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毛泽东到了北京。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10月，他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毛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又这样谈到他同陈独秀关系：“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五四”运动后不久，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那时毛泽东正在长沙积极筹备出刊《湘江评论》，于是他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两千多字的长文，历述陈被捕经过及各方营救情况，并记入章士钊致北京政府毋兴文字狱的长电。然后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中，以如此崇高的赞颂给予一位在世的人，是找不出第二处了。从这篇文章中还可以看到，陈独秀的文章给他留下了多么深的印象。这里，他转述了陈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中的意思。陈独秀在那篇文章中说：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在文章里，陈独秀还表示了他义无反顾的坚定决心：“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毛泽东文章中说的另一点，引自陈独秀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上的《研究室与监狱》。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似乎是谶语。此文发表之后3天，陈独秀就入了监狱。
1919年12月下旬，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他们还讨论了工读互助团的问题，这是五四运动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的少数进步青年的一种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新生活，但因空想的成分太多，脱离社会实际，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毛泽东对此也是发生兴趣的，同他的“新村生活”想法相通。陈独秀于1920年2月回到上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3月5日刊登的《募捐启》，陈独秀、毛泽东都列名于上。毛泽东在北京停留期间，为驱张的活动很多。这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马克思主义。这当然给毛泽东以影响。毛自己也回忆到，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了上海。那时《新青年》社已从北京迁来上海，社址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这里主持社务。毛在这里又见到了陈。他们商讨“改造湖南”的问题，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关于这两个方面，后来毛这样告诉斯诺：
“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励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探讨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杨明斋到达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毛同斯诺的谈话，没有提到在上海同陈独秀谈到建党的问题，从后来的事实说明，陈肯定向这个“可敬的湖南青年”谈到建团和建党的计划。
1920年7月，从上海回到湖南之后，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反对统一》等十多篇。这些文章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显然都不是切实可行的，可是作者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却是看得清楚而深刻的。在这些文章中所包含的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意见中，我们不知道的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陈独秀的意见，但可以断言，它们必定在某种程度反映了陈的意见，这从陈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得到证实。
这里要介绍的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蔡和森这些湖南青年的印象。1920年陈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这显然是对湖南驱张运动（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响应，叫湖南人遭灾受罪的张敬尧是安徽霍丘人。
陈独秀提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举了艰苦奋斗的学者王船山，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曾国藩、罗泽南，坚韧不拔的军人黄克强和蔡松坡为例。陈独秀说，他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这“可爱可敬的青年”中，显然就有为驱张来京的毛泽东。蔡和森在北京进行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时，也认识了陈独秀。他1920年2月到法国，这年夏天就开始建党的活动，同陈独秀也取得了联系。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即给毛泽东写信，约他在湖南建立党的组织，这完全是极其秘密进行的。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正式成立，同一个月，毛接到团的章程后，湖南就随即成立了团的组织，在新民学会的成员和第一师范等校进步青年中，是较容易物色到团员的。毛领导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被陈独秀看作是最得力的地方组织之一。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1921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要求长沙、上海、北京、广州、武汉5个区，在近年内各发展组织到30人，以便成立地方委员会。由于毛泽东的得力领导和湖南有较好的革命基础，湖南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40多人，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了湘区委员会，到党的二大召开，全国121名党员，湖南就占了三分之一，工人运动更是蓬勃发展起来。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的工作做得好。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湖南党的工作，认为比其他地区都做得好，特别是工人运动发展得好，所有工会“都在党控制之下”。毛泽东于三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于1923年5月奉调到上海，任党中央的秘书，同陈独秀一同签署中央的文件，一同召开中央的会议。
毛泽东后来同陈独秀的分歧，最初发生在大革命时期对待农民问题上；随后，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国民党的估计、武装斗争等问题上，分歧扩大。直到党的五次大会，陈独秀压制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当然是完全变了，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尽管如此，毛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还是说：“斯大林在一篇演说中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与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可见毛泽东在看到陈独秀错误的同时，仍看到他的历史功绩的。全国解放后，他还关心过陈独秀的后代。
陈独秀其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相信历史终会作出全面的评价。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后，为解决生活开销，由杨昌济的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职务是在红楼第二阅览室管理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虽然待遇菲薄，工作琐碎，但确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因为已置身于北京大学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堡垒之中。
自从在长沙当新军的列兵起，毛就养成了良好的读报习惯，现在更是如鱼得水了。北大这个阅览室当然比第一师范的要丰富得多，他可以广泛阅读京、津、沪和全国的重要报刊，进而研究各种学说。同时，可以经常旁听北大的有兴趣的课程，参加学校设立的各种学术团体活动。这里值得一述的是参加新闻学研究会，这跟他早年就极其重视新闻报纸的作用大有关系。
蔡元培在北大时，治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听其自由发展”。校内各种新文化活动，他都予以支持。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被选为会长，亲自为该会制定了8条简章，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的内容包括：新闻之范围、采集、编辑、选题，以及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研究会每周都有讲课活动，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为主任导师，讲授新闻学原理；邵飘萍为兼任导师，讲授办报经验。研究会还办了一种《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作为实习阵地。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称该会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该刊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毛泽东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他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在新闻学会里，“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直到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
邵飘萍（1884—1926），名振青，浙江金华人，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和著名报人，兼主笔、记者、经营和教学于一身，为新闻界的全才。他14岁中秀才，18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青年时，从崇拜康梁到崇拜孙中山。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一年后即因反对袁世凯而被查封，其间曾3次入狱。1914年赴日留学，组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揭发日本侵华野心和“二十一条”真相。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电邀回国，先在《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担任主笔，继应聘为《申报》长驻北京记者，为该报日拍新闻专电。1918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为国内第一个通讯社，以消息准确迅速蜚声海内，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高。同年创办著名日报《京报》，宣传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支持南方革命政府。“五四”运动时，《京报》发挥其“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的宗旨，揭发段祺瑞政府卖国罪行，被下令查封。邵本人被通缉，流亡日本。仍从事新闻事业，并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回国，复刊《京报》，在平民大学执教，办报学系。遇大事，邵必亲自采访，尤重视副刊，《京报副刊》达12种，实兼日报与杂志两长。副刊中最著名的有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西北周刊》更给冯玉祥以直接影响。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京报》成为讨伐段政府的舆论阵地。4月，段失势出走，奉军进驻北京，4月26日，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综观一生，邵飘萍首先是一个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以报纸和新闻做手段，鼓吹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勇敢战士和报人，他敢于冲锋陷阵，不畏任何强暴，终于以身殉职。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时，他在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4个字，勉励同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确实一生实践了这4个字。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时，他已有自己的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向会员系统地传授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反对刊登黄色新闻。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帮助学会的《新闻周刊》，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当然给学员以深刻影响。
此外，邵飘萍还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学说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少数人之一。他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教学活动中，也贯彻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观点。1919年，他还将自己在日本学习所得，编成两本当时最符合形势需要的书，一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为《新俄国之研究》。前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一时。上编为《社会主义之概念与历史》，其中“德国社会主义之发达”一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彼两人之著书，对于现在之社会经济状态，下深刻之批评。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成为近世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心色彩。”又介绍《共产党宣言》：“此宣言之内容，至今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每引证之，以为立说之张本，实于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占重要之地位。”“其有名之语曰：‘由来一切社会之历史，阶级斗争之历史也！’”继又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自马克思此书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至是乃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且供给实行方面，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党纲。”此书下编分述6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概要：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修正”，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介绍布尔什维主义说：“此即日人所译为‘过激派’者，而日本研究社会主义之学者，则以此种新造名词为杜撰，且指为‘故意的曲解’。偶见我国某报之评论，竟又将‘过激’两字，如八股破题，加以咬嚼，谓‘激而曰过’，又曰‘激已不可，而况过乎！’”“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俄国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宣告成功”。“据悉，劳农政府已对我国宣言，抛弃其旧俄帝国在华所得权利。我国政府虽无何等表示，然已觉研究俄事之急要”。《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出版后，即销售一空。① 这两本书，想来当年毛泽东是极可能读到过的。
“五四”运动时期，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后来的工人运动时，毛泽东十分注意运用新闻报刊做武器，或自己办刊物，办通讯社，或利用报纸，充当记者。这无疑同参加新闻研究会的半年活动，以及邵飘萍的教导，有直接的关系。这表现在“五四”运动时期以下一系列活动：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周刊，自己撰稿，当编辑，作校对，跑印刷厂；《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接着主编《新湖南》周刊；又被封后，就当时有关事件，向湖南公报》接连投稿。驱张运动时，无法利用长沙的报纸，直接向京、沪报纸投寄文稿，揭发张敬尧的祸湘罪行；为扩大驱张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在北京办平民通讯社，从编写稿件到油印发行，一手包办；又协助彭璜在上海办《天问》周刊。湖南自治运动时，创办著名的文化书社，在全省推销报刊书籍；支持何叔衡等办《湖南通俗报》；同湖南《大公报》的负责人结成同盟军，在该报接连发表10篇檄文；还充当该报的特约记者，为蔡元培、罗素等人来长沙讲演时，作记录，记录稿随即在报纸发表。从事工人运动时，湖南《大公报》仍一直是工人运动的宣传阵地。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多年之后，毛泽东还要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而且终生不忘其人。
这里须要附带一说，毛泽东同蔡元培的关系。毛认识蔡，当年渊源于老师杨昌济。杨昌济在英国留学时，蔡元培在德国留学，他们是研究伦理学和哲学的同道，当时就有交往。杨在第一师范讲授伦理学，用的课本即蔡自日文翻译的德国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大家知道，这本书曾对毛泽东发生过很大影响。1918年春，杨受蔡之聘到北大当教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元培是发起人之一。毛泽东到北京后，到北大图书馆当了个小职员，就直接认识蔡元培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时，毛同新民学会的会员一同邀请蔡元培、胡适等名流座谈，“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求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除开新闻学研究会外，毛还参加过北大哲学研究会和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活动。哲学研究会为杨昌济、胡适等发起，蔡元培是该会领导人，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毛泽东在会中曾阅读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① 由李大钊的介绍，毛泽东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蔡元培曾热衷过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对该会倡办的工读互助团，很是赞赏，具名领衔发起。毛当年也曾热衷于工读生活，有过这方面的理想。杨昌济于1920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后，毛泽东为杨家操办丧事，蔡元培给予杨的遗孤极大关注，蔡元培、章士钊等29人具名的讣告启事，为“其遗属谋集资以裨生活”。毛泽东列名其中。蔡还同马寅初、胡适、陶孟和4人联名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赠，资助遗孤，以便家属扶柩返乡安葬。毛泽东在长沙举办文化书社等事业和革命活动时，杨昌济的夫人曾慨然献出这笔赙金，供她的女婿作活动的经费。
1920年10月，湖南教育学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荪，以及杜威、罗素等人来湘讲演。毛泽东曾为湖南《大公报》担任讲演的记录。蔡元培一共讲了12次之多，其中有两篇是毛泽东记录的，都在报上刊登，署名：“蔡孑民讲，毛泽东记。”一篇是《对于学生的希望》，一篇是《美术的价值》。蔡认为得到美术的陶融，可养成一种高尚活泼的人生观。其价值复杂而又统一，如人体之美；可改造自然；感情的具体表现，如伯牙抚琴，可以通志；能提高科学研究的兴味，如光线之美之于光学；可以代替宗教。《对于学生的希望》，是鼓励学生继承五四精神，走向社会，并结合群众运动的。请看蔡元培当年的见解：
“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于“五四”以后发生，举其大者，共得四端”。“一、自己尊重自己”：“政治太腐败，社会太龌龊，学生天良未泯，便不答应这种腐败的政治、龌龊的社会，蓄之已久，迸发一朝，于是乎有‘五四运动’。从前的社会很看不起学生，自有此运动，社会便重视学生了。学生亦顿然了解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在人类社会占何种位置，因而觉得自身应该尊重，于现在及将来应如何打算，一变前此荒嬉暴弃的习惯，而发生一种向前进取，开拓自己命运的心。”“二、化孤独为共同”：“‘五四运动’而后，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如想做事真要成功，目的真要达到，非将学问、思想推及于自己以外的人不可。于是同志之联络，平民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五四运动”以后，经过了种种困难，“顿然觉悟到自己学问不够，能力有限，于是一改从前滞顿昏沉的习惯，变为随时留心，遇事注意的习惯，家庭啦，社会啦，国家啦，世界啦，都变为充实自己学问发展自己能力的材料”。“四、计画的运动”：“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后，又经过种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致失败，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划，均非事先筹度不行。又如群众的运动在某种时候虽属必要，但决不可轻动。不合时机，不要组织，没有计划的运动，必然做不成功。”这“四端”之后，“所希望于学生界之有第二种觉悟，于此又分五端”：一是“自动的求学”。二是“自己料理自己的行为”：不要人家管理，自己自治；自定管理规则，自己遵守。三是，“平等及劳动的观念”：“学生要与工役及其他知识低于自己的人讲求平等”。“近人盛倡勤工俭学，主张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我意校中工作，学生可以自为。成天读书，于卫生上也有妨碍。凡吃饭不做事专门暴殄天物的人，是吾们所最反对的。脱尔斯太主张泛劳动主义，他自制衣履，自作农工，反对太严格的分工。吾愿学生于此加以注意”。四是“注意美的享乐”：“吾人急应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寄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于学校中可以实现者，如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剧等，均可去做，以之代替不好的消遣”。五是“社会服务”：“五四以来，学生多组织平民学校，教失学的人以普遍知识职业，是一件极好的事”。又有“平民讲演”，“调查社会情况”，都是好事，甚为要紧。“吾国没有统计，以至诸事无从根据计划。要讲平民主义，要有真正的群众运动，宜从各种细小的调查做起”。“此次北方旱灾”饥民三千万，北京学生联合会10人一组通过调查，将文字图片公之于世，“乃能引起同情”。蔡元培对当时学生要求参与学校教务会议和废除考试二事，不表赞同。最后说：“吾在教育界当差二十多年了，吾从没有反对过学生。吾只希望学生能有各方面的了解和觉悟，事事为有意识有计划的进行，就好极了。”
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极力支持，并应聘为名誉校董。收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之后，“欢喜得了不得”！立即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长文，发表于《新教育》第5卷第1期。认为这所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有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被捕后，蔡元培曾迅即进行营救，联合几位知名人士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要求保释。何得电后，即将杨枪杀，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
1936年下半年，为推动国民党抗战，发展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致国民党书。毛泽东于9月22日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信的开头即说：“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信尾这样动情地说道：“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蔡元培是国民党内著名的民主人士，“九一八”后，坚决主张抗日。为反对屠杀和营救革命志士，1932年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9年居香港时，曾仔细阅读《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并撰写札记。
1940年2月间，由毛泽东等发起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上，蔡元培都被推为名誉主席团。同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泽东特向其家属致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1962年春，蔡元培的儿子蔡无忌在北京参加一次中央举行的招待会，陈毅特领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你的父亲真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