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2-18章 辫子军闹剧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均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暴徒。阁员伍廷芳、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等在阁议席上提议内阁全体辞职,段祺瑞置若罔闻。于是,阁员自行辞职。内阁原来人就不齐,这下就剩下段祺瑞和范源濂两人,而范又一直请假,实际上只有段一人在国务院办公。其实无公可办,北京政府陷于瘫痪,国会拒不议事,惟督军团大为活跃,大有包揽一切之势。

冯国璋致电北京政府,对“公民团”包围国会事件不满,斥其为法律外之行动,这是北洋派内冯氏直系军阀第一次与段氏皖系军阀不合作的表现。冯国璋和西南各省把督军团内的代表撤回。

督军团一看国会拒不通过对德宣战,便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大怒,斥道:“简直是军人乱国。”恰巧国会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职务。于是,黎元洪便通电各省,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以伍廷芳为代总理;任命王士珍暂代陆军总长。

段祺瑞和督军团岂肯罢休?经过一番密议,决定前往天津进行活动。不但要解散国会,还要驱走黎元洪。段发表通电称:总统发布命令,按约法规定,必须有总理副署方可生效。而黎元洪的命令,我段某未签署,因而无效。

段祺瑞的通电发表后,倪嗣冲立即宣布安徽独立。接着,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也纷纷宣告独立。不承认黎元洪免段祺瑞的命令。段祺瑞在天津成立了独立各省总统参谋处,以帝制要犯雷振春为总参谋长。

形势陡变,吓得黎元洪惶惶不可终日。他没有什么新招数,仍是一味地恳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出来组阁,圆滑的徐世昌却坚辞不就。黎元洪又找王士珍,王则以曾劝黎辞职为嫌回绝。黎又请李经羲出来组阁,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

黎元洪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勋突然打来电报,表示愿进京调停。黎元洪喜出望外,立即复电张勋进京,并派出专车到徐州迎接张勋。

黎元洪没有料到,张勋是以进京调停为名,要清室复辟。他接到复电,哈哈大笑。心想,黎元洪既然已经撤了段祺瑞,我再利用督军团赶走黎元洪,岂不就可以在北京扶幼主登基,恢复大清朝了吗?

6月6日,张勋立刻带领5000辫子军,坐火车直奔天津。黎元洪听到这个消息,莫名其妙:我让他来调停,他怎么带着大队人马来了?黎元洪立即派秘书长夏寿康到天津拜会张勋,弄清原委。

夏寿康来到天津和张勋见面后,说:“我奉总统之命,前来接您。但是总统一再嘱咐,请你简从入京。”

张勋听罢,一拍桌案:“简从入京?哼!你回去告诉黎大总统,我进京调停的条件是:限3日内解散国会,否则,休怪我不负调停之责。”

西南六省纷纷表示反对倪嗣冲等独立各省军阀。孙中山于6月6日与章太炎发表联合通电,指斥倪嗣冲宣布独立为“叛逆”行为,并电促西南六省兴师讨逆。岑春煊与李烈钧自沪电粤,请即发兵讨逆。国民党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通电各省取消独立,又与海军上将萨镇冰联名电告黎元洪:“海军全体拥护中央,惟总统之命是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联络滇、黔、粤、桂四省,共谋防卫,保障东南,拥护中央。李烈钧自上海来到广东,拟联合西南各省,出师北伐,保障共和。李烈钧又与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联名发表通电,发起西南六省联盟,倡议公推陆荣廷为盟主,保卫约法,拥护共和,表示“一息尚存,决难坐视,只有效命,以求最后之解决”。在李烈钧的推动下,粤省已经制定了分三路北伐的计划。云南督军唐继尧也通电西南各省,建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

但西南六省军阀,只限于口诛笔伐,并不打算真的出兵北伐,只有李烈钧和少数军官是真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誓师北伐,保卫共和制度。他们人少力单,左右不了西南大局。

黎元洪决定解散国会,拟好命令,邀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入公府副署。伍坚决不肯,道:“余法学士也,余未见宪法许总统解散国会。余决不与闻此举,宁死不从!”

黎派人去天津请李经羲副署,李答道:“我既未就职,更说不到副署。”再谦请段祺瑞副署,段拒不接见。

张勋的辫子军的先头部队已开进了北京的天坛和先农坛。张勋所限3日已快到。王士珍见解散国会命令无人副署,张勋一旦翻脸,岂不大祸临头!于是收拾行装拟逃出北京。黎元洪闻讯,立即派江朝宗等奔赴王宅劝阻,王才未能脱身。

黎见距张勋所给时限还剩下几个小时,立即连夜召集会议。公府中空气凝固得似乎就要爆炸,忽有一人提议以步军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江根本不是国务员,无人异议,江竟义形于色地慨然允诺,道:

“我牺牲一身,替大总统担些干系吧!”

于是,黎元洪绝处逢生,一连发了准免伍廷芳代国务总理职、任命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解散国会三道命令。

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不承认黎元洪的命令,他们联名通电说:“解散国会之命令,既总统、总理自认违法,当然无效。”

6月14日,张勋带着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万绳权从天津乘火车直达北京。

张勋率兵入京后,以北京政府“新主人”的姿态劝各省取消独立。6月16日,张勋换上清朝全套官服,陛见清室。

清皇帝仍居住在紫禁城内,保留着小朝廷的格局。13岁的逊帝溥仪听说张求见,师傅陈宝琛给他换上朝服,并把他引到养心殿,他在那里召见了张勋。

张勋诚惶诚恐地行跪拜大礼,赞颂溥仪如何圣明。溥仪大大地夸奖了张勋几句,赐给张勋不少珍藏的古玩字画。张勋跪拜出宫。

康有为从上海化装进京。张勋赶紧上前连连施礼:“康老夫子,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

康有为是维新之后的保皇党领袖,念念不忘皇恩浩荡。张勋和康有为可谓臭味相投,他们的联系也是由来已久。张勋在徐州时就已经让万绳栻通知在上海的康有为,要他准备溥仪复辟的诏书。

康有为把写好的诏书交给张勋,俩人又密谈了良久。

诸事安排停当,张勋、陈宝琛、刘廷琛、张镇芳、雷震春等人于6月30日晚,鼠窃狗偷般溜进清宫,参加“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政变。深夜,张勋派辫子军占据车站、邮局等要地。

7月1日凌晨4时,张勋指派梁鼎芬为清室代表,王士珍、江朝宗为民国代表,李庆璋为张勋个人代表,同到公府逼迫黎元洪退位,令其在已拟好的“奉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名盖印。

黎元洪震怒,眼睛直视王士珍骂道:“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厉声对梁鼎芬说:“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

一直交涉了两个小时,黎誓死不从,6时许,梁鼎芬等出公府。15时,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3人再入公府,要求总统退位,还政清室。黎元洪正颜厉色道:

“当问国民,余不能私相受授”。

这一天,张勋身穿朝服,率文武官员300余人拥入清宫,跪奏自己“代表22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

溥仪按照师傅的嘱咐,先推辞一番:“不行不行。我年纪尚轻,无才无德,难当大任。”

张勋领着众人一再磕头恳求,溥仪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溥仪被捧上皇位,即发布复辟诏书。

张勋和康有为文武两圣以宣统名义,张勋副署,盖上“御玺”一连发了19道伪谕,宣布废除民国纪年,改用宣统年号,捏造黎元洪“奏还大政”之奏折,并大肆封赏,封张勋为忠勇亲王、黎为一等公等。整个北京一律悬挂龙旗。

黎元洪坚决反对张勋复辟,写了一道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他起兵讨逆。又电请冯国璋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

张勋逆历史潮流而动,他复辟清室,只有短短的12天,终于成为历史小丑。

段祺瑞在天津接到黎元洪重新任命他为国务院总理的命令后,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他立即策动驻天津马厂的第8师师长李长泰和驻廊坊的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及驻保定的曹锟等部组织讨逆军,自称讨逆总司令。

可巧,前司法部长梁启超也来到天津,运动段祺瑞讨逆,两人一拍即合。段祺瑞与众位将领商定进兵事宜后,又嘱梁启超代拟讨逆檄文。这时,冯国璋发来电报,愿与段祺瑞联合讨逆。于是,两人共同署名,发一通电,数张勋八大罪状。

段祺瑞设讨逆军总司令部于天津造币厂,任命曹锟为东路讨逆军司令,段芝责为西路讨逆军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冯国璋又任命倪嗣冲为南路讨逆军总司令,并下令褫夺了张勋两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的职务。

讨逆军兵分三路攻京城。张勋决心要背城一战,可是那些复辟派大臣却都担心害怕。他们知道张勋的辫子兵只有5000人,而且战斗力差,不堪一击。张镇芳、雷震春、冯德麟3人见此,出京逃生,统统被讨逆军截住拿下,就是康有为、万绳鲊也准备逃走,背张勋而去。

7月12日凌晨,只听见北京城外“轰轰轰”,炮声连天。炮声响,辫子军闻风丧胆。张勋指挥3000辫子兵集结在天坛一带,讨逆军攻进城后,在天坛一带和辫子兵交战。张军寡不敌众,双方刚一交锋,辫子兵立刻就土崩瓦解、举旗投降。张勋一看大事不好,骑上一匹快马,直奔南河沿自己的公馆,带着家眷跑到荷兰使馆,自己躲了起来,托人把家眷送进德国医院。

至此,讨逆战争结束,从7月6日至12日,历时6天,辫子军被打死者仅70余人,讨逆军战死20余人。

溥仪于7月12日宣布退位,复辟闹剧就此收场。

7月14日,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姿态回到北京,北京欢迎总理者,何等火炽!段一进北京,立即谒见黎元洪,表示慰问,并下令缉拿民国叛逆张勋、康有为、万绳栻等人。

黎元洪立即发表通电宣布自己要去天津养病,从此以后,隐居家园,不再过问政治。

黎元洪去职,冯国璋带领1师兵力任代理大总统。冯任命亲信将领李纯调任江苏督军,陈光远调任江西督军,作为树援。段祺瑞提出傅良佐出任湖南督军,请冯任命。傅乃段氏弟子,使他督湘,一是据住长江中枢,抵制李陈;二是控制岭南一带,抵制滇粤。冯为直隶人,称直系军阀,段是安徽人,称皖系军阀。直皖军阀为争夺权力又开始斗法。

段祺瑞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国务院顺利地通过了对德宣战。所谓对德宣战,并不是要真的出兵参战,而是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借款。用大借外债充作军饷,扩充实力,实行武装统一。

财政总长梁启超颇为段祺瑞卖力,他见段对旧国会耿耿于怀,深不愿旧国会之恢复,在旧国会已解散、新国会尚未成立之际,建议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这个建议深合段意。于是,国务院在致各省的敬电中说,国会业经解散,断无重新召集之理,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那无异于国会之存在。

段祺瑞不以民主选举而由地方当局指定临时参议院议员的手段,造成一个由他个人控制的临时立法机关。这一做法,受到孙中山和西南各省军阀的反对,形成了护法斗争。

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表示愿与段祺瑞合作,特派中华革命党人萧萱和叶夏声到北京,征询段对处理反袁战争善后问题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收束中华革命党的军队。与此同时,孙中山电令国内各地中华革命军罢兵息战,实现国内和平,一切俟法律解决。他分别致电山东的居正和广东的朱执信说:“袁死政局一变,我宜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孙中山确定了“召开国会”、“息纷争,事建设”、“固国体”的方针。

国会在北京恢复后,黎元洪电请孙中山北上,并聘请孙中山为高等顾问,孙辞谢。孙中山对全党宣示今后方针曰:“约法既复,黎总统为依法继承之人,故相劝罢兵,示仗义者非为权利而动,至今后对于政府、国民监督指导,则其责任有不容逶避者。”

当时,中华革命军分布在山东、福建、广东、四川等省,有一定的实力。中华革命军将领和一些志愿从事反袁的华侨,对孙中山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并解散革命军队持有异议。但孙中山力排众议,一再发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对少数抵触情绪较大的中华革命军将领,孙中山甚至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电告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说:“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对于华侨战士,孙中山则反复劝谕说:“假如今日军队不解散,其数不过10万,华侨队不过千数百人,其力未必能谓之无敌。惟以心力护此共和,则效力远胜于武力。”

孙中山还派廖仲恺、许崇清、蒋介石等人从上海乘轮船赴山东潍县,向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传达孙中山“罢兵”之意,与居正等人面商军队收束各事。孙中山命夏重民率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从山东潍县撤往上海徐园。孙中山亲往徐园慰问华侨敢死先锋队全体同志,发表演说,并设宴为归国从军华侨洗尘,以表中华革命党酬谢诸君之热心。

几百名敢死先锋队员需要一笔遣散费,而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又缺款。孙中山命廖仲恺向各方筹借款项,得南洋烟草公司经理简照南捐助3万元,孙中山又卖掉了自己的那部小汽车,才凑足此数,每人发300元遣散旅费。廖仲恺将加拿大的华侨讨袁敢死队员马湘荐给孙中山作卫士。

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居正等赴济南,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和北京政府代表商定编遣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事宜。不久,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潍县、高密、昌东等地交枪,由北京政府和山东督军派人编遣。

在广东,中华革命军有3个军,数万人。孙中山多次致电朱执信遣散军队。数月间,广东的中华革命军烟消云散,想留在军中学习军事的华侨同志,也被孙中山劝回南洋各埠。

陈炯明的讨逆共和军也被编遣。但陈明炯提出:“个人放弃兵权,部队不能遣散。”他是个久掌军权的人,深知保重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交出军队时,谋取隐保军队之策,希望时机到来,再把军队拉出来,树旗立寨。

陈炯明派亲信马育航、钟景棠等人去广州,与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谈判,以“军中多属粤省退伍军官,略事改编,即成劲旅,较重新征募训练,事半功倍”为理由,要求把讨逆共和军全部改编为正式陆军。朱是北洋派官僚,与桂系军阀素无交往,和南方国民党人却有些交情。而且他初到广东,毫无基础,需要拉拢地方势力,收编军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陈炯明的要求正好迎合了他的需要。

朱庆澜将讨逆共和军汰弱留强,编为省警卫军20营,归朱庆澜管辖,分兵驻守东江各属。这样,陈炯明部队就借“警卫军”这一合法外衣保存下来,这支部队基本上仍在陈炯明的老部下洪兆麟、罗绍雄、熊略等人的控制下。到后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时,这支部队成为援闽粤军的基本力量。

在四川、福建的中华革命军,也都结束了军事行动,并相继解散。

不仅中华革命军完全收束,就是中华革命党,也宣布停止活动。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地支部发出通告,宣布不仅收束军事,一切党务亦应停止。

孙中山认为执法者已赞成共和,中国已具备了从事和平建设的环境,“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孙中山为了向国人表示从事和平建设的决心,宣布从此不再过问国事。这和当时进步党人、国民党稳健派标榜的“不党主义”相仿。

孙中山为了表示与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接受了黎元洪颁授的大勋位,并在上海寓所举行了正式接受大勋位的仪式。他多次鼓励在上海的国民党议员北上,以便组织一个好国会,制定一部好宪法。他在欢送国会议员北上的茶话会上,向全世界公开提出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的政治主张。

国会议员北上后,孙中山游历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行踪所至,无不发表讲演,鼓吹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孙中山的这一救国方案,仍是以美国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他认为,学习美国、瑞士等国家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便能建设真正的共和,使民国名实相符。孙中山的这一设想,并不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条件,所谓地方自治,只能是地方军阀割据和专政。

孙中山密切注视着北京“府院之争”的演变和督军团祸乱以及张勋复辟的表演,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奸贼当权,国家遭殃。而民主政治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国人不能容羿、浞、莽、操之徒窃据大位,时势迫亟,民国不可一日无主。他通电号召两院议员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并派刘成禺、符梦松北上欢迎,汪精卫则驻沪招待南下议员。孙中山曾一度考虑以上海为护法根据地。但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封建顽固势力集中之地,外交问题十分棘手;那里的政学会分子又是非不辨,不愿与他合作共事,复辟势力的暗流或隐或现,蠢蠢欲动;护法力量很难发展。因此,他毅然放弃上海而选择广东为护法根据地。孙中山在上海几次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行列。

程璧光原是孙中山的朋友,老兴中会会员,即表示愿同孙中山一起护法。

程璧光在6月5日离开北京前,夜访伍廷芳,探询他对时局的看法。伍回答说:“国事至此,若图挽救,非一手一足之烈。孙中山、唐绍议、岑春煊三君虽在野,未尝一日忘国事,现皆居沪。君抵沪,必与计议,国事可为也。”

程璧光于6月9日抵沪,拜会孙中山。孙中山促其即行出师讨逆,勿以经费为虑。23日,孙中山与唐绍仪、岑春煊联名宴请程璧光于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花园。27日,孙中山派人送银行支票30万元给程,以作护法军饷之用。7月4日,程璧光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的狼子野心,宣称即日出师,挥戈北上。孙中山即在上海召集重要会议,决定率领海军南下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孙中山把西南六省看作是“民国干净土”,认为“默观时势,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惟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张勋在北京复辟期间,广东省长朱庆澜派人到上海邀请孙中山组织军政府,而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也通电主张迁都广州,认为“国都既陷,政无所出。

维今大计,速迁政府,设置地点,广州为宜”。

中华革命党讨袁军事斗争结束后,已停止在华侨中筹款,孙中山决定南下护法时,经济上极为困绌,为了进行护法斗争,孙中山于1917年6月19日以总理名义通告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就地恢复筹助军饷等工作。孙中山以个人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及上海德国犹太人、富商哈同借款140万元,解决南下广州护法的燃眉之急。

7月6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率海琛、应瑞舰离沪赴粤,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同行。他们于10日抵汕头,13日,孙中山派章太炎先到广州接洽。

7月17日,孙中山等到达虎门,旋改乘江固舰抵黄埔,广东督车陈炳筼、省长朱庆澜等前往江边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