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大传》陈布雷在西安事变中大造舆论陈布雷在西安事变中大造舆论


左舜生有一回忆说:“西安事变爆发,布雷于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后,过余寓长谈,对事变前途,表示充分忧虑,认讨伐与轰炸为操之过急;对冯玉祥态度更不放心;并告余曾力阻蒋夫人前往西安,已为所拒。余乃根据种种事实与理由,告以决无危险;盖张性冲动而顾虑甚多;张、杨临时偶合,决难同恶相济到底;中共在藉抗日以求生存,实无加害于蒋先生之必要;蒋夫人能使紧张状态趋于缓和,有利无害;宋子文与张私人关系不恶,能毅然一行,必可迎刃而解。布雷于余说亦首肯,但余视其出门时之面色,似仍疑信参半也。事出非常,当时全国谁不焦虑?谁不悲愤?布雷先生对领袖一片忠心,虽感忧虑,却做了不少工作。如不同意《大公报》张季鸾先生运用某方的外交力量的主张。因为请求他国过问一国的内政是引狼入室,损害国家主权与独立的事,而要他在报上拥护中央讨伐立场,因此,《大公报》接连有四篇评论:12月14日《西安事变之善后》一文,提出三点:(一)须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宽容不咎之前提条件。(二)万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戡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荆(三)各省各界宜一致镇定团结,维持大局;同时宜考求消弭内忧之方法。今日为中国民族政治能力之最重大试验,切须避免西班牙之覆辙,勿令人人呼号救国而结果竟糜烂以自亡。16日评论:《再论西安事变》一文,再提出三点:(一)深望阎(锡山)副委员长以代表晋绥前方将士资格,迅速向西安方面竭诚劝告,以图挽回。倘其有济幸也;其必无济,亦可使全国同胞,洞明真相。(按当时晋方态度不明)。(二)盼一般学术名流与全国纯洁青年,对此危机,应有贡献,应保持完整之中国,自力更生。(三)务应避免战祸。在京陕籍人士应设法与西安通信,邀同西安各界共同劝告张、杨,速复主帅的自由。末谓自12日起国家应付国际环境之地位,顿时减却其主动的力量,充其推演之极,可招致亡国之祸而有余。故吾人深望全国人士俱竭尽能力,共图减轻及缩小此非常灾祸之方法,而对上述三部分,尤望其速有所效之力也。第三篇为18日刊出的《给西安军政界的公开信》,并经广播与空投: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荡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件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灼着,祈祷你们悔祸。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关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动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家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灼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样大错,你们心里或者以为自己的是爱国,那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12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是本心反政府的人,在全国无党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决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

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拼命。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们,现在讨伐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正往陕西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这样死了,教全国同胞虽可怜而不能见谅。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拼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这几天全国各地的东北同胞,他们都替你们悲痛,盼望赶紧悔悟,你们还不悔还不悟吗?

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也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愤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命运,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拥护中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民这样焦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自己开火,而又受你们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后,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点:(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一个命令就解决了。几时出西安,是小问题,谁不是他的部下,谁不能作卫队呢?(三)切莫要索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你们有什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后,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伐讨,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恳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我们是卖报吃饭的,谁看报也是一元法币一月,所以我们是无私心,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尽有大家成功机会,所以不得不以无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能挽救。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同时请西安的耆老士绅学生青年,都快去求张先生、杨先生们,照这样做。这是中国的生路,各军队的生路,也是西安二十万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国这几天都以殷忧的目光,望着西安。阴郁的天空,赶快大放光明吧!万不要使华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国历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纪念。我们期待三天以内就要有喜讯,立等着给全国同胞报喜!12月26日第四篇,以《国民良知的大胜利》为题,祝领袖之归来,贺全国良知之胜利,谓“极不幸,极危险的陕变一经解决,却立刻变为国家民族大喜之事。因为这两星期来,中国国民不提防的,无准备的经了一个严重的试验,而试验结果却大得胜利了。这胜利使得全世界知道中国确是统一的国民,确有领导全国的领袖,使得我全体国民无论文武,无论何种职业者,今后更坚强了爱国卫国的自信,因而精神上事实上更增加团结,中国的建设要进到一种新阶段。

陈布雷又协同宣传部策动全国舆论,全国各报刊各电台,全国新闻界发表联合声明: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公正在西安蒙难之第四日,全国新闻界,谨以各报馆之连署,公表其对于时局之共同意见。中外各界,幸垂中焉:

第一,中国今日之处境,内忧外患,相逼相乘。生死存亡,千钧一发。处此境地,欲谋国家之独立与生存,唯有确保对内对外一切独立自由之立场,集全国国民心思才力,在一个方针之下,为最大之努力。在此时期,整个国家对任何事件或问题,应绝对把持这一定不移之态度;对任何主张或思想亦应绝对以民族国家生存为最高基点,坚确把持此种态度。数年来国民政府之国策与施政方针,吾人认为恰合此一标准,确实足以保障吾民族之生存。国难之作,于今五载。谋我者不唯不能危害吾国家之生命,国家精神及物质上之建设,且因之有长足之进步。此其故,正因政府之严正确定,政府政策与民意完全相衔接。根据数年来之事实,吾人坚信欲谋保持国家之生命,完成民族之复兴,唯有绝对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政府一切对内对外之方针与政策。全国人民,凡具国家民族之意识者,当与吾人同其所见与所信。此日贡献国家之道,莫如各就其本位,发挥力量,以协助政府,巩固秩序,维持大局。

第二,近百年来,我国各种组织及力量,屡濒崩溃,国际地位,夷于次殖民地。重重国难,山河易色,大地膻腥。在此困苦艰难,飘摇风雨之会,坚苦忠贞,为国家确立重心,为中枢充实力量者,谁欤?整顿国防,建设民生者,谁欤?移风易俗,振饬纲纪者,又谁欤?易辞言之,使我四万同胞,自无组织而有组织,由无国而有国,出同胞于水火,登斯民于荏席,伊谁之力?曰:唯蒋公!为民族之栋梁,为国家之领袖;四万万人所托命,五千年历史之主宰。宇宙六合,孰谋危此领袖,孰为四万万人之公敌。吾人良知之直觉,张学良从为枭为獍,其不敢伤害领袖之毫发,乃自然之定律。蒋委员长今日之武力,为四万万人心;蒋委员长今日之背景,为民族五千年之历史。西安逆首张学良,今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豺狼成性,其内心或尚有良知透露之一时。吾人今日呼号全国之民意,对张学良之良心,施行严厉之监督;更动员全国中外记者之史笔,对张学良之功罪,预留千秋万世之定论,促其即日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安全护送出境,俾国家民族之领袖,继续领导其救亡复兴之工作。

第三,天地有正气,国家有纲纪。时势愈难,世变愈亟,解决应付之方,宜益简单明了。天地正气,国家纲纪,为我民族史上拨乱反正之唯一纲领,亦即今日平乱定难之唯一方针。今日国家之中心组织为何?政府之指导系统为何?曰:中华民族创造者孙总理之遗教及其继承者发扬之精神,又在指导政府之党。当前时势,虽极复杂,我政府之立场,不可不守定严正之态度,尊重历史及法律之系统。况蒋委员长数年来所持以统率全国,维持上下者,即在继承孙总理遗教,即在秉持正气,维持纲纪,此种精神,即领袖之生命。吾人对此种精神,应与领袖之生命,同其珍重。顺道不并存,邪正不两立。吾人坚信全国之民意,必能发挥精神力量,为政府之后盾,以讨贼平乱;又必信全体民意严正之阵容,足以扫荡各种“言伪而辩”、“似是而非”之主张,肃清一切“游移两可”、“误国偾事”之思想。此非高调,亦非空论,乃今日平乱定变之天经地义。

当前戎马倥偬,变起俄顷。盱衡时势,触目焦心。敢本舆论之职守,列举刍尧之愚见,贡献于政府,指陈于人民。爱国民众,平乱定变之情绪,自必热烈;保障民族生存之意志,自必坚定。持此精诚,秉此愚忠,督促政府,唤醒民众,必能芟夷大难,转危为安。吾人谨再以万分热烈之精诚,默祷领袖之安全,伫待领袖之归来。

这篇联合声明实际上讲出了陈布雷的心里话。

陈布雷通过张季鸾,通过各舆论单位确实为蒋介石做了不少工作,陈布雷所撰《对张杨之训话》,节录如次: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矣。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现在余一年以来之日记,约有六万余言,两月来之公私文电及手拟稿件,亦不下四五万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种建国计划及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各种政策与方案,总共不下十余万言,尔等均已寓目。在此十余万言中,尔等必已详细检阅;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为国家而有自私?是否一丝一毫不诚不实自欺欺人之事?余自兴学带兵以来,对部下与学生训话时,尝以二语教人,尔等亦必闻知。此二语者,即:(一)余如有丝毫自私自利而不为国家与民众之心,则无论何人可视我为国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杀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诚不实、虚伪欺妄,而不为革命与主义着想,则任何部下,皆可视我为敌人,即无论何时可以杀余。此二语为余平时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记及文电等,均在尔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见取一言一字足为余革命罪状者?如果有之,则余此刻尚在西安,尔等仍旧可以照余所训示之言,将余枪决。余于今益信平日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实践笃行,无论对上对下,绝无丝毫愧怍也。……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吾人无论何时应视国家之生存高于一切;应认定国家必须生存,个人不足计较;尤须知人格必须保全,民族乃有基矗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仅要留垂以后世,且欲以事实示尔等,使尔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于一切。……余平时既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宣告国民,视为救国唯一之要道,当然应不惜任何牺牲,而维持人格与发扬正气;断不能行不顾言,使我部下与民众无所适从,而陷国家于灭亡。自经此次事变,尔等应得到一确实之教训,尔等必须知人格重于一切,国家利益重于一切。错误应坦白承认,过失应切实悔改,责任应明白担负,并应以此意告部下也。……总之,现在国家形势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余生平作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此次尔等悔悟之速,足见尚知以国家为重。如此,却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却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对张杨之训话》名为训话,实在是给国人看的,是挽回统帅的面子,从头至尾以所谓蒋介石的人格感化使张杨感应,而对中国共产党在其中之大作用却一字不提,对各方要求抗日这一大目标也一字不提,陈布雷是一个讲究诚信的夫子,他不会不感到这是在演戏,他熟读史书,即使封建皇帝也会公开下罪己诏以告天下,陈布雷不会不想到这一点,不过身已入这一政治圈子,也只能做戏而已,此所以其难言之隐与矛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