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1.4 读《水浒传》


关于少年时在私塾读书的情况,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旧时的私塾让儿童读四书五经,大概只能起认字与死背(锻炼记忆力)的作用,而于儿童的智力开发,知晓世态人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在一篇讲鲁迅的文章里看到,说过他幼年在私塾读那些古书,并无多大好处,帮助开窍的,乃是《三、《水浒》,后来是《聊斋》,一生受益的不是经学而是杂学。鲁迅是世家子弟,在文化之邦绍兴城读的私塾,塾师也比农村的高明,尚且如此,何况处于韶山这样内地山村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呢?他的这段回忆是合情合理的。

毛泽东在韶山度过的岁月,是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的,他自幼受母亲影响,同情受苦受压迫的人,家乡至今还流传一些他接济穷人、支持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他同斯诺谈到1910年长沙饥民抢米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始终忘不掉”。关于1866年当地一个哥老会首领彭铁匠造反,因而被捕斩首的故事①,他的同学们议论,“都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这样一个农村少年,自然喜欢读《水浒》这类书。

为了统治人民和驯服异族的需要,元明清三代以“诲淫诲盗”、“不登大雅之堂”等为由,对民间流行的小说戏曲采取禁毁的政策,尤其对农民起义的《水浒》禁得严厉。可是平民百姓尤其儿童,喜欢听说人物生动、情节曲折的传奇故事,英雄打仗,农民造反,神仙斗法,鬼怪异变,最能打动人心。因此,几百年来,同《三国》、《西游》这些小说传奇一样,《水浒》在民间传播,历久不衰,许多故事还被编成戏曲演唱,更是家喻户晓。

《水浒》成书于明初。在这之前,关于水浒英雄的故事,早就在民间流传了。《宋史》徽宗本纪、张叔夜传、曾蕴传中,有关于宋江等人活动的概略记述;《大宋宣和遗事》则开始有了关于宋江等人的较详尽的故事,起于杨志押解花石纲,止于征方腊。宋代画家龚开所作的宋江等36人像赞,完整地记录了这36人的姓名、绰号。在这基础上,元代杂剧中已开始较多地搬演水浒故事。直到明初,才由《水浒》作者撰述成书。在毛泽东读私塾的那个时代,《水浒传》并不像今天这样被称为“古典文学名著”,可以公然去读,大致从明思宗——崇祯时起,《水浒传》就被历朝帝王列为禁书。这是由于明思宗时,山东有李青山等人的起义,聚众于梁山,攻掠城池,阻断漕运。起义被镇压后,兵部尚书等上书,将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归罪于始作俑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于是,“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也屡次颁令严禁《水浒》。咸丰元年那次严禁《水浒》,起因还在湖南。“有人奏,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该匪传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浒传》两书,湖南各处坊肆皆刊刻售卖,蛊惑愚民,莫此为甚。”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到他看这些小说时的感触,他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这个想法同他的农家生活有密切关系,也同他自幼具有的反叛精神分不开。因此,在众多中国小说当中,描写并且颂扬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的《水浒》,这里面有打鱼的、打铁的、种菜的、卖膏药的,以及各色各样的普通百姓,就使他特别感兴趣了。再加上他异乎寻常的思考能力,终于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这意思,后来在延安看了杨绍萱、齐燕铭根据《水浒》故事,改编上演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他写信给两位编剧者说得更明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因此,毛泽东对斯诺谈到这些小说的时候,自然要强调:“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说《水浒》吧,在好些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反映在后来的言行中的例子很多。

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自学成才,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上井冈山前后,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小说,如《孙子兵法》、《左传》、《曾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例如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在江西,毛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么?”(《反对本本主义》)

在论述防止主观片面性时,就想到《水浒》中有唯物辩证法。《矛盾论》论“矛盾的特殊性”中,引用了“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这讲的就是《水浒》第四十七回到第五十回的那一大段。后来有人从毛泽东的这一提示中受到启发,将这三打祝家庄编成了京剧剧本。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文章中,谈到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不要害怕刺激了敌人时,《水浒》故事又作为生动的借喻。毛泽东说:“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在1955年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容人,搞孤家寡人,他说:“也不要当《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的干部会议上,讲到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时,毛泽东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中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讲到现在有的干部为争名夺利,评级时竟闹得痛哭流涕,又讲到水浒戏:“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对《水浒》,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1959年,他在庐山讲话,谈到当时刮共产风,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可见,毛泽东晚年的平均主义思想、理想社会主义思想等等,都有着《水浒》等书“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影响。

毛泽东去世前不久,在请人读《水浒》给他听时,曾发表过一些独特的意见。这些意见经人筛选,报纸上只刊出了两段这样的“语录”:“《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同人们所熟知的他历来对《水浒》的肯定评价,完全不同。于是当时报纸上忽然出现了一个评论《水浒》、斥责宋江投降派的热潮。

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眼睛不好了,请人为他一读少年时代就酷爱的书,读书的人是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于是谈起对书中一些人物、故事的看法,其中有的因感时而发,如“反面教材”,这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不合实际的忧虑有关。由于不能亲见亲知外界的种种事实真相,发表些大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本来不是什么奇特的事。奇特的是,别有用心的“四人帮”,利用这些来制造谰言,兴风作浪,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只不过是借题做文章,并不是什么要认真评价《水浒》。

如果抛开“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背景,单只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来看,毛泽东对《水浒》的这些评论,和他对《红楼梦》的那些政治性评论一样,是别具只眼的一家之言,是从他自身的经验观感出发对《水浒传》的一种评论。

《水浒传》的版本,大致有三个源流。一种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施耐庵本,罗贯中编次;一种是《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刻本;还有一种是《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回本,金圣叹评点。这三种版本,究竟哪一种是祖本?说法很不一致。以前,人们大抵把一百卷本作祖本,除梁山聚义的故事外,还有征方腊的内容。而余象斗刻本中,征辽、征王庆、征田虎的内容,被认为是后加的。金圣叹评点本,尽管自称是得了古本,却仍被认为是“腰斩”了浒》。不过,报载近来罗尔纲教授考订,以为七十回本确是祖本,以后“征四寇”的内容均系后人所加,是歪曲了这部歌颂造反英雄的小说。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毛泽东批评《水浒》写了投降派,以及宋江投降后去征方腊,则只能看作对续貂者的不满了。

毛泽东是高度赞扬造反的。他对自己一生的“无法无天”是极为欣赏的。因为他始终认为,革命的秩序才是最正常的秩序。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就是“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句话成了最重要的动员口号,红卫兵们自称“造反派”,别人也叫他们造反派。毛大不满于宋江的投降、招安,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他对宋江高俅之间的斗争性质,也是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但他似乎忽略了一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不是一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农民起义,不可能反皇帝制度,最多只是推翻一个旧皇帝拥戴一个新皇帝。农民小生产者的眼光,超越不过时代的限制。他们即使造反成功,历史告诉我们,也不过是自己来当开国皇帝罢了。因此,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出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了。这个基本道理,在毛泽东已出版的著作中,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中,本来是明白无误的。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爱读《水浒》,到老而兴味依然。不管他对《水浒》的各种评论,是否尽都公允、正确,但他确实是一位爱读《水浒》者,善读《水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