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随蒋巡视川、黔、滇随蒋巡视川、黔、滇


侍从室建立后,蒋介石与陈布雷真是如鱼得水,形影不离。当时红军正开始从江西突围西进黔、川。蒋介石准备亲自到川、黔一带督战,同时着手解决地方军阀问题。

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准备带贺国光率领参谋团先入川,川省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布雷先生,你是不是和我一起去?”

陈布雷作为幕僚长,第一次向蒋介石进言:“蒋先生,汉、唐、宋之时,我国历史上有数次都亡于藩镇之乱。现在国家还未统一,地方派系不一,不仅是红军之乱,环顾西南,川、黔、滇、桂、粤,北方晋、蒙、冀、鲁等,仍是群雄割据状态。再加日本窥视,箭拔弩张。蒋先生正可以万重之身,巡遍各地,与各派势力交换意见,统一部署。布雷以为四川势均力敌的地方派系有刘湘、杨森、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王陵基、王缵绪等,最为复杂,正宜从川省下手。”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个书生的意见很不错。他说:“我拟先搭法国轮船溯江西上;你可以把侍从室事交待一下,随后来。”又说:“四川这个地方,自古称天府之国,刘备立蜀,三国鼎立,是一块宝地啊!可是地方派系不一,互相火并,民不聊生。”蒋介石详细讲了四川币制异常混乱的情形。“一省之际,各派自铸钱钞,互不通用,铜元大小面值不一,省外根本不通用,影响国计民生甚大。”

“蒋先生,秦皇嬴政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四川也应采用全国同一货币——法币。”

“你的意见很对,”蒋介石点点头又说:“刘文辉、刘湘叔侄火并,田(颂尧)、邓(锡侯)也时常开仗,他们互相残杀兼并,各在自己强占地盘内横征暴敛,预支钱粮有四五十年者,据云有时一方退出,新占领一方又要百姓重新完粮纳税。你知道范绍增这个人吗?

陈布雷摇摇头说:“不很详知。”

“范绍增用10万银元在重庆上清寺盖起一所占地数百亩的官邸,周围砌起石城墙,高约一丈五尺,宛如城堡。里面有高尔夫球尝养虎室,两大厅备有落地唱机,跳舞厅皆为柚木条嵌地板,华丽赛过外国贵族庄园,关着九个老婆……”

陈布雷想,蒋介石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具体?他说:“蒋先生,对这种人当以削除为上策。”

蒋介石摇摇头说:“布雷先生,不能这样做,他们都有实力呀!我只能利用矛盾,分而治之,安抚为主。范绍增可以给他一个师长当当。刘文辉被其族侄刘湘打败,我拟让刘文辉到西康当省主席,刘湘可以主持川省政务,杨森则放在重庆……”

陈布雷很佩服蒋介石在人事上的一套策略。

“蒋先生的警卫工作,布雷很担心。”陈布雷对其主子的安全确实不放心,四川的情况也够复杂了。

“我已作了安排,贺国光所率参谋团,乃中央军之精锐,足可慑服群雄。我拟给他们开拔费100万元。侍卫长何云何玉龙,任过杭州市公安局长。他不但熟悉警卫工作,身体高大和我一般,蓄着日本式短须,紧跟我前后左右,乘飞机、坐车子,外人看见,认不出我和他,可以乱真。”

陈布雷是由汉口乘飞机经宜昌再飞重庆的,他住在上清寺陶园,很少与四川的各界人物接触。他厌恶那些地方军阀的送礼、请客、结交,他谨守幕僚人员的职责,出出主意,写写文章,很少露面,也不多嘴。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

“故蒋公到川,首以质朴诚信为尚,而标揭除匪禁烟为最大要政。省中军政,仍寄重事权于刘主席甫澄(刘湘),以其人在川省军人中较为廉谨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余于外界不轻易往还,即相见亦不多发言,唯力劝川人尊重军政系统,服从刘主席,以铲除防区时代所遗留之封建恶心,庶不负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其时川中政客说士,萃于各军首领之门,交通游说,纵横结托,蒋公幕中随行诸人,均处处持之以大,初到时尚有怀疑不安心理,未几即相安焉。及田颂尧剿匪失机,蒋公申明赏罚,改任孙震为军长,中央之威信,更为之一振,剿匪军事,遂亦益见顺利。”

陈布雷所说的“剿匪”就是追堵长征北上的红军。蒋介石在四川布置好堵截红军的计划后,又带着陈布雷到了贵阳;也是为了堵截红军的事。蒋命令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赶筑清镇飞机场,王家烈征集民工,号称“铁肩队”。陈布雷看到那些民工,鹑衣百结,补丁摞补丁,已经没有原来的一块布料了,他深感“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话太真实了。

蒋介石派空军侦察轰炸,又调了薛岳的部队跟踪追袭。有一次,斥候来报:“红军离贵阳只有十几里……”

陈布雷想,这不是在唱空城计吗?如果红军知道内情,直扑贵阳,蒋不是要做了俘虏吗?这时候,他正在替蒋介石起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

蒋介石说:“布雷先生,这个《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为充实战力的具体办法,与《新生活纲要》同样重要。一为物质建设,一为社会改造。”

陈布雷看到蒋介石还镇静,自己也平静下来。当时的工作也实在忙,“追剿红军”,承转各件,他都要亲自处理呈蒋。

蒋介石每天清晨起床,冷水洗脸,散步半小时,室内活动半小时,7时坐功,8时批阅陈布雷送上的文件,有时也自己起草文电。开会,作报告,是他的主要工作。

尽管地方军阀频频宴请,蒋介石却烟酒不沾,也很少用茶叶,只喝几杯白开水。

陈布雷对他这一套很佩服。蒋介石说:“这是我21岁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的,军人么,就是要有这点精神。”

晚饭后,蒋介石还自己记日记。他的日记本是自己设计特印的,每天一页,页头印有警句,如“早起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大器晚成”等等;每星期多加一页,上半页是一周工作回顾,下半页订计划。

他还叫陈布雷从《孟子》中找了一段话:“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作为座右铭,到了一地就挂在案头旁。

陈布雷还给蒋介石找了《张居正评传》、《管子》、《纪效新书》,蒋介石亲自圈点写评语,还摘录几段。陈布雷把它再加上蒋介石的言行录,印发分送给各军将领。

随蒋介石出巡云南时的合影,前排右第二人起:周钟岳、龚自知、龙云、蒋介石、陈布雷、丁绍冠、陆子安、胡瑛、廖嘉铭、袁丕右陈布雷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草稿呈送给蒋介石审看,蒋介石逐字斟酌,逐句推敲,修改了几次。

过了两周,蒋介石乘飞机至河南、陕西、山西,又抵昆明;陈布雷料理一下事务后飞滇。

“云南王”龙云派人张灯结彩,高搭牌楼,盛情招待。宋美龄、张学良、端纳都跟着蒋介石来到了昆明。

“布雷先生,你来了,很好。”蒋介石说,“这一次与你别后,我到了开封,河南有刘峙在,问题不大。我叫刘峙要好好保护龙门伊阙,这地方好呀,可惜你没有去。”蒋介石对下属谈心聊天,相敬如宾的只有陈布雷一个人。他吩咐别人叫陈布雷时,总称“陈主任”或“布雷先生”。他又说:“在陕西,我去看了碑林和霍去病墓,墓的两旁石兽罗列,气势雄伟,俯仰之间,甚觉伟大。”其实,蒋介石是到那里委17路军杨虎城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委祝绍周为陕西省主席,叫他们与甘肃朱绍良等互为呼应,进攻陕北红军根据地的。蒋介石从陕西到山西,又与“山西王”阎锡山达成了由阎侧攻陕北红军的协议。蒋介石叹了一口气说:“阎锡山真像土皇帝啊!娘子关内自造窄轨铁路,自设实业公司,自造兵器,自成一国,真是土皇帝。不过阎部徐永昌对中央却甚表拥护。”徐永昌被蒋介石拉了过来。蒋介石想,现在也只能统一到叫阎反共为止,以后事慢慢说。他又说:“我也去看了大同云岗石窟,其工程浩大,远远超过伊阙,更富于西域风格。”

蒋介石像对知心朋友一样和陈布雷谈了几天见闻。

陈布雷说:“龙云主席这次给蒋先生随行人员都送了纯金纪念章一枚,蒋先生,你说……”

“他的钱多的是,”蒋介石说:“也是一个土皇帝喽!只要他服从中央,反共,云南的事只好暂时由他去负责了。”

陈布雷在回忆中说:“在昆明住翠湖边之金铸九先生别墅,与稚晖先生同寓,蒋公住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之前院。昆明为高原,地势爽,气候温和,自贵阳来此,俨如重到江南,精神为之一振。翠湖者,在五华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达建)、唐公堤,俨如西湖之有苏、白二堤,旦暮游行其间,偶至昆华图书馆阅书,洵乐事也。(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风景胜地,余随蒋公作两日之游,并与稚公同至安宁温泉淋浴焉。)到昆明之日,省府龙主席设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蒋公。其客厅之闳丽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宾主到达三百人,礼数极盛。”

陈布雷这一时期,忙虽忙,心情是比较愉快的。他在回忆中还谈到:“蒋公某日约龙主席同乘飞机巡察匪势,为之指点进剿方略。龙主席自谓乘飞机尚属第一次,观蒋公在机中指点山川,剖示方略,益叹服总戎之伟大,为余等言之者再。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故到滇以后,唯与之讨论如何振兴文化产业以建设西南国防根据,其他政事,虽龙君屡请指导,蒋公均仅示大概,嘱其全权负责,不愿责以速效焉。”

6月,陈布雷随蒋介石转贵阳回重庆,又到成都,住陕西街行辕。这时候,南京来了几个客人,朱家骅说:“南京以蒋公外出日多,渐有纷纭轧砾之象,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间,颇多龃龉,赖叶楚伧秘书长弥缝调节,才勉得相安……”

陈布雷知道四川的事还没有“摆平”,他对朱说;“大敌在前,宜尽祛疑虑,既信任领袖,即应信任领袖所信任之人,共度艰难,忍辱负重,使中枢安定。”

7月,蒋介石在四川峨眉山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四川各派系军官。军官训练团办在峨眉山下报国寺、大佛寺各庙内,不够住,在附近搭了帐篷。

这个军训团完全是军事编制,团以下设营、连、排、班,三三制,每班十二三人,全团约一千四五百人。蒋介石自兼团长,刘湘为副团长。教育长陈诚,团附邓锡侯、刘文辉。营长以军长充任,连长以川军中旅长充任,每一个连又以一个中央军团长充任排长。学员都是川军的团长、营长以上中校、少校人员。

陈布雷住在新开寺一个小木房内,低矮如谷仓,为蒋介石准备训练材料及整理讲稿,撰拟文字。但是蒋介石并不全照念讲稿,有时信口开河训话。

陈布雷随同蒋介石去过临时搭的大礼堂。

大礼堂讲台上方横额“拥护蒋委员长”,下面贴上“攘外必先安内”大字。一是“拥蒋”,一是“反共”,情势很显明。没有一张反对日本侵略的标语,只有一张“团结一致复兴民族”的标语。这样布置,研究的时候,陈布雷也在场,蒋介石亲自指示:“复兴民族就是抗日。不要公开提抗日,这样会惹起外交上的麻烦事。”

蒋介石在训话中除了反复讲全国统一在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所谓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之外,再就是讲为了复兴、建国,必须清除“奸党”,消灭“奸军”,天天骂共产党、红军。有时竟大揭地方军人的丑态说:“我从成都乘车来峨嵋,在途中遇见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身旁经过,仰卧倨傲,丧失军人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陈布雷听了捏了一把汗,因为他知道四川军人不好对付,这样责骂恐刺激太深。后来蒋介石自己也对陈布雷说了此事:“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的训话不知什么味道。刘湘大谈打游击,打日本;邓锡侯说什么‘过去枪口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一个领袖之下,应一致对外’;刘文辉更混账,举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例子,大谈反对侵略,复兴民族,都离开了‘安内攘外’的原则,以后不要他们训话了。” 8月,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我拟回南京去一次,布雷先生,你离家也有几个月了,和我一起回京,顺道到莫干山去访黄膺白,把立法院宪法草案初稿带去。这个宪法草案,你还可以找程天放、萨孟武、梅思平三人研究,有事可直接给我来电。我去京后,不几天就返川。”

陈布雷9月就立法院宪法草案初稿,详加斟酌,另拟一修正案,花了几乎一个星期,携稿西行,再赴成都,交给蒋介石。此时训练团已结束,陈布雷住成都,比较空闲,往访成都文士所尊的“五老七贤”,一直到开六中全会才回到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