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1-29章 “老猿”称王


2月26日,欢迎团的汪精卫、唐绍仪先一天到达北京,袁世凯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所经之路均有军队夹道而立,火车站且有军乐队一班,人民观者如堵。

当晚,唐、汪晤袁,唐道:“国都建设北京,孙逸仙断无反对之理,惟虽定都北京,总统必先赴南京一行庶可化南北畛域,使南京布置略定,再回北京方可。”

袁世凯答道:“若赴南,以后北方军队,恐有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可派大公子袁克定先行南下。”

次日,欢迎团全部抵京。那袁世凯便在迎宾馆与欢迎专使蔡元培等开会,他拿出京外人民各团体条陈不可迁都之电呈一百余件,评述宜在北京奠都。

孙中山已在定都问题上退让,他密授专使:都城地点,决之于袁,但必先请袁赴宁一行,以与旧总统面议各事。蔡元培便道:“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但反对迁都南京,而且也不肯南下就职。但他在与蔡元培等会谈时表示:“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行期不能骤定。”他表现出打算南下的姿态,给欢迎团造成很大的幻想。

正当欢迎团准备陪同袁世凯一起南下时,袁世凯却导演着一场闹剧,他授意心腹在北京、天津等地发动兵变,并与外国特使通气,让他们调兵入京以“保护”使馆为名,与所谓的兵变相配合,故意制造北方的混乱局势,造成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的假像。

那天晚上,蔡元培又去外交大楼催请袁世凯早日动身南下。袁世凯对蔡元培道:“正准备着,准备就绪就一同南下!”

并执意留下蔡元培共进晚餐。

7时30分,突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人声喧噪,袁世凯当着蔡元培的面,立即假装打电话询问情况,“才知道”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曹锟所部第3镇整队兵变,在东安门及前门一带放火行劫。不到半小时,电话再也打不出去。

顿时,外交大楼里大乱,人心惶惶,仿佛大难临头一般。江朝宗、姜桂题请示袁世凯,要带所部去弹压兵变,但是,袁世凯对他们命令道:

“你们要调度好自己的军队,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兵变,只要你们守好自己的驻防地区,不叫变兵进来,北京城就乱不了。对付变兵,我自有办法。”

袁世凯命令江朝宗要随时报告外面的情况。江朝宗于是马不停蹄,东奔西走,不断进出外交大楼,向袁世凯报告外面闹到什么地方去了,死了多少人,什么地方又放火了。

袁世凯虽然遇事不慌,对于外面的曹锟兵变心中暗自有数,但他为了防备万一,也忙着做些应变准备。他换上短装,穿上马裤,登上一双青布便鞋,并收拾好了几箱细软,打点了随身穿用之杂物,让蔡元培留在他身边,选好了几个护从,不离左右。看来,袁世凯对外面的兵变是真是假,他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了,如果真的闹大了,他也有动身逃避的准备。

曹锟的假兵变,一夜未停,商民有数千家被烧被劫,假兵变成了“北京正月十二兵变”。

这一夜,外交大楼里的人一夜未睡,种种猜测、谣言四起,越说使人越感惊恐不安。

一会谣传说:“听说亲贵中有人主张杀尽北京城内的汉人。民政部早就把巡警里的汉人,一律换由旗人充当了。”

一会谣传说:“禁卫军要进城了!”

一会又谣传说:“宗社党早就买通了曹锟!”

欢迎团的其他几个人正在下榻的馆所里准备吃晚饭。饭菜刚刚摆好,就听到外面枪声大作,人声嘈杂,继尔,又看到四处火光冲天。不久,枪声越来越近。有人慌忙进来报告说:“北京驻军因为反对袁宫保离开北京,闹兵变了。”

欢迎员们看看那人,并不认识,但听到枪声逼近,就都坐不住了。接着,那人又说:“隔壁是个礼拜堂,那里有洋兵保护,乱兵不敢进去,墙根有个梯子,不如过去躲躲。”

众欢迎员听了,觉得有理,就忙把饭菜端了出来,爬上梯子,往那边教堂里递过去。是时,馆所外面像是已被乱兵困住,吵闹声乱哄哄地传来。众人端着饭菜刚刚翻过墙去,乱兵们便持枪一哄而进,把馆所抄了个底朝天。

欢迎团在礼拜堂内躲了一夜,第二天天未亮,就逃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里去了。

各国公使,暗中配合兵变,借口保护在北京城内的使馆,纷纷调兵进京。大街上,处处可见外国军队,尤其日本军队最多,使北京人心惶惶。

袁世凯又派梁士诒来到六国饭店,看望困留在那里的欢迎团,他说道:“现在全国倡行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部队弹压,确保地方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是应该切实注意的。”

欢迎团受到兵变的惊吓,又目睹了外国出兵的猖狂,再听梁士诒这么一说,不但心里发慌,而且也没有了主意。经过与梁士诒反复磋商,蔡元培于3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报告北京的局势,陈述袁世凯不能南下就职的原因,并提出建议。电文称:

“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兵入京。设使再有此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重要问题,馀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袁世凯唆使兵变玩弄骗局,不但没有被揭露,反而得到旧官僚、军阀、原立宪派人和一部分革命党人的拥护。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呼声高了。有的甚至将兵变归罪于南京临时政府。

袁世凯的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在3月4日发布通电说:“宣布共和已逾两旬,专使到京,亦已7日,而临时政府设置何处,袁大总统受任何时,统一政府如何组织,迄无定议,北京秩序似难维持,满蠢将再牵动,使馆卫队昨已调集、六国发兵既见电报,若徒事无理之争执,功亏一篑,更召灭亡,谁尸其咎?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

国民协会致电孙中山,声称:“京兵构乱,外患日迫,全由争持临时政府地点致统一政府不能成立,倘在迁延,必至内乱环生,外人藉口,大局何堪设想,请速电袁暂缓南下,就近组织统一政府,以维人心而杜外患,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幸早定大计。”

立宪派报纸《时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实在恶毒,它说:“如当道不满意于项城,可以不举项城,既举项城矣,则凡事对于项城,宜尽力让步,岂能因争持临时政府地点之故,两相龃龉。……当道诸公,如以国家为前提也,为今之计,第一宜地点让步,第二宜阁员让步,第三宜临时宪法让步,百事皆弃捐,务须于此旬日内建成一统一之临时政府。统一之临时政府既设立,南京之政府,即宜取销,使全国之统治权出于一,全国之内不论如何军队,如何地方行政长官,皆当服从新政府之巩固,新政府既巩固,然后可以望秩序之回复。”

江苏省议会通电指责临时政府,强行要袁南下,致统一政府乞未成立,奸人乘机煽惑,遂肇京、保之变。今全国大多数皆主临时政府设在北京,所见既同,自应协力以达公共之主张,岂可挟私见争意气者败坏大局,惟有请孙总统速电袁总统在北京受任组织政府。

黎元洪也乘机说风凉话。他发布万万火急通电说:“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孳未靖,祸变之来,将未有艾,外人对此,极为激昂,某国并潜谋运兵入规京辅,瓜分之祸,即在目前。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况利便之势,相判天渊乎?”

在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拥袁定都北京的大合唱中,一些省份的都督和民军将领阎锡山、谭延闿、马毓宝、孙道仁、将尊簋、蔡锷、蓝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纷纷出台表演。

革命党人也有反袁的激进派,但是,孙中山等已决定把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而在定都问题上同袁世凯争论,只不过是扬汤止沸而已,那些坚决反袁的激进派,已是寒心,不再给孙、黄以有力的支持。因而在这场斗争中,陷于极为孤立的境地。

各国帝国主义在北京兵变之后,纷纷调兵入京,进行恫吓,通过它们在中国办的报纸,散布“不让袁世凯组织政府,即将进行干涉”的种种消息。

袁世凯搞的假兵变,使蔡元培等欢迎专使,完全上了圈套。他们惊恐之余,一再上书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说:“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既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蔡元培等提出两项主旨与袁世凯作最后交涉,即:“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

孙中山在国内、国外的压力下,不得不完全放弃他辞职时所提的三项条件中的二项。3月6日,南京参议院正式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于是,袁世凯立即派唐在礼与范源濂作为代表前往南京。临行前,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找到唐在礼对他说:“现在上边派你和范源濂为北方代表、尽快到南京去对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声明,说宫保由于北方局势的关系,无法离京到南京就职,为民国计,请他们从权考虑。这是件大事,请你们二位到南边把宫保的意思妥为转达,使他们承认通过。”

梁士诒又小声道:“南方的临时政府和参议院方面,通过蔡元培等已经预先接洽好,并且不少的参议员也已经打点好了,我想这次到南京应当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袁世凯也接见了唐在礼和范源濂。袁淡淡地对他们说:“你们二位辛苦一趟,到南京对他们把北方的情形说一说,我看你们只要说一说就行了。”

唐在礼、范源濂二人抵达南京,孙中山带着他们来到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厅,当着全体参议员的面把他们作了介绍,说明了他们的来意。唐在礼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拟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读道:

“自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以来,南京临时政府一再敦促南下就职,并于2月18日特派专使北上迎接,自当早日南下,以副公等厚意。奈北方局势颇不稳定,各省官长及军队等函电频来,咸欲世凯暂勿离京,以维大局,甚致有妄以哗变劝阻世凯南下者,此风殊不可长。为亟弭此风,不拂众意,遂不克离京南下就职,谅诸公等必以国是为重,不拘仪节,从权考虑,俞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唐在礼读完发言稿,众参议员一致鼓掌通过。接着,参议院议决了从袁世凯受职至孙中山解职的6项程序:

(1)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

(2)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

(3)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承认为授职,并通告全国;

(4)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征求同意;

(5)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待事宜;

(6)孙大总统于交待之日,始行解职,由参议院电达。

实际上,以上六条早已讨论安排,现在只是履行手续罢了。先是孙中山向北京六国饭店迎袁使团致电:“经参义院决议电允袁总统在北京受职。”

接着,袁世凯致电孙中山:“自经此变,北方商民愈不欲凯南行,函电吁留,日数千起。而南京政府亦鉴北方事之方殷,谅南行之宜缓。连日筹商办法,以凯既暂难南来,应请黎副总统代赴南京受职。”

不久,袁世凯便在北京宣誓就职,专使蔡元培等,也参加了典礼。袁在就职宣誓词中,宣誓遵守《临时约法》。这样,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了。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一再妥协,老百姓看得十分清楚,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横商量,竖商量,
摘下果子别人尝。
今也让,明也让,
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前夕,便致电孙中山,提出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由孙中山送交参议院通过。参议院讨论时提出,总理必须是同盟会会员。便有赵凤昌提出,由他劝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孙中山、黄兴拍手赞成,欢迎唐绍仪入党,于是参议院便通过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绍仪被正式任命为总理,于3月下旬赴南京组阁,由黄兴和蔡元培介绍参入了同盟会。

内阁总理的人选经双方达成协义后,袁世凯便向孙中山提出内阁成员名单。袁拟定的内阁名单没有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力保宋教仁、陈其美、王宠惠等为阁员。袁世凯对政府中的要害部门,如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各部门,牢牢地抓住不放。革命党人对内阁重要席位,也是十分重视,他们力主必须由黄兴来任陆军总长。

两广党人开会提议军、财二部长官非民党不可,即由刘毅、朱先悴等出函纠合各军队署名致函参议院,推戴黄兴为陆军总长,反对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参议院开议新阁员一案,也欲推黄兴管陆军,同盟会员覃振从南京急电上海各报说:

组织内阁一节,袁公所提出阁员概属亡清旧吏,无一纯新人物差强人意者,此间军、政、学、商各界咸怀不平,暗潮汹涌。寻见南北混合之统一政府,势将破裂不可收拾,贵报主持舆论,最有价值,务希鼎力维持,大张公道,使袁公幡然醒悟,以融合南北感情,为今日救急之要义,万不可循私行诈,功亏一篑,致五大民族之新共和国陷于分裂之惨境,不胜祷盼。

革命党人对陆军总长席位的要求,不但遭到袁世凯的坚决拒绝,其他各种拥袁势力也纷纷表示反对,压迫南京临时政府让步。正当南北之间就由谁任陆军部长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时候,赵凤昌向黄兴和汪精卫提出,由段祺瑞任陆军总长,黄兴任参谋长的方案。他首先给黄兴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接着又打电报给汪精卫,要汪精卫努力说服南方的革命将领柏文蔚、洪承点等人接受这一方案。

唐绍仪于3月25日来南京组阁,双方就陆军总长席位的争夺,仍然相持不下。唐便致电袁世凯:因南军力争陆军总长非黄兴不可,劝袁改段祺瑞为总参谋长。袁世凯复电谓北军亦为段力争。这时,统一党也发出艳电为袁世凯助阵,劝黄兴放弃做陆军总长,就任参谋总长。唐绍仪又电商北军,劝其顾全大局,一得允电,即向参议院宣布阁员名单,请求同意。

军权是袁世凯的命根子,他自然不会因为唐绍仪的电商,就会把陆军总长的位置交给黄兴。

这一斗争,最后还是黄兴退让而终结。黄兴正式向参议院公开宣布,他不接受陆军总长这一职务。黄兴在参议院演说,力辞陆军新任,言时声泪俱下,故表决时多数推段。

3月29日下午4时,大总统孙中山、内阁总理唐绍仪、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及各部总长国宴毕,至参议院报告新国务员名单,求其同意。6时开会进行投票,是时议长议员到会39人,以得20票者为通过。唐绍仪提出的经双方商定的内阁名单,经参议院投票的结果是:

外交总长陆征祥(38票)  内务总长赵秉钧(30票)
陆军总长段祺瑞(29票)  海军总长刘冠雄(35票)
财政总长熊希龄(30票)  教育总长蔡元培(38票)
司法总长王宠惠(38票)  农林总长宋教仁(34票)
工商总长陈其美(21票)  交通总长梁如浩(17票)

以上除梁如浩未能通过外,其他均获通过。唐绍仪提名汤寿潜为交通总长,遭到议员们的反对。最后,交通总长一席,决定由唐绍仪兼任。

《临时约法》中的责任内阁制的本来精神,总理处理一切国家事务,阁员和总理共同负责。内阁总理的人选虽由总统提名,但总理一经由议院通过之后,全部阁员应由总理自行遴选。可是,唐内阁的全部阁员,都是经过袁世凯所指定或同意的,由唐绍仪向参议院提出通过,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因此,唐内阁实际上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制。在唐内阁的10名阁员中,同盟会籍的阁员占有一半,即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和新入会的唐绍仪。从表面上看,这个内阁是以同盟会为中心的混合内阁。但实际上,内阁中的要害部门:内务、陆军、海军、财政、外交都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或追随者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熊希龄、陆征祥手里。因而混合内阁的实权,却完全操在袁世凯手中。

袁世凯为了缓和南方军人的情绪,便在内阁成立的次日,发布委任黄兴为参谋总长的命令,黄辞不就。袁世凯改任黄兴为南京留守。黄兴发表辞参谋长暂留守南京的通电,表示:

  参谋总长职任綦重,非兴材力所能胜任,已复电力辞,至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断不敢置,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已商请唐总理妥定办法,务使南方各军队布置得宜,各安其所,俟布置大定,始行告退。

袁世凯任黄兴为南京留守,统率南京附近集中的10余万军队,表面上是倚重黄兴,实际上是要黄兴来替他稳定南方局势,并替他遣散南方军队。黄兴肯接受这个委任,一方面是唐绍仪对他的请求,另方面是因为南方许多革命党人,感到在此过渡时期,不仅需要军事和行政权力,而且需要拥有一个民政和军政的总机关,以便保存革命力量,应付出现分裂时的非常局面。黄兴虽然表示归隐之志,但他又不能不顾及客观形势和许多革命党人对他的要求。

黄兴力辞参谋总长之后,袁世凯改委徐绍桢为参谋总长。徐绍桢因南京参谋部有人竭力反对,致电力辞。最后,袁世凯请黎元洪以副总统兼参谋总长。其实,军令、军政等实权都由陆军部掌握,参谋部并没有什么实权。

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在参议院行辞任礼。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设北京,4月7日参议院发出通告说:“本院已议决迁往北京办公,自本月初八始休会15天,于本月21日齐集北京。”4月下旬,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