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宋在台湾的日子》01章 蒋介石在1949


1949年,是蒋介石一生中倒霉背运的一年,国民党政府面临着灭顶之灾。军事上,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较量和渡江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扫东南、中南、西北、西南,蒋介石丢掉了在大陆的大部公地盘;政治上,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白炽化,桂系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外交上,面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无能,美国由失望、不满转向公开抛弃。蒋家王朝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深渊。走投无路之下,蒋介石退守台湾岛,犹如登上了汪洋中的一条破船,幸得逃生。

一、成都:蒋介石挥泪别大陆

1948年底到1949年底是蒋介石输得最惨的一年,东北被关门打狗、华北平津尽失、中原淮海失败,1949年4月23日总统府也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大溃退,共产党大追击,真是兵败如山倒。12月10日,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蒋氏父子登上“美龄”号专机,向着渺茫的海岛飞去,此后,没有回过中国大陆。

1.东北,被关门打狗

在白山黑水之间,人民解放军经过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势作战,共歼敌30余万人,使东北战场成为全国各战场中惟一一个解放军数量超过国民党军的战场。当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达105万人,而国民党部队只有55万人,并分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的据点里,成了瓮中之鳖。

蒋介石对此焦虑万分,为挽救东北败局,他三易东北主帅。首先,蒋介石选中了杜聿明这员虎将,结果,在1947年人民解放军的夏季攻势中,杜聿明遭到惨败,这使蒋介石极为恼火,选谁来接替杜聿明呢?想来想去,蒋介石只好把陈诚这张王牌派往东北。陈诚奉命走马上任后,曾大肆吹捧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并独揽东北的党政军大权。陈诚的嚣张气焰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而是输得更惨:解放军在1947年冬季攻势中,消灭了蒋介石的王牌军之一的新五军,活捉军长陈林达。面对此局,陈诚灰溜溜地离开沈阳,逃回南京。陈诚走后,蒋介石强令卫立煌接替东北“剿总”司令和东北行辕副主任之职。蒋介石和卫立煌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矛盾,在东北战局上两人意见更难取得一致:蒋介石主张国民党军主力驻守锦州,进可以守,退可以撤;而卫立煌则主张集中兵力守沈阳,以待时局发展。

辽沈战役前,东北国民党的兵力分布是:卫立煌率约30万人防守沈阳及附近地区,“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约10万人固守长春,而另一“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率约15万人防护锦州。

根据东北局势,毛泽东运筹帷幄,确定由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实施辽沈战役计划:首先攻取锦州,占领北宁路锦州、山海关段,关闭东北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的战略方针。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解放军以迅猛动作切断北宁路,占领辽西走廊,将国民党军压缩在锦州、锦西两个孤立的据点。蒋介石见势不妙急飞往北平亲自指挥,并部署军队向葫芦岛结集增援。10月2日,他又飞抵沈阳召集军以上人员的军事会议,决定将沈阳的国民党军编为防守兵团和攻击兵团。防守兵团由周福成指挥留守沈阳;攻击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出兵辽西,解锦州之围。同时他不忘给将领们打气:

过去你们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已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只要大家以革命精神下定决心,坚决服从命令,我想一定可以成功。

然后,蒋介石情不自禁以悲观的语调说: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以往的失败,就在于不听我的话哟!……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后悔晚矣!

为了夺取锦州,林彪一方面指示在塔山坚决阻击由葫芦岛增援的国民党部队,一方面果断下令啃下锦州这块硬骨头。经过6天艰苦的配合作战,锦州解放,东北的大门随之关上,辽沈战役也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下一步就该是打狗了。而东北野战军的下一步所指就是郑洞国率10万之众困守的长春市。

辽沈战役之前,长春之敌已被我严密封锁和包围,长春成了一个孤岛和死城。锦州战役打响后,随着战场形势日益恶化,蒋介石决心主持东北的大撤退。10月10日,他电令郑洞国率部撤出长春。面对解放军的铜墙铁壁,突围无疑是送死,无奈之下,郑洞国含泪给蒋介石回电:无法突围。蒋介石接电后认为:长春守军如不撤出,必将为中共所用;如因撤出而遭歼灭,对南京团无所获,也不至于增加解放军的兵力。因此,他强令郑洞国突围,并派飞机到长春将手令空投给郑洞国。郑洞国接令后急与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七军军长李鸿商量突围事宜。曾泽生未置可否,这位素与蒋介石不和的爱国将领在这生死关头正酝酿起义事宜。

16日晚,时不我待,曾泽生决定起义,并给郑洞国、李鸿连夜发信,内容如下:

杜庭司令钧鉴:

长春被困,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残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吏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迫剥削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潭。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却反身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竭诚奉达,敬候戎绥!

曾泽生敬启

郑洞国接信后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17日,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长春东半城获得解放。

这时,中共中央考虑,如果争取第七军李鸿和郑洞国起义,不仅在政治上能动摇敌人的军心,而且不费一枪,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10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拟电报,对郑洞国进行劝降。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21日,郑洞国投降,长春和平解放。

长春已失,蒋介石决定命廖耀湘带西进兵团收复锦州,并由杜聿明代替卫立煌任东北主帅,以图起死回生。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黑山、大虎山一带坚决阻止敌人南逃和攻占锦州。结果,西进兵团全军覆灭,廖耀湘被俘。辽沈战役至此,只剩下沈阳这座孤城,东北全境的解放指日可待。

10月27日,东北野战军主力齐头并进,直插沈阳,而孤守沈阳的卫立煌更是坐卧不安。30日,解放军已占领部分市区,蒋介石眼看卫立煌又要作俘虏,他面子上既不光彩,又没人来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于是,蒋介石急令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派飞机将卫立煌接出。

将帅一走,士兵也乱了阵脚。11月1日晨,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发起总攻,沈阳多数敌驻区都树起了白旗。国民党士兵几十人一伙,结成湖南帮、广西帮、云贵帮,由前面一个戴红布条的人领着满街寻找解放军,见到解放军就说:“我们投降,蒋介石再也管不着我们了!”在市中心“剿总”战车团的院子里,汽车、装甲车、坦克整齐地排列着,驾驶员坐在车上,等着解放军接收。国民党军重炮十一团的军官把18门151重炮交给解放军时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36门最大的炮,那18门让你们在辽西缴了,这18门也请你们验收。”

当解放军接收蒋介石在东北的唯一高射炮团时,问团长该团有多少门炮,胖子团长后悔地说:“该死,该死,过去太粗心,本人确实不知道。”又问他炮火威力,他说:“没有使用过,遗憾!”

11月2日,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宣告解放。随之营口也被我军攻克。辽沈战役至此宣告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东北换了主人。

2.淮海,被打开门户

济南战役后,山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可以畅通无阻地和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构成了威逼徐州、直捣南京,咄咄逼人的态势,蒋介石精心构筑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蒋暴跳如雷,为挽救危局,决心固守徐州,确保京畿的外围。于是,国共两党又在中原地区展开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决战——淮海战役。

中共中央命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60万人投入淮海战役进行中原逐鹿。而蒋介石则任命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杜聿明为副总司令,统率黄百韬、黄维、邱清泉、李弥、刘汝明等兵团共70万人负隅顽抗。

1948年11月6日下午,华东野战军发布全线出击的进攻命令,淮海战役开始打响。根据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的第一仗,是集中力量消灭黄百韬兵团,砍断国民党徐州集团的右臂,为下一步彻底消灭徐州之敌创造条件。当天,解放军即完成了对徐州黄百韬兵团的战略包围。黄百韬见势不妙,急忙收缩战线,人民解放军紧追不舍,层层压缩包围圈。最后黄百韬龟缩于碾庄一隅而不能动弹。

黄百韬被围,蒋介石急了。他训斥部下:“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的关键!”他给刘峙打电话说:“七兵团在碾应仍为敌围攻,情况危机,至为焦虑。万一七兵团为敌消灭,必影响整个战局,仰倾全力不顾牺牲及损失,兼程东进,限期与七兵团会师解围,倘有延误,决按军纪从严惩处,不稍宽贷。”

根据蒋介石的电令,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部前往碾庄解围。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军委对此早有预料,坚决部署阻止敌人救援,这使黄百韬在包围圈内望援兴叹,坐以待毙。

11月11日,时机成熟,解放军对碾庄黄百韬兵团发动总攻击,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黄百韬步步后退,已无招架之功,何谈还手之力?

蒋介石在南京如坐针毡,他亲命顾祝同飞抵碾庄上空,鼓励黄百韬向外突围,并带去大批粮食、弹药,散下大批传单、慰问信和“总统勋章”。黄百韬感激涕零,对着上空的飞机发誓:“总裁,请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

确实,黄百韬是够顽固的,率部顽抵到底,直到22日,他见大势已去,才自杀“成仁”。剩下几个残兵游勇也分头散去,各自逃命。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已隐约觉得国民党的丧钟敲响了。黄百韬的尸体后被运回南京,由顾祝同报准蒋介石举行公祭和公葬,蒋介石特此下令,说黄百韬“忠勇壮烈,追赠上将”。

消灭黄百韬兵团后,下一步即轮到解决黄维兵团。黄维兵团在增援黄百韬兵团途中,已被解放军阻击、包围在双堆集地区。蒋介石见黄百韬兵团已无药可救,转而严命徐州的杜聿明,南部的李弥、刘汝明两部增援黄维。结果,旧戏重演,杜聿明被阻击、包围于陈官庄地区,其他各部亦自顾不暇。12月3日,中原野战军开始压缩对黄维包围。15日,黄维被俘,他的12万精兵被消灭,这对蒋介石无疑是釜底抽薪。

黄百韬、黄维兵团被歼后,淮海战场上就剩下最后一个包围圈——陈官庄的杜聿明。当时,几十万之敌被压缩在南北宽5公里、东西长20公里的狭小地带,敌我相距不过几米、十几米。这时,淮海战役总前委决定,暂缓攻击杜聿明,部队转入战场休整,并对包围圈内的敌人实行双管齐下:在军事上以武力包围杜聿明,在政治上展开攻心战。

在这寒冬腊月,包围圈内外,一个战场两个世界,一个四面楚歌,饥寒交迫,充满了恐惧与哀伤;一个粮充弹足,暖衣饱食,一片欢乐。包围圈外的解放军抓紧进行了20多天的休整,并开展了生动活泼的政治教育和学习。时值元旦,部队在战壕里丰衣足食,欢欢乐乐过了个节。而包围圈内的敌军物资供应紧张,仅靠空投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士兵们忍饥挨饿,而部分长官死到临头却寻欢作乐,饮酒跳舞,纵欲荒淫,一派末日王朝的景象。

针对这种情况,解放军开展了声势浩大、丰富多彩的攻心战,方式多种多样,有给敌人写劝降信、送衣物、招待敌人吃饭、阵前喊话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招待敌兵吃饭。战士们把自制的吃饭“招待证”抛向敌人,证上写明拿此证可到解放军阵地吃饭,以礼相待,决不侮辱,吃完饭,愿留则留,愿走则走。那些忍受不了饥饿的国民党士兵,开始试着三三两两壮着胆子来吃,后来成批成群地来吃,吃完还要带些馒头回去,解放军前沿阵地成了敌人的招待所。后来每次开饭,解放军就敲着盆喊:“喂,喂,喂!吃饭了。过来吧!”并相约,听到了就朝天开一枪,于是国民党阵地上枪声不断。元旦这天,就餐前,解放军战士拿出香喷喷的肉包子,一个战士用刺刀挑起一个放在洞墙上说:“蒋军弟兄们,请尝尝我们的包子!”隔壁敌军一把抓了过去。另一个解放军战士再送一个:“好吃吗?再来一个吧!”那些吃了解放军包子的,都愿弃暗投明。

蒋介石为使其官兵为他卖命,空投下近百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鼓励部下以黄百韬为榜样。无奈,其作用适得其反,有人大骂蒋介石:“老子要饭吃,投这些废物有鸟用,真他妈的混账!”看到死撑下去是自取灭亡,蒋介石只好要求杜聿明突围,并计划空军配合投毒气弹协同突围。

1949年1月6日下午3时,解放军最后总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刻到了。包围圈四周突然炮吼枪鸣,流弹火花,漫空飞溅,滚滚浓烟,笼罩上空,解放军从四面八方涌进敌人的心脏。杜聿明集团早已到了不击自溃的境地,官兵争相夺路四处逃命。

10日下午4时,战斗结束,杜聿明部被彻底歼灭。

徐州“剿总”副总指挥杜聿明也被俘。

至此,历时56天的淮海战役宣告结束,解放军共歼灭、俘获敌人60余万人。

淮海战役打开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门户,也使世界舆论为之震撼。纽约《先驱论坛报》惊呼:“在生活步调一向是缓慢的中国,局势正急转直下地接近了高潮……这一次将是一个伟大的高潮,因为南京政府遭到悲剧显示出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认为:“1948年最后一个季度里所发生的事颇带有希腊悲剧的味道。”

3.平津,部将起义

辽沈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失败的大势已定。华北战场上踞守平津的傅作义部,屡遭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后,又失去了南北两面依托,军心动摇,孤立无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随时都有逃跑的可能。但不管跑到哪里,对迅速实现全国解放都是不利的。中共中央决定抓住战机,将其就地予以歼灭,以加速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总崩溃。因此,毛泽东决定马上发动平津战役,击垮华北傅作义集团。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早年投笔从戎,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是驰名中外的爱国将领。他与蒋介石多有矛盾,与之貌合神离,但由于旧观念的驱使,始终没有脱离蒋介石。傅作义集团所辖60万大军,20万是傅的嫡系部队,另40万是蒋介石的“中央军”。根据当时全国和华北的战争形势,傅作义集团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在华北大地上,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到平绥路的柴沟堡,东西约1200多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新保安为重点,摆成一字长蛇阵,既可守又可逃,以静制动。

针对傅作义集团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约计150万兵力,共同投入平津战役,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负责具体指挥。作战方针上,鉴于国民党军可随时西逃绥远或向东由天津、塘沽从海上南逃,为了防止其跑掉,在战术上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法,决定首攻塘沽和新保安,切断敌人逃跑之路。

1948年11月29日,杨成武率领的华野第三兵团开始包围张家口,平津战役开始了。战役的第一阶段,解放军采取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的方针,分东西两集团着手分割、包围傅作义部。到12月25日,傅作义的60万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敌人的西逃或东逃之路被阻,傅作义集团欲跑不成,欲战不能,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被围在新保安的是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军长是傅的心腹干将郭景云,被围在张家口的是孙兰峰的第十兵团,他们均为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为了加快战役的进展,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华北第二兵团杨得志部、第三兵团杨成武部分别担任攻取新保安、张家口的任务。经过激战,解放军相继拿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新保安守军将领郭景云战败自杀,张家口守军将领孙兰峰被俘,傅作义的老本基本上也打光了。平绥全线获得解放,北平之敌西逃的希望化为泡影。

这时,在军事打击的配合下,中共展开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的工作。经过一系列秘密接触谈判,在各方开导和形势的逼迫之下,傅作义于12月23日就起义事宜亲自给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傅作义

1月23日

毛泽东接电后,对傅作义的态度和目前的处境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后,傅作义在华北的地位有了明显改变,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也趋向缓和,但蒋介石一直在对他施加压力,迫其南撤,故傅作义实质上还没最后下决断,处于动摇、犹豫之间。毛泽东从傅作义的处境设想,对他提出几条说明和建议:目前不要发通电,这样做很危险;中共将其列入43人战犯名单,请其谅解;傅氏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扣留的危险;双方应进一步谈判。傅作义听了这些意见后,如释重负,派人与中共继续会谈。

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中共又做好了进攻华北重城天津的准备,从而也争取到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在谈判中,中共明确要求傅作义在1月24日午夜前就和平起义问题进行答复,否则解放军将对天津发起总攻。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傅作义正与解放军秘密谈判,有起义的可能,遂相继派要员到北平察看,拉拢傅作义。蒋介石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到北平要傅作义将部队由陆、海两路撤向青岛。接着,蒋介石又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到北平,向傅说明其南撤有军统和美军的配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来北平游说,表示美国的支持。傅作义内心斗争激烈,十分矛盾,他一面声言要与北平共存亡,一面对和谈抱有希望。

1月14日午夜,人民解放军限期傅作义答复的时期已到,傅作义仍没有下最后决心,人民解放军耐心督促守卫天津城的总指挥陈长捷投降,但是陈长捷拒不投降。人民解放军仁至义尽,按照预定计划,于14日午夜发动了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个小时的艰苦作战,到15日15时,天津战役宣告结束,陈长捷被俘。陈长捷炫耀固若金汤、能守三个月的天津是如此不堪一击。

天津战役的胜利,狠狠地教训了国民党残余力量,也及时警告了傅作义:坚持反抗,只有死路一条,企图拿武力抵抗作为谈判的筹码是枉然的。天津解放从而加速了北平和谈的进程。

形势已不容许傅作义再思考了,他需要做出最后的抉择!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武力压迫和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决心以实际行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经过和谈,双方一致同意签署《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协议共18条。另有附件一份,共14条。协议大意是:双方休战,并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务;傅部队在指定时间和地点接受整编;城内企业、银行、文化机关、学校、邮电、文物等暂维现状;保护守法的外国官员和外交;释放政治犯等等。

就在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获悉后来电,大意是:相处多年,彼此深知,你现迫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月17日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需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

傅作义给蒋介石回电:“遵照办理”。同时,他把蒋介石的意图迅速告诉了人民解放军,要求城外解放军在蒋介石飞机飞来时,以祈年殿为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其着陆。如此四五天,终于粉碎了蒋介石企图用飞机运走他的嫡系部队及其装备的梦想。

1949年1月22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履行实施,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天,南京也传出了一条特大新闻:总统蒋公于昨天的中常会上宣布“引退”。蒋介石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宣布引退,隐居溪口,这实乃被逼无奈之举,形势使然。

自1948年下半年以来,国共两党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战,人民解放军在北起松花江、南抵长江的广大土地上,前后经过142天的连续作战,消灭国民党军队173个师,共154万多人。

三大战役的胜利,给了蒋介石反动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其军队主力已被消灭,作战部队仅剩下100多万人,并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资本基本上输完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从根本上瓦解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4.南京,总统府被占

1949年初,国民党主力已失,蒋介石病急乱投医,一方面抓紧编练新军,四处抓丁;一方面加紧长江防备,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解放军的滚滚洪流。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保存残余力量及美国在华势力,为卷土重来赢得时间,发出了求和声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彻底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并提出以包括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在内的八项条件为和谈的基础,而且郑重声明,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南下,向全国进军。

面对解放军咄咄逼人之势,蒋介石匆忙布置长江防守:宜昌以西由宋希濂负责,宜昌到湖口由白崇禧部负责,湖口到上海由汤恩伯部负责,防御的重点在东段,东段的重点在上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面通过和平谈判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一面指示第二、三、四野战军协同配合,加紧准备渡江作战。

1949年4月1日,以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平谈判破裂。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军: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治恶不俊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达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和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犹如五雷轰顶,瘫软在沙发上,他强打精神命令汤恩伯、白崇神速、宋希濂死守长江。

4月21日午夜,朱德发布渡江总命令。从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战线上,百万大军强渡长江。守卫长江的国民党军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没有任何战斗力。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当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进入总统府蒋介石的办公室时,桌上的台历正好翻到4月23日。总统府前欢声雷动:“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在这伟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七律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老巢已去,蒋介石在溪口再也坐不住了,关于“敌军”神速推进的电报一封封来到溪口,蒋介石气急败坏,把电报往地上一扔,骂道:“娘希匹!敌军!敌军!为什么只报敌军进攻不见国军抵抗!”他登上“泰康号”轮船,气势汹汹地亲到上海指挥部署淞沪决战。蒋介石认为淞沪战役一打响,美英等国便不再袖手旁观,坐视国民政府败北,所以他发誓要打好“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线”——淞沪决战。然而几昼夜的殊死战斗过去了,从华盛顿送回的消息却越来越令人失望:美国不会继续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这才突然醒悟:“淞沪决战已经没有意义了。”随之杭州、武汉、上海相继失守。

5.成都,蒋介石投下在大陆的最后一瞥

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后,分四路开始了对全国的大进军。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攻占西安古城,西安宣告解放。这时盘踞西北的国民党部队仅剩下陕西的胡宗南部和青海、宁夏的马家军,共约40万人。根据敌人胡、马联合抵抗我军的形势,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确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决心首先集中兵力聚歼胡宗南于扶眉地区。到7月份,胡宗南主力基本被歼,残部退入川北、川东地区,胡马联盟基本被粉碎,西北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解放军手里。

胡宗南主力被歼后,处于绝望中的蒋介石企图依靠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扭转西北战局,于是他积极策动二马与解放军在平凉地区决战。但是二马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在解放军尚未迫近时即各自后撤,一路向西逃去。解放军冒着烈日酷暑,千里追击敌人,最后造成西北野战军随敌向兰州、银川进军,各个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的有利态势。

8月26日,兰州获得解放,马步芳部全军覆没,宁夏马鸿逵集团更加孤立无援。解放军乘胜前进,不给马鸿逵以喘息之机,于9月份彻底消灭残余之敌,二马集团在西北八十余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从而为进军新疆创造了条件。

新疆境内的形势十分复杂,除了部分向往和平的进步人士外,还有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势力,以及亲英美的鼓吹新疆独立的势力。1949年,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指挥的7万余人。蒋介石在军事大溃败后多次电令陶峙岳,只留1个旅担任新疆的防务,其余部队悉数内调人关参战。由于新疆的国民党军队派系复杂,在内调问题上态度不一,如强行内调则可能使新疆10万军队呈分裂瓦解状态。为了不使地方混战和替国民党充当内战炮灰,陶峙岳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和经费庞大为借口,拒绝内调。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疆的局势一直十分关心。1949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并派邓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新疆活动。在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在中共代表的大力争取下,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率国民党驻新疆全体军政人员发出通电起义,宣布新疆和平解放,10月10日,解放军进驻新疆,蒋介石又丢掉了西北战场。

再说中南和西南战场,湘、赣、粤、桂等省由国民党白崇禧部、宋希濂部和余汉谋部所控制。解放军过长江后于7月从东西两面逼近长沙。长沙50万人民举行游行示威,提出“湖南人民不需要战争”、“战争贩子滚出湖南”等口号,要求湖南和平解放。对于湖南人民的正义要求白崇禧极力镇压,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将军和驻守长沙的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将军却深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表示愿意谋取湖南和平,避免生灵涂炭。在毛泽东的直接争取下,1949年8月1日,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

这时,白崇禧的防御体系正面出现了一个大裂口,他担心其嫡系被歼,急忙收缩战线,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携手建起一条以衡宝为中心,东起粤东,西至湘西的“湘粤联合防线”,以防止解放军南进。针对敌人的负隅顽抗,毛泽东巧妙部署,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将天罗地网撒向华南、中南、西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粤北和广州。10月,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把西南作为最后挣扎之地。

为确保西南,1949年8月底蒋介石曾亲临重庆召见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军政要员,密谋固守西南,称:“必须保住西南地区,作为复兴基地,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9月底,陆续退守西南和原驻防西南的国民党部队达90余万人,这成了蒋介石计划固守西南的最重要资本。10月,蒋介石抛出了在西南同人民解放军进行持久作战的计划,确定“以机动防御配合游击作战,进行持久抵抗,争取时间,等待国际事变”的应变方案。他调兵遣将,部署了以四川为核心,以川陕边界为重点设防,构成沿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并向南延伸的“大西南防线”,妄想依托这条“中国的马其顿防线”,争取时间进行反扑。

毛泽东早已明察蒋介石的意图,命令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统率60万解放大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西南诸敌,并力求全歼胡宗南集团于国境线之内。10月下旬,第三、第四野战军前委决定同时发起广西和西南作战。11月,解放军突破宋希濂、谷正伦防守的川湘鄂边防线和湘黔防线,蒋介石吹嘘的“大西南防线”被拦腰斩断。

蒋介石如热锅之上的蚂蚁,急忙命部队后撤,集中防守重庆,并策划退往滇、康地区。刘、邓大军果断深入敌后,切断敌人退路,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蒋介石见势不妙,于11月3O日凌晨,带着从广州来渝还不到50天的“国民政府”,匆匆乘飞机逃往成都。当天下午,重庆解放。

重庆既失,成都已无险可守,蒋军兵败,势如山倒。12月7日,蒋介石宣布将其“政府”迁往台湾。

树倒猢狲散,那些早就不愿为蒋介石卖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争先恐后与解放军接触,联系起义事项。云南的卢汉和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伯勋等相继起义。国民党各部起义高潮迭起,解放军推进日行几百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三千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

至此,蒋介石在大陆的军队基本被消灭,残部退往台湾岛、沿海各岛屿以及中外边境线附近。1949年12月10日,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同一天,蒋介石乘飞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踏上过大陆土地。

二、南京,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蒋介石在推卸自己失败的责任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被我们的内部某派系搞垮的。这当然有推卸之意,实际上也有被内部矛盾搞得狼狈之意。蒋介石和他的属下们的关系是根据这些人对他的忠诚程度、作用大小,以及姻亲、门生、同僚等而划分为嫡系和非嫡系,由此决定“总裁”对每个人的亲疏远近和地位高低。蒋介石把“五虎上将”、“十三太保”等各色嫡系亲信安置在党。政、军、经、特各个部门的要津。但是,对于非嫡系人物,蒋介石则小心谨慎,猜忌多疑,为达到控制之目的而煞费苦心。尤其是桂系,可算作国民党内蒋介石多年的老对手。在解放军大军迫近,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之时,窥觑王位已久而又屡不得志的桂系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蒋介石发起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

1.蒋桂“仇”史

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黄埔路的蒋介石府邸,灯光耀眼,火树银花,溢彩流光,总统府举行迎新年便宴。前来参加宴会的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孙科、立法院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以及国民党中常委张群、张治中、邵力子、陈果夫、谷正刚、张道藩、吴铁城等40多人早已到齐。不多时,蒋介石从楼上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挥手请众人入席。尽管餐桌上有丰盛的山珍海味,宴会厅亦装饰得富丽堂皇,可是大家正襟危坐,彼此无斛筹交错,也看不到人们欢乐的笑脸,往日的热闹气氛消失了。

蒋介石首先开口,他以低沉的音调说:“现在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请岳军(张群)先生朗诵一遍,征求大家意见。”文告旨在声明保存国民党“宪法”、“法统”和军队的前提下向共产党“求和”,并且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蒋介石)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文告读毕,全场鸦雀无声。蒋介石扭头问坐在身边的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宗仁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这时,有人表示文告可发,即同意蒋介石可下野,但CC系骨干分子谷正刚、张道藩等人却站出来嚎陶大哭,既反对与共产党和谈,又反对蒋介石下野,人们议论纷纷,争论不休。这使蒋介石更为恼火,他大发雷霆:“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我们是被我们内部某个派系搞垮的!”说罢愤然离去。

这“某一派系”人人都知道指的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

在这形势非常时刻,蒋介石为何大骂桂系?

原来,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桂系有解不开的疙瘩,桂系屡屡给蒋介石制造麻烦也由来已久,说来话长。

桂系拥兵西南,以广西为根据地,其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闳个个能力非凡,智力超群,其部队也能征善战,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威震全国。这个有地盘、有军队、有战功、不易动的桂系,有争鼎之心,问鼎之力。这使蒋介石感到如卧榻之旁的猛虎,寝食难安。

桂系和蒋介石历史积怨颇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分裂为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党部和南京、武汉两个国民党政权。南京方面蒋介石搞得一团糟:军事上军纪败坏,战斗力不如其他派系,北伐孙传芳、张作霖连连败北;外交方面,日本出兵山东后,蒋介石又摸不透西方各国的态度而犹豫不决。“七一五”政变后,南京和武汉在反共问题上达成妥协,渐有宁汉合流之势,但武汉的汪精卫坚持只有蒋介石下野,才能谋求宁汉合作,他们把蒋介石视为合作的主要障碍。汪精卫的这一主张就成了南京政权内李宗仁等桂系逼蒋下野的一个绝好借口。

恰在这时,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津浦路战事连遭失利,他想以军事胜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希望成为泡影。1927年8月6日,蒋介石从前线回到南京召开师长以上的高级军官会议,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也列席参加。当王天培一进入会议厅,参谋长白崇禧就严肃地说:“你知罪吗?”王天培被突如其来的责问吓呆了,面色苍白,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白崇禧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徐州的战役中,被敌人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渍败,几乎影响整个战局,而且部下还控告你十大罪状……”在场的军官惊讶地看着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蒋介石冷冷地注视着会场,他搞不清楚白崇禧是在斥责王天培,还是在影射他。许多军官也在偷眼看他,他猛然惊醒,大喝一声:“王天培,你知罪吗?带下去,军法处置!”

王天培成了蒋介石开脱战败责任和发泄羞愤的牺牲品,这更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恐慌,纷纷对他敬而远之而投向李宗仁、白崇禧一边。李、白曾为蒋介石立足东南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时他们与蒋已是貌合神离,遂抓住机会,加紧活动倒蒋。

8月初的一次国民党党部和高级军事会议上,白崇禧和孙科、何应钦等串通一气,寻机向蒋发难。孙科提出:“现在形势太紧张了,蒋先生是不是该出国休息一下?”白崇禧紧接着附和:“总司令太辛苦了,是应当休息休息。再说,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李宗仁、何应钦、邹鲁等人表示同意,主张蒋介石出国的占多数,认为蒋介石出国有利于宁汉合作。

在武汉汪精卫的直接逼迫和桂系的配合下,蒋介石经过种种考虑不得不于8月13日发出《辞职宣言》,回溪口老家去了。是为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事后,白崇禧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干革命工作,没他,我们一样可以做。”甚至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也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国家了。”

而下野对于深谋远虑的蒋介石来说是以退为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与其成为众矢之的,不如暂时将计就计避开锋芒,观战局外,让宁、汉、沪各派争吵,待时机成熟时东山再起。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得,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而同时,他对桂系也记恨尤加,指责桂系对他施加压力迫他下野。此有董显光的《蒋介石传》为据:“其时,广西将领威认为与汉口言和,始能解南京被围之险,由于蒋总统被视为和议之障碍,他的旧日同志遂不免对他施加压力。在此环境中,蒋总统雅不愿保持其权位。”可见,蒋介石记下了桂系反蒋的一笔账。

而蒋介石和桂系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则是1929年的蒋桂战争。

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后对各派有拉有防,明拉暗防,相机收拾。为了整倒桂系,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先是桂系为争夺地盘曾联合程潜攻打唐生智,唐生智大败后蒋又怂恿桂系回头打程潜,致使程潜被挤走,桂系进一步壮大。对此,蒋介石如坐针毡,必须拿桂系开刀!

第一步,起用唐生智,打倒白崇禧。唐生智被桂系打败后隐居上海,蒋介石派人授以权计,拉拢唐生智,使原属唐生智部下。现已投靠白崇禧的李品仙、廖磊等回归旧主;第二步,瓦解桂系。桂系中李明瑞、杨腾辉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矛盾,蒋介石遂许诺给李、杨以高官厚禄,待其时机成熟率部倒戈;第三步,拆散粤桂联盟。李济深为粤系首领,陈济棠、陈铭枢为李济深麾下两员大将,粤桂向为一家。蒋介石趁李济深进南京的机会幽禁李济深,收买陈济棠和陈铭枢,使二陈投靠了蒋介石。

1929年2月,桂系将领夏威、胡宗铎中了蒋介石的诡计,向湖南鲁涤平开火,蒋介石抓住此把柄后下令讨伐桂系,进攻桂系中心武汉。这时,李宗仁困处上海,李济深被拘南京,白崇禧远在平津,黄绍闳踞守广州,桂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两军一交火,早已做好倒戈准备的李明瑞、杨腾辉公开亮相,桂军乱了方寸,纷纷落荒而逃。在蒋桂第一次较量中桂系失败。

这次桂系被蒋介石打了个七零八落,但它时时图谋东山再起,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它也有脱不掉的干系。

蒋介石打败李宗仁后“削藩”信心大增,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两大派系即成为其眼中钉、肉中刺了,下一步即磨刀霍霍指向冯阎。但冯阎自知势力不足,火候欠缺,就主动联络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共同反蒋。这时,李宗仁兵败退居香港。

193O年8月,避居香港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在寂寞无聊之际,应友人之邀到北平旅游。这本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游历,谁知经新闻媒体报道后,云集北平的各派反蒋人物获悉桂系巨头李宗仁夫人北上的消息后,犹如注射了兴奋剂一般,彼此奔走相告。郭德洁抵达北平时,军政各界代表数百人在车站迎接,郭氏不知缘由,她内心一面猜测,一面笑容可掬地频频还礼。下榻之后,邹鲁、谢持、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元老前来拜访这位年轻的李夫人。郭德洁做梦也没想到在丈夫走背运时她居然能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不过,她很快悟出了其中的奥妙:拉桂系入伙共同反蒋。聪明漂亮的郭德洁尴尬表情迅即一扫,竟假戏真做,谈笑自如地和各方代表应酬起来,居然成了桂系参加反蒋会议的代表。代表们一致推举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共举反蒋大旗。

1930年3月,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爆发。中华大地硝烟弥漫,烽火连天。蒋介石借助东北张学良的力量力挫群雄取得胜利。李宗仁见势不妙将部队退回广西老巢,但部队给养困难,粮饷两缺,处境艰难。这时,蒋介石独霸天下的野心昭然若揭,而南京政府的胡汉民对此率起反对,蒋一怒之下把胡汉民扣押。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桂系乘机联合粤系和香港的汪精卫等扩充兵力,厉兵袜马,扬言北伐,蒋介石则调兵遣将,准备南征。正待在战场上决一雌雄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

在四面楚歌中,蒋介石感到与桂、粤僵持下去不是高明之举,同时为了转移全国人民怒斥国民党抗日不力的视线,他再次以退为进,于1931年12月5日宣布下野,带着宋美龄回老家溪口去了。临走之前,他留给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一封信称:“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看,蒋介石下野的决心有多么坚决!但不过12天,他又上台了。这种拙劣的表演不禁令人哑然失笑。

鉴于几次遭桂系打击,蒋介石对桂系更是严加防范,甚至欲借刀除之,而桂系经过一系列挫折后也持重多了,他们采取了一套新做法:休养生息,保存实力,养精蓄锐,蛰居待机;对于广西以外的事,赚钱就干,赔本不来,更不买蒋介石的账。

2.总统竞选好戏连台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各战场连连失败;加之,国民党政治、经济的腐败使各界反蒋情绪日益增长;而美国眼看蒋介石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欲另觅新欢取而代之。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面临翻船的危险。为了安抚人心,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实行宪政,“还政于民”,选举正、副总统。这样,围绕正、副总统的权位问题,蒋、桂争斗又日趋激烈。结果,李宗仁如愿以偿当上副总统,并促使蒋介石第三次下野。

美国在对蒋介石失去信心的情况下默许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在美国的支持下,李宗仁做起了黄粱美梦,一心要参加竞选。对于这次选举,开始蒋介石公开表示希望“本党党员自由竞选”,眼见李宗仁真要参选,蒋介石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我是当然的正总统,岂容老对手做副总统,不是自找麻烦吗?

4月3日,他亲自召见李宗仁劝其弃选。蒋介石说:“你最好放弃竞选。”

李宗仁据理力争:“你已表示可以自由竞选,现在木已成舟,很难从命了。”

蒋冷冷地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一听这话,李宗仁很恼火:“这倒很难说,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

蒋介石霍地站起来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你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平静地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说完,李宗仁转身而去,谈话不欢而散。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蒋介石召集黄埔系重要干部开会秘训:“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无疑将一把利刃插入我的心胸,你们如果是我的学生,是我的忠贞干部,就应该替我把这柄利刃拔出来。”同时,为了打败李宗仁,他拉孙科竞选副总统,以此分散李宗仁的选票。此外,参选副总统的还有于右任、程潜、莫德惠、徐博霖等,而蒋介石、居正为总统候选人。

选举期间,为了阻止李宗仁当选,孙科受蒋之命动用了国民党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中统、军统等一切力量,对“国大代表”威逼利诱,甚至三更半夜还去“代表”家中“访问”,转达从蒋意者有官有钱,违蒋意者自毁前途的意思。“国大代表”不堪其逼,怨声载道,议论纷纷,认为蒋介石手法几近下流,李宗仁气愤已极声言退出选举。蒋介石无奈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又假惺惺地回头劝李参选。如此反反复复闹了几次。选举结果,蒋介石当选为总统,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孙科等人落选。

公布选举结果那天,蒋介石在官邸从收音机中听到李宗仁当选的消息时,盛怒之下竟将收音机踢翻在地。李宗仁对此毫无所知,竟傻乎乎地带着夫人郭德洁到蒋的官邸拜谢,结果,李宗仁夫妇在会客室等了足足半个小时,蒋氏夫妇才姗姗来迟,双方表情都不自然,话不投机,李宗仁只好寒暄数语而出。蒋介石故意给了他一个警告。

1948年5月20日,南京举行正、副总统就职仪式。这一天,南京各单位一律放假,通行大道上,张灯结彩,爆竹喧天,欢乐的南京似乎掩盖了国民党已经敲响的悠悠丧钟。就职典礼即将开始,李宗仁派人去侍从室问蒋就职时穿什么衣服。蒋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听后,心中犯疑:老蒋从来喜欢提倡民族精神,在这庄重时刻为什么穿西装?不一会侍从室又传出蒋的手谕:穿军便服。典礼开始了,此时出台亮相的蒋介石一身长袍马褂,而李宗仁身穿军便服犹如一个大副官伫立在蒋的身后,形象极为难看。李宗仁顿悟出蒋介石在有意捉弄他,索性昂首挺胸不以为然。蒋介石斜眼看到李宗仁不伦不类的样子心中暗乐,多日来的恶气总算出了一口。蒋介石运用当年在上海滩从黄金荣那里学来的一套把戏,使李宗仁当众出了个洋相。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这一闷棍表面打在孙科身上,却痛在蒋介石心中。蒋不会对此善罢干休,他寻机对桂系进行报复。首先,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调任他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几乎被这一纸任命气昏过去,他坚决不干,带着夫人马佩璋去了上海。马佩璋对此心存怨言,有一次对郭德洁说:“你的老公做了副总统,我的老公却把国防部长丢了!”其实,谁人不知白崇禧的国防部长是徒有虚名呢?

白崇禧出走上海,蒋介石下不了台,只好派白崇禧的老搭档黄绍闳去劝驾,黄对白晓之以理,认为在南京做个国防部长不过是笼中之鸟,有名无实,不如趁此机会到华中“剿总”武汉团结实力,静观大势,然后迫蒋下台,到时由李宗仁出面来收拾局面,岂不大有可为?白崇禧一听言之有理,遂接受了南京任命,一心经营华中。这样,桂系迫蒋下台的军事形势开始形成,只待时机来临。

1948年底,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国民党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战役使国共前途渐趋明朗。眼看蒋家王朝已不可救药,美驻蒋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建议,“是否可建议委员长退位,让位于李宗仁。”蒋介石闻知美国策划换马后非常恼火,无奈人家是主子不敢得罪,只好涎着脸派夫人宋美龄到美国“哭秦庭”,陈情求援。这时,美国已失去了往年迎接蒋夫人时的热情,只允许宋美龄以私人资格访问,总统杜鲁门对宋美龄的求援不予理睬,并指出:“就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宋美龄空走一趟一无所获,只好暂住孔祥熙在美国的别墅,准备作长期努力。

在国共两军酣战的关头,蒋桂斗争也达到高潮。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临覆灭的危险,蒋介石心急如焚三番五次命华中“剿总”白崇禧增援,白崇禧却按兵不动,并且接连给蒋发来“亥敬”、“亥全”两电,策划“逼宫”,由李宗仁上台,以利和谈。李宗仁则宣布了包括“蒋总统下野”在内的五项和平主张,而长沙绥靖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也随电附和。其时,在解放军大军压顶的形势下,共产党宣布不以蒋介石政府为和谈对象,这又给桂系倒蒋提供了机会。

蒋介石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下野。对此,蒋经国在日记中有所说明:“父亲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灶炉,排除万难,争取新生。”因此,才有了本节开头所描述的1949年元旦之夜蒋总统的“最后的晚餐”。

几十年来,蒋桂之间风风雨雨,冲突不断。有时表面看来他们似乎是一前一后,如影随行,其实,他们大多貌合神离,泾渭分明,甚而兵戎相见。桂系之于蒋,是仅次于共产党的心腹大患。

3.李总统“总而不统”

1949年1月1日,新华社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同日,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但是,蒋的文告只有“求和”并无“下野”的字样。蒋介石还在有意拖延,恋栈不去。并且他还致电白崇禧作一说明:

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

对于蒋介石的顽固不退,美国不答应,桂系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司徒雷登大使的顾问傅泾波打电话给李宗仁,认为蒋总统的元旦文告有收回两周前辞职的决定,请副总统以适当形式对蒋总统予以劝告。李宗仁当下给白崇禧打电话要他采取更激烈的逼蒋举动。很快,沪宁一带传递着一条令人惶恐不安的消息:蒋氏如再坚持不下野,白崇禧的部队将退出武汉地区,让开长江一线给中共。与此同时,武汉三镇大街小巷上贴满“蒋总统不下野,中共将不肯和谈!”“蒋不下野,美援无望!”的标语。

而蒋介石对自己的迟迟不去自有说法,他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了,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不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原来,他还挂念着杜聿明能使淮海战场起死回生。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谈条件:

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与此同时,桂系也在悄悄行动准备另立政府,加紧逼蒋行动。

1月19日,蒋介石只好再次召集孙科、张群、吴忠信、陈立夫等人开会研究下野事宜。蒋介石道:“毛泽东的时局声明大家想必都看到了。他提出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蒋说完,众人面面相觑,半晌无言。

吴铁成壮了壮胆,说道:“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常会讨论一下?”

蒋失望之极,冷冷地说:“不必!什么中常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陈立夫眼泪汪汪叫了声:“总统!”

不等陈立夫说下去,蒋不耐烦地站起来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定采取第二种办法。下野文告怎样措词,请大家研究。主要意思是,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明天我去找李德邻,叫他来干,后天我就走开!”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李宗仁说:“德邻兄,我是决定下野了,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和共产党讲和任务艰巨啊。”李宗仁推辞一番:“你尚且不能讲和,我更不行。”二人虚情假意客气一套自不必说,蒋介石决计下野。

1月29日上午,蒋介石在官邸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场气氛极为沉闷。蒋首先发言:“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和中共和谈。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挽救党国危机。”蒋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

等他谈罢,谷正纲等人旧戏重演,含泪大声疾呼:“总裁不宜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说:“事已不可能,我已作出此决定了,我今天就离开南京!”说罢起身欲走。

李宗仁连忙问:“总统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边走边说:“我还有事未办,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这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忽然追上前去喊:“总统!总统!”

蒋稍停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之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把手一甩:“你找德邻办去!”说罢,扬长而去。大胡子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讨了个没趣,尴尬地慢慢走了。

午饭后,李宗仁等纷纷赶往南京明故宫机场准备为蒋送行,岂料蒋介石离开会场便直奔机场乘“美龄”号飞机转道杭州回了溪口。李宗仁扑了个空,也再次尝到了蒋介石对他的戏弄。但他转念一想,总统职位已经到手,区区小事不必计较,不禁暗自高兴。而蒋介石这时心情则异常沉痛,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不得不离开这个我亲自建立的首都,和总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时候,内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从此,蒋介石再也没回南京。

蒋介石离开后,张群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交李宗仁过目。李宗仁看到文告中并无“下野”、“辞职”、“继任”等字样,只有“代总统”,很是生气。白崇禧得知后也说:“德公,刘邦当年对韩信说过,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为假!我劝你要做就做真皇帝,千万别做什么代的!”李宗仁坚持修改文告,将“代总统”改为“继任总统”。张群打电话给蒋,蒋介石满口答应说修改到李宗仁满意为止。

第二天,各报均以头条位置同时刊登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和李宗仁的“继任文告”。李宗仁兴冲冲地细读两则文告。“下野文告”云: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恪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关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

看着看着,李宗仁脸色大变,忍气细读自己的“继位文告”: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昌胜惶恐。惟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惟有龟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读罢两则文告,李宗仁才知“下野文告”根本只字未改。他不禁大骂:“老蒋之为人,至此危急存亡关头仍不忘权诈,一意要把我作木偶任他玩弄!”无奈,事已至此,只好由他罢。

蒋经国后来在他写的《危急存亡之秋》中谈及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时说:“父亲之所以要引退,是考虑到下面三个因素: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基础。”而蒋介石后来追述他第三次下野时曾说:“我之下野的决心,固不能说全无国际环境之影响,但其重要因素还是由于我们内在矛盾的关系所多。”他还声称其下野是出于对台湾问题的考虑:“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堡垒。”

看来,蒋介石早就找好了退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并且下野之前,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他把亲信安置在大陆西南、东南、沿海及台湾的重要部门,并密令将大陆的军械、黄金和文物统统运往台湾,以防不测。

4.蒋介石“垂帘听政”

蒋介石虽避居溪口,这和当年袁世凯削职回项城、段祺瑞下野回合肥一样,是职退权未退,退而不休。他在溪口小镇驾了七部电台,准备随时操纵局面,而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也不绝于途。溪口小镇取代了六朝粉黛的故都南京而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蒋介石也成为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蒋介石回到溪口的第四天,便召集汤恩伯、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开会部署长江防守计划,决定重点防守湖口以下,以确保上海的安全,将台湾作为最后据点,由汤恩伯负责总指挥。在会上,蒋说:“共产党是要我的命,而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而在南京的李宗仁虽说“代总统”面子不够,毕竟蒋介石让位了,他要挽救危局,打出和谈的旗号,争取时间取得美援,保住半壁江山。为此他也加紧部署江防,决定重点防守湖口以西,确保南京的安全,以海南岛为最后打算,由白崇禧负责指挥。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内战达三年有余……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

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李宗仁电报一发,蒋介石大怒,即命孙科将行政院和国民党中央迁往广州,以示和李宗仁领导的南京政府对立,而大批国民党党政要员既不去广州也不在南京却聚集上海,两边都不得罪,这就形成了“一国三公”的局面。

2月5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讥评道:

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

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是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

同时,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不承认南京政府。蒋介石对此幸灾乐祸,他在日记中写道:

共匪于今用广播明白表示不承认李宗仁所代表之

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当作何感想也。彼等汗颜至此,尚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

李宗仁见蒋一日不去,他不可能有所作为,遂策划逼蒋出国。和谈代表张治中和屈武对他深表同情,愿请缨前往溪口一劝。蒋介石一见张治中和屈武便没好气地说:“你们是要劝我出国的吧?”他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报纸上早就登出了。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个普通公民,到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几句话把张治中的嘴封住了,他便只好就和谈一事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消了气,说:“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支持他。德邻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德邻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我愿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可是谁又会相信他的话呢?蒋介石趁机就和谈规定了最低限度:划江而治,就地停战。

4月1日,国民党派出张治中、邵力于、屈武等代表赴北平和中共谈判。这时,解放军早已饮马于长江北岸,随时准备过江。对于国民党的要求,中共中央答复:不承认已停战,无论和战解放军均要过江,并且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订案)。

这不啻给李宗仁当头一棒,是战是和,他不敢作主,遂修书一封派人送给蒋介石:“和谈正在进行,结果未可预卜。回顾宗仁主政以来,形格势禁,难于集中权力,迅赴时机,如果和谈万一破裂,战争重启,则宗仁断难肩此重任,深愿引身求去,以谢国人。”蒋介石看罢信说:“现在我是退休的人,他是代总统,一切由他作主。不过我是支持他的。”4月16日,谈判代表黄绍闳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回南京请示是否签字,李宗仁不敢签字,即派人送蒋过目。蒋介石一看,拍案而起:“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李宗仁无奈之下召集心腹桂系将领开会,研究和谈事宜。白崇禧认为中共中央的和谈条件过于苛刻,决不能签字。黄绍闳则认为共产党已答应保留桂系军队和地盘,李宗仁还可做联合政府的主席,这已很宽大了,应抓住机会签字。其他人议论纷纷多不主张签字。最后,李宗仁也表示拒绝签字。

4月20日,和谈破裂。对日,解放军渡过长江。

黄绍闳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南京解放已指日可待,遂悄悄飞往香港。在机场,他遇到屈武,他对屈武说:“快到西北去!”屈武会意后也迅速逃离了南京。

4月22日,南京城内响起了零星的枪声,人们纷纷打起包裹细软出逃,交通一片拥挤,李宗仁决定离开这是非之地。23日晨,他乘“追云”号飞机飞往广州,飞机飞了1个小时后,他突然命飞行员转变航向,去了桂林。当晚,南京解放。

这时,蒋介石在溪口也坐不住了,遂乘车悄然驶离溪口,登上“太康”号军舰,驶往上海。从此,蒋介石父子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乡。

27日,蒋介石在上海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表文告,内称:“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同时,他派人三番五次到桂林催李宗仁到广州主政。

而李宗仁感到蒋处处掣肘,自己手中无钱、无枪、无军队,实在难以一展宏图,他不想去广州,一到广州即无法脱身了,还是留在桂林桂系老巢安稳些。鉴于此,他和白崇禧等经过一番磋商,拟出五项条件:

代总统有权调整军政人事;

移存台湾的金钱应运回大陆以供军政开支;

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

中常委之决策,只能作为建议;

蒋先生出国。

对此五项条件,蒋假惺惺地表示答应,唯有出国一事他不同意。他说:“中正许身革命40余年,始终一贯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奋斗。只要中国尚有一片自由之领土,保持独立之主权,不信中正竟无立足之地。”他写信给李宗仁:“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正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正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李宗仁被蒋的花言巧语所迷,还是飞往了广州,继续做蒋的替罪羊。

在解放军咄咄逼人的进攻下,5月25日,蒋介石亲自指挥的上海又失掉了,如此“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蒋介石孤舟漂泊,不知何处安身。5月末,他终于来到台湾,落脚于台北十几公里处的草山,因忌讳“落草为寇”的“草”,便改草山为阳明山,以表示对哲学家王阳明的尊重。草山也就成了蒋介石的“总统府”。

草山,青山环绕,林木茂深,泉水叮呼,本是游览的胜地,但是,山河美景不能激起蒋介石的一丝游兴。烦闷之余,蒋开始拟定防台计划,决定以舟山、马祖、金门、澎湖一线为前哨,以防务台湾为第一。

不久,李宗仁和阎锡山两次来台,要蒋介石到广州“主持大局”,蒋经国觉得“尚非其时,亦非其地。”蒋介石则不然,认为复出的机会将要来临,遂于6月14日飞抵广州,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只得乖乖听从蒋的摆布,宣布成立非常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这无异于恢复了蒋的独裁。不久,他在对部下的一次训话中解释了他赴广州主持大政的理由:“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想起总理生前的嘱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殊死战。”看,他的理由又是多么动听。

蒋介石酝酿从幕后走向前台。

三 华盛顿,美国人“等待尘埃落定”

美国是蒋介石的国际后台老板。多年来,美国给予蒋介石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援助,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美国更是从全球战略利益考虑,把蒋介石作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但是,到了解放战争的尾声,美国的对华政策却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人开始试图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局势是清楚的,他们可不愿将政治和经济资本投入到蒋介石政权这艘“沉船”上,美国人要同他拉开距离,等待所谓的“尘埃落定”。

1.美国人失望了

对日战争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对峙状态,国际关系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上升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世界也由此也构成两极对立的格局。而在中国,共产党接近苏联,国民党接近美国。那么美国在中国利益的具体维护者,便当然地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则成为美国利益的具体执行者。

正是基于国际两极对立的战略利益考虑,在美国有一大批支持蒋介石的人。其中许多人后来被认为是些“利用中国问题来到达个人目的蛊惑民心的政客”。在国会中,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唐协罗不停地为蒋介石摇唇鼓舌。参议员布利特曾经建议,在今后的三年内,美国对中国经济投资十亿美元以上,派军事、文化顾问前去监督改革,并要派麦克阿瑟将军到中国充任“总统的个人代表”,以实行一项“防止苏联征服中国的计划”。布利特一本正经地警告说:

如果中国落入斯大林之手,那么整个亚洲,包括日本,都会或迟或早落入他的手心,亚洲的人力和资源将被利用来反对我们。在中国独立之后,不出一代人时间,美国的独立也将丧失。

蒋介石有了美国这个强大后盾,本该有所作为。美国人纳闷,蒋介石从美国手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美元和先进武器,为什么还不敌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最后,他们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和无能,他们用金钱催生出了一群寄生虫。美国确信如果要挽救国民党,避免其被共产党击败,必须将以蒋介石为首的“贪污腐化的一伙”赶下台,另选比较有作为的人上台取代蒋。这样,便出现了1948年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一幕。1948年4月,美国支持的李宗仁击败了蒋介石支持的孙科,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在美国,支持李宗仁、指责蒋介石政府腐化堕落的主要是执政的杜鲁门政府。杜鲁门在1945年因总统罗斯福逝世,以副总统接任总统职位,三年来几乎处处和蒋介石作对,很多事情不让蒋如愿。1948年在美国也是大选年,从选举一开始,民意测验的结果就对杜鲁门大为不利,以后杜鲁门虽竭尽全力,但仍不能摆脱不利的局面,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民意测验得分远远超过杜鲁门。

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前处境不利的形势使蒋介石看到了希望。共和党人杜威在反共上虽然不像后来的麦卡锡那样歇斯底里,但也是非常坚决的,不像杜鲁门那样有缓和余地。杜威如果获胜,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仅不会像杜鲁门那样设法赶他下台,反而会坚决支持,杜鲁门控制很紧的对蒋介石的“有限援助”政策就会结束,大批美援会源源而来。再加上看到杜威胜利在望,蒋介石便毫无顾忌地以杜鲁门之道,还治杜鲁门之身,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当选。他先是特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大肆活动,为杜威拉选票。

为了表明对杜威的坚决支持态度,蒋介石命陈立夫携带四百万美元,以参加美国道德重整会名义,在美国两院议员中,大肆活动。蒋介石的活动,引起了杜鲁门的注意,他说:“他们使许许多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吩咐。”可是,蒋介石终于打错了算盘,在大选举行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杜鲁门神话般地扭转了局势。1948年11月7日,杜鲁门在美国大选中击败杜威,当选总统。这时,杜鲁门政府已十分确切地知道:蒋介石政府已经完蛋,必须在中国寻找机会的同时,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并避免撞死在一条路或一个国家上。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蒋介石在焦头烂额、狼狈不堪的时候,不太赏识他的盟友杜鲁门继续执政,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厚着脸皮请求杜鲁门援助。

1948年11月9日,蒋介石致信杜鲁门,要求杜鲁门发一个坚决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宣言,以“维持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利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

但是,就连这个只是精神上的支持,杜鲁门也不答应,竟于三天后写信予以拒绝了。杜鲁门在彬彬有礼地回答蒋介石的一些问题后,这样写道:

阁下当已注意到,我在1948年3月11日之公开声明。我在该声明中谓,美国与中国政府维持友好关系,并力求援助被承认的中国政府维持和平。我又谓我不希望中国政府中有共产党参加。马歇尔国务卿于1948年3月10日公开声明,共产党现在公开反叛中国政府,容纳共产党于政府内是一件应由中国政府决定之问题,不应由美国政府命令。我相信这些声明与美国政府根据1948年援华法援助中国政府之行动,已明白表示美国政府之态度。

杜鲁门还婉言拒绝了蒋介石要求派遣一高级军官与蒋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的建议,只是提出,驻华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可常备咨询。

杜鲁门在给蒋介石回信的末尾像传道士宣讲福音书一样表示:

阁下当了解美国政府在全世界支持和平民主运动之愿望。此种愿望使美国政府对许多国家促进健全经济与稳定之情况的努力给予援助,如无此种健全经济与稳定情况,则世界人民不能期望和平,而民主原则亦不能滋长。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各种形式之援助实具有这种希望。我对中国政府与人民此时所面临之困难深表同情。

蒋介石接到杜鲁门的回信后,深感世态炎凉,他一心视为靠山的美国政府现在已不再是那样肝胆相照,意气相投了。尽管他在写给杜鲁门的信中哀号:“华中之共产党军队现在已到达沪宁甚近之地区。如果我不能阻遏这一浪潮,中国将失去民主。”杜鲁门也没有表现出蒋所期待的扶助“民主”的热情,只是泛泛地给予安慰和同情。

1948年底,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美的反应也是冷淡的。

宋美龄在接受蒋介石让她向美国佬陈情的任务后,于1948年11月24日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表示她要到美国访问。

马歇尔的回答如当头一瓢冷水,令第一夫人凉透了心。马歇尔说:“我代表鄙国政府并以个人名义至诚欢迎夫人的来访,但鉴于目前之时局,我们十分愿意你以私人资格访问。”

11月28日,宋美龄启程飞美。在华盛顿机场,宋美龄受到隆重的欢迎,一些亲蒋的国会议员在蒋介石政权危急存亡之秋,对蒋夫人表示了无限之同情。12月3日,宋美龄晤见了马歇尔,10日又同杜鲁门见了面。宋美龄按蒋介石旨意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援华计划:美国发表支持南京政府的反共宣言;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赴华主持反共战争和供应工作;核准对华军援三年计划,每年提供十亿美元。但对她的如意算盘,不管是总统杜鲁门,还是国务卿马歇尔,均未予理睬。美方认为:“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美国军队之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1949年后,杜鲁门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更加明显地与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

2.与“沉船”拉开距离

1949年1月3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就中国问题进行了汇报。

马歇尔问:“中国总统蒋介石在元旦发表了公开申明,不知阁下对此如何看待?”

司徒雷登答道:“我非常乐意向阁下汇报情况并对蒋委员长的新年文告加以评述。我对文告最初反应良好。它庄重而又调和,对共产党的辱骂之辞也明显减少。蒋以惯用的方式检讨了自己对民族困苦的责任,并表示个人的进退得失绝不有悖于新的民主精神。”

马歇尔听到此番话,沉默片刻后说道:“您认为文告发表后,中共会采取某种缓和姿态吗?也就是说,该文告会达到其意图吗?”

司徒雷登不假思索地答道:“不,从目前看,这仅仅是一厢情愿,中共的毛在元旦发表了意见相反的讲话。从蒋的文告方面讲,也暴露了不幸的缺陷。蒋的文告表现出一股傲慢的宽容,以一种掌权者的自负不凡的口气与反叛者交谈。从而忽视了残酷的现实:军队战斗力土崩瓦解,金融制度的最终失败,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愿望,以及本人下野的必然性。”

马歇尔随即问道:“蒋也许在采取实际步骤进行和谈吧?”

司徒雷登只得据实相告:“事实是令人失望的,蒋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作出让步,但实际上毫无表现。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他还决定让副总统行使全权,自由地采取任何能造福于民的新政策,但显然由于蒋固步自封,由于蒋被共产党的战犯名单所恼怒,由于宋子文及其他强硬派的影响,他又收回了起初的决定。蒋的文告看来是国民党内部各集团妥协的结果,他的五项条件每一项都代表了这些派系的态度。而蒋对这些派系的协调又必然加剧内部分歧。”

司徒雷登的汇报是早就拟好草案的,字斟句酌。他后面这一段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未来走向的估计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共产党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态度强硬,毫不让步。在步步取胜的形势鼓舞下,他们企图完成彻底消灭国民党凶恶势力(如陈立夫)的任务。而陈立夫的支持者们现在则在考虑如何应付共产党。至于说,共产党是想消除国民党的现存领导和组织结构,还是根除他们掌权道路上的任何障碍,这尚有待事态发展。

但看起来,由于国民党自身的缺陷,它必将让位于富有生气的共产党意志。一旦共产党铲除了这股势力,他们将计划组成某种形式广泛的联合政权,并与某些边远地区政治上的反对派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无论如何,新年伊始,一个新运动已经展开,并将是结束全国军事冲突的开始。预计蒋委员长试图在必要时撤往台湾,在那里建立其抵抗基地。

国务卿马歇尔在听完司徒雷登的汇报后,马上同总统杜鲁门进行了磋商。现在,美国当局的决策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的失败已属必然,蒋政权已腐朽不堪,继续把自己绑在蒋的战车上,等于自陷“烂泥坑”。

1949年1月4日,司徒雷登在大使馆内收听到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评论题目是《评战犯求和》。解放军女播音员抑扬顿挫,富于感情的铿锵之声使美国大使感到蒋介石政权的末日正在逼近。司徒雷登在日记里表达了他的心情。

1月8日,美国大使馆迎来一位身负特殊使命的客人,他就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吴铁城。司徒雷登按外交惯例给予热情接待。

寒暄过后,吴铁城满脸严肃地说道:“鄙国政府目前正面临严重危机,蒋总统元旦文告发表后,全国人民普遍支持蒋总统所宣布的恢复和谈的决心。他们在许多电信和公开宣言中,表示他们立即拥护和平解决政府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争执问题。”

政治舞台向来都是凭实力说话,谁有实力,谁的主张就响亮,司徒雷登当然清楚这一点。身陷绝境的蒋介石能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这个论断和提法已经无法欺瞒对蒋政权有多年观察经验的驻华大使了。出于礼貌,司徒雷登还是点了点了头,并说道:“我们也热烈希望贵国政府与共产党能结束冲突。”

吴铁城吩咐随身秘书拿出一份黑色的文件匣,他很恭敬地用双手递给司徒雷登说:“这是鄙国政府请求贵国政府‘调解’的备忘录,请大使先生早日递交贵国总统及国会。”

司徒雷登接过备忘录,仔细地浏览了一遍,只见其中写道:

美国政府过去曾经多次表示它对中国情形的友谊的关怀,而且曾与中国政府合作以增进国际和平。中国政府愿意向美国政府保证其与中共和平解决的真诚愿望,并特别希望借此获悉美国政府对此项问题的态度。中国政府将欢迎美国政府可使中国的和平早日恢复的任何建议。中国政府更表示它已准备通过可能的美国政府的调解,开始与中共谈判,以求达到上述目的。

司徒雷登看过之后,表示他会立即电报总统及国会。吴铁城补充道:“今天之内,我会把相同的照会送往法国、苏联和英国大使馆,希望贵国政府早日见复。”

1月12日,杜鲁门政府以下列备忘录答复蒋介石的调解请求:

美国政府已接获中国外交部长于1949年1月8日致驻南京美国大使的备忘录,并已从长加以考虑。

备忘录中说明中国政府十分渴望中国国内的局势,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世界和平进展的障碍。备忘录并说明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曾立即采取步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但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当前形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

杜鲁门政府这份拒绝充当调解人的备忘录对蒋介石来说,是美蒋关系上令人难忘的一页。在蒋介石途穷日暮,四处求援的时刻,这份备忘录等于扇了蒋介石一个耳光。杜鲁门的理由非常充分,言外之意是对你蒋介石,我们帮得太多了,如今,我们已帮不了忙了。

美国政府拒绝调解,英法自然紧随其后。蒋介石求援之举在西方后台老板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有益之反响。据说,蒋介石在听侍从念完此备忘录后,狠狠推倒了面前桌子上的水杯,骂了一句:“娘希匹!”

1月15日,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信中说:“政府(指南京政府)从南京迁移的准备工作已日渐明朗化。虽然隐瞒这种庞大的迁移工作较为困难,但政府仍决定秘而不宣。”

蒋介石要迁都,美国人跟着走吗?

不。司徒雷登在信中表明主张:

……我们极可能被请求转移。可以认为,目前迁都计划的采纳和实施,会使国民党有时间在南方建立政府,继续行使全权,因而它极有理由要求我们随之迁移。我们将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随时报告这方面的信息,并汇报有关的形势发展和我们的观点。在国务院尚无指示或指示尚未到达之前,我们将根据先前的指示留驻南京。

1月20日,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次日,蒋介石“引退”。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取得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全国的胜利也指日可待。艾奇逊的对华政策成了引人瞩目的焦点。

艾奇逊认为美蒋关系的核心在于要不要继续出钱出枪支持蒋政权。他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令蒋介石伤心的大举动。

1月24日,艾奇逊指令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就是否颁发《1948年援华法案》项下剩余军需品出口许可证提出意见。

1月26日,巴大维复电,建议暂停启运,待中国军事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以后再作决定。巴大维将军抱怨援蒋的物资被大量的贪污、侵占,而运到前线,则等于送到了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共产党手里。巴大维的意见显然符合艾奇逊内心的想法。

2月初,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中国对美国“只是一个烂泥坑,而不是进攻的跳板”,因此“在灾难的烟尘落尽以前,美国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艾奇逊的谈话被美国各大报刊以醒目的大标题登载,转而传遍欧洲、亚洲舆论界,人们谓之“等待尘埃落定”说。杜鲁门政府现在已经不需遮掩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绝望,艾奇逊的谈话是公开表明要与蒋介石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

这一政策认为,中国的发展显然正在进入一个变动极大和极其混乱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能就未来对华政策制订出任何“僵硬的计划”,而只能提出近期内一个大概的政策方向,以“保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这一指导思想的逻辑上的结论就是,美国必须在这段时间里采取所谓“观望”、“等待”的态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心甘情愿地接受战后对华政策失败的现实,老老实实地把干涉之手从中国缩回去。所谓“等待”、“观望”,并非置身事外,而是继续执行其原来对华政策前提下的等待,这就决定了美国在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打交道时不会有多少“行动自由”。同时,美国在全球冷战中的态势规定了杜鲁门政府不可能坐待“尘埃落定”,而必然会利用一切机会,在不扩大卷入中国内战的前提下,阻止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行动自由”只不过是要保持反共的“自由”罢了,也就是说,美国不愿意在蒋介石这棵树上吊死,而要寻找更有效的“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手段。这正是美国和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的动机,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2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要不要继续执行1948年《援华法案》,艾奇逊在会上坚决主张停止向蒋介石政权运送剩余军需品,但此主张遭到国会方面反对。经过再三考虑,杜鲁门最后拍板,指示艾奇逊:“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

艾奇逊认真执行了杜鲁门决定的拖延启运政策。3月4日,艾奇逊通知司徒雷登,从美国港口开往中国华南的运输船只已经暂停,已载货的运输船大部分被推迟到两周以后才允许启航。“拖延启运”政策的实施,使国民党政权得不到所期望的迅速而大量的援助,这对于视美援为救命稻草的国民党集团,在实际上和心理上都构成了沉重的打击。

2月5日,当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时,美国政府正式决定大使留在南京,理由是:从东北到长江流域的大片中国国土即将归于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而美国在华利益及商人大部分在这一地区,为保护美国的利益,必须有正式代表能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并认为司徒雷登作为正式代表最为合适。此外,如果整个使馆迁往广州,将被解释为对国民党支持到底,因而也就得继续给予援助,这是不合适的。

后来,毛泽东把美国大使滞留南京称之为“开设新店,捞一把。”

1949年8月5日,美国为了向世界交待在中国的失败,抛出《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为发表白皮书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这些文件对中国发生的事,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它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极端仇视,另一方面企图逃脱助蒋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责,并阴谋继续利用所谓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来破坏中国革命。同时,文件也细细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贪污、腐化、专制和昏庸,指出国民党的失败实乃咎由自取,而非美国支持不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月6—8日,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邀请部分有关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讨论承认中国问题。与会者分为两组,结果一组赞成,一组反对。由于公众舆论莫衷一是,美国国务院无法做出决定。最后国务卿艾奇逊决定采取“静待尘埃落定”的袖手静观政策。

国民党撤往台湾后,杜鲁门继续采取放任中共进攻,或让国民党在台湾自生自灭的政策。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在《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中说:“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它一点也不特别出色或者重要”。“大家都预料该岛将陷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那里的民政和军事情况已趋恶化,这种情形更加强了这种估计。”

1950年初,蒋介石在台湾大搞复职,美国目睹李、蒋之争,仍执行保李倒蒋的政策。

尽管美蒋在反共反苏这一政治上存在重大共同利益,但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美国不得不考虑调整他扶蒋反共的政策。从1949年年初开始,美国政府基本上开始实行从中国内战“脱身”的政策。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话说,1949年初美蒋关系开始“走向最低点”。蒋介石政权在美国当政者眼中只是一艘“沉船”,美国人要同它拉开距离。

四、北平,毛泽东宣告新中国诞生

随着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共产党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成立新中国。而筹建新中国的重任便落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成员身上。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昭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筹建新中国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由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等人主持。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

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毛泽东还指出: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

(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筹备会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名单。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会议决定分六个筹备小组,并决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来自下列五方面的代表: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工作,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把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案》。新政协筹备会的各项工作基本完成。

1949年9月对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人民政协代表的广泛性,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会议宣布,人民政协暂时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大会全体代表推选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89人组成主席团负责主持。

大会第一天,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毛泽东振奋人心的发言,令代表们激动不已,掌声经久不息。

会议历时10天,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决定定北京为国都、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尤其是《共同纲领》的制定,意义重大。它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是新中国的临时大宪章。

《共同纲领》全文约8000字,包括序言、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7章60条,《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

9月30日晚,毛泽东主持会议闭幕仪式。大会在宣言中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至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完成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历史使命后胜利闭幕。

2.开国大典

新政协筹备会议后,中共中央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委会,彭真、聂荣臻为副主任,林伯渠为秘书长,并迅速展开了工作。

天安门将作为开国典礼的主席台。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致祥受命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和大典的宣传工作。

当时的天安门,朱红色的宫墙剥落了,显得斑驳陆离,遍体鳞伤;门楼堞口上的荆棘长得有人高,精雕的菱花窗也七零八落。广场上杂草丛生,蒿莱满地;金水河淤泥堵塞,水腐发臭。

张致样发誓,天安门交在他的手中,他要让它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民面前。

几天后,一批能工巧匠云集到这里。

城楼的东山墙下,中央美术学院的周令钊讲师和几位油漆彩画工人,正站在高架子上绘制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毛泽东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仰,洋溢出慈祥的笑容。原照片是新闻摄影局的郑景康在延安时拍摄的,是当时解放区最流行的一张毛主席像。周令钊一手拿着画笔,一手扶着梯子爬上爬下,把方寸小照放大在高6米、宽4.6米的铁皮画框上。

9月30日夜晚,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审查,一眼就发现了问题:画像下沿有一行毛泽东的手体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周恩来急了:“毛主席怎么会那么不谦虚呢,在挂像下面还写自己的名字?”一时间,在场的人们忙搭脚手架,画家挥动刷子抹掉了白边黑字,涂成中山服的颜色,又加上了一个扣子,看上去天衣无缝了。

“这八盏大宫灯,八面大红旗设计得好,象征着革命的欢乐,人民的胜利!”周恩来站在金水桥上,借着探照灯的银辉,面向天安门环顾四望,眉飞色舞,欣喜万状。

天安门城楼是庆典的中心,如何体现出全民族的大喜庆与古典的建筑格局相协调呢?半个多月之前,张致祥迫不及待地跑到东单洋溢胡同,“咚咚咚”敲响了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的院门。队长苏凡带着两个能手赶来了,一个叫小野泽,一个叫森茂,他们都是来自东瀛的日籍美术专家。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场上,小野泽和森茂跟随抗敌剧社转战南北,设计出了大量的舞台布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像这块大地上醇酿的浓酒一样,溶人了他们汩汩奔流的血液中。苏凡和小野泽、森茂从城墙根跑到城楼上,又从城台侧跑到券门下,有时张致祥也来和他们一起量皮尺、出主意,几天后终于设计出了二十几张草图。其中大宫灯的设计备受周恩来的赞赏。

苏凡坐上一辆吉普车,满北京城去找扎灯的艺人,终于请来了一位过去专在清宫扎灯的花甲老翁,又找来两个徒弟,于是就在城楼上中间的大厅里干了起来。小野泽和森茂负责装饰宫灯的云头和金穗。临近大典的前一天,八盏瑞气盈盈的大宫灯终于做成了。

天安门城楼的两侧红墙上,是两幅巨大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由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那端庄匀称的宋体字是出自森茂的手笔,显得庄重而又醒目,既突出了庆典的主题,又烘托出了隆重的气氛。到建国一周年的时候,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换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胡乔木说:“两条标语,一条‘中国’,一条‘世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适用的,要成为固定的、永久性的标语。”

天安门前临时用沙杆、木板搭起了东、西两座简易观礼台,这是供友好外宾和英模代表及大会指挥部用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罗瑞卿来到这里检查,带了两个连的人往上踩。结果有的木板经不住人,一脚踩漏下去。于是立即动员了几十辆汽车,从永定门外往这里运沙袋,把观礼台垫撑起来,以保障大会人员的安全。

与此同时,工人们把马路修平了,破损的青石路面补好了,广场的电灯安装起来了;3万名青年团员、学生们义务劳动填平了凸凹不平的地面,开辟了17000多平方米的广场。

10月1日清晨,朝阳从东长安街冉冉升起,曦光中渐渐露出了天安门金黄的冠盖。城楼的内檐上通贯着巨幅会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天安门阅尽天下兴亡多少事,终于迎来了它尊严伟大的一天。

9月30日傍晚,天安门城楼霞彩氤氲,云气缭绕。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沿着“千步廊”的石板御道来到天安门外,周恩来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毛泽东宣读了纪念碑碑文。随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政协委员代表,怀着虔诚崇仰之情,为近百年来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斗争中英勇捐躯的两千万英灵,铲下了一锹锹土……

这天晚上,周恩来安排完开国典礼的一些具体事项,又前往天安门广场巡视检查各项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

当夜,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内灯火通明,毛泽东伏案笔走龙蛇,起草准备第二天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十几个小时以前,周恩来曾来到中央外事组办公室,显得格外步履矫健,气宇高昂。他对大家说:“明天毛主席在开国典礼上将发布一个公告,《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一并发送给留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10月1日黎明,当晨曦给中南海的楼阁亭榭镀上一层金辉的时候,毛泽东披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写好的“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来到西花厅。

于是他们在桌旁坐了下来,共同商讨“公告”的内容和措词…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一天,是令千千万万中国人铭记终生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中国在世界人民面前站立起来了,有了属于自己的自由、民主、独立的国家。

秋天的北京天高气爽,景色格外宜人。10月1日这天的早晨,天安门前焕然一新:黄灿灿的琉璃瓦大屋檐,吊着金黄流苏大红宫灯,朱红的宫墙、汉白玉的玉带河桥、秀丽挺拔的华表,都放出夺目的光彩,它们要成为一个辉煌时刻的历史见证。而更令人注目的是,身着崭新军装,全副武装、士气高昂的中央警卫师的指战员,他们列队肃立在天安门前。

下午1时,首都北京30万群众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锣鼓喧天,人欢旗舞,汇成一片欢腾的海洋。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2点55分,毛泽东和一代开国元勋们经西华门来到天安门,一步步登上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

罗浪目不转眼地眺望着天安门西城台,他手中的指挥旗和全体队员的动作都像定格一样纹丝不动。

张致祥站立在城台西南角上,右手擎着一条红绸子。当毛泽东还差两步就要登上城台的时候,他冲着广场中心的罗浪,将手中的红绸子用力地甩动了两下。

罗浪会意地点一下头。随着他的手臂动作有节拍的起落,黑管、短笛、长笛、小号、短号、长号、摇头土巴和大小军鼓一齐奏响,那首从黄土地上升起的熟悉又亲切的《东方红》乐曲,波澜壮阔地从广场上涌起……

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红旗、花束、彩灯卷起了波涛。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人民领袖毛泽东走近麦克风前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伴随着罗浪手中指挥旗流苏的上下翻摆,200件乐器奏响了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按照大会程序规定,“欢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就位时,升国旗,鸣礼炮时,及主席宣读文告后,均奏国歌。”

“请毛主席升国旗!”

此时毛泽东神情庄重,两眼闪射出神圣的光芒。他用力按动了通往电动旗杆的电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参加大会的30万人都整齐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徐徐上升。各队带队指挥员都肃然立正。”新华广播电台现场播音员丁一岚,以她那清脆明亮的语调对听众解说。

“轰——”“轰——”“轰——”……54尊山炮齐鸣28响,震天动地,更震动着每个人的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据说,54尊礼炮代表当时全国的54个民族,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国际礼仪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确定的。

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每颗小星各有一角对准大星的中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旗面为红色,喻意革命如红霞一片。五星位于旗面的左上方,似闪闪星辰居高临下,金碧交辉映照大地。

检阅开始,人民解放军战车方队似铁流汹涌通过天安门前。突然从东天上落下一串霹雳,只见9架P-51战斗机排成“品”字形飞临天安门上空,随后是两架蚊式战斗机、3架运输机、3架教练机呼啸而来。几分钟后天空又出现了9架P-51战斗机。天上地下形成立体的武装阵容。

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最先看到了天上的机群,他仰脸东望,略眯双眼,一只手不停地用力朝天上挥动着,眼窝里沁出了晶莹的泪珠。广场上的群众把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报纸、毛巾都抛上天去,欢呼声盖过了飞机的隆隆声。

沉浸在兴奋中的人们没有注意:在机场起飞的17架飞机突然变成了受阅的26架飞机。有人从外电报道中得知这一个谜。后来,谜底解开了,原来是9架P-51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又绕弯飞了第二圈。

阅兵结束后的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宴请受阅的陆海空部队代表。邢海繁、刘善本戎装未脱就赶来宴会大厅。觥筹交错,总司令来到空军代表席,气宇轩昂地说:“你们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夜幕降临,华灯齐放。光彩夺目的礼花飞上夜空,提灯游行的群众队伍像跳跃的火龙,蜿蜒拥进天安门广场。

4万多名学生汇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鲜花、红旗、灯笼,浩浩荡荡地行进过来了。当他们踏进三座门的时候,雄壮的歌声便响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广场上的许多群众也随之应和起来。

一支近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军乐队吹奏着《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在红光闪烁的“清”“华”“大”“学”字样灯笼的簇拥下,引导着长龙般的大军向着广场中心拥来,那嘹亮高昂的乐曲迸发着青春的活力,洋溢着革命的豪情。这时候,排列在广场中心的联合军乐队自动停了下来。

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四五个小时不曾坐一坐。他一手扶着栏杆,一手举在空中不停地挥动着。这时,毛泽东指着青年学生们的灯笼对旁边的朱德总司令说:“大学生们过来了!”

学生们抬着一丈二尺高的红纱扎的大五角星和八根火炬造型的红灯,30人横成一排,大纵队行进走过主席台前,年轻的声音清脆地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青年学生队伍。1919年广大师生参加了划时代的“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举行了“三一八”反帝爱国大示威,1935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大批青年学生奔赴解放区,为接管城市工作、建立新的政权、壮大革命队伍输送了大量的骨干。

“把水银灯打亮!”毛泽东在扩音器里吩咐工作人员,他要亲眼看一看这年轻的一代。

刹那间,城楼上下雪亮的水银灯一起打开,把天安门前照耀得如白昼一样。

青年们听到了领袖的声音,顿时高兴得跳跃起来。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命大学的14000多名学生潮水般地拥向五座白玉石桥,几十面大红旗挥舞招展,几百支火把熊熊闪耀,上万只红灯、花灯汇成了一片灯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欢呼声像海潮迭起,汹涌澎湃。

面对着沸腾的场面,毛泽东的脸上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在他的眼里,青年是早晨的太阳,是时代的太阳,未来属于他们,新中国的灿烂美景属于他们。毛泽东把身子探出栏杆外,一只手始终伸向空中,时而招呼着学生队伍,时而向青年们挥动致意。当“万岁”声直冲霄汉时,毛泽东终于遏制不住自己的激情

“青年同志们万岁!”

蓦然,广播喇叭里传出了毛泽东那宏亮激昂的声音,随即这声音又从天安门广场四面的宫墙弹射回来,发出阵阵响亮的回声:

“青年同志们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伟大领袖和青年们的心在一起相互交融、激荡。无数只红灯举过头顶,无数只帽子抛向天空。青年们跳跃舞蹈,放声歌唱: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我们胜利地前进!

万朵彩色的礼花从四面八方腾向天安门广场的高空,首都沉浸在狂欢里了……

狂欢的人群直到午夜方才散去。

3.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开国大典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立即加速研究和确定政务院各部、委、办、署的负责人员以尽快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同时通过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等负责人。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组织机构完全建立起来了。其组织规模之宏大,机构之完备,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政务院之下,设有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监察4个委员会,并包括了内务、外交、公安、财政、贸易、工矿、交通、农业、文化、教育、民族、侨务等各方面工作的部、会、院、署等30个部门,负责执行全国人民所赋予的繁重艰巨的建设任务和对外关系。

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它拥有副部级以上人员500名,计: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政务院总理1人,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5人;四个委员会(即政法、财经、文教、监察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共170人;各部、会、院、署、行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院长、副院长、署长、副署长、行长、副行长等共175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参谋长、副参谋长共30人;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委员共17人;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委员共14人;再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副主任5人。

这个中央人民政府的全部负责人的选定,经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充分协商,它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及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它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及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中,中共党员均只占一半。在政务院四名政务委员中,中共党员10名;政务院所属4个委员会16个正、副主任中,非共产党员8名,其中2名是正职;在政务院下属3O个行政机构的93名负责人中有42人是非党人士,占45%以上,其中14人是正职。

如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朱学范、李德全,民主同盟的章伯钧、史良,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民主人士李书城,以及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作家沈雁冰,教授梁希等都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部长。他们都有职有权地独立负责领导各自部里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员的构成,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平等协商、合作建国的真诚。

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成立,标志着建立新中国事宜的最终完成。从此,中国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五、台湾岛,蒋介石的最后藏身之地

与北京共产党的领袖和他的人民欢欣鼓舞,走进新时代的豪迈心情极然相反,丧失大陆后的蒋介石心里一阵阵发紧,身处台湾仍心中无底,惶惶不可终日。当时,人民解放军拟乘胜前进,渡海作战,直捣黄龙。小小台湾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似汪洋中的一艘小船,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

1.中央来了更遭殃

大陆战场,国民党溃不成军,上下俱成惊弓之鸟。蒋介石在这前所未有的席卷一切的红色巨浪前不知所措。狡免三窟,蒋介石毕竟惯于权术,于败局已定的局势下,也不得不思考退路了。

1948年12月,南京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桂系李宗仁在美国支持下逼宫,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倒是给总裁指出了一条退路:“总裁可以出国考察。国内残局可由宗仁负责。”蒋介石明白,出国即意味着他政治生命的结束,蒋介石一生信奉力行哲学,每日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高调,输了便走,连自己也不服。蒋介石权衡时局,对于偏安西南,再图东进北伐曾抱有一丝希望。但西南是李宗仁、白崇禧老巢,卧榻之侧,岂有他老蒋插足的地方!所以合计来合计去,惟一的安身立命之所,便只有台湾了。

宝岛台湾,甲午战争后便被清廷割给了日本。日本盘踞50余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圣断”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亚洲散尽硝烟,同祖国分离多日的台湾亦回归祖国。

日本刚宣布投降,蒋介石即着手安排台湾接收事宜。中国政府以中字第18号备忘录及其附件通知日军统帅冈村宁茨,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为第十五受降区,任命陈仪为受降主管。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台湾警备司令部也在重庆成立,陈仪任长官兼警备司令。

陈仪,字公洽,浙江绍兴人,生于1883年,如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童年读过私塾,后于1900年赴日留学,先在士官学校毕业,再进日本陆军大学,1907年毕业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时,陈仪参加浙江独立运动。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陈仪被推为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相当于厅长)兼任陆军小学校长。

陈仪平时曾夸口道:我担任过好几年浙江陆军部长、陆军小学校长,都不能说有什么成绩,惟有于无意中收了一个学生汤恩伯,总算对国家有了“贡献”。陈仪对汤恩伯极其信任,以为心腹,不料日后却被汤出卖。

陈仪和蒋介石一向不和,此次被任命为台湾行政公署长官,心情是复杂的。当即和蒋介石约法五章,要求在一年内不准美军、美资及中统、军统进入台湾。蒋介石为使陈仪痛快赴任,慨然应允。

国民党积极布置接收台湾的工作,国民党空军一路军司令张廷孟奉蒋介石口令携带中华民国国旗飞驰台北。张廷孟不敢怠慢,喘息未完即与台湾总督日本安藤利吉交涉:“我代表中国政府要求驻台日军放下武器,降下总督府上的日本国旗。”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日本人只得照办。随即,张廷孟命人升起中国国旗。台湾的天空,第一次飘起青天白日旗,在场的中国人欣喜异常,欢声雷动。

蒋介石又电令:国民党陆军第七十军先头部队七十五师在基隆登陆。第七十军其余两个师和第六十三军所属的3个师迅速完成在台登陆计划,海军第二舰队进驻台湾各重要港口。

台湾同胞,饱尝亡国奴的悲惨命运,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暗无天日的殖民统治切齿痛恨。一旦得以重返祖国怀抱,无不喜出望外。1945年10月17日,七十五师在基隆登陆,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先头部队乘火车进入台北时,30万市民夹道欢呼,齐声高唱《欢迎国军歌》:“台湾今日庆升平,仰见青天白日亲,哈哈!到处欢迎,到处欢声。600万民众多欢乐,壶浆箪食表欢迎。”

10月25日,台湾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出席受降仪式的有:台湾行政公署长官陈仪,公署交通处长严家淦、工矿处长包可永、警备副司令陈孔达、第七十军军长陈颐鼎、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美军联络官柏德尔以及台湾本地著名人士和新闻记者李万居、叶明勋、李纯青等共250人。日本台湾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一小时后,陈仪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广播电台郑重宣布:

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怀抱。

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10月25日遂被定为台湾的光复节,每年都要隆重纪念。

当时的蒋介石,值民族圣战初胜之际,拥兵百万,地方千里,洋洋不可一世。昂首四顾,企图消灭共产党于弹指之间,台湾乃弹丸之地,并不甚上心。并在台重谈“安内为重”的滥调,大肆搜捕抗日志士,肃清所谓“赤匪”。国民党接收大员,更是贪得无厌,大行贪污偷窃之能事,弄得民怨沸腾,台湾百姓有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终于酿成“二二八”事件。当局以武力血洗台湾岛。亲身经历使台湾人民认清了蒋介石真实的面目,光复之初对国民党的由衷拥戴,化作了满腔怒火。

“二二八”事件后,为安抚受伤的民心,以巩固国民党在台的统治,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并改公署为台湾省政府,撤换陈仪,改任魏明道为主席。

陈仪不是蒋介石嫡系,蒋介石为平息民怨,抓了他做“二二八”事件替罪羊。陈仪无可奈何,忍气吞声,道:“老蒋无是生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自此萌发了反蒋的志向。

焦头烂额的蒋介石痛感中原鼎沸,根基动摇,失败将至。台湾四面环海、易守难攻,作为军事据点,他的海军优势可以发挥,且台湾地处东亚交通要道,可以很方便地从日本、南洋、美国得到外援,所以,在形势急转之下,布置退守台湾孤岛的措施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2.逃台准备

人事决定一切。蒋介石着手安排心腹之人控制台湾。他在1948年底下令,由陈诚接替魏明道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接替丘念台任台湾省党部主任。

国民党政治,最大特色便是派系林立,党国大伦各用私人,党中有派、派中有系、系中有团,种种关系盘根错节,争斗不休。蒋介石用人有两个特点:一是重用同乡。这也是民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如阎锡山用人,“会说五台话,便把洋刀挎”。张作霖口头禅好骂“妈拉巴子”,这是奉天人土骂,其用人便有“妈拉巴子是护票”的传统。二是利用师生情谊,重用黄埔学生官。蒋介石一生重视师道尊严,当与此有关。陈诚走的正是乡籍捷径,他是蒋介石的小同乡,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炮科。1924年在黄埔军校任上尉特别副官时,有一天,访友归来,夜不能寐,遂取案头《三民主义》挑灯夜读,直至拂晓。恰好蒋介石巡视,见陈诚如此用功,大加赞赏。后来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陈诚所率炮兵命中率高,威震敌胆。于是声威鹊起,得获蒋介石栽培重用。

“西安事变”时,陈诚与蒋介石同时被扣。在整个事变过程中,陈诚表现出对蒋介石的极大忠诚,深获蒋之厚爱。蒋介石常对人夸奖道:“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陈诚字)。”

陈诚与蒋介石除了同乡、黄埔关系外,还有一层翁婿关系,陈诚的夫人谭祥为谭延恺的三女儿。大革命失败后,谭延恺任南京政府主席,谭是有名的和事佬,人称文甘草,是蒋介石的掌玺大臣。蒋谭素有交情,其三女儿又认宋美龄作了干娘,谭延恺死时,将谭祥托付给了宋美龄。在陈诚担任十八军军长时,宋美龄出面,将谭祥许配给了陈诚,陈诚可谓蒋之乘龙快婿。

其时陈诚早已赴台,受命后,当天即办了交接。而蒋经国则随侍蒋介石,实际上并没到省党部就职。

1949年1月16日,蒋介石加委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深知其权力来源,对蒋介石是俯首听令,对李宗仁井不买账。李宗仁曾以代总统名义命令陈诚立释张学良,并专派程思远到台督办,但陈诚假痴作癫,说:“辞修实不知张关在何处。待我令手下查查。”此后推脱不理。程思远只好无功而返,李宗仁由此知道蒋介石视台湾为私人禁区,便也不再过问台湾事务。

蒋介石积极准备逃台事宜。在1月16日当天紧急召见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席德懋,命令他们立刻把两行在国外的存款化整为零,存人私人户头,以免将来遭被接收的命运。

从1月19日到ZI日,连续发布五道命令,任命其亲信方天、朱绍良、薛岳、余汉谋为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省主要长官,任命汤恩伯为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将屏障台湾的各省掌握在其亲信手中。

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代总统”。蒋介石当天飞离南京,在杭州笕桥机场小住,于次日早晨飞抵宁波栎社机场,然后乘车回到溪口。

陈诚也专程赶到溪口向蒋介石述职。蒋介石很高兴,他说:“辞修兄,我下野后即是平民,你当找李代总统述职才是。”陈诚诚惶诚恐,“学生认为党国惟一领袖是总裁,学生惟总裁之命是听。”

蒋介石微微一笑:“国难显忠臣啊。台湾必须确保万无一失,万事谨慎,当务之急是稳住经济。”

陈诚领命归台,对李宗仁更是概不买账,全部截留台湾地方收入,分文不上交,又更向中央索账80万两黄金。当时“中央”惟有两广及台湾的财政来源,陈诚此举无异釜底抽薪,为风雨飘摇的李记“中央”雪上加霜。

陈诚连使杀手铜,强行切断金圆券与台币的兑换关系,又直接截留外汇,“台币与美钞挂钩”,基本上使台省经济独立。

蒋介石又命令蒋经国监造定海机场,输送中央银行黄金储备至台。

蒋经国立即催促空军总部,突击建成定海机场。以后汤恩伯部队主要从定海机场撤往台湾。

随后,蒋经国持“总裁密令”,督促俞鸿钧将国库中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输运台湾。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上海黄浦滩国民党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江面上,一艘军舰冒着浓烟,点火待发。附近的江面严格地实行管制,任何船只不准靠近,港口戒严,从外滩、南京东路直到外白渡桥,每个路口都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禁止任何行人及车辆通过。一队由国民党海军士兵伪装的“搬运工”将一箱箱黄金运上军舰。天未破晓,这艘满载黄金的军舰开出吴松口,驶向基隆。

没有不透风的墙,李宗仁到底知道了此事,大为震怒,立即将俞鸿钧撤职,委任财政部长刘攻芸代理中银总裁。然而三个月后,蒋经国拍密电将已在香港的俞鸿钧召回,在汤恩伯的协助下,利用俞鸿钧的关系,瞒过李宗仁和刘攻芸、将剩余的黄金、美钞又运往台湾。李宗仁气得发狠:“蒋氏阴险之极!无耻之极!”但却无可奈何,只好望天兴叹。

运往台湾的黄金共28O万两,美钞1537.4万元,银元1520万元。正是这笔资金,保住了台湾的金融命脉。

蒋介石亦在军事上做了相应调整。1949年5月,上海“斯大林格勒”防线被破,该城易手。蒋介石确定:立足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以舟山、马祖、金门、澎湖一线为前哨,使之成为“反攻复国”之桥梁,确定今后以台湾防务为第一。

蒋介石至此已基本上从政治、军事、政治上做好了“中央政府搬迁台湾”的准备。

3.怆然赴台

蒋介石布置好撤台措施后,乘“江静”号军舰南下舟山群岛视察各岛防务。“江静”号吨位4600吨,由客货轮改装,为总裁专船。内部设施豪华,舒适无比。但此时,再好的条件也使这位亡国的独裁者寝食难安。

一连几天,蒋介石在舟山各岛往来巡视,有时登上各岛了解战备情况。还特意带蒋经国登上普陀山,专访普济寺。面对寺内供奉的“果如”和尚塑像焚香祷拜。果如是溪口雪窦寺主持,蒋母王氏皈依佛教,即拜果如为师。蒋介石幼年亦常在果如和尚面前聆听教诲。蒋介石嘱咐普济寺主持将果如和尚的塑像、生前照片及遗墨好生保存,期望来年能再来祭拜。

6月21日,蒋介石飞赴福州。在福州南郊机场办公大楼召开临时军事会议。从上海逃出的汤恩伯、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和驻福建各军军长、师长八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训示:

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中正秉总理遗嘱,甘冒垢骂,领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殊死拼搏。

见属下情绪低落,蒋介石强作欢颜:“处绝处也可以生,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然而不到两个月,福建又失。

蒋介石又携蒋经国飞抵重庆,企图坐镇大局。此时重庆城虽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防守,但已成惊弓之鸟。11月28日,重庆被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第十二军和第十一军围得水泄不通。

第二天,市外炮声隆隆。蒋介石仓惶布署撤退措施,命令毛人民将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的杨虎城一家及其秘书宋绮云夫妇及他们的儿子小萝卜头,用尖刀杀害,以泄“西安事变”之愤。

晚上10时左右,蒋介石驻地后面枪声大作,蒋经国催促赶紧离开危险之地。父子二人乘车离开,路上一片混乱,汽车拥挤,难以通行,在通往白市驿机场的途中三次被阻,蒋氏父子只好下车步行,午夜始达机场,当夜就睡在“美龄”号座机里。

11月30日凌晨,由衣复恩驾驶的“美龄”号专机离开重庆。“美龄”号起飞之际,人民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之遥。

专机抵达成都,蒋介石下榻中央陆军学校,重庆既失,成都已无险可守,蒋军兵败,势如山倒,很多军官拒不听命。12月7日,蒋介石宣布将其“政府”迁往台湾。

12月10日,已经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给在成都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发电,要求刘文辉会同四川将领将蒋介石扣留。此时,蒋的侍卫人员发现军校附近有可疑人物出现,侍卫副官党春明紧急向蒋报告,建议道:“情况危急,还是从后门走吧。”

蒋介石恼火地说:“我是从前门进来的,还是从前门出去,看他刘文辉能把我怎样。”

在蒋经国与党春明等人的护卫下,蒋介石乘车直奔凤凰山机场。下午2时,“美龄”号紧急升空,飞往台湾。

4个小时后,“美龄”号飞至台湾上空。蒋介石黯然无语,心中仓惶无比。想到一旦逃离大陆,丧师失地,台湾也将不保,更觉满怀凄凉。

蒋介石最后是怎样离开大陆的?蒋经国1949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道:

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父亲,期向共匪戴罪立功……当场文武官员一致要求父亲尽速离蓉回台,勿先飞西昌。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须逗留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屡次准备起行又屡次中止。今日以昆明又告陷匪,乃循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长官单独面谈三次,始觉放心。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

父亲近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匪之时。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福祸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4.台海战斗对愁忙

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决心是早就下定了的,这时美国人有心抛弃台湾,为中国共产党以武力解放台湾自动清除了国际障碍。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声明,表明了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上海解放后,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副司令粟裕负责组织第九兵团开始进行解放台湾的准备。

4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华东军区海军,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属部队主要由第三野战军教导师、苏北海防纵队和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人员及几十艘舰艇组成。初创的共和国年轻的海军,主要为了解放台湾之用。

国民党输红了眼,拼了命要摧毁刚刚诞生的人民海军。从4月下旬起,出动多批机群对我军舰艇实行狂轰滥炸,我军舰艇因防空能力薄弱,先后被炸沉炸伤十余艘。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技术装备落后,而解放台湾就必须跨海作战,解放军战士虽英勇无畏,但对海峡对岸的台湾料有鞭长莫及之感。

毛泽东奋“宜将剩勇追穷寇”之感,决心痛打落水狗,渡海作战,井命令第三野战军以8个军的兵力投入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解放军势如破竹,于1949年5月开始了扫清台湾外围屏障的战斗。8月发起福州战役,解放福州。10月发起漳(州)厦(门)战役,解放漳厦地区及滨海一些岛屿。前线的节节胜利并没有掩盖我军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海、空军力量的薄弱。

蒋介石惶惶不安,誓守台湾。他决心拼死顽抗,以国民党守军、援军和海陆空军联合反击。终于,10月和11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和登步岛相继失利。

解放军及时修正计划,将计划投入台湾战役的兵力由8个军增加到12个军,加上特种兵和后勤共计50余万人,并将渡海作战时间推迟到1950年1月或2月,以便充分准备。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紧固守台湾,他孤注一掷,招募五六千日本空军以加强防御力量。

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第四野战军一部发起海南岛战役,歼敌3.3万人,解放了全岛。此战可喜可贺,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解放军没有海空军,无法封锁各港口和机场,薛岳得以率大部队7万余人逃往台湾。

海南岛失守,舟山群岛也难以维持。当时国民党仅剩的陆军部队有1/3在舟山,如再遭歼灭,守卫台湾就会更加困难,权衡再三,蒋介石决定将舟山守军撤往台湾。

1950年5月7日,舟山防守司令秘密赴台,听取弃守舟山的最高指示,随后,国民党军一些重要将领亲临舟山策划密商,决定从13日开始撤退。国民党军佯称“反攻”,大造夺回金塘岛的声势,并频繁轰炸,炮击浙东沿海地区和舟山外围岛屿,严密封锁航道。

撤退前,国民党军队采取“拂晓包围、黎明攻击”的办法,在各个村庄大肆抓丁,岛上共有2万多名青年男女被劫往台湾,不愿上船者便被枪杀。

舟山守军得以逃脱,还是由于解放军缺乏海空有效封锁力量!

由于国民党军收缩兵力,台湾岛守备加强。解放军三度修改战役决心,计划参战兵力增至16个军。

这大大加重了战役准备时间,加上解放军船舰严重不足,蒋军争得了喘息之机。

国民党上下惶惶,对于守住台湾并无把握,将1950年9月台风来临前的3个月视为最危险时期。顾维钧对杜勒斯说,台湾估计,中共的侵入可能发生在7月上旬。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实力,陆军号称60万,其实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兵少,有官无兵成为普遍现象,更有甚者,官兵成分复杂,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在正规野战部队中,也有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拼凑。这些未经整顿训练的乌合之众,根本无作战能力。空军当时有兵员8.5万人,各种飞机400架,但皆旧式飞机,且缺零件和汽油,只有极少一部分可供随时使用。海军官兵4.5万人,包括两个团的海军陆战队,拥有战舰70艘,包括6艘美制驱逐舰、1艘日制驱逐舰,以及一些扫雷艇、登陆艇等,但海军同样缺乏零件,实际作战能力低于编制能力。在美国拒绝提供军援的情况下,台湾的陆海空三军都经不起长时间的战争消耗。

上述兵力分布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之上,战线太长,兵力分散,供给困难。到195o年4月16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攻破了蒋介石所谓的“海上长城”,海南岛解放。

经济上更令蒋介石忧虑,台湾面积3万平方公里,山脉占了2/3,可耕地不及1/3,原有人口600万,承继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基础,人民生活尚可温饱。可蒋介石一下子带来200多万军民,人口骤增。加之大凡战乱时期远走他乡的人,都将金银细软带在身边。因此,台湾人口的骤增,又导致游资充斥,游资充斥又使地下钱庄应运而生,仅台北一地,就有几百家地下钱庄。当时台湾用的是旧币,但不可避免与金圆券有往来汇兑的情形,大陆金圆券发生动摇,台湾的金融物价也受到严重影响。台湾军队骤增后,军费只能靠超量发行钞票来维持,故此台湾又重蹈大陆通货膨胀的覆辙,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海南岛失守以后,很少有人再相信“共军只能陆战,不能渡海”的说法。在许多人看来,台湾步海南之后尘,落入中共之手只是个时间问题了。90英里的台湾海峡挡不住郑成功的海师,今天溃不成军的国军又怎能阻挡住排山倒海般的百万雄师?

蒋经国慌忙代表“政府”发言,安抚人心:一、中共压制大陆人民情绪,才进犯海南;二、苏联要用海南岛当海军空军基地,准备发动世界大战;三、以海南岛的铁砂运往苏联,制造武器;四、海南岛是“国军”军事上的弱点。

墨写的谎言却也道出了一个真理:海南岛确实是“国军”的弱点。但“国军”的弱点又岂只海南一岛,台湾又何尝不处处是弱点呢?

为了防守台湾,蒋介石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抵御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蒋介石还制定了代号为“磐石”的防卫计划,并对人事作了精心安排。他让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亲美的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亲美的孙立人也受命于危难之时,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任用吴、孙,实是蒋一往情深追求美国,以获山姆大叔青睐的一种策略。

蒋介石摆出一副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架势。1950年1月27日的《中央日报》宣称:

在这东南亚大战烽火一天天逼近的今日,我们要加倍警觉共匪声东击西的策略。它一面装腔装势,压迫着越南,另一方面向台湾进行军事冒险,因此我们大声疾呼,台湾是进入战时了。

蒋介石亲自去澎湖,商议防御大计。宋美龄也不辞劳苦,赴基隆劳军。台湾省党部发出《告全省党员同志书》,呼吁“齐一步骤,齐一战斗”。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举行宣誓仪式,“宣誓效死,确保台湾。”各部队纷纷歃血联盟,“誓死效忠领袖”,随时准备投入反登陆作战。

舆论带头提倡战时生活,6月4日,成立“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口号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要求“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

接着,公布检举“匪”谍条例,强制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要告密检举,这是蒋介石在部队中惯用的“连坐法”。

为“保卫大台湾”,蒋介石在沿海加紧建筑碉堡防御工事,夜以继日,不眠不休。防空演习,组织训练民众备战,闹得鸡犬不宁。甚至效法二次大战末期日本法西斯的“神风队”故伎,发动组织“反共敢死队”。

但住在涵碧楼中的蒋介石仍如热锅上的蚂蚁,暗地里已开始考虑各种退路。于是,有些官员曾试探提出到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问题。5月26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布曾向菲律宾政府询问,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是否可以去“避难”。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对此持不欢迎态度,外长罗慕洛说,如果蒋介石来菲律宾他将下令要蒋在24小时内离境。

1950年6月1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处对台湾局势作了公开评估:“台湾在7月15日以前可能遭到中共全面攻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军纪荡然,民心浮动,中共将于发动攻击数周之内顺利占领台湾。”

面对危局,台湾向美国发出呼救,要求美国派遣两个中队的战机进驻台湾,以及从冲绳速运上万吨武器弹药支援台湾,但美国对此反应冷淡。

一片肃杀!蒋介石真的已面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了!

解放军很忙,为的是争取时间早日拿下台湾。

国民党也很忙,为的是苟延残喘拯救“民国”!

真是台海战斗对愁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