觉掉裤子。他仍然在剧中,大踏步向舞台上走去。全场的鼓掌声终于将他唤醒,他稍一怔,也跟着鼓起了掌。我松了口气,主席回到现实中了。

但是,他从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好恶。我的记忆中,他是用两只手同“青蛇”握手,用一只手同“许仙”和“白蛇”握手。

他没有理睬那个倒楣的老和尚“法海”。

给我印象深刻的毛泽东的第二次哭,其实是互有联系的多次哭。不是某时某刻一次特定的哭。这种带有过程性和内在联系的哭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及历史背景,是贯穿了一个小小的历史过程,就像《白蛇传》一样,是从美好的神话故事开始的。

具体说,是从“三面红旗”的产生而开始的。

三面红旗的由来,我不可能说全面。我只能从自己接触中的耳闻目睹,说个小侧面。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游泳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警卫部队。接见中,毛泽东给警卫战士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搞好保卫。二、搞好学习。三。做一些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毛泽东特别阐述了搞好社会调查的方法、态度和意义。要求每一个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搞社会调查。回来要汇报,要写调查报告。

毛泽东为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农村的真实情况,要求警卫他的一中队“要搞成五湖四海”。从全国各专区分别选一个,不要重复。

此后,毛泽东坚持听那些回乡战士的汇报,亲自批改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

1957年底到1958年初,连续有人汇报农村某些地区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加大的情况。每次听过汇报,毛泽东脸色都显得阴沉,久久思考着不作一语。

大约是1957年的12月,卫士马维同志回家,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耸高,他的震动显而易见。接过窝头时,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他很费劲才掰开那窝头,将一块放人口中,他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遍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第一口咽下,泪水哗地淌下来,用决堤的水来形容一点不过分。

“吃,你们都吃,都要吃一吃。”毛泽东一边流泪一边分窝头,分给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我接过一块窝头时,那窝头已经沾了毛泽东的涕泪。他哭得很厉害。说话声音很大,又常常便塞,断续道:“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的人,吃的口粮……”

我们都吃了。真难下咽,又不能不咽。泪水涌溢的毛泽东直视着我们,特别看了看为他制定食谱的保健医生。因为毛泽东饮食-直是粗茶淡饭,粗粮为主,不肯吃保健医生为他制定的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我想起毛泽东敲着他那装着红糙米和小米的饭碗说:“全国农民如果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

毛泽东没有吃午饭,也没有吃晚饭。他的“午饭”是在夜里,他的“晚饭”是在早晨。他应该睡觉了,我帮他按摩时,他带着久久思考后仍然困惑的表情对我讲话,又像是对另一个并不存在的人讲话:“我们是社会主义么,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头么!不应该么……”过了很久,他又说:“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一连几天,我几次听到毛泽东讲“要想个办法”的话。他与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讨论,也是要想个办法。

1958年1月阴日,毛泽东在临时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号召。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到了5月份,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会后,毛泽东精神振奋,曾对我说:“中国穷,可是中国有社会主义。中国的老百姓应该比外国老百姓生活更好些。我看做到这一条要不了多少时间了!”

一次,毛泽东在丰泽园颐年堂会客。送走客人后。一位中央首长与毛泽东并肩而行,我照例跟在主席身后。他们谈得轻松愉快,有时还热烈。这位中央首长说:“现在XXX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毛泽东望望他:“唉,大、跃、进?”这位中央首长说:“对,他们搞了个大跃进,今天人民日报上登了。”毛泽东说:“我没看到么。”他回头吩咐我:“银桥、你把报纸给我找来。”接着,便继续听这位中央首长讲大跃进。

这张报纸还是由那位中央首长拿来了。毛泽东看后,在报纸上批了话。记得是“提法很好。”

1958年,一位中央首长向毛泽东汇报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如何如何好,希望主席去看看。毛泽东去了。参观中,这位中央首长和河南省委书记不停地汇报着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说实请。我那时听了也是很激动,很感动的。毛泽东兴致勃勃。显出高兴满意。听到激动人心处,频频点头:“好么,好么……”其中,他接着汇报者关于七里营人民公社的话头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住在专列上,他睡眠极少。睡觉起来,并不是马上下地,而是沏一杯浓茶,点燃一支香烟,把当天的报纸拿来看。总要看一小时左右才下床。若无大事,他总是保持着这一习惯。

那天,毛泽东拿起报纸。目光刚在标题上扫过,使用于拍床失声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

我吓了一跳。只见毛泽东披着睡衣便跳下床,手在报纸上扇打着连声说:“糟糕,糟糕!”

反正我就知道,“人民公社好”在报纸上大字标题登出来。是新华社一名记者在毛泽东参观七里营人民公社随口说了这句话后,当天便写了文章,第二天便见了报。参观时那名记者一直跟在我身边。

“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讨论呢……”毛泽东转圈走着,看几眼报纸,叫几声“糟糕”。

事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反映。毛泽东在小范围内解释:“这个事情我没慎重,XX同志汇报时,我在参观时随口讲了这句话。也不能全怪记者。”但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不久,在北戴河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都同意办人民公社,还没有不同意的。于是,大办人民公社的决议便传下来了。

应该实事求是他讲,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都是很高的,愿望也是非常好的。有点头脑发热,但确实是怀着理想和热情,充满了只争朝夕的精神。都希望国家尽快富强起来。没有经验,摸索前进,人人开动脑筋。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时,又有首长提出大办食堂如何如何好。毛泽东听后,说:“你们写写材料,写成材料我看看。”于是,那位首长马上吩咐湖北省委一位副秘书长写了材料。毛泽东看后,批了,发下去了。同时间,河南省委书记也提出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公路交通事业、大办食堂。

毛泽东当我面亲口讲过:“XXx,××;×××,他们送的材料积极。只有彭德怀尽给我送消极材料,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

应该承认,毛泽东是欣赏和支持那些热情高、积极主动、敢想敢于的负责同志。他的这一态度反过来又促使这些负责干部产生更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到1958年底,“三面红旗’、“三个万岁”便正式形成,是一位负责同志归纳总结,提到一块的。

那是中央在人民大会堂18号会客室里开会,一位负责同志拿来文章清样,“三百红旗”、“三个万岁”正式提出。三份,像大字报一样摆在主席台旁,那位负责同志在那里热情讲解。在京政治局委员都去看了。讲解时特别指出,三面红旗、三个万岁是针对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提出来的。赫鲁晓夫反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到了1959年;毛泽东开始有些感觉,越来越不放心。他总想看到实际情况,可是不那么容易。这个问题以后再讲。反正进城后,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他越来越不易随便行动,行动总是被事先安排好,都是有准备的。他发脾气也没用,就是不许他随便行动,飞机都不许坐,是中央的决定。

记得这一年,毛泽东视察各地,又来到河南。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时,毛泽东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怎么佯?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

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不但列举出许多优越性,还拿出许多面包来,说是大食堂烤的,就是吃这种面包。毛泽东将面包掰开分给大家吃。我也分到一块。那面包确实不错,毛泽东吃着也很满意:“嗯,要是全国的农民都能吃到这种面包。大食堂还是可以的。”

他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袭击”,看看实情。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再去。等毛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

到了1959年夏,严峻的经济形势再也无法完全粉饰为光明。中央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了分歧意见。6月底毛泽东由韶山上庐山,7月2日开始主持召开形势座谈会。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结果归纳为三句话:形势大好,前途光明,问题不少。

七月底座谈会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常委们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后面是中央委员。毛泽东张望人到齐没有,我知道他主要是找彭德怀。因为彭德怀写了那个现在人们都知道的意见书。对这份意见书,毛泽东开始并没有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形势座谈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厉害,毛泽东也只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并没有更高的纲。毛泽东站台上一看,嘟囔:“彭总没来?”我在他身后指指,毛泽东才发现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没有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道坐前排,而且头剃光了,很亮。毛泽东吮吮下唇,没说什么,可以肯定心里不大高兴。他的总结发言主要还是反“左”,严厉批评了一些头脑发热,喜欢放大炮,放卫星的领导。有些批评话讲得相当重。但是,从个人感情上讲,毛泽东仍然是亲近保护这些领导同志的。他随后转身望住朱德同志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

毛泽东是在批过“左”之后,又批几句所谓右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我当时的感觉是“各打50大板”、“左右摆平”。有句话我印象根深:“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

讲完散会。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出去最早,是憋了一肚子气的。毛泽东喊他没听见,或是没喊住。

开会的礼堂在山坡上,毛泽东出门下坡,身边跟着4位中央领导同志,其中一位领导同志朝路边侧过身去小便。就在这时,彭德怀忽然转身,又朝坡上走来,大概返回礼堂有什么事。他与毛泽东走了对头。

毛泽东立住脚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孔通红,胳膊从头上一轮而过,气冲冲他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说:“没关系吗,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心么。”

彭德怀从毛泽东身旁一边走过一边甩手,声音很大地嚷道:“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彭德怀涨红着脸甩手而去,脚步始终没有停一停。毛泽东怔了怔,吮吮下唇,继续下山。就这样不欢而散。当时许多中央首长看到了这个场面。

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形势变成了讨论彭德怀问题。于是,没有参加形势讨论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们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后来也上山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真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的同志谈井冈山时期的问题,林彪也发言说彭德怀一贯不听指挥不合作。于是我知道,对彭德怀是从红军时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六分不合作。”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主活待遇不变。

回北京,彭德怀有一次从菊香书屋的后门自己走进来找毛泽东。这一次他没剃光头,留了很长的头发。他提出要求到下面去。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多读几本书。彭德怀又要求下乡。毛泽东说,下去走走看看还是可以的。

我认为,庐山会议清算彭德怀,责任不能全推到毛泽东身上,那份万言书毛泽东本来认为“也就是个意见而已。”批评一下就过去了。彭德怀一赌气,引起一些人的公愤,在毛泽东那里讲了一些话,结果事情变大了。当然,毛泽东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毛泽东一方面想知道实情,但是对讲真话的同志,讲得不合自己心意时又容不得,这就助长了假话空话的泛滥,给各种骗子以可趁之机。长期养病的林彪就是从庐山会议之后,开始一步步发展,逐渐发展成野心家、阴谋家,走向篡党夺权,走向反革命,直至走向灭亡。

1959年底,几名休探亲假的警卫战士,奉命调查和汇报农村实情。他们带回来农民吃的糠菜窝头。一路上窝头已经捂馊,交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受到震动。他用顶抖的手掰开窝头分给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吃。这是农民的口粮,我们每个人都要吃……”

我分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嚼啊嚼,就是咽不下去。这窝头与河南吃的烤面包真是天地之差。

我想起了马维带来的那个窝头,想起了毛泽东讲的“要想个办法”……

毛泽东独自拿了一个整窝头。咬第一口,他眼圈红了。喉结上下抽动者,有些室塞。咬第二口,泪花沾湿了睫毛。咬第三口,泪水已经哗哗地淌下来。

他哭了。无声的哭是最沉痛的哭。我相信,他想到的决不止是农民受了苦,他一定还想到了河南吃的烤面包,在铁路旁的村子里吃的红烧肉,想到了一个领导者的责任,想到了他的美好理想与严酷的现实……

1960年是最困难的一年。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常常是一盘马齿宽(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炒菠菜就支撑着工作一天。我替他按摩时,他脚背踝部的肌肤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带给毛泽东一网兜螃蟹。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庆龄一走,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

1960年底的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不吃不喝,一支接一支吸烟。烟灰缸快满了,他才张口向值班卫士封耀松交待:“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和盐多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不曾夹菜便又放下了。环顾我们7个人。于是,我们也停放下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

我们纷纷点头。

毛泽东手指我和叶子龙:“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

我和叶子龙一起点头:“是,主席。”

毛泽东又望住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他抬起眼帘扫了一圈,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那天夜里仍是封耀松值班。据他汇报,他替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毛泽东想着心事,泪水又哗哗地涌出来。毛泽东抚着封耀松的后背流着泪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毛泽东睡不着,起来用铅笔在宣纸上给我们吃饭的7个人写了一封信,叫我们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有救济粮。他怕我们“很饥饿”。信尾一句是:“我今年已经是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希望。12月26日是我的生辰。毛泽东1960年12月26日”

唉,我们怎么忘了主席的生日呢?以往都是我们早早就吵嚷要给他过生日,他不允许。特别是在陕北的时候……

毛泽东没有能容得下彭德怀讲真话,但是,他一贯鼓励支持我们这些贴身卫士讲真话。比如卫士田云玉的爷爷是作坊主,父亲是工人。搞公私合营时,毛泽东问田云玉:“你爷爷反对合营,你父亲积极支持,那么你呢?你站在爷爷一边还是站在父亲一边?”田云玉说站在爷爷一边。毛泽东说:“我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我喜欢你,因为你肯讲真话,我们很合得来。”又比如大搞合作化运动时,我国农村探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区里干部把老乡们集中到场院里,说:‘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搞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这不是强迫命令吗?”毛泽东说:“感谢你带回真实情况。”他当即给河北省委写了信,严肃批评了这种简单化,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

这一次,我们一行人去了河南信阳。半年后回到北京,如实汇报大办食堂确实不好。之后,我们又去江西劳动半年。到江西时,中央已下指示取消大食堂。

毛泽东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三次哭,就是我离开他的身边,去天津工作的那一次。

我已经讲过,那次毛泽东将我揽入怀中,抱紧我放声大哭,手在我的背上下停地拍打着,泪水和我的泪水融合为一体。

后来,我提出为毛泽东再梳一次头。

毛泽东经常处于用脑过度的状态。梳梳头可以促进脑都血液循环,帮助他减轻疲劳,恢复精力。

我为毛泽东梳头,从前向后精心梳理。我忽然心颤,泪水又充满眼圈。眼前变得朦胧。

记得三大战役结束后,兴奋到极点又疲惫到极点的毛泽东,朝靠椅上一仰,痛快地嘿了一声,说:“银桥,来,痛痛快快梳个头,痛痛快快歇口气!”当时,我的兴奋喜悦之情丝毫不亚于毛泽东。我拿来梳子,说:“主席,我慢慢梳。你闭上眼打个吨吧。”那时,毛泽东的头发浓密、坚硬。乌黑油亮。我从前向后慢慢梳理,头发在齿缝间富于活力的鼓涌而出,摩擦梳齿沙沙作响。我欣赏着那泉水一样旺盛鼓涌的黑发,忽然觉得什么东西闪一下亮,灼痛了我的两眼。我忙俯身下去重新梳他的鬓角,凝视观察寻觅,终于失声叫喊起来:“哎呀,主席,您有了一根白头发!”

毛泽东正在闭目养神,闻声似有所动,眉毛慢慢地皱起来,深深“嗯”一声。

我问:“给你拔下来吧?”

毛泽东略一沉吟,吮吮下唇:“拔吧。”

我仔细挑出那根白发,捏紧了,猛一揪,先拿到自己眼前看看,确信没拔错,再送毛泽东面前请他看。

毛泽东凝视那根白发,眼睛一眨不眨,皱紧的眉毛又渐渐舒展开,笑了。他轻轻吐出两个字:“值得。”

事后,我爱人还冲我嚷:“好啊,银桥,你敢在主席头上拔毛!”

这些往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清晰真切,历历在目。可是一眨眼,那旺盛的黑发不见了,梳齿间静静滑过的是柔细、灰白、稀疏的头发。两鬓头发虽然还多,却白了快一半。经过3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明显苍老了许多。现在形势终于好转。可是,值得吧?

“主席,我走后,你更要注意身体。”我含着泪说。“你的头发白了这么多,你太操劳了……”

毛泽东停了很久才掀起眼皮。他的眼圈红红的,说:“老了。等我死了以后,你每年到我坟上看我一次,行吗?”

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当然会每年去看他,但我真心希望他老人家万岁,万万岁。

我转开话头:“主席给我写几个字吧?”

“我没有新诗,给你抄一首旧诗吧。星期六,你们全家来我这儿,照照相……”

毛泽东为我写了《长征》诗,签了名,写在大折子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都在那折子上题字留了名。折子另一面有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一些画家为我留了书画。可惜,我分配到河北省天津市工作后,省委第一书记索去说看看,后来又说丢了。再不曾要回来。

他不明白,我的损失是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