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2.徐恩曾“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刘不同对此放一炮:“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1

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谓“中统”,是1938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称“中央调查统计局”。实则“CC”的特务活动,从“党务调查科”时以后,便已由他们在各处进行。由于蒋介石政治、经济的依靠主要在江南,所以“中统”方面的活动,也是先由南京、上海及浙江一带发展起来,然后伸展到各处去的。

约在1929年之后,与各省市指定“肃反专员”的同时,有些省市即设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党务调查科”透选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兼任院长。这些人员,都是老牌特务分子,例如浙江的方青儒、山东的赵伟民、河南的黄凯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人。那些“反省院t’或“感化院”,名义上属于法院,实际上则是特务机关的特设监狱,法院无权过问。他们不过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其非法拘捕。审讯、监禁等罪恶活动罢了。被监禁于“反省院”和“感化院”的人,都是已判了刑的政治犯及由“党务调查科”交押的人员。

在“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之前,即1937年底到38年初,有很短的一个时间,“中统”还有过一个名称,叫“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由徐恩曾任中将组长。1938年春,“中统”迁到重庆后,先设在九道门兴华小学内,后迁两路口川东师范,一直到抗战结束搬回南京为止。

“中统”的组织有下列各部分:

局长室:是总领全局工作的一个办公室,内有主任秘书和秘书多人。

人事科:主管全局人事,由局长室直接管辖。

专员室:由局长室直接指挥,担负设计和联络以及分派临时工作的责任。也有个别专员分配在其他部门。专员的职级弹性较大,有仅次于局长的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或科长的职级,人数也没有一定,最多时曾有30多人。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犊及总务。“中统”的组等于国民党其他机关的处,所以第一组下面就有情报科。秘书科、资料室、档案室及总务科等等。译电室有一个时期也属于第一组,后来改为直属局长室。

第二组:主管党务。实际上以反共工作为重点,其他进步团体组织,也是这个组的工作对象。此外,有关反动帮会、宗教团体、盗匪扒窃集团以及对日伪的工作,也属于这个组。组下分第一、二、三、四等四个科。

第三组:主管训练、组织和对外工作(与其他机关关系和外事),初设四个科,后来把管经济的一个科扩大为经济调查处,就剩三个科。

经济调查处:是由第三组经济调查科扩大而成,专稿日伪经济调查和解放区经济调查工作。该处成立以后,另设处址于重庆观音岩市立医院附近,单独使用一所大楼房。

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电台、电讯器材、通讯,沦陷区交通以及对解放区的特务秘密交通。

研究室:专搞反共反人民的阴谋策略,和对共产主义理论策略和史料进行所谓研究工作。

统计处:这个部门是抗战中期筹组了很久的一个单位,目的在于扩大挡案工作,和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由陈果夫主持)相呼应,将国民党党内党外(特别是与蒋介石对立的)的重点人物的有关资料,编成编目纪录卡片,随时供蒋介石查询了解。在方法上,完全抄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登记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一个空架子,特别是在徐恩曾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而垮台之后,这个处就名存实亡了。

实验区:即所谓“重庆实验区”。“实验”这两个字,用在这个特务机关的名字之下,其内容可以想见。当时,“中统”是要以局本部所在地的地方特务组织作为“实验”,弄出一套可以“示范”的东西来,向全国各省市调查室推广。这个直属于局本部的地方特务单位,地位相当于省调查室,基本上同省调查室的组织一样,但是人员比省调查室为多,并且更着重于“行动”工作。所谓“行动”工作,就是绑架、逮捕。拘押刑讯,纠合流氓捣乱等勾当。重庆地区的这些“行动”,都由“中统”局本部指使“实验区”。“实验区”在重庆市区。郊区、南岸、江北和重庆附近的几处大乡镇,都设有秘密机关。

除了省市调查室之外,还有一些由局本部这一条指挥线牵着的其他组织,如(一)交通部调查统计室(季源溥负现):(二)财政部盐务调查工作组(顾建中负责);(三)海外部工作组(先是陈宗周,后是谭永昌负责);(四)司法训练工作组(洪兰友负责);(五)内政部县长训练班工作组(李永懋负责);(六)外交部公务员联谊会(张道行负责);(七)中国文化服务社工作组(刘百闵负责);(八)教育部工作组(温麟负责)。此外,随着“CC”势力的伸展,后来财政部统税署等机构,也有类似的组织。

“中统”组织庞大,人数众多,主要不是积于上层而是向基层扩展。除了军、警、宪这些军事部门基本上没有“中统”的“蚯蚓(他们自己用这个名词称呼打入各个部门的不露身份的特务)之外,在别的国民党机关范围里,由中央的院。部、会,至各盛市、县政府,都有他们的踪迹。以1941年“中统”人事科的统计数字为据,其人数如下:

局本部488人重庆实验区137人

各省市9655人各部单位2000人

民众团体300人外围骨干960人

上述人数共为13000多名。其中“各省市”数字,包括县级人员在内;“各部单位”数字,包括银行、金融财贸机关在内:“民众团体”数字,包括黄色工会、帮会道门等在内。

“中统”组织中的人事制度与人事管理情况,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党务机关,也不同于“军统”。它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时期,全部人员是照军事机关编制的,徐恩曾是少将处长,以下是校、尉之类的职级。直到“军委会第六部第四组”时期,还有军事编制,到了重庆之后,有一段时间,即不是文机关,也不是武机关,因此既不按一般行政机关支薪,亦不按军事职级发,而发“生活费”。

后来,蒋介石以手令指定“中统”的编制完全照中央党部的编制,于是“中统”

的局长相当于“中央”党部各部的部长,以下有处长、科长、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等。每月的“生活费”就照这些职级发给。

因为“中统”的人多,相当于科长以上的老特务无法安置,故在“中央”党部的编制之外,“中统”自设了“调查员”的名义,他们所支的“生活费”有多有少,有些分配于各组、处、科的“调查员”所拿的“生活费”比科长还多。有些“调查员”是常年派在外面省市的,其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处长的,如当时的广西调查室主任蒋静一、粤汉湘桂督导徐政等,都是老特务,但在局本部的名义还是“调查员”。“中统”的特务活动经费也很大,除正规编制开支之外,其超额数字,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费”项下支付。

“中统”为了疏散拥挤在局里的许多特务,同时也为了深入和控制更多的机关部门,为“CC”集团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经“CC”高级会议考虑后,决定把一批人分布到公开机关里去安身。如叫大特务顾建中打入盐务部门,季源溥打入交通部门,孟九、王思诚打入粮食部门。又如由洪兰友所搞的司法官训练所,把特务改装为检察官,再派到司法机关去。还有,李士珍搞的短期警官训练班,刘百闵手下的文化服务社各省市分社,朱元懋控制的正中书局各地分店,都容纳了一批人。又如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也有一批“中统”特务到高等学校去当“训导”,或到国立中学去搞“教育”工作。通过陈果夫的关系,在中国农民银行里也安插了一批人。

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中,“CC”集团也抢到了许多东西和地盘,且包括不少特别容易获利的企业在内,如(一)华北企业公司,内有天津的卷烟业、面粉业、酿酒业等,由骆美美负责;(二)东北企业公司,由齐上英负责。(三)青岛企业公司,有啤酒公司、冰厂等,由李先良负责;(四)上海方面抢得特别多,包括有面粉业、卷烟业、酿造业、地产业、印刷业等等,由吴倚沧负责。《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大报,也到了“CC”的手中。此外如湖北应城的石膏公司、南京新街口的华华商尝上海的华华公司等等,都是“CC”的“事业”。

在银行方面,除了中国农民银行由陈果夫任董事长之外,抗战结束后,赵棣华又进了交通银行任总经理,吴倚沧任中央信托局总经理。“CC”在财政金融方面及工商企业方面的势力范围,都愈来愈庞大,在所有这些部门,当然也可以容纳一些“中统”人员。

凡是“中统”分子,不论派到哪个部门去,特务工作是不会中断的,他们有的与当地“中统”调查室保持联系,有的则直接向局本部联系;“中统”组织也相应地向他们发指示。他们不同于普通的“CC”分子,因为他们还有“娘家”。有的在外面搞了许久之后,“中统”又把他们调回来。比方派到正中书局搞了相当长时间的朱元懋,到了叶秀峰接管“中统”之后,又把他调回局本部去当秘书。“中统”局本部的特务,随身携带的证件有两种,一种叫“调查证”,一种叫“职员证”。领用“调查证”的,多半是常有外勤工作或对外联系较多的人。但同时也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较高级的特务都领“调查证”,一般的特务则只领“职员证”。“职员证”只证明持证的是甚么人;“调查证”则除载明姓名、年龄、职别等等之外,在另一页上还载有“希军警宪机关予以工作上之协助”及“准随身携带自卫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发”等条文,这就是从事罪恶活动的特许证。

“中统”特务除了有“调查证”或“职员证”外,一般都有证章。证章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民党部的圆形证章,这和其他各部的一样,上面都有“中央党部”

四个字;另一种则是“中统”局本部的出人证,只有钮扣子这么大,常常更换,有时一年更换两次,那上面没有机关名称,只有一个或两个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等于一种暗号。至于在外边活动特务,则很少挂什么证章;但是如果为了特务活动而有需要时,“中统”机关可以给以任何机关的证章,用毕缴回。这固然很便于纵容特务去胡作非为,而有时出了甚么毛病,还可以嫁祸于人,自己抵赖。

“中统”的特务要放到别的公开机关做事时,最初有一件伤脑筋的事,那是因为蒋政府本来有一套所谓铨叙制度,大大小小的官都要有甚么证书之类的东西,以凭任高职。特务们在“中统”混了多年,根本就没有这套东西,事实上也不可能出具证件,证明某人有多少年特务经验,或做过任何职级的特务;所以要做公开的官,就有点麻烦了。后来,徐恩曾得到蒋介石的准许,把“中统”的人一起报到“中央”党部,用“从事党务工作”的年资,参加中央党部工作人员的甄审,然后每人发一张“甄审证书”,有的是“同委任”,有的是“同荐任”,有的是“同简任”,每种还分若干级,特务拿了这张东西,再送到铨叙部去经过一番官样手续,算是变做政府的“官员”,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如果谁以为某某人是蒋介石某某机关的甚么官,而不是正牌特务,那就会看错了。

还有一种以“学者”身份取得做官凭据的特务,如果只看他的铨叙证件,也会上当。比方徐恩曾的亲戚穆某,东抄西凑的弄了一本所谓“著作”送去审查,竟搞到一个“荐任一级”。其实他并不是甚么学者,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统”特务。特务中有些老粗看了眼红,就发牢骚说:“多写几个字就官高些,我们不写的就得不到1弄得徐恩曾要在纪念周上就铨叙的事欺骗一番,借以压制不平之气。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总裁说过:我们的主要力量,一是军事,二是政治,三是经济。我们负担的是政治工作的核心工作,谁看不起这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谁还要争官位,就不配在我们这个团体呆下去。”这样的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连徐恩曾自己在内,他们谁个不争权夺利,抢地位,刮钱财?当时,还未脱离“CC”且在“中统”当专员的刘不同,就对徐恩曾的话放过一炮,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刘不同素以泼骂出名,他在躲警报时,站在防空洞,照例要放些炮,常引起小特务的共鸣。因此徐恩曾根讨厌他,在徐恩曾垮台之前,便把他搞出去了。

关于蒋政权内争权压利的事实,连“中统”创办人陈立夫自己也承认。有一次在他的防空洞沿躲警报,就发表过一番“名言说论”。当时,他左右“敬聆雅教”

的,有“CC”大将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

陈立夫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简单到如何呢?陈立夫说:“关系不外是三种。”

陈立夫说:“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事业;以组织为基矗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唯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的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日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如果军需同部队长没有这种关系,军需干不好,干不久,否则部队长是我们所谓聪明才智明人要骂的大傻瓜。如果长官和总务关系好,除开钱以外,很难有别的主要内容。在发国难财的时期,这个关系压倒了一切其他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人这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这种关系不是我们发明的,中国自古就有,不过有时厉害,有时遇着高明的帝王将相就压抑一下,可是不能消灭。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须是这种关系猖撅的时候。除开裙带关系,属于这一种关系的还有同乡、同学、同宗、同族、同甚么的许多同,于是就靠着这个同字,一同升官、一同发财。我们要打破它,甚么办法都无效,只有用法子代替它,就是用第一种关系代替它,当然也代替了第二种关系。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1

平心而论,这个“CC”和“中统”头子所说的话,“长”则“长”矣,却还不算太“臭”。他以蒋介石的党、政、特务要员的身份和经验,确能抓着些痒处。问题只在于他尽管慷慨而言,大有“痛心疾首”之态,但若是查一下陈家兄弟和蒋介石的关系,在那个“性”字上面,虽不如孔、宋的亲密,又何尝逃得出“美其名曰亲友”的一关?其次,如果陈立夫以至于潘公展之流的“CC”头子,果真是只重“政治关系”而不重“经济关系”,他们那许多财产,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又凭什么能在美国过其寓公生活?陈立夫这个“唯生主义”的“理论家”又何以维其“生”?所以,无论是蒋介石这样的“帝王”,或陈立夫这样的“将相”,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实质上都是一丘之貉。

当时,陈立夫还说:“我们的政治关系,要不同于外国那种纯粹办事的文制度,要把组织力量发展散布到任何一项事务工作里去,就是邮局、电报局和银行等等,也应该在内。只有这样的人事关系才可靠。”这几句话,倒颇能表达“中统”的目的,这个作为蒋介石鹰犬的特务机关,就是要把鹰爪和触须伸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一面加强其反共反人民的工作,一面也企图从强固蒋介石的统治基础上,强固其小集团的政治地位,并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尽管陈立夫口头上不满于“亲友关系”,但在“中统”的首要人物中,徐恩曾就是他的表亲,叶秀峰就是他的同学。可见他与他的主要部属,就离不开“性”宇和“同”字的关系。

“中统”主要分子的来源,简言之,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蒋介石浙江官僚系统中的嫡系。徐恩曾、叶秀峰。张道藩(参加“中统”

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朱家骅(曾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地位兼“中统”局长数年),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有些不是浙江人,但属于这一官僚系统。

(二)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收买的叛徒,“中统”所使用的叛徒在数量上不比“军统”少,在使用的分量上还比“军统”重。如红九军的叛徒何畏(后改名何云),红二十六军叛徒杜衡和陈建中等,都属于这一类。(陈后是台湾蒋经国手下的特务头目之一)

(三)国民党中央党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又再改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经陈果夫、陈立夫选送到“中统”去的。其中被提拔到组长、处长级的如谢永存和跟在陈立夫身边的温麟等人。

(四)由中央军校毕业生中吸收的分子。如王思诚、张志鹏、齐耀荣等都是。

(五)通过“CC”组织,在各大学毕业生中选用的,如项本善、张兆翔、牛传钦等。

(六)从反动帮会流氓集团中物色的,如陈庆斋、庆深庵(即庆玄)等,以及由国家主义派、改组派“行动”特务转入“中统”的。

(七)由“中统”自办的训练班培训出来的,如青干班。江北训练班、海外班、侨训班等毕业生,在分配工作时有些就人了“中统”。

(八)由私人介绍,经试用合格,成为正式特务的,如童世纲、胡祥林(朱家华介绍)、邓纫(刘建绪介绍)等。

现在就这些主要特务,个别地谈谈。

“中统”的大头目徐恩曾,交通大学(即原南洋大学)毕业,后来留学美国,学过电机工程,所以他除了以党官的姿态出现之外,还以工程师的姿态出现,抗战期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他还是负责人之一。他平时也阅览英美出版的科技书刊,自己也常常开汽车,还夸说自己开长途汽车比一般司机开得好,并且会修理。所以不知内幕的人,还会以为他果真是个工程师,却不知道他是特务头子。

徐恩曾家里本来有老婆,但是在抗战前,便与留俄学生中的女叛徒费侠(湖北黄破人)关系很密切。后来由徐恩曾的爪牙替他把条件讲好,他就抛弃了前妻,和费侠同居。通过费侠,徐恩曾又拉了留俄学生中的西门宗华和托派的叶青之流,为蒋介石政权效犬马之劳,叶青还自吹是“理论家”,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徐恩曾不善于说话,笔下也极为迟钝,字也写得很差,连一个签字,也只有熟悉他笔迹的人才知道是他,否则绝对认不出是徐恩曾三个字。记得有一次,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什么刊物上,刊了他的一篇文章,印出来的作者名字,竟变成“徐思予”,其书法之“精彩”可以想见。从此他也将错就错,凡是公开发表东西,就用“徐思予”作笔名。许多人看了这个名字,还不知道就是“中统”的特务头子。

“中统”也和“军统”一样,对下行文下令,只用代名。抗战初期,“中统”

局本部用“程恭”为代名,后来又改为“盛励”。“程恭”与“成功”谐音,“盛励”亦即是“胜利”。这些代名都由徐恩曾用毛笔写好,刻成签章,在文件上盖用。

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经常要把自己打扮得威凌一切,而是有意装出一种儒雅书生的气派,以示斯文。他对人低声说话,而且常常满面笑容很少发脾气骂人,甚至重话都不大讲,在行动举止上也很少张牙舞爪的样子。因此可以说,从表面到骨子里,都是一个极“阴”的人,他对付人,也爱用阴狠的手段,使你事前不易发觉。记得有一次,他把邹韬奋找去谈话,座中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一个潘公展(“CC”

高级分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徐恩曾和邹韬奋是交通大学的老同学,本来就是认识的,因此他用上海语音很重的普通话对邹韬奋说:“老旁友(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在这个年头,谁满意现状哩?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我只希望你帮个小忙,你可以做到,就是希望你不要替共产党说话。这个要求总不算过分吧?”,你看,既说“希望”,又请“帮忙”,最后还来个“要求”一个特务头子这样地对待一个进步文化人,岂不“客气”之至?

当时邹韬奋以锐利的眼光透过深度近高眼镜望着徐恩曾,坚决爽利地回道:“办不到!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我今天承你和潘部长在这里约见我,我没有别的希望,也只希望你们帮点小忙,做到或做不到在你们,我希望你们允许我有这个自由。”他以希望对希望,回了徐潘两人一枪。

徐恩曾知道无法使邹屈服,不待潘公展插嘴,马上装出一副笑嘻嘻的样子说:“我一定拥护你有自由,不骂国民党的自由,好不好?老旁友(老朋友)!在此地吃吃便饭吧,快中午了。”

邹韬奋并没有领这个情,立即起身告辞。待邹韬奋走后,徐恩曾即对潘公展说:“这种书呆子不要正面打击他,你们只公开敷衍他好了,等我来收拾他1这种面较心毒、笑里藏刀的手段,就是徐恩曾的特色之一。

徐恩曾对于叛徒,在表面上也总是以“客气”相待。比方何畏叛离出来时,徐即把他安顿在“中统”局本部顶里面饭厅后边的房子里,除生活日用一切供应之外,还把何畏的妻儿一起接来与何畏同祝徐恩曾本人还不时到何处看看,问长问短,装作关心。但与此同时,徐恩曾又关照杨为(也是一个叛徒)同何接近,谈理论,研究问题,表面上也一点不防备他们,但暗地里又叫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派人专门注意何畏。杨为的言动,并要每天用书面向局长室报告。他对何畏的暗中监视,足足持续了两年之久。这种手段,当然也不止对何畏一个用过。

徐恩曾这个“中统”头目,也喜欢人称他为“先生”,因此特务们当面都不称他为局长,而只是“徐先生”长,“徐先生”短。说也奇怪,自从有了“蒋先生”之后,跟着又有“胡先生”、“戴先生”、“徐先生”……,这可能是一种由自卑和自尊心理杂交而生的心理。

徐恩曾为人鄙吝,爱钱如命。他垮台以前,在据称属于“中统”这个“组织”

的许多企业中,曾耍过各色各样的滑头。在不少民营工厂及汽车轮船运输公司中,也有他的干股。就为财利问题,再加上和“军统”之间的明争暗斗,发展到最后,终于弄出了中印缅国境交通线上的走私案件,被戴笠抓到把柄,向蒋介石告了一状,以致垮台。垮台之后,他索性大搞生意,曾做过贸易和运输生意,也办过农场,搞过打捞公司,在生财之道上,真是无所不为。

在徐恩曾时代,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局长室的主任秘书孟九,他是徐恩曾的主要帮凶。孟九在“中统”始终搞内勤工作,老是坐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或同内部各头目接谈,很少对外活动。在孟九调出去之后,接替他的是朱家华系人物刘次肖,他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幕僚,在抗战中期已接近60岁。虽然其时“中统”是由朱家晔以中央党部秘书长而兼当局长,但它毕竟是“CC”所创的“事业”,所以朱系人物很少实权。

第一组的组长,先是梁辅承,后是张国栋。梁辅承原来是改组派分子,在抗战初期至抗战中期,都很得徐恩曾的赏识,一时成为“中统”的红人。因为他不是“调查科”出身,也不是“CC”班底人物,而是半途参加的,所以被“中统”的老特务视为外人,而梁辅承本人却处处自以为是徐恩曾的亲信,因此相互之间,矛盾日深,后来终被排挤出去了,而由张国栋接替。

张国栋是广西人,曾留学日本,原系第一组第二科科长。此人个子矮小,行动神态也像个日本人,连他老婆也像个日本人(一说是台湾人),他们夫妇谈话时也用日语。这个“中统”高级特务,对徐恩曾则绝对服从,做反动工作则拼命卖力,因此“中统”站得既稳且久。徐恩曾垮台之后,“CC”中枢还调他到内政部当司长。

第一组的主要头目还有项本善,安徽人,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校时已是“CC”分子。这个特务平时不多讲话,开会研究问题时,则说得出一套对特务有用的办法来。所以也成为徐恩曾最亲信分子之一,地位仅次于张国栋。他主管“中统”全国情报系统达5年之久。到1940年夏天,主动辞去,徐恩曾一再留他,他也不愿再留,最后终于闹翻。

项之离开“中统”,是被陈诚挖走的。因其时陈诚把三青团中央团部抓到手,一心想建立自己的全套体系,也准备搞一个“调查处”,弄出一套特务组织来,他急于凑一个班底,就由项的同班同学郭骥(又名郭外川)把项接了过去。其时陈诚是战区司令长官,常住湖北,有一次项坐汽车去看陈诚,在途中翻车毙命。

在第一组搞情报的主要特务,除了张、项之外,还有广东人陈积中,是项的助手。在第一组主持资料工作的,则是女特务陈文昭,她是一个叛徒。第一组全部资料编目和增删工作,都归她布置。

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是四Jll江津人,黄埔军校出身,与消孟九同时参加中央党部“调查科”是“中统”老特务之一。他所主持的第二组,与第一组都是“中统”

的重要部分,其罪恶活动,与张国栋、淄孟九等相较,毫不“减色”。

第三组组长先是高春,后是谢永存。高春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由“CC”送往意大利留学,学过法西斯特务工作的一套,被认为是“中统”的“少壮派”分子之一。。他和项本善一样,都被徐恩曾视为后起之“秀”。

就认为后起之“秀”的高春,和项本善一样,后来也不安于“中统”,通过陈果夫的关系,‘调到“CC”别的范围去了。高春走了之后,由谢永存接充第三组组长。谢永存是国民党中央学校毕业生,存徐恩曾“第一处”处长的时代,已在该处的训练科(科长王立亭)工作。谢永存在第三组所搞的,主要是特务训练和外围组织的工作,附带也搞“经济调查”,范围相当宽。

由第三组经济科扩充而成的经济调查处,处长是李超英。此人籍贯浙江,曾留学英国,属朱家骅系统。

交通处的处长,一直是由满脸横肉的徐白光担任,他是广东梅县人,和孟九、王思诚一样,在“中统”的职级,仅次于徐恩曾。交通处主管“中统”全国性的特务很多,尤其是外围和雇用的爪牙更多。“中统”的交通组织,利用反动帮会、盗贼集团、码头地痞、封建把头、汉奸流氓等等,建立所谓“黑线交通”,只求达到目的,不问是否犯罪。这个交通处,又和坐守在蒋政府交通部的“中统”大特务季源博密切联系着,以公开的交通配合秘密的交通,交通部的西南公路系统和铁路系统的黄色工会,大部分均由季源博掌握。

与各组、处平行的部门,有一个研究室,负责的是江苏人杨为。杨为在“中统”

的本职是专员,并兼研究室主任。他是曾在莫斯科留学的叛徒,被徐恩曾看作“精通”马列主义的“专家”,并认为他对共产党的组织有“研究”。

人事科的负责人是翼某,江苏人。这个科只管有关人事的登记、册卷档案和证件收发等事务性工作。至于人事权,则属于局长室。“纪律制裁”权也在局长室,遇有特种“违纪”案件,也由局长室临时指定专人负责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