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首刊《天铎报》首刊《天铎报》


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撰发“告友邦人士书”。王宠惠初稿使用英文,由外交总长王宠惠先生自南京携沪发表,为《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所知,对王宠惠先生说:“我们报馆有一位陈君,能够翻译。”王宠惠先生初不信,回到报社,命陈布雷试译一段,不失原意,遂嘱将全文译出,加以校正后交《天铎报》首先发表。翌日,《民立报》始知。该报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为《天铎报》抢先发表,可惜!可惜6民立报》自创刊日起,即由于右任亲主笔政。民元,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举章士钊自代。民二,章士钊辞职,由徐血儿(天复)继任。民二,袁世凯贿买凶手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北站。徐血儿大为悲愤,大呼讨贼。呕心沥血,为文讨袁,举国同情,为之激愤。陈布雷回忆:“徐血儿讨贼文中,有如下之名句:‘以一死而可以雪三百年之大仇,报为奴为隶之深耻,男儿何乐而不为!以一死而可以为子子孙孙造万世之幸福,男儿何乐而不为!男儿当以一人之死,救千百万人之生’!不久,徐血儿便以心力交瘁,呕血而死,于右任曾在‘民立七哀诗’中,哭之以诗:‘不哭穷途哭战场,耗完心血一徐郎,九州应共冤魂语,黄土无情葬国殇’!徐血儿为《民立报》而殉职,死在病榻,也可以说是新闻记者死于战常”

陈布雷所译孙中山《中华民国成立孙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全文如下:

溯自满洲入主,据无上之威权,施非理之抑勒,裁制民权,抗违公意,我中华民国之知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坐是迟缓不前。识者谓非实行革命,不足以荡涤旧污,振作新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友邦。易君主政体以共和,此非吾人徒逞一朝之愤也。天赋自由,萦想已夙,祈悠久之幸福,扫前途之障蔽,怀此微忱,久而莫达,今日之事,盖自然发生之结果,亦即吾国民公意所由正式发表者也。

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故自满清盗窃中国,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吾民族唯有隐忍受之。以倒悬之待解,求自由而企进步,亦尝为改革之要求,而终勉求以平和解决之道,初不欲见流血之惨也。屡起屡蹶,卒难达吾人之目的,至于今日,实已忍无能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盖吾人之匍匐呻吟于此万重羁轭之下者,匪伊朝夕,今日之事,始于吾古国历史中展光明灿烂之一日。自由幸福,照耀寰宇,不可谓非千载难得之胜会也。

满清政府之政策,质言之,一嫉视异种,自私自便,百出不变之虐政而已。吾人受之既久,迫而出于革命,亦固其所。所谓摧陷旧制,建立新国,诚有所不得不然,谨为世界诸自由民族缕晰陈之。

当满清未窃神器之先,诸夏文明之邦,实许世界各国以交通往来,及宣布教旨之自由。马阁之著述,大秦景教碑之记载,斑斑可考也。有明失政,满夷入主,本其狭隘之心胸,自私之僻见,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兴世界各邦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粗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愚民自锢,此不独人道之魔障,抑亦文明各国之公敌。岂非罪大恶极,万死莫赎者欤?

不特此也,满清政府欲使多数汉人,永远屈伏于其专制之下,而彼得以拥有财富,封殖蕃育于其间;遂不恤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多数平民,听其支配。且即民风习尚,满汉之间,亦必严至峻之障防,用示区别。逆施倒行,以迄于今,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邻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工业之繁兴。呜呼!中土繁庶之邦,谁令天然富源迟迟不发,则满洲政府不知奖护实业之过也。

至于用人行政,更无大公不易之常规。严刑峻制,惨无人理,任法吏之妄为,丝毫不加限制。人命呼吸,悬于法官之意旨,不问其有罪无罪也。不依法律正当之行为,侵犯吾人神圣之权利,卖官鬻爵,政以贿成。凡此种种,更复难数。任官授职,不问其才能之何若?而问其权势之有无,以此为政事之大任,几何其不误国哉!

近年以还,人民不胜专制之革,亦时有改革政治之要求。满清政府坚执锢见,一再不许,即万不得已而暂允所请,亦仅为违心之举,初非有令出必行之意。朝颁诏旨,夕即背之,玩弄吾民,已非一次。其于本国光荣视同秦越,未尝有丝毫为国尽力之意。是以历年种种之挠败,不足激其羞耻之心,坐令吾国吾民遭世界之轻视,而彼殆无动于中焉。

吾人今欲湔除前述种种之罪恶,俾吾中华民国得与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故不恤捐弃生命,以与是恶政府战,而别建一良好者以代之。犹恐世界各邦或昧吾民睦邻之真旨,故将下列各条,披沥陈于各友邦之前,我各友邦尚垂鉴之: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则否。

(二)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四)凡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在共和政府法权所及之域内,民国当一律尊重而保护之。

(五)吾人当竭尽心力,定为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建吾中国于坚定永久基础之上,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

(六)吾人必求所以增长国民之程度,保持其秩序,当立法之际,一以国民多数幸福为标准。

(七)凡满人安居乐业于民国法权之内者,民国当一视同仁,予以保护。

(八)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并许国人以信教之自由。

抑吾人更有进者,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之交际,此后必益求辑睦。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当民国改建一切未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盖此改建之大业,固诸友邦当日所劝告吾民,而满清政府未之能用者也。

吾中华民国全体今布此和平善意之宣言书于世界,更深望吾国得列入公法所认国家团体之内,不徒享有种种之利益与特权,亦且与各国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盖当世最大最高之任务,实无过于此也。

王宠惠先生为孙中山赏识的党员,精通法律,中、英文俱佳。孙中山于民国纪元前八年4月,在美国纽约以英文撰发《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TrueSolutionofChineseQuestion)一文,为王宠惠先生翻译,文极流利。今见年方22岁,杭州高等学堂正科毕业,初入报界的青年记者陈布雷有此译笔,自很满意。

陈布雷后终被排挤而去。谓在《天铎报》任事五月,酬薄事多,只为兴趣关系,毫不计较;而年少锋芒显露,不自敛抑,渐为李怀霜所忌。李怀霜是时功名心热,奔走于黄克强处甚勤,必深晚一时后始到社,酒食徵逐,所志日荒,陈布雷不喜其所为。一日,李突邀陈至其室,言社中经济困难,君之月薪,只能发30元,其余10元,将填给股票,陈答应。又数日乃遣人示意,谓论说一栏宜以庄乘黄为主撰,陈君但撰短评可也。陈布雷知不可留,即日收拾行装,辞职归里。半年之报馆生活,暂告结束,离开了《天铎报》。

他将还乡离沪时,戴季陶与周浩方创办《民权报》。姚雨平、叶楚伦办《太平洋报》。邓家彦、邵元冲、宁调元创《民国新闻》,均有约他相助之意。陈陶遗与其友人雷季兴正接盘《申报》,亦约他入馆任撰译。陈自思民国成立,此后报纸,宜鼓吹建设,非可长以摧陷廓清之偏锋论调炫众而导乱,故仅允陈陶遗为担任西报翻译。另一原因,是家乡长辈,认为十里洋场繁华世界的上海,不适宜于青年独居,劝陈依仁和陈的舅父,勿再让陈布雷留沪作记者。陈依仁坚信自己长子能慎独,勿涉于邪。时适宁波一批教育界和地方士绅,发起创办私立效实中学,知陈布雷不作记者,遂聘请任课,陈布雷应聘。至于《申报》译述记者应聘与否,经请示父陈依仁,得到同意,始去函陈陶遗。此是兼职,按期将译稿寄《申报》;《申报》以外国报刊五六种寄赠,作为报酬。1912年(民国元年)陈布雷23岁,开始在宁波效实中学教书。初任教职,他亦颇有兴味;但兴趣仍在新闻事业,故阅览英、法文书报最勤。课余每三日必译稿一篇,寄登上海《申报》,署名“曰彦”,至暑假后始停寄。自民国元年到民国九年,陈布雷家居、教书兼治家产。9年间,父故妻亡,家事烦忙,生活至为黯淡。民九上半年,陈布雷兼任宁波《四明日报》撰述,每日上午在效实中学授课,下午到报社写短评一二则,“随感录”六七百字,日日如此。他的老师兼姊丈冯君木先生,最喜读其所写“随感录”,谓“笔墨与思想,均非海内报纸所多见”。他自己说:“实溢情之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