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陈诚，都曾就读于保定军校，又同是浙江人
中国的官场派系，历来是以亲族、同乡、同学为基础。
刘邦平定天下，大封诸刘，刘邦子侄为王为侯者，遍于天下，显赫一时。戚族吕氏、樊哙，因缘而起。而自沛县起兵就追随刘邦的乡党故旧萧何、曹参、王陵、周勃、灌婴等也先后出相拜将。至于历史上说的汉高祖居戮功臣，被烹的“走狗”，只是韩信、彭越、英布之流，他们既不是刘邦的亲族戚族，也非沛县故旧。
自东汉以后，经学兴盛，一些高官饱学之士，聚徒讲学。而这些学徒受教之后，又受高官饱学之士推荐，出而为官。于是师徒相捧、同窗互荐成为风气。到了东汉末年，一些累世不衰的经学大家，如出生了袁绍、袁术的袁氏和出生了杨震、杨修等的弘农杨氏，已是“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以后，这种以师生、同学为纽带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以至于得了功名的学子都成了主考官的“门生”，同年考中的进士、举人，成了类似同学关系的“同年”。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主要依靠的是广东人。他手下的干将如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许崇智、朱执信、廖仲恺都出生于广东。由于孙中山重用广东人和只注重在广东发动革命，以至引起黄兴、宋教仁这些广东以外的革命党人的不满。
进入蒋介石时代，蒋也依循惯例。蒋氏国民政府中，除了装饰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如谭延闿、程潜、蔡元培、于右任、张静江等之外，其主体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蒋氏戚族。此类人包括孔祥熙、宋子文、蒋经国、俞飞鹏、俞大维等。因蒋介石与陈其美是拜把兄弟，陈果夫、陈立夫是陈其美之侄，二陈也应属此类。二是浙江同乡。如陈诚、陈仪、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汤恩伯、胡宗南、戴笠等。蒋介石虽是奉化溪口人，但溪口随他发迹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蒋幼时饱受邻里之欺有关。所谓“雷响溪口，雨落奉化”，是说蒋介石起于溪口，沾光的却是奉化人。其实在蒋介石时代，奉化也就是出了俞飞鹏、俞济时和俞大维几个人。三是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蒋介石曾就读于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当过黄埔军校校长，和这三个学校都有相当亲密的关系，这些地方出来的人又多，所以在蒋氏国民政府中，以这些地方出身的人最多，构成了蒋氏政府的基干。在国民政府要员中，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主要有：蒋介石、何应钦、程潜、唐生智、阎锡山、陈诚、张治中、顾祝同、刘峙、朱绍良、蒋鼎文、陈仪、白崇禧、上官云相、傅作义、徐永昌、林蔚、罗卓英、汤恩伯、何成浚、张群等等。真正来说，构成国民党统治上层的主要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走上最高决策圈的几乎没有。即使在地方上，如抗战时的战区司令长官和解放战争时的行营主任、地方军政长官，如西南军政长官之类，黄埔军校毕业生中也只有胡宗南一人得以担任，而且担任时间相当短。著名的军统特务戴笠，权力虽大，但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并不高，直到他飞机失事摔死时，军衔才是少将。黄埔学生中，抗战爆发前以胡宗南、黄杰、关麟征、霍揆彰地位最高。以后，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范汉杰、郑洞国等也取得了相当高的地位。在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中央和地方主要军政人员中，除山西、广西、云南等地外，出任军政首脑的，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或黄埔军校毕业；浙江出生；蒋介石的亲族或威族；在蒋身边或黄埔军校任过职这4个条件，除极少数人而外，大都具备一条两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条件具备得越多，也就表明与蒋介石的关系越密切，当然也就越受蒋介石的重视和青睐了。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1918年考入保定军校炮科，1922年毕业，当时为保定军校炮科8期。同年6月，分配至浙江陆军第二师六团三连当见习军官。1923年2月，前往广东，入建国粤军第一师李济深部，任第一师第三团中尉副官。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陈出任炮兵教官。这样，陈诚便具备了浙江人、保定毕业、黄埔教官三项条件。当陈诚进入黄埔军校当教官时，蒋介石正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在广东大红大紫，炙手可热。陈诚从1924年入黄埔军校追随蒋介石直至1965年3月5日逝世，达四十余年。在这四十余年中，陈诚从连长做起，直到升任“副总统”，从1956年到1965年去世，还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陈诚一直是台湾党政军方面事实上的二号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蒋陈的这种关系竟维持15年之久，可见蒋陈关系确实非同寻常。
赵志尧的老婆卖了皮袄为陈诚去广东投奔邓演达凑路费，在肇庆的伤兵医院，蒋陈第一次见面
陈诚1918年考入保定军校，1919年入学不久，北京即爆发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五·四运动”。此时孙中山正开府广州，号召进行国民革命，一时之间，全国革命气氛高涨。而尤以孙中山所在的广东，在1920年“援闽粤军”打垮旧桂系陆荣廷、莫荣新，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之后，更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成了全国革命志士向往的地方。
此时陈诚年刚过二十，血气方刚，自然有一种向往革命的朝气。因此时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是在广东，因此他在军校期间，即和粤籍同学罗卓英、邓鸣汉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1922年6月，陈诚从保定军校毕业，被分配到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团三连实习，任见习官，为期6个月，实习期满，被补为少尉排长。此时浙江军政大权掌握在夏超之手，夏超为浙江青田人，毕业于清末的陆军武备学堂。因是青田小同乡关系，陈诚不安于少尉排长之位，亲去见夏超，要求前往夏超掌握的浙江省保安团工作，夏超未准，这使陈诚非常苦闷。
1922年末，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官学校，委邓演达为军校筹备委员会7委员之一。邓为给学校物色教官，前往上海。此事为陈诚父亲陈应麟的老朋友杜致远之子杜伟所知，杜伟即将此消息告诉了陈诚。杜伟时任浙军第二师少校副官。
此时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学邓鸣汉已入建国粤军，来信邀请陈诚前往，这更坚定了陈诚去广东的决心，便私自跑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他住在青田籍挚友赵志尧家里，征求赵的意见，赵坚决支持。此时陈诚军官见习期刚满，积蓄全无，连去广州买船票的钱也没有。赵志尧只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小职员，也没有钱，赵志尧的妻子就把家里的一件皮袄卖了，得了10块银元，送给陈诚当了去广东的路费，使陈诚得以成行，陈诚到广州担任连长后，即召赵任司务长。以后赵志尧一直追随陈诚，随陈诚步步高升，总管陈诚属下的军需、财务，而赵也不负陈之所托，把陈诚部的财务、军需管理得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典范。
邓演达是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当陈诚在保定军校读书时，邓曾任陈诚的区队长，和陈诚有师生之谊。1923年3月陈诚到广州后，即入建国粤军李济深部第一师第三团，在严重营的邓鸣汉连任第一排排长。1923年5月，李济深部建国粤军第一师讨伐旧桂系的余孽沈鸿英，陈诚随军参战。在肇庆与冯葆初部作战时，陈诚与邓鸣汉在同一战壕内指挥战斗。结果，一颗子弹击中了邓呜汉，邓当场阵亡，陈诚也被子弹击中胸部，由于邓演达亲自率部抢救，陈诚才被救了出来。5月18日，建国粤军第一师攻克肇庆，冯葆初部败北，陈诚于是入肇庆医院治疗枪伤。住院期间，恰逢大元帅孙中山的行营参谋长蒋介石到肇庆，蒋亲到医院慰问伤员，对陈诚当面抚慰，这就是蒋陈的第一次见面。由于被慰问的官兵众多，蒋陈的第一次见面，陈诚很难说会给蒋介石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诚和邓鸣汉是保定军校时的拜把兄弟，邓鸣汉阵亡后，陈诚接任了邓的连长职务，安慰了邓的母亲，并赡养邓母。
1923年9月，陈诚升任建国粤军第一师独立连连长。独立连编制虽小，但是第一师的一个直属作战单位。建国粤军第一师师长是李济深，在当时和以后看来，第一师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在民国史上著名的即有李济深、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邓演达、余汉谋、薛岳、吴奇伟、李汉魂、蔡廷锴、蒋光鼐等。陈诚担任第一师独立连连长，既使他有了独立指挥作战的权力，使其能力得以发挥，也开阔了他的视野。北伐开始前夕，建国粤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北伐时所谓的“铁军”即指李济深第四军的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叶挺独立团也属第四军。以后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创建福建人民政府的第十九路军，即是由陈铭枢部发展而来的。
邓演达将陈诚带入黄埔军校，秉灯夜读的陈诚引起了校长蒋介石的注意
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学，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黄埔军校可以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绝对具有特色的军事学校，一方面它模仿苏俄，实行党代表制度，校党代表的权力和校长并行，表示军校是党的学校；另一方面，孙中山又力图使军校绝对服从自己，虽然军校设有党代表和校长，但二人均非学校的首脑，在校长和党代表之上，又设总理，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亲兼。这种办学体制只存在于孙中山逝世之前，孙中山逝世后，黄埔军校也就未再设总理。
黄埔军校下设政治部、教授部、训练部、管理部、军需部和办公厅，各部主任和教官均为一时之选。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家；副主任周恩来，在当时的广州也是非常知名的人物。黄埔军校的教师队伍以军事教官队伍最为出色。总教官何应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因祖籍贵州，即至黔军王天华部任旅长，是黔军中著名的新派人物。王天华在贵州失败后，反正派对何应饮恨之入骨，采取各种手段想置之于死地，使何应钦无法在贵州立足，辗转来到广州。教官中的顾祝同、刘峙、陈继承，严重、钱大钧都毕业于保定军校，既受过严格的军事教育，也有相当的带兵经验。
由于黄埔军校带有一种蒸蒸向上的朝气，所以从它一开办，便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尤其是那些有强烈革命热情的青年，对黄埔军校更是趋之如骛。一些旧军队的青年军官，也不惜抛弃现有的官衔地位，以能进入黄埔军校读书为荣，如著名的范汉杰，已为旅长，仍考入黄埔第一期，重当学生。
陈诚此时正在粤军中，虽然他是保定八期毕业，但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地位上，他都属晚辈。与范汉杰那样没有念过正规军校的人一样进入黄埔一期重当学生，他觉得有伤大雅，可想当教官资历地位都不够，所以黄埔刚建校时，陈诚没有立即进入黄埔军校。后来在黄埔军校学生面前，何应钦、顾祝同、刘峙、钱大钧、陈继承都能摆出老师的面孔，陈诚就摆不出来，而且有些资历老一点的黄埔一期生，像关麟征、杜聿明还给他难堪。
陈诚赴广东是投奔邓演达。陈诚在粤军第一师当连长时营长是严重、团长就是邓演达。邓演达是孙中山亲委的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7委员之一，黄埔军校成立后，邓出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队总队长，严重出任战术教官兼学生队副总队长。邓、严都是陈诚的老上级，对陈渴于进入黄埔军校的心理当然明白，于是推荐陈诚进入黄埔。1924年9月，陈诚离开粤军，人黄埔军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并兼任教育副官。
黄埔初建时，校长蒋介石对军校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所以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勤恳严谨。每天清晨，在学生未起床之前，他都要巡视校园。学生上操，他要亲自督导，每天都必到操场巡查。晚上亲自查岗、查哨，直到教官、学生完成课业为止。
陈诚曾于1918年毕业于杭州省立体育专科学校，以后又入保定军校，有早起锻炼的习惯，每天都清晨起床，到操场锻炼。一天清晨，蒋介石在操场上看见了陈诚，叫住他，发现他竟是在肇庆自己抚慰过的军官，心中甚为满意。回去后，就把这事告诉了严重，严重对陈诚更为满意，就在蒋面前大讲了一顿陈诚的好话。又有一天，陈诚去广州市区玩，黄埔岛高广州市区有40华里，第二天清早乘头班轮船返回后，天还没亮，陈诚不想睡，便点灯读起《三民主义》一书来。这时恰值蒋介石早起巡视，看见灯光，便过来查看，见陈诚在《三民主义》一书上，密密麻麻，作了许多标记。看到陈诚如此勤奋，蒋介石更为嘉许，便就《三民主义》和军事方面向陈诚提了一些问题，陈诚对答如流，应对得体，蒋介石非常欣赏。1925年初，黄埔军校从苏联运回一批火炮，蒋介石乃组建党军炮兵营，炮兵以军校第二期在校学生为主。炮兵营以蔡忠笏为营长，陈诚为炮兵营第一连连长，蔡忠笏兼第二连连长，罗卓英为第三连连长。陈诚出任黄埔军校炮兵营连长，成为蒋陈终身合作的开端，也是他个人前途发生转折的开端。
蒋介石并不希望黄埔军校内部派系林立，难得的是，陈诚在黄埔军校并未卷入派系斗争
1925年以后，随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在黄埔军校内部和国民党中央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分化为左派和右派，两派在广州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黄埔军校，国民党右派和国民党左派、中国共产党的斗争表现为“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的权力争夺。“孙文主义学会”的主要人物是戴季陶、贺衷寒、曾扩情等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主要人物是邓演达、周恩来、蒋先云等。随着两派斗争的激化，黄埔军校事实上已经分成了两个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
由于黄埔军校和黄埔学生军是蒋介石权力的基础，而且在建立黄埔军校和黄埔学生军时，蒋介石都花费了极大的心血，因此他不愿看到黄埔军校和学生军内部派系林立，斗争激烈以致分化瓦解。尽管蒋介石在感情上支持“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但在理智上蒋介石最初在二者的斗争中是保持中立的，尽力化解双方的矛盾，使双方在拥护蒋介石作为共同领袖的前提下彼此相容，以免因内部纷争而葬送黄埔军校和蒋介石已建立起来的个人权力。于是，蒋介石同时解散“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另组“黄埔同学会”，让双方都参加进来。“黄埔同学会”只是以同学情谊相号召，不像“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那样有着明显排斥对方的政治倾向。
陈诚一直标榜反对“军人干政”。在黄埔军校，他和罗卓英二人，确实既未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也未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而是老老实实严守中立。这其中的原因，一者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军校中地位不够高，没有主动出去表态的权力，而形势也并不允许他们表明政治态度；二者陈诚此时也确实不想参予政治，只想在军事上干出成绩来；三是陈诚觉得蒋介石是孙中山亲自选中作黄埔军校校长的人，孙中山对蒋信任，所以陈诚对蒋怀有一种崇敬的心理；而邓演达、严重都属国民党左派，反对蒋介石，邓和严既是陈诚的老师，也是陈诚的恩人，他对邓演达、严重也同样尊敬，他哪一方面都不想反对。在当时广州各种思潮泛滥、主义横流的环境里，陈诚能处身事外，也属不易。
蒋介石率兵第一次东征在棉湖险些被消灭，关键时刻，是陈诚挽救了危局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共639人，这时军校已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到一批青年士兵，蒋介石以军校教官和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织了两个军官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柏龄。每团下辖3营，每营3连，每连3排，每排26至30名士兵，由刘峙。顾祝同、严重等人为营长，另建炮兵营，全军3000人左右。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将贿选总统曹锟赶下台，逼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又和奉系张作霖联兵，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迫使吴佩孚浮海南逃。直系在北京垮台后，北京的政权由国民军冯玉祥。奉系张作霖、皖系首脑段棋瑞联合执掌，这时北京的政治局面更加复杂。冯玉祥倾向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他邀请孙中山北上，充任政府首脑，填补北京的政治真空。当时张作霖和段棋瑞也欢迎孙中山去北京“共商国是”。于是，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广州前往北京，行前命胡汉民主持广东政局。
孙中山北上刚到天津，便得了重病。这时1922年发动叛乱后被赶出广州、盘踞东江的陈炯明，看到孙中山北上得病，觉得是进攻广州的好机会，便积极准备，筹划进攻广州。在这种情况下，大元帅府决定东征陈炯明，并于1925年1月15日颁布了东征命令，出师东征。
大元帅府的东征军共分三路：左路由杨希闵的滇军组成，中路由刘震寰的桂军承担，蒋介石率军校教导第一、第二团和粤军一部为右路。在三路兵马中，以杨希闵的滇军实力最为雄厚，而且杨部滇军胡思舜部的主力曾万钟师和4个独立旅就驻扎在惠州地区，便于就近出击，因而大元帅府命杨希闵为东征军总指挥。但杨希闵虽然接受了总指挥职务，却不愿作攻击陈炯明的主力，只答应配合作战。
按照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制订的攻击计划，东征军左路滇军由河源、老隆赴五华、兴宁，攻击陈炯明部林虎的防地；中路佳军，负责围攻惠州；右路粤军和黄埔军教导团，由淡水、海丰、陆丰赴潮汕，攻击陈炯明部洪兆麟防地。
2月1日，教导团由黄埔出发。2月3日陈诚炮兵连随校本部由黄埔乘船到虎门太平圩。2月15日，蒋介石下令攻击淡水，陈诚指挥炮兵轰坍了淡水城墙，攻城敢死队乘机攻入。东征军拂晓展开攻击，至晨7时，便攻克了陈炯明部3000多人驻守的淡水。随后教导团乘胜攻入潮州、汕头，至3月7日，已全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
正当右翼教导团和粤军进展顺利时，担负左翼作战的滇军和中路作战的桂军并未认真展开攻击，而是同林虎密约，让他从容集结陈炯明各部，对付右翼的教导团和粤军，按兵观望，静观成败。林虎很快就集结了主力两万多人，从兴宁、五华一带抄袭右翼军后路，企图将右路军一举消灭在揭阳、潮汕之间。在前后受击的情况下，3月12日，蒋介石下令粤军第二师留守潮汕，亲率教导第一、第二团和粤军第七旅回师棉湖，迎击林虎部。12日夜，蒋介石发布攻击令，命教导第一团占棉湖，攻击和顺之敌；教导第二团占池尾，攻击鲤湖之敌。陈诚部炮兵随第一团作战。13日晨7时半，何应钦教导一团先头部队第一营在距和顺约4华里的曾塘村后和林虎部先头部队遭遇，两军随即交火，双方交战兵士，教导第一团不满两千，林虎部一万多人。
两军交火后，陈诚炮兵连奉命占领曾塘村东北方小高地，向对面山地密集处开炮，但因距离太远，炮击多次，致使撞针发软不能再发射，仍未取得满意结果。不得已，陈诚只得命令将炮拆下，抬到团部所在地。
这时林虎军已占曾塘村，教导一团一营二连已被缴枪数十枝，一连和三连也已不支后退。林虎军直向教导一团团部冲来，前锋距团部指挥所仅200—300米。这时蒋介石、廖仲恺、苏联顾问加仑和周恩来都在前线督战，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坚决顶住，不得后退。何应钦于是命令教导一团二营营长刘峙率该营向敌后迂回进攻，以减轻林虎的攻击。又令陈诚向只距几百米的林虎军炮兵射击。陈诚命令士兵将全部6门旧式七五大炮全部架了起来，由他亲自瞄准，第一炮向正在进攻的散兵打去，散兵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接着陈诚第二炮向村东端打去，林虎军退入曾塘村中心。陈诚再向村中心射击，林虎军被迫撤出村子。何应钦立即下令追击，占领了曾塘村。
下午2点，教导一团第三营向和顺方向追击林虎军，遇到伏击，伤亡惨重。随后第一营、第三营被包围。几经突围，都未成功，两营官兵伤亡了两百多人。这时团部只剩下官兵几十人和陈诚连炮兵，距离最近的敌人只有四、五百米。何应钦只得唱空城计，命令士兵多插旗帜，又命炮兵猛烈射击。林虎军以为将受到更大进攻，未敢对包围圈内的教导团进行攻击。下午5点，钱大钧率教导二团赶到，直接攻击林虎军司令部，林军不支败走。
东征军棉湖取胜后，3月18日攻取五华，20日占兴宁。4月11日移驻梅县，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棉湖之役，教导一团以不足两千人，击溃林虎军万余人，陈诚的炮兵连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次东征由于是黄埔学生军初次参加作战，胜与败对黄埔军校的声誉影响甚大。所以战后蒋介石说：“棉湖一役，以教导第一团，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惟总理首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何应钦一直将棉湖之役当作他的得意之笔，所以每逢棉湖之战爆发纪念日（3月12日），他都出面邀请参加过棉湖之役的黄埔学生聚餐，以示庆贺。当然，陈诚在关键时候打响第一炮，经常会成为聚餐的话题。多年以后，何应钦回忆说：“棉湖之役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很小很小规模的战斗，但在当时，却是吃力的一仗，那时的炮兵不像现在，有马匹或车辆拉拽，那时的炮，要由人扛抬。在那种情况下，身为炮兵连连长的辞公，不论步兵行军多么快，他总使他的炮兵跟得上，每次都能完成任务。炮弹有限，但他弹无虚发，对促使这一次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最有功的人士之一。”陈诚自己对在棉湖之役中的表现也颇为得意，他后来回忆说：“我的炮兵连只有几尊旧式七五大炮，炮弹少得可怜，但每发必中，如有神助。”
父亲去世、妻子自杀的陈诚回广州后，拿杨刘残部出了气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表面答应参加东征，暗中却和陈炯明的前敌总指挥林虎达成了协议，由杨希闵向林虎提供东征军右路军行动的情报，险些造成右路军的失败。杨、刘两军还以饷项不足为由，逗留不进。事机不密，杨希闵提供给林虎的情报为右路军中途截获。于是右路军决定放弃已占领的潮汕地区，回师讨平杨希闵、刘震寰。同时，杨、刘也已警觉，急忙从前线撤兵，将军队部署在广州周围，随时准备进占广州。
1925年5月，陈诚的父亲在青田去世，陈诚接电报，请了十几天假，回家奔丧。丧事完毕，陈诚在家只住了两宿就要走，而且在家住时，也是独自睡在楼上。陈诚的妻子吴舜莲觉得陈诚和她夫妻分别多年，竟不同房，一定是在外边另有了外遇，一时想不开，便拿起剪刀刺向喉管，由于抢救及时，才幸免一死。吴舜莲自杀一事一时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陈诚很是烦恼，在家又住了一夜，就回到了青田城里。经此一变，陈诚心灰意冷，也不想回广州了。就给时任宁波警察厅长的杜伟写了一封信，声称“此番回家奔丧，不幸家中出了事故，万分烦恼，灰心丧志，不想再回广州”。杜伟收信后，劝他回广州，并汇给他一笔钱，陈诚只得返广州。
陈诚满怀烦恼地回广州不久，就发生了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讨伐杨希闵、刘震寰之役。6月9日，回师的党军抵达石龙，做好了攻击的准备。13日党军发动进攻，占领了滇军的主要阵地龙眼洞、白云山，随后攻占滇桂军集中地瘦狗岭一带，滇桂军全线溃败，师长赵成梁当场被击毙。杨希闵、刘震寰见大势已去，于是经过沙面英租界，逃往香港。14日，广州附近的所有叛军全部被肃清。
6月15日是部队休息日，东征士兵，久征疲惫，又住在广州附近，便纷纷请假外出，也有一些到河边去洗衣服。不料上午9点左右，一股敌军突然窜到校场附近。陈诚无事在营中闭走，偶向城外的白云山上望去，竟见到有旌旗摇动，陈诚忙命本部士兵前往侦探，回报为滇军余部。陈诚当机立断，立即集结留营炮兵，亲自发炮，一炮即将其军旗击倒。散在各地的党军士兵听到炮声，迅速归队拿起武器，向滇军包抄过去。经过激烈战斗，滇军余部全被消灭。
原来，这股滇军是杨希闵的胡思舜部，奉命前来支援，不知滇桂军已失败，正徘徊在白云山时，被陈诚发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陈诚任行政院长，和行政院政务委员黄季陆谈起了这件事。黄问陈说：“这次你是不是又百发百中？”陈诚回答说：“虽然不是百发百中，但效果比百发百中还大。”黄季陆又问：“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离营呢？”陈诚得意地回答说：“当军人，就要在这种地方见功夫。”
其实这时陈诚父亲去世不过一个月，回家葬父妻子吴舜莲又自杀，陈诚在家只住了三宿，满怀烦恼返回军营，哪里有心情出营游玩。
二次东征蒋介石攻惠州不下，又是陈诚的炮兵解决了问题
东征军回师平定杨刘叛乱后，黄埔学生军党军进行了改编，改称第一师，师长为何应钦。同时又成立党军第四。五、六3个团，3个团编为党军第二师，王懋功为师长。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下令取消驻粤的“湘军”、“赣军”、“粤军”等名称，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当时驻广东部队共编为6个军。黄埔党军两个师编为第一军，由蒋介石任军长；谭延闿部湘军编为第二军；朱培德部编为第三军；李济深部粤军编为第四军；李福林的福军编为第五军；程潜的湘军和胡谦的赣军编为第六军，由程潜任军长；以后广西李宗仁、黄绍竑部表示服从广东国民政府，被编为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
当东征军回师时，只留下粤军第二师留守潮汕，陈炯明乘机收复了失地。与此同时，驻广州附近的一些部队，也在陈的策动下，先后叛变，试图进攻广州。在此情况下，广州国民政府于9月底决定实行第二次东征，并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陈诚部炮兵连随第一纵队何应钦作战。
第二次东征双方军队以惠州为中心展开。东征军的攻击目标是惠州，陈炯明也将他的几乎全部兵力集中在惠州附近。10月6日东征军到达石龙，10日占博罗，11日抵达惠州城下。
惠州向称天险，前临西湖，后枕东江，三面环水，“有宋以来，从未攻下”。惠州县志称惠州“铁练锁狐身，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如此险要，所以蒋介石在拟定攻占惠州的作战计划时，就把炮兵摆在了首位：“炮火集中攻射北城门，待炮火奏效以后，步兵准备爬城。”“炮兵的射击目标：城内公园里的敌人炮兵阵地、电灯局。敌司令部、东门桥、北门城上的敌人军棚、北门、南门及城的东南门、西门。’”中国近代，由于炮兵少、装备落后，而且炮兵行动不便，历来是不受重视的，蒋介石此次作战如此布置，可见其对炮兵的倚重。蒋介石还决定由他本人在炮兵阵地实施指挥，实行总攻击，以党旗左右摇动，各炮齐响为号。
13日上午9时30分，东征军炮兵开始攻击。陈诚的炮兵连担任支援配合攻城主力第四团的任务，集中炮火，轰击北门。至下午2时，北门的城楼城垛已被轰塌多处，其它军事设施也破坏很多，何应钦于是下令攻城。
此次陈炯明决定在惠州和东征军决战，是有充分准备的，修筑了大批的隐蔽机枪阵地。由于国民军是初次以炮兵攻城，经验不足，只知道射击重点目标，而且没有步炮协同作战经验，步兵也不等炮兵轰击充分就急于冲锋爬城，所以第一次爬城很快就失败了。下午5时半再次组织进攻，终因城墙没有缺口和敌军火力太猛而失败。两次爬城进攻，东征军第一纵队第四团损失惨重，团长刘光寰也阵亡在城下。不得已，何应钦只得下令停止进攻，明日再战。
当天夜里，陈诚部下抓住陈炯明军一名侦探，陈诚亲自招待酒饭，劝其戴罪立功，弃暗投明。该侦探向陈诚提供了北门城楼旁边小棚内隐藏的机枪工事的位置。
14日午后2时，东征军攻城部队调整部署，调谭曙卿师第八团增援，再次实施攻击，但仍不凑效。此时蒋介石正在陈诚的炮兵阵地指挥，陈乃向蒋建议调整作战部署，先由炮兵击毁敌火力工事，然后再组织步兵进攻，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陈诚于是将大炮推到离城只有500米的地方，直接瞄准，第一炮就击中了北门城上的敌机枪阵地草棚，敌军大吃一惊。陈炯明的惠州守将杨坤如急忙跑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又是一炮打来，将隐蔽的机枪工事彻底摧毁。杨坤如跑回去，第三炮飞来，击中了杨的卫队。何应钦指挥步兵趁机爬城，攻入惠州。陈诚令炮兵轰击撤退的敌人，并把杨坤如击伤。杨看大势已去，逃离了惠州。惠州陈炯明守军失去指挥，四散逃命。14日下午4时，东征军攻克惠州。至11月底，统一了广州。
当陈诚在城下指挥炮兵攻击时，蒋介石和苏联顾问正在炮兵阵地指挥战斗。看到陈诚连发命中，苏联顾问不禁赞扬说：“我还没看到过像陈诚这样勇敢而又精于炮战技术的人。”蒋介石对陈诚也大为欣赏，下令赏银洋500元。
惠州战后，陈诚升任第一军炮兵二营少校营长，兼任黄埔二、三期炮兵队区队长。1926年1月，升任黄埔军校特科大队长。5月，任炮兵大队队长。6月，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