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使毛泽东发愁的事情是什么？
有两件事几乎困扰毛泽东一生，常常使他发愁。
一个大便，另一个就是睡觉。
毛泽东有习惯性便秘，二三天大便一下，有时一星期才能解一次。
我来到毛泽东身边的第二天，就是在杨家园子宿营，毛泽东与我谈话，达成”借用”半年的协议之后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又定了第二个关于“大使的协议”。
那天夜里，毛泽东查看军用地图，铅笔在地图上画着。正思考得入神，忽然皱起了双眉。他稍忍了忍，便随手抓起一张纸，匆匆向外走。我用手摸着盒子枪，紧随他身后。他直朝野地里走去，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一边紧跟，一边警惕地注视周围情况。
雨后的田野湿漉漉，静悄悄。毛泽东走到一个土坎后便解裤带。这时我才明白他要解手，稍稍松开一口气。
可是，毛泽东忽然发出轻微的声音：“哎哟。”
我摹地一惊，拔出枪，却不曾找到目标。紧张地问：“怎么了？主席。”
“扎疼我了。”毛泽东喃喃着低头查看。
我走过去观察，原来是碱草的尖叶子直挺挺竖着扎了毛泽东。这算一个不小的事故。我赶紧拔掉那些草，又用脚踩踩平，说：“好了，主席。”
毛泽东蹲下来。我选择一个隐蔽的位置潜藏好，一丝不苟地警惕周围。时间过了多久我已经记不清了，可以听出他大便很吃力很痛苦。不过，一旦便出来他就安静了，就那么不声不响地蹲着。周恩来大便时间也长，但他是因为着报看文件。毛泽东不看，蹲的时间比周恩来还要长。
他终于起来了，大概是蹲麻了腿，站了一阵儿才迈出步，而且步子不稳。
“主席，你为啥不在厕所大便呢？”我问。
“我嫌它臭，对脑子不好。”毛泽东嘟嚷说。
“可是，我见你跟老乡聊天，就用手捏碎粪肥，拍拍手又吸烟，你可没有嫌臭呢。”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望望我茫然的样子笑了。问“你说，什么时候思考问题最好？”“大概……躺在床上？”
“不对”毛泽东摇头，忽然朝我贴近过来：“我告诉你吧。就是拉屎的时候。拉出屎了，一阵轻松，正好想问题。”
我噗哧一声笑了。
毛泽东一本正经地问我：“你说，厕所那么臭，能想出好主意吗？”
“怪不得主席在野地里拉屎呢……”
“嗯，银桥，那我们就再定个协议怎么样？我解手，你就找一把锹，帮我挖个坑。你看行不行？”
“行，就这么定了。”我回答。以后，每当毛泽东大便，我就找把铁锹跟在后边，一直跟到进城，跟到中南海，他始终不曾进厕所，都是便在我挖的坑里，然后埋掉。住进菊香书屋，周恩来亲自组织专人设计研究，为毛泽东修了一个厕所，他才不再要我扛锹。
那次大便回来，毛泽东便向周恩来谈了自己想好的歼敌计划：在沙家店歼灭敌36师。
他们俩研究之后，作战方案很快便制定出来。电话没架好，就派警卫员马汉荣和邵长和将作战方案直接送到了彭德怀手中。
这是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仗。彭德怀打得漂亮，将钟松的36师全部彻底地歼灭了。毛泽东说：“这是一个转折点。”
说句笑话吧，解放战争的许多胜仗，与我给毛泽东扛锹挖坑是有密切联系的呢。
毛泽东时常有便不下来的时候，医生说毛泽东便秘，与吃辣椒多上火有关，便限制他吃辣椒。可是，毛泽东离不开辣椒，限制几天便犯馋。那天，新来的一名小卫士叫他吃饭，他躺在床上看文件，不起来，只是问：“有辣子吗？”
毛泽东湖南口音很重，小卫士听成“有蜡烛吗？便老老实实回答：“没有。”
毛泽东有些不高兴：“你拿辣子来，没有辣子我不吃。”
小卫士赶紧取来一支蜡烛，心里纳闷，大白天要蜡烛干什么？他小心翼翼报告：“主席，蜡烛拿来了。”
毛泽东仍在看文件，随口问：“炕过了吗？”
小卫士目蹬口呆：“炕……怎么炕？”
“你蠢么，炕么就是拿火上炕了。”毛泽东口气带了不耐烦，小卫士又不敢多问，往出走。毕竟糊涂，在门口想了想，鼓起勇气又问：“主席，火上怎么炕啊？那不是炕化了吗？”
“我要干炕，不要放油，整根地炕……”毛泽东直到这时才看清小卫士手中的蜡烛，怔了怔，放声大笑：“辣子，我要辣子，地里长的那个尖尖的辣子……”
小卫士终于听明白了，禁不住也是一阵笑。
毛泽东继续吃他的辣子，继续便秘。医生又劝他喝蜂蜜，说多喝蜂蜜可以防止便秘。
毛泽东不听。毛泽东喜欢辣，喜欢咸，不容欢甜。在同便秘的长期“斗争”中，他也掌握了一些经验。他多吃蔬菜，而且保持蔬菜的长纤维。无论菠菜、油菜还是苋菜，都不用刀切，整根整根洗净了炒了吃。有时一筷子便能将一盘子菜连挂着全夹起来，大口吃下，以此来防治便秘。事实证明，这种吃法行之有效，而且营养不浪费。后来、连医生也跟着他学会了整根炒菜，不用刀切，并将这个习惯保持至今，传给了子女。
与大便比较起来，睡觉更使毛泽东犯愁。
毛泽东终生“为睡一觉而奋斗”，终生没离开安眠药。
他有遵循大自然规律的时候，即按24小时作息。但也有特殊。他是上午睡觉，下午和夜里办公。这是长期战争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无法磨灭的痕迹。他有20年的战争生活是以劣势对付敌人的优势，在敌人飞机的压迫下，他必须昼伏夜出。20年形成的习惯是不好再改变了。
然而，他大部分时间是向大自然的规律挑战，于是，便形成了“毛泽东的一天”。这种说法也不知何时何地由何人总结出夹的。就是按照28小时作息。比如今天早晨7点入睡，上午11点起床，那么总要工作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左右再睡觉，下午3点多钟起床。如此顺延下去，他的“一天”就比大自然的一天多出4个小时。
一旦遇上大事，比如打大仗，比如开重要会议，比如写重要文章。比如处理重大事件或解决危机，他可以而二三天甚至四五天下合眼。他所表现出的超人的精力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长时间高度兴奋的思维活动对睡眠必然提出高效率高质量的要求，同时又造成了兴奋过度难以入睡的矛盾。毛泽东常为这一矛盾苦恼发愁，我们也为这一矛盾苦恼发愁。毛泽东不得不同我们这些卫士、警卫人员及医护人员协同起来，共同解决这一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讲，“让毛泽东睡一觉”成了毛泽东贯穿一生的头等大事，也是我们所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头等大事，办起来可以说是“兴师动众”，“全力以赴”。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睡觉分几个过程：放下手中笔和文件，有时到户外前步10分钟，有时也不散步，然后吩咐值班卫士：“我睡觉吧。”。
这声吩咐总是很低沉，因而更显得有分量。这时，卫士就会立即通知警卫人员：“主席要睡觉了。
于是，院子里就会静得鸦雀无声。所有人走路都要轻手轻脚不能出声，哨兵会拦挡住任何来客，战争年代，周恩来常与毛泽东住一个院。他见到卫士的头一句话经常是问：“主席睡觉了吗？”他起床后有咳一阵痰的习惯，一旦听说：“主席睡觉了”。使会捂着嘴回到窑洞里去关住门再咳。进城住在中南海，周恩来回住所必经毛泽东屋后的马路。一旦毛泽东睡觉，警卫人员就会封锁路，不许车来往。周恩来的车行到此处，也要熄火，无声滑过。
警卫人员拿起竿头系有红布条的竹竿恫吓那远远窥视的鸟雀，即便庭院里绿树浓郁，也不许它们光顾，甚至不许低飞着从头上飞过。那气氛真有点像某些文学作品里写的“大战前的宁静。”
毛泽东要睡觉了、值班卫士就搀扶他去小便。解手之后再服侍他去洗澡。洗澡可以放松身体，容易入睡。
1956年以前，毛泽东洗盆塘，以后，由于年龄大了，血管硬化，怕在热水里泡出事故，改为擦澡。毛泽东喜欢搓背，这是很好的健身方法。特别是连续工作二三天之后，一定要用力为他搓背，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
擦澡时，毛泽东总要与我们卫士聊天。有的卫士善于谈笑，有的卫士不善讲话。毛泽东喜欢善于谈笑，无拘无束的卫士。谈笑可以使他愉快，精神放松。话题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就是卫士放个屈也可以引来一阵欢乐。副卫士长放了很响的一个屁，毛泽东便吃吃窃笑、笑得副卫士长脸通红。副卫士长年龄大些，毛泽东没和他开玩笑。小卫士放了屁，毛泽东就要逗一逗了。
“小封哪，你搞什么小动作啊？”
“对不起，主席。我，我放了一个……屁。”
“哎，不是屁吧？那是气。折腾你几天休息不好，应该我说对不起你么。”
“不，不是的。主席，是屁，不是气。”
“不是屁，是气。有气放出来就好。”毛泽东摇晃着脑袋，用他那湖南口音抑扬顿挫地念念有词：“屁之，气也。宁在主席面前丢丑，莫让冷气攻心哟……”
于是，卫士随着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
洗过这样一个愉快的澡，毛泽东回到卧室，接过卫士递来的安眠药，服下后便上床。靠在床栏的毛毯上，继续批阅文件。卫士就坐在床沿或椅子上，为毛泽东按摩。上身已经在擦澡时搓了个痛快，这时只按摩脚和两腿即可。这时的按摩手法可以重些。因为离入睡还早。
大约过半小时到一小时，药力开始起作用。毛泽东自我感觉不那么兴奋了，便将文件放在一边。卫士会及时递上第二份安眠药，服侍毛泽东服下。
服下第二次安眠药，毛泽东便停止工作，不再依靠床栏，缓缓躺平了。或者看报，或者看闲书。他床上书摆得与人同长，随手就可拿一本过来，有时还看小人书，而且能看上瘾。
有时什么书也不看，只与卫士聊天。这时的聊天不再有热烈的玩笑，或者毛泽东讲述自己的过去，或者倾听我们卫士诉说自己的心事，家里的矛盾与烦躁。有时也听我们发表一些对人对事的看法与想法。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带着静静的回忆的神情，微眯着眼，轻声细语地向我和其他卫士讲叙自己的青少年时期。讲述自己的父母亲人，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他曾经按着我的手背小声问：“银桥，你怕我吗？”
“不怕。”
“别人呢？别的卫士怕吗？”
“一般说，都不怕。也许个别……我说不准。”
“个别也不要伯。告诉他们，毛泽东不可怕。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会当了共产党的主席。他年轻的时候跟你们一样。他那时只想当个教书的先生，连教书的先生都不好当呢…… 他有什么可怕的？”
毛泽东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们按摩的手法也越来越轻柔舒缓。他的眼皮合上了，呼吸渐渐变得均匀。这是关键时刻，毛泽东能不能人睡在此一举，全靠机灵的卫士自我感觉了。我曾经有判断失误，悄俏停下按摩，一点一点脱离那张床，正要蹑手蹑脚走开，手突然被毛泽东抓住了。
“别走。陪着我，再陪我一会儿……”
于是，我发现毛泽东微合的眼皮间，那睫毛在轻轻颤动。他并没有入睡。我心里一阵懊悔。经过这样一次反复，毛泽东会推迟入睡。
我的感觉，毛泽东内心深处有时会产生一种孤独感。他有妻子儿女，但是见面不多，与他朝夕相处的只有我们卫士。他拿我们当儿女般看待。但我们责任在身，毕竟无法给他以真正的天伦之乐。
在毛泽东似睡未睡，全身开始松弛之际，是我们卫士最紧张之时，一定要掌握好按摩的轻重。记得有一次封耀松没掌握好，手头重了，弄痛了毛泽东。将要入睡的毛泽东一下子惊醒了。我讲过，影响毛泽东睡觉，他是一定要发脾气的。
“怎么回事？”毛泽东睁开眼，脚下烦躁地一踢：“下去！你把卫士长叫来，你给我走。”
封耀松退出卧室，赶紧到值班室向我报告。我匆匆走进毛泽东卧室，上床为他按摩。那次过了很长时间毛泽东才入睡。
我退出屋，小封愁眉苦脸迎上来说：“主席不要我了。让我走。”我说：“你别急，我跟主席说。他已经睡着了，只要睡了觉就没事了。”
毛泽东起床后，我说：“主席，小封工作还是不错的，留一段吧，再看看。”
毛泽东睡过一觉心情就好了，点点头说：“那好，那好。照你说的办。”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服过两次安眠药即可入睡。但是。稍遇大事，就需服第三次安眠药了。有时连服三次安眠药也睡不着。这时，失眠人种种痛苦和焦躁的症状在他身上也毫无例外地要表现出来。我们的工作就得格外小心仔细，不能惹他发脾气。
毛泽东发脾气十次有九次是因为睡觉，但是“逆定理”并不存在。他失眠后，多数只是脸色不好，并不发脾气。一旦引起失眠的事情解决了，他会很快入睡。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看到：毛泽东服过三次安眼药，仍然睡不着，起来去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毛泽东在70年代只参加过这一次追悼会，可见意义不寻常。
我在毛泽东身边时，也多次遇到他三次服药仍然睡不着。印象深的有这样几次：
考虑人民解放军过不过长江。毛泽东三次服药，终于又起来踱步。当他对其他常委讲了：“一定要打过长江去！”便再不曾服安眠药，躺下就睡了。
考虑出兵不出兵抗美援朝。毛泽东三次服药睡不好觉。起床后，在他的东屋里开会。参加会议的除中央五大常委，还有彭德怀、彭真等同志和林彪、高岗，满屋子烟雾腾腾，从5-6点钟一直研究到12点，决定了出兵，确定了指挥人员及参战部队，毛泽东才睡着一觉。
志愿军过鸭绿江前夕，毛泽东连续几天无法入睡。那天服了三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
聂荣臻来了，在东屋等候。我请他坐下等，他不坐，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踱步。我到毛泽东卧室，见毛泽东不住地翻身，无法入睡，就报告：“主席，聂荣臻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着汇报。”毛泽东闻声坐起身：“我起来吧。”我帮他穿好衣服，来到东屋。聂荣臻向前跨一步，立正敬礼：“报告主席，我志愿军已经跨过鸭绿江……”
聂荣臻汇报半个小时左右，走了。毛泽东只对我讲了一句话：“睡觉。”我送他上床，他立刻躺好，我准备好安眠药和开水，正要请毛泽东眼药，却突然停下不动了。
我听到了轻微的鼾声，毛泽东以空前的速度入睡了，睡得很香。
1956年周恩来出国访问。回来那天，工作一夜的毛泽东早晨服过安眠药，却一上午不曾入睡。先后9次睁眼问：“周恩来回来没有？”，“总理还没回来吗？”
下午，我报告周恩来总理回来了。毛泽东并未去机场迎接，翻个身便安然睡去。据说周恩来那次是秘密出国。我想，大约与匈牙利事件有关。
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服过安眠药也未能入睡，他起床后，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支接一支吸烟。下午，叫卫士煮了一茶缸麦片粥，就着辣子和霉豆腐喝掉，晚上便在颐年堂同刚参加完美苏戴维营会谈的赫鲁晓夫一行举行会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参加了会谈，吵得很厉害。晚上天安门有活动，赫鲁晓夫拒绝出席。第二天国庆游行，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通知毛泽东，撤销关于苏联帮助中国生产核武器等协议。毛泽东继续谈笑风生，好像听见有人打了个喷嚏似的，既不新鲜，也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