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4-34章 古城迎春


刘亚楼接见了毕鸣歧等人,对他们说:“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工业城市,我军诚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你们自动放下武器,我军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及行动自由。否则,我们将按原计划攻城,并对首要分子严惩。现在,我当着你们4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敌要在1949年1月11日8时前放下武器!”

1月10日,4位代表第2次出城,要求放宽期限。刘亚楼准其推到12日18时前放下武器。次日,4位代表第3次出城,声称:“陈长捷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两位军长有些犹豫,要求携带轻武器回南方去。”

解放军方面的代表当即予以驳回,要其认清时局,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并再次告诉他们:“我们说到做到,勿谓言之不预。”

解放军又通知来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的傅作义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守敌于13日12时前开出城门,听候处理,否则14日攻城。傅作义反命令陈长捷:“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

陈长捷唯傅作义马首是瞻,他发疯似地吼叫:“我们要效仿斯大林格勒战术,逐屋抵抗,坚守三四个月!与天津共存亡,必要时把天津全部烧毁!”

1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开始了!天津城西,李天佑的第1纵队、刘震的第2纵队;城东,邓华的第7纵队、段苏权的第8纵队;城南,詹才芳的第9纵队一齐向天津攻击。天津的大地开始颤抖,炮弹在吼,连绵不断。从天津和平门两侧至天津北站九里宽的地段上,炮弹如冰雹般地袭击敌人的防御工事,顷刻之间泥土飞扬,黑烟冲天,敌军碉堡被炸得四下崩塌,铁丝网、木桩、砂袋、冻土块全炸得飞上了天,敌阵地地雷也被引爆,地面到处是坑,铁丝网炸成一段段地东歪西扭。敌军炮火被压制住,根本无法还击。

经过1个多小时的炮击,西城和平门围墙工事和堡垒火力点,已大部被摧毁,并在西城42、43号碉堡之间,炸开一条数丈宽的大缺口,解放军将士随即向着纵深奋勇进击。天津护城河此时结了冰,那蒋军原以为护城河不会结冰,每日放水,结果每放一次水便结了一层冰,冰愈结愈厚,河上已能行人。蒋军所恃的安全带,一下子不安全了。解放军从护城河冰上越过,向敌军阵地进击。

敌86军东阵地多处被解放军突破。刘云瀚派兵增援反扑,没有成功,解放军又突破62军的预备阵地,陈长捷急派总预备队保安师增援,被解放军一击即溃,败下阵来。

解放军从东西两面插进来,城南又被解放军猛击,各个突破口都展开了恶战。双方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蒋军坦克出动,立即遭到解放军反坦克炮猛烈轰击。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纵队分左右翼分头向市区猛进。巷战、街垒战十分激烈。蒋军从街心碉堡里喷射出交叉火力,封锁道路,从高楼上掷下手榴弹,从窗口拽出炸药包,用立体封锁方式抵挡解放军。解放军编成3人一组、4人一队的战术队形,交替掩护,穿插分割,进行逐屋逐街的争夺。战至黄昏,第1纵队左翼进到市中心区。

黄昏之后,蒋军纷纷向金汤桥靠拢,越挤越密,互相残踏,盲目扫射。解放军架起平射炮,将敌人的桥头碉堡摧毁,击毙敌师长,占领了金汤桥。

解放军西路2个纵队和东路2个纵队在金汤桥胜利合师,天津市的蒋军被拦腰斩断,敌阵地被分割成数块。

15日上午8时,解放军向敌警备司令部大楼发起攻击,用炸药将司令部大门炸开,冲进院中,同敌人逐屋争夺,很快占领司令部大楼。陈长捷已转到地下室,两名解放军战士跟踪而至,大吼道:“别动!举起手来!”

陈长捷有气无力地说道:“我们缴枪!我们缴枪!”尔后向全体守城蒋军下达了“缴枪投降”的命令。

警备司令部附近便是广播电台,解放军进去之后,对正在广播的播音员说:“小姐、先生们,可以休息了!”几个小时后,这个电台换了另一种声音,它向全国宣布:“天津解放了!”

天津战役共进行了29个小时,共歼敌13万多人,打死打伤1.1万人,生俘陈长捷、秋宗鼎、刘云瀚、林伟俦等将领,缴获各种炮1100多门,轻重机枪3500多挺,步枪5.4万多枝,汽车800余辆。

天津解放了,黄克诚以军管会主任的身份,走进天津。他不骑马,也没坐车,而是步行。他身边没有工作人员跟随,只有1个警卫员在身后,黄克诚身上棉军装和战士们一模一样。他在军管会办公室对大家宣布:“我黄克诚进天津时穿着这身衣服,有一日出天津时还是穿着这身衣服,保证原封不动。”

困守在北平的傅作义此刻内心矛盾重重,他曾经是抗日爱国将领,后来又是华北“剿匪”总司令。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除异己,与蒋有较深的矛盾,但蒋介石把华北60万军队交给他统领,他便通电全国:“如果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执鞭!”

早在1948年初,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就指示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接近能影响傅作义的人,促使傅作义起义。

在共产党物色的去作傅作义处工作的地下党员中,有傅作义的大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这时也从天津大公报社调来北平。在这些地下党员中,杜任之起了很大的作用。杜任之的公开身份是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山西大学教授,同傅作义是同乡,又是老交往,关系颇深。他的胞弟杜敬之是傅作义的军医,又被傅提升为军医处处长。1948年夏,杜任之便奉命由太原来到北平试图动员傅作义率部起义,但没有得手。他便退后一步,通过傅作义的恩师刘厚同去做傅的工作。

刘厚同年近7旬,是辛亥革命的老前辈,他在人们心目中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曾担任过甘肃省军政部长兼总招讨使,现在是傅作义的少将参议,出谋划策的人。刘、傅关系深厚。傅作义当年单枪匹马在奉军撤退时能够出任天津警备司令,蒋阎战争阎锡山逃到大连后,傅作义能够出任绥远省主席,后来傅作义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皆因刘厚同的高参起了作用。

杜任之通过他人介绍,和刘厚同一见如故。但涉及敏感问题,杜不得不十分谨慎。他含蓄地问刘:“在目前形势下,傅将军是否会另作它图?”

刘厚同不直接回答,反问道:“杜先生所说形势是指什么?”

“国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共军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主动权,这是人所共知而且无法否认的事实。”

刘厚同也持这种观点,便说:“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我曾多次对宜生说过,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得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不合人民心愿,违反历史潮流,必然失败,依我看,南京政府维持不到一年半载了!国民党江河日下,这是不可逆转的。”

“既然看清了形势,按刘老和傅将军的关系,何不劝他放弃目前固执的主张,另走一条生路和中共和谈,和平解决北平。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傅作义本人也不失为一个英雄!”刘厚同道:“宜生是一个倔强的人,宁肯杀头也不肯投降。至于和谈的问题,他也曾想过。他的意见是,按照中共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他傅作义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先在华北实现和平,然后促进全国和平,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傅作义本着这种愿望,于1949年1月17日,通过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以及彭泽湘、符定一等转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先生:

  我不愿再打内战了。为了保卫北平的古迹,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坏,我愿意接受毛主席的领导,接受和谈。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我手下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200架飞机。过去我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现在我已经认识到这种想法、做法是彻底错误了。今后我决心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傅作义于1948年12月11日派出《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作为谈判代表,李炳泉又是地下党推荐,是傅作义和共产党两方的联络代表。傅作义让他们2人携带电台一部及报务员、译电员乘车秘密出城。他们来到三河县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刘亚楼接见了他们。崔载之谈了傅作义的谈判条件:组织华北联合政府或华北行政委员会。刘亚楼则回答说:“解除武装是前提条件,绝不允许保存军队,更不同意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双方条件相距甚远,谈判无法进行。

崔载之回到北平之后,傅作义便命参谋长李世杰:“你好好准备打吧,双方条件差距太远,根本不能谈!”

李世杰道:“我们是军人,在未实现和平之前,自然随时准备打仗。但打仗容易,谈和难,谈和需要更大的勇气。希望总司令慎而思之,不要感情用事。”

正当傅作义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王牌35军被歼,他悲痛欲绝,哀叹道:“这下我的政治生命完了!我现在成了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只剩下坠毁、埋葬自己了!”

他的恩师刘厚同走进来,口气坚定、不容置辩地说:“不!只要脊梁不断,就永远不会趴下,你的旧政治生命完了,可以开始新的政治生命。蒋介石现在日暮途穷,自顾不暇,大局已不可为。他要你率部南下,是拿你当替罪羊,利用你来挽救他的危亡。可是能挽救得了吗?你如果南下,只能使北方子弟兵与他同归于尽。况且现在北平陷入重围,南下已出不去了。同时,你要回绥远也不可能了。时至今日,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现在我们与中共和谈的资本虽然远不如过去,但和议一成,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护,这可是深得人心的大事啊!”

傅作义的另一位老朋友、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也规劝说:“傅先生是发奋有为、励精图治的,但是,你毕竟是叶,所依附的根已经腐烂了。所以,你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所作为,局势变化太大,你不如趁此机会脱离腐根。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山东,对全局情况不甚了解。到了北平,我接触到的事情多了,看的也透了。觉得自己从一个低台阶攀上了高台阶。我现在知道跟蒋介石走下去是一条绝路。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不是蒋先生撤了我市长的职务,而是我何思源脱离了老蒋的羁绊!”

傅作义请何思源去南京探听消息。何在南京下榻李宗仁住处。何、李是莫逆之交。他们几乎每夜都谈得很晚,时而乐观,时而伤感,但更多的时间是一筹莫展,茫茫然然。何思源返回北平后对傅作义说:

“现在南京政府四分五裂,勾心斗角,蒋介石还想靠杀人来稳住天下,这当然只是他一相情愿。他已经管不了我们,你应该彻底挖根。万万不可搞南京那些政客、党棍那一套。对和谈不能再犹像观望,已经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

杜任之奉北平地下党组织之命,和刘厚同老先生一起告诉傅作义:“不要心灰意冷,立功可以赎罪。共产党光明磊落,有路线,有政策,一向是说话算数的。共产党绝不会像蒋介石那样不讲信用。只要接受和平条件,和平解放北平,对国家、对人民就是一大贡献,是会得到中共的宽待的,如果一再拖延,解放军围城已久,不能再等待,一旦城破,岂不是罪上加罪。”

傅作义这才鼓起勇气,于12月23日给毛泽东发了电报: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毛泽东接电大喜。他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派一位可靠之人,通过傅作义亲近的人引见,当面对傅作义讲清:

1、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傅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同时,我方也不能接受傅作义的这种做法。

2、傅一直追随蒋介石反共,我方不能不将他和阎锡山、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宣布他为战犯,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位更立即加强了。他可以借此大作文章,表示除与我们坚决打下去再无别的出路。而实际上,则与我们和谈,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使我们有理由赦免他。

3、允许傅编1个军。

4、傅给毛的电报已经收到,毛认为他的做法不切实际,应按上述办法办理。我方才能接受。

5、谈判代表崔载之态度很好,欢迎今后再来联络以传达双方意见,但我方希望傅作义能派出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同崔一道来谈判。

6、傅没有去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是对的,今后也不能再去,否则有被蒋扣留当张学良第二的危险。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委托李炳泉进城,通过崔载之等人引见,当面向傅作义陈述6条意见。傅作义解除了一些顾虑,决定派少将处长周北峰为代表,邀请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教授一起去谈判。

周北峰早年留学法国,后任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是傅作义的同乡,又是谈判老手,他曾代表傅作义到延安和贺龙、肖克商谈过合作问题,毛泽东、朱德也接见过他,后来多次担任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与八路军谈判。

张东荪曾在1916年担任过北洋政府参议院秘书长,不久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30年起任燕京大学哲学教授。

周北峰、张东荪2位教授驱车出西直门,过万牲园,在白石桥下车后,穿过火线,到了海淀镇西南角的一个院子,对上了“找王东”的暗号,由解放军的一个干部陪同,乘吉普车到了西山的一个小村庄,见到程子华,由他派吉普车把他们送往蓟县。

聂荣臻会见他们,并问他们:“傅作义将军这次谈判有诚意吗?”

周北峰道:“我看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的条件。”

“条件很简单,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统辖的全部部队和地区一起谈?”

“我是奉命来谈全部问题的,包括平、津、塘、绥的一揽子和谈。”

稍许,聂荣臻猛然问道:“历史常常很有意思地走回头路,不知傅先生是否还会采取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来个困兽犹斗、负隅顽抗?”

“不会,不会。这次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这是大势所迫,人心所向,只有这条路。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可能费些周折。”

“那很好。请你电告傅将军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在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

傅总部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次日上午10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来到周北峰、张东荪的住处,和平谈判正式开始。

林彪首先发言:“周先生,你昨天与聂司令谈的,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几位一起同你见面,想请你谈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

周北峰道:“昨天夜间我已同傅先生打了电报,说我们已安抵蓟县,并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正式商谈。傅复电很简单,只有‘谈后即报’四字。”

双方在6天内进行了3次会谈。刘亚楼把《会谈纪要》整理出来。纪要的最后一句话是:所谈各项务必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都在纪要上签了字,周北峰也签了字。轮到张东荪时,他说:

“我不签字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将军,只能在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这次我不回城了,返回燕京大学后就起程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

周北峰回到北平,向傅作义作了报告,并把《会谈纪要》交给他,傅作义看后并不说话,在屋里来回踱步。

是时,前来相助的前东北军将领马占山说:

“我看你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刀把,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叫他帮你分担点,看怎办好?”

邓、马、傅是抗战时期的结拜兄弟,互相倚重,私交很深,傅作义欣然应诺,派专机去包头接邓宝珊来。

邓宝珊民国初年就是国民军宿将,久负声誉。他对蒋介石反共政策不满,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他曾去过延安,毛泽东请了李鼎铭为他治病。邓应邀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出席了边区劳模大会,并以来宾身份致词,赞扬边区军民生产的成绩。抗战期间,邓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守榆林,同中共相处甚好,有两党关系中有鲁子敬之称。

1948年8月,傅作义邀请在三原家中静观时局变化的邓宝珊担任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因有与傅商谈今后出路的打算,便顺从傅的安排,驻节包头,并将新11旅从榆林调到包头。

傅作义把邓宝珊当作最能信赖的人物,派专机把他接来北平。邓对傅说,只要你决心和平解决,其他一切具体问题,包括你个人前途问题,都由我去谈判解决。这一番话解除了傅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