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4.投机场上小试身手


陈果夫辍学回到故乡,办了一个刊物《碧浪》,自已写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岳父劝他经商,陈果夫特地写信给蒋介石,征求意见。蒋经国在上海求学,蒋介石在给蒋经国信中嘱咐道:“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钱3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其后不久,陈果夫卷入投机场中。

1911年到1916年秋,陈果夫在上海一过6年,完全是靠陈其美的荫护。陈其美一死,身体虚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又患有严重肺结核,累一点就要吐血的陈果夫,马上就陷入了窘境。

最初陈果夫是和他的三叔陈其采一起住。这时的陈其采虽然名声很大,做过清朝军治所第三厅厅长,和江浙财团也有些联系,但基本上是在赋闲,并没有太多的收入。二人坐吃山空,没有经济来源,开销又大,不久便维持不下去了。陈果夫挣不到钱,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在革命党人中,又无足轻重,派不上什么用场,没人拿钱去接济他。不得已,只好回湖州老家。回到湖州,先为友人代课,做一个多月教员。陈果夫后来在《偶忆》的文章中回忆说:“我毕了业,在家无事。恰巧有一位老同学沈鲁夫,在菱湖教体操,有病找不到代替的人,他邀我去代课,我才到了菱湖。他所教的有三个学校,其中两个初小还容易教,一个高小就困难了。听说他们的体操教员,……大都不会教这些器械操的,那末,自然是教不下去。好得我对于此道,尚非外行,所以我去的第一天,就自己操了一套给他们看,他们因此对我无异言,并且我于军事操极重纪律,他们也无人反对,我代了一个多月,彼此感情极好,这是我第一次做教师,而且我代沈鲁夫一个多月课,第一次得到代课费24元。我从这里,才知道真有本领的人才能教人。”这是陈果夫首次自食其力,把得到的代课费,买了许多儿童用书给弟妹们看,自称图书室。在代课时,有两件事给陈果夫印象最深:一是这两个初级小学都有乡土教材,所以这些小学生大概能懂得本地的地理历史。二是当辛亥五月二十日是分龙日,菱湖地方各救火会都将水龙集在一处,比赛其训练成绩,学生自动放假,不来读书。陈果夫认为他们是学习,而在那位南栅小学的校长,则认为学生不守规则,拟各予记过一次,因此,他与其他两位先生辩论了二小时以上。主张处分学生的虽然在教育理论上辨论失败,但为赞成校长的主张,还是不承认失败。陈果夫主张每逢这些日子,反不如由学校的先生带学生去看,并且学习。因为这是实地教育,不一定读书才是教育,陈果夫以后一贯主张生活教育,始终不变。

陈果夫这次回到吴兴,很注意湖州各种志书,搜集研读,研究当地的俗尚与其出产井旁及科学、医学、教育等问题。因湖州人信鬼,故对鬼、做梦、心理、催眠学等作综合研究;为了要破除迷信。民国四五年间,对神鬼、魂灵等,风靡一时,连受过西方教育的伍廷芳博士,亦醉心于此。陈果夫于民国5年春天,因李浩生向他索取陈其美的照片,发现“电感”,也因为受当时潮流之影响,对鬼的问题决心有一个答案。陈果夫说:“民国5年,余偶患吐血之症,因赴杭疗养,并由李浩生先生介绍一医生为余诊视。一日,李浩生向余偶索叔照片,余偶诺之,但未即送。返湖四五月后,一日下午2时,忽忆及之,即检出英叔照片一帧,交邮包裹寄去。翌日,邮差送来李先生一函,余以为收到照片后之回信,认其大速,及拆阅,始知其为索照片而发,谓前允事已隔四五月,未蒙检寄,故重申前请云。余当复函询以为此函之动机与时间,不久,李浩生复称:因忽忆照片何未寄来,故尔催询,至时间则这与余拟检寄照片之时间相吻合也”。

陈果夫以“电感论”代替“有鬼论”,说人的心灵媒介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无线电,或有人称为一种脑波,是不可见、不可闻的颤动,可以传播遐尔。有关及的朋友,心灵早有一种接触,所以心灵无线电易于感受。感应为有所感而生的现象:一人脑中的神秘电力发出电讯,这种电讯达到另一人之脑筋,因而引起思维或影像。陈果夫说:“心灵感应之事实在吾人经验中不时发现。有一最普遍之经验,即数人集聚谈话,谈话之资料转至某人之时,不久某人即至。此种情形之解释,为某人欲至此数人之处所,在未至之先,彼已发出心灵无线电。一人接受此电,感触而谈及某人,在谈论之时,而某人至矣。”“有鬼之说,固荒唐不经,但数千年来,世人因信鬼,不敢为非作歹,道德或法律之制裁有所不及者,因此得一补救,厥功甚伟;今如以灵感论代替有鬼论,使人无所畏惧,相率为暴作恶,则迷信难得破除,其如世道人心何?予以为此种疑问,似是而非,盖电感论固亦具有制裁之力量也。就吾人所知,往往有人欲加害于另一人,被害者发出心灵无线电,向其友乞援,友人若有所感,于不知不觉中从事营救或报仇之工作,则害人者终当伏法。亦有被害者因痛恨仇人之残暴,其怨毒往往藉心灵以侵仇人之心灵,使其形色仓皇,行坐不安,而终至破案伏诛。准此以观,心灵感应之制裁力,较之有鬼论之徒以假鬼吓人者,不更切实而伟大耶?不但此也,如被害者感受心灵无线电,甚为敏捷,则谋害者之所思,均可随时感到,即不难于出事之前设法预防避免危险。如侦查人员或法官当有感应力时,亦可获得犯罪者之思想感应。俗传包龙图善判奇案,或目之为神,实亦无非包氏之心灵感应力,较之一般法官,特别敏捷而已。然则,果能人人培养其本身之电感,或以自卫或以除奸,则作恶之徒,将无容身之地,亦何需乎利用有鬼之说耶?

陈果夫这时看书很多,他说:“民国6年的时候,曾经在笔记一类的书上看见一段记载,说有一个人,人家都称他为花仙,因为他能够移花接木,别人虽则也会,然总比不得他靠得住。他平时栽移树木的时间、土地、天气及其他方法,都与别人相同,就是其中一件事,却很特别的,是对于树的方向的考究:如在原处掘出来朝东的,移了一个地方也要朝东的。他每次栽树,总拿了罗盘向根根细心的对,丝毫不苟,这或者就是他致仙的道理了。”从而做各种植物变色、变种的研究与试验,兴趣极浓。对地方的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改进建设,都有具体的建议。

湖州城南效二里有靓山,为浙西胜地,山麓有碧浪湖,波平如镜,浮玉塔峙其中。陈其美墓地即在山南。陈果夫此时办了一个儿童文艺刊物,叫《碧浪》杂志,以湖名为刊名。他说:“我曾经负责编过一种儿童文艺的刊物,名称叫做《碧浪》杂志。编这种刊物的时候,最困难的是常常感到稿荒。记得那时候我不知写过多少信给许多朋友们要稿子,可是等了好几个月,他们寄来的稿子还是很少。后来我因为右臂伤了,于是用左手又写了许多封反字的信,并限定时期,请他们交卷,这样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刺激,他们才如限交了许多稿子过来。”陈果夫自己也写文章在《碧浪》发表,后来收在由王夫凡编的《果夫小说集》里。

民国6年冬天,也就是1917年冬季的时候,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先生以陈果夫闲居家乡并不是长久之计,从上海去信劝其经商。陈果夫说:“愿在金融界工作。因为我当时想:金融界是商业中枢,我的岳父(朱五楼)又是老金融界的领袖,与人接触的机会也许比较多。在我结婚的时候,金融界的老前辈,大半都已见过面,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是革命党人,是不好慧的二个。到了第二年春天,岳父又来信说:有一家银行、一家钱庄新开,都和他有关系,他要我选择一处。我因为对于银行制度,自己可以看书研究,钱庄是老式的,究竟内容如何,无书可看,不容易知道,颇希望借此机会,进去探究。但一时还不能决定,特地写信与蒋先生商量,他亦赞成我人钱庄,一面要我学一点旧式的东西,一面还希望在必要时可作我们工作的掩护。于是我正式答复岳父,愿人钱庄。这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他以为头脑新的革命党人,总想人新的商业场所,为什么反去学习旧的东西呢?从此以后,他对我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1918年5月,陈果夫离乡赴沪。陈果夫说:“七年五月十五日,予自湖出就晋安钱庄事。搭轮,适遇信大值班。向局购票,主事者云:客票吕角。予购票人舟,初以居信大之室,不与论票价。轮船开,尚有一室空无人,予乃迁之。天将晚,闻隔邻大餐间有争论声。细聆之,知为信大售票员向乘客补找票价也。予俟其事毕,邀来,付以洋4角,以符定章,盖子之票亦未符定章也。其人不受,日:‘我与汝何必如此计较’?子曰:‘吾与汝本无须计较。但此非关个人,乃子与公司与他人之计较,亦即我与我之计较也。惟我与汝相识,尤不能不作一公正之交易’。信大日:‘凡作公正交易,须使众成知,今惟我与汝两人,何必尔’?予日:‘不然,惟其吾济二人外无他人在,尤当如是。盖人之坏每坏于无人处。予不愿此日为予始坏之日,此事为予始坏之事。尔可取去,毋稍客气也’。信大曰:‘予虽取去,奈公司方面并不知补钱者为汝,汝出钱无益也’予日:‘予本不愿彼知也。予不为坏事,即予之进益。予今日出此钱,得能安睡,否则夜间忐忑不宁,虽省钱亦复奚益。再予警以此种事责人,因生平未誉为此种事,故言顺而正。今以此区区之故,使我此后言不能劝人,行不能导人,虽此事人不我知,而予终不能不耿耿于心也’。信大日:‘理虽若是,然出此钱者终不免太冤,想此世亦无如此之愿出冤枉钱者’。予日:‘汝但取去,并就予之见解反复思之,当可知出此钱,并非冤也。至于举世无此等人,汝可不必过问’。信大知予意坚决,始取钱辞出。是夜予得酣睡。”

陈果夫人上海晋安钱庄,工作繁忙,待遇微薄。这是陈果夫首次就业。他说:我的“职务是助理信房。信房先生是经理的同乡,一位老先生。这钱庄因为是新开的,大家都是新进,倒也没有欺生的情事发生。在同事中间,半路出家的只有我和银房助理陈君,他曾经进过同济两年。除我们两人之外,也没有别的人进过中等以上学校,以学徒出身的居多。这也可想见那时钱庄里伙计的程度。不到3个月,信房先生病死了,我就奉命代理。这一代,经理们看我可以胜任,就不另找人了。照章,信房先生月薪32元,我每月只有吕元,既然8元一月的人可以做下去,抵得两个人用,在庄里当然乐得将就,不过苦了我一人,要担负两个人的责任。后来信件一天多一天,我实在办不了,请经理找人,经理始终没有找,累得我病了。我的岳父向他们说话,结果,总算每月加我4元的薪水,如是者两年。第三年春,又加我两元。”

陈果夫不怕忙,也不怕苦。他说:“这一年的夏天,因为庄上不肯搭凉棚,我的坐位正是西晒,下午又是写信最忙的时候,只好挥着汗,不断的伏在桌上书写,加以房子又旧,臭虫很多,职员宿舍里卫生毫不讲究。我的身体本来赢弱,在此种不良环境之下,虽然自己还是小心保养,毕竟又害了一场病。在忙碌中,有时还得偷闲,去帮助人家工作,同时又要学习人家的工作。喜欢舒适疏懒的同事,拿一部分工作要我代做,我也受了下来,因为这样才可以得到钱庄上各部门的知识。在早晨,先是领导许多学徒看洋钿,等这类事告一段落,才能开始处理信房事务;晚上有时出外访友,或者做我本分内的工作,或者翻阅有关银行或经济学的书籍,或者研究我自己所注意的电感与梦问题。总之,我有我的兴趣所在,我愿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愿和庄上的同事同流。”

陈果夫的收入不多,开支不小,不得不做点洋钿生意以资贴补。他说:“我这一点点收入,除自己零用之外,还要接济立夫弟学费,希曾弟零用及济助一班穷朋友的告贷。其实,我这几个钱,就是单作送人情份子之用,都还不够。记得有两个月,送礼送得特别多,每月要耗费16元。我想这样下去,不是一个办法,到第二年春天,便告明几个要好的朋友(为了万一亏本,不能不请他们帮助),同时向蒋先生借了他的存款1000多两银子作为本钱,做了一笔洋钿生意。这生意做的人很多,只是大家在秘密的做,我却托庄上公开的做。不上三个星期,给我赚了600几十两银子。第二年个人的经济问题,得到这一笔意外收入,总算是解决了。”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前,孙中山的历次革命均不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缺乏经费。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先生常常奔波于海外,从华侨中广泛募捐,和外国政府、商界频频接触。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虽慷慨陈辞:“此次归国,身无分文,唯革命精神耳!”但历次革命的教训告诉他,革命虽需精神,但无钱亦行不通。

时上海刚刚兴起交易所行当,孙中山先生认为交易所买空卖空,本钱不大,获利甚丰,是革命党人筹措经费最好的办法。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下,由江浙大财阀虞洽卿出面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参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有许多是国民党人。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也因为经济桔据,为谋生财之道,参加进来了。据曾任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的魏伯颜回忆,交易所正式营业时,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是周骏彦,此人曾为蒋介石的老师。

陈果夫在晋安钱庄做事,与上海交易所本无干系。但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也卷进了交易所的事务中。

陈果夫后来回忆说:

“在民国9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54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因为我比较内行,推我做经理,守梅兄做协理。我就写信到秦皇岛去,邀希曾弟回上海,做代理人。我们这一个号子布置妥当,恰巧交易所筹备就绪,于是一面开幕,一面开张,我的商业经验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茂新”开市第一天,很不顺利。由于用错了代理人,第一天茂新即亏本1700多元。这下可把陈果夫急坏了。因为茂新号只有朱守梅的2000元股本和陈果夫从晋安钱庄借用的1000两银子,现在一下子就赔了1000多,那以后生意还怎么做呢?

经过郑重的考虑,陈果夫重新安排了人,决定以后小心行事,不贪多,只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来。这样,“茂新”号才慢慢立稳了脚跟。

为了更好地做好生意,陈果夫辞去了晋安钱庄的职务,全心全意地投入交易所生意,并规定了“茂新”号的四条原则: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劝客人做多;四,认真。要求职员认真执行。

为调动职员的积极性,陈果夫重新调整职员的生活费。同时向股东会提出,将红利的分派额酌情予以增加。如此一来,职员便比较能定下心来工作,而不再为自己斤斤计较了。

“茂新”在陈果夫的经营下,日渐兴隆。股本由原来的3000多元增加到30000元以上。每天的开支不到30元,而收入即使在最差的时候也有30元以上,最好的时候则有2000余元,生意真可谓茂盛之极。

过了不久,陈果夫又和朱守梅集合很多朋友,组织一家“鼎新”号子,自己兼任协助,排在第四号,专门经营棉纱。金银生意。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等大生意,营业更加畅旺了。这一期间,陈果夫经纪号子大约做了几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20万元以上。

交易所是个投机的行当,买空卖空,充满了冒险与残酷。而陈果夫在这个投机行当里居然如鱼得水,生意越做越大,真可谓投机有门。经营证券交易所的成功。不仅使陈果夫个人能支持在上海高昂的生活费用,也不仅能支持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的陈立夫,而且多次也资助了孙中山的护法革命运动。

经济上投机成功,也为陈果夫以后在政治上成功搭了桥,铺了路。陈果夫卷入交易所事务是由于蒋介石的关系,而他交易所的搭档朱守梅,是蒋介石奉化的同学。陈果夫、朱守梅二人办交易所实际上是在蒋介石支持下办起来的,也就是蒋介石交易所的代理人。

陈果夫与蒋介石两人在此之前已认识近10年,但感情并不深厚,两人的深交是自经营交易所开始。在这个投机取巧的风险活动中,充满着赌博、欺骗、诱惑、冒险、凶残。陈果夫、蒋介石两人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苦心经营,在饱尝了经营中的酸甜甘辣之后结成了知己。

1921年6月,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因病逝世。11月,蒋介石葬其母于溪口镇北约三华里的白岩山。蒋母下葬之时,孙中山为蒋介石的母亲写来祭文,陈果夫作为孙中山的代表专程赴奉化,宣读了祭文。

当时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在上海求学,所需零用钱均来自陈果夫。蒋介石在给蒋经国的信中嘱咐道:

“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银三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

“你有空暇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选几本小说看看。”

蒋介石能将爱子托付给陈果夫照顾,这种亲密关系早已超过国民党中的一般同志关系,为他人无法比拟的。而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两人在经济上为投机伙伴的基础上。

随着交易所的兴盛,蒋介石获利颇多,先后娶了姚。冶诚、陈清如两房测室,又在上海、奉化两地购置寓所,还扩建祖宅,举办私立小学等等。蒋介石家境并不富裕,他之所以有如此多金钱,自然是他这时期在上海搞交易投机生意赚来的。

而作为蒋介石经济投机伙伴的陈果夫也是生意越来越红火,股市价已由最初的30元涨到150多元,到年底竟至200元,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已到了顶点。

俗话说得好,物极必衰。陈果夫的投机美梦做得并不长。1922年初,交易所风云突变,陈果夫他们所有的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了进去。据陈果夫的回忆,在交易所即将倒闭之时,“茂新”办理交割,把收入股票出售得之款,与代商人买人股票应付出之款,两相抵过,还要付给交易所60万元左右,也就是说,陈果夫在这场投机生意中最终还是赔了60万元左右。

如此一来,投机发财是再也不能了。

事后,陈果夫感叹道:“那真好比一场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