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教父》第29章 天堂密报报界


涉足工商界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涉足报界,对他提出这个意见的,是大名鼎鼎的杨度。杨度为什么会向文化程度并不高的杜月笙提出这个见议呢,这还得从一首叫《夜过霞飞路》的新诗说起。

这首诗是新诗人王礼锡与陆晶清小姐在日本结婚后,1931年5月来上海居住时写的,发表在6月中旬的《大晚报》副刊上。诗曰:

精小咖啡馆,德浪集人妒;
狐舞流媚乐,钦绕路旁树;
宛转入人耳,痴望行者驻。
前耸千尺楼,高明通神恶;
迭窗如蜂巢,纵横不知数。
下有卡车夫,喘奔皮骨柱;
又有白俄女,妊饶买怜顾;
惶惶度永夜,凄凄犯风露。
墙根劳者群,裹草寒无裤;
仅图终夜眠,室庐宁敢慕。

此诗与杜月笙有什么关系呢?有。因为在这首诗底下还登了一篇特写《杜祠落成典礼盛况记》,似乎有意作个鲜明对比。

霞飞路在30年代是法租界最为繁华的马路。在上海滩,它仅次于南京路。

杜祠典礼活动结束后,杜月笙便带着一群人到杭州一游。行前秘书捡出那份大晚报,放在了杜月笙的皮包里,让他在火车上看一看,注意社会舆论。到杭州后,他们住进西湖饭店,他把《大晚报》递给同去的杨度看。

杨度躺在饭店阳台上的藤椅里,双手擎着这份报纸,借着落日余晖,仔细阅读。

“不错,王礼锡这几句写得不坏!月翁,这诗不是针对你的。至于放在‘盛况记’上边,那是编辑的事,与作者无关,你可不要去为难他。”杨度向躺在对面藤椅上的杜月笙劝道。

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生于1874年,系王间运的门生,早年留学日本。1902年,他与杨笃生等人创刊《游学评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改编查论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市袁世凯解散国会今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联络孙搞简、严复、刘师培、胡疾、李爱和等组成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遭国人痛骂。

近年来,他移居上海,成为杜公馆的上宾,杜月笙特聘他为名义秘书。

“这些小报,坏点子不少,我派人炸了他个狗娘养的!”杜月笙愤愤地说。

“报纸这玩艺儿,正同水一样,”杨度慢条斯理地打起比方,“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处理得不好,报纸能把你咬得碎尸万段,处理得好,胜过百万雄兵呀!”

“怎样才算处理得好,怎样才算处理得不好呢?”

“处理得好,就是把它拿过来,为我效力。处理得不好吗,那就是会惹恼所有报纸,他们一起联合起来攻击你。”

“怎么拿呢?又拿谁呢?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眼前正好有一桩‘报业纠纷’,月翁何不趁此时机一显身手,来个一箭双雕。”

几句闲话,吊起了这位大亨的胃口。他从藤椅上坐起,双手拍了两下,一个穿白长衫的传者应声而出,低下头,恭敬地问:“先生要什么?”

“来两壶咖啡。”

“马上就来。”

不一会,侍者端来两壶咖啡,放在阳台茶几上,并在两只青花瓷杯里各斟了大半杯,然后夹着盘子退了出去。

杨度与杜月笙边唤着咖啡,边谈那桩“报业纠纷”之事。

当时的上海滩,发得最广的报纸要算《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报纸各有所长。

《申报》的社长是史量才,此人身兼中南银行的董事长,是一位在新闻界和金融界都很有实力的人物。

说起《申报》和史量才,杜月笙是明白的。

《申报》是旧上海影响最大,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这份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报纸,最初是外国人办的。

早在清同治初年,英国人美查和其兄来上海经商,他们先后做过茶叶、布匹等生意,后因经营不善而亏损。当时,美查看到西人在华办报有利可图,便试图办份报纸。

1872年(同治十一年),美查和他的三个友人每人出股银四百两,共集资一千六百两,创办了《申报》,并聘请进士蒋苦湘任主笔,买办席子眉为经理,后席子眉病故,由其弟席子佩继任经理之职。

《申报》初创时两天一期,自第5号起改为日报。当时用毛太纸单面印刷,日出八版,本埠零售每份八文钱,初时日销六百份,以后销量逐年上升,至1889年,《中报》的日销量已在六千份。

就在这一年,美查年迈思乡心切,离沪回国,将《中报》委托其友芬林代为经营。1905年5月,席子佩以一千五百银元的代价购进《申报》。

席子佩接办《申报》十余年至民国初,当时上海已有数家大型报纸,与《申报》展开激烈竞争,席颇感厌倦,遂有退意。史量才闻讯后欲集资接办。

1912年,史、席签订转让合同,史以十二万元巨款(分三期付清)从席手中购得《中报》,史自任董事长,仍聘席任经理,另聘陈景韩为总主笔。至此,史量才成了《申报》的主人。

说起史量才购进《申报》的那笔资金,还有一段风流艳事。

史量才,名家修,1878年生,系前清秀才,原籍南京,寄居松江,二十岁时来沪,初在南洋中学教书,后又创办一所女子蚕业学校。辛亥革命时,该校曾是民军攻打制造局的据点,史因此获得革命党人的好感。

上海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后,史即在政界商界频繁活动,名声渐扬,并获得了名妓沈秋水的青睐。

沈秋水有位老主顾陶某,原系清直隶候补道,曾在南京任军政要职。辛亥革命爆发后,陶挟其所贪污的军响十几万元来上海,住在沈的妓院,所带钱款也交沈保管。后来,陶被陈其美枪毙,沈恐当局追究陶的钱款,就找史量才商量。

史量才说:“凭我在上海的地位,这点事算什么?你丝毫也别怕。”

沈秋水十分感激,又素爱史量才英俊薄洒,遂以身相委,并将陶交给她保管的十几万元钱都交给了史。这笔款子,后来就成为史量才购进《申报》的资金。

史量才接办《申报》后,大力罗致人才,锐意改进业务。他开辟了国内外新闻网,增加了消息来源,扩大了广告范围,并大力做好发行工作。1919年又在三马路上建成新馆舍,购进美国新式印报机。由于内容翔实,印刷质量上乘,《申报》的销量扶摇直上,1919年日销量突破三万份,到1926年激增至十四万份。

对于《新闻报》,杜月笙也是略知一、二的。

《新闻报》曾创日销十五万份的纪录,系当时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该报是英国人丹福士在1893年创办的,馆址设在望平街西侧的三马路上。

1899年,丹福士因经营其他企业亏损无力继续办报,便将《新闻报》出售给美国人福开森。福开森自任总董,聘汪汉溪为总经理。从此,汪主持《新闻报》二十余年,在此期间,该报业务蒸蒸日上,销量一举超过《申报》,跃居沪报首位。

《新闻报》成功的奥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汪汉溪有一手吸引读者的办报方法,把报纸办出了自己的特色。

轻政重商是《新闻报》的一大特色。作为一份报纸,当然不可能不谈国事,但该报处理时事新闻的原则是多报道,少评论,这就是汪汉溪所标榜的“无党无偏。”当时《申报》常以长篇评论议论时局,《新闻报》却别出新意,把第一版电讯、第二版通讯和第三版本埠新闻分成新闻一、新闻二、新闻三三个版面,每版还配有新评一、新评二、新评三的短评。这些短评文章简洁,通俗易懂,比起别的报纸的长篇大论,更受一般读者的欢迎。《新闻报》在1922年首辟的《经济新闻》专栏,集中登载商情物价等方面的消息,大受商界人士青睐。

《新闻报》的另一个特别是重视本市新闻。当时,上海各报的本市新闻大多比较简单,有的仅仅摘录几段官厅批示,公告之类的官样文章。汪汉溪为了吸引本市读者,不惜重金开辟消息来源,在报纸上大量刊登本市新闻。他在一些敏感的部门和单位,如巡捕房、会审公堂、救火会、医院等处,特约了一批类似现在通讯员性质的“报事员”,这些地方一有风吹草动,“报事员”马上向报馆通风报信,报馆即大作文章。因此,《新闻报》的本市新闻及时翔实,这也吸引了大批读者。

汪汉溪办报十分注意新闻时效和报纸质量。当时《新闻报》编辑部内有几句这样的口号:新闻快速,纸张洁白,校对精良,编排醒目。这几句口号实际上是该报编辑部的工作准则。为了做到新闻及时,《新闻报》率先设立国际电讯收报房,专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听到比较重要的消息,当夜译出,次晨见报。而其他报馆这方面的新闻要等外国通讯社在上海的分社收到电讯后,译成中文誊写油印送来,才能编排见报,这样时间上就比《新闻报》晚了一天。

《新闻报》的纸张质量在上海各报中一直比较稳定,并将“纸张洁白”作为办好报纸的口号之一。当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汪汉溪却说:“一个人首先要注意卖相,纸张洁白,好比一个人穿上漂亮衣服,令人一见面就发生美感好感,所谓三分人才, 七分打扮, 它的重要性不减于内容,甚至超过内容。”在这种注意报纸“卖相”思想的指导下,《新闻报》宁可多化些钱大量购进质量较好的纸,不但做到纸张洁白,而且保持色泽稳定,使人一看到报纸就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这也是《新闻报》畅销和原因之一。

汪汉溪主持《新闻报》长达二十余年,以后由其子汪伯奇接任该报总经理。

1927年, 《新闻报》 总董福开森年迈思乡,欲将报纸出让后回国。当时《新闻报》的发行已超过《申报》,史量才如芒刺在背,此时,他终于找到一个好机会,仗着财大气粗,喜出望外地使出了收买《新闻报》的杀手锏。

当时,《新闻报》号称股份有限公司,共二千股,每股定额十元。福开森特有股票一千三百股,充其量价值一万三千元,但史量才竟以二十万元的高价收购,福开森见有大利可图,自然乐于出售。于是,史量才成了《新闻报》的大老板。此事公开后,《新闻报》职工大哗,在汪伯奇操纵下爆发了一场抵制史量才并吞《新闻报》运动。该报每天在每一版用大量篇幅登载反对成立报业托拉斯的宣言,以及各界声援《新闻报》的来电、来函,一时间颇有声势。

事情闹得纷纷扬扬,一时间,史量才这位新闻、金融合二为一的巨子,也被弄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

有人对他说:“还是请杜月笙出面调停一下吧。”

史量才久居上海滩,知道杜月笙的法力,当然也知道杜月笙的为人,但没有办法,只好走这条路。就在昨天,史量才亲自登门拜访杨度,拜托杨度挽请杜月笙。

杨度不敢自作主张接手这码事,去请示了组织,得到的指示是:可行!

杨度为史量才办事,怎么还要请示组织?这又是什么组织?

原来杨度有位同乡,与红军将领陈庚是亲戚。这位同乡在陈庚的影响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在杨度面前有意无意间讲到陈庚。杨度听了,很感兴趣。杨度认为陈庚是个奇男子:他在打陈炯明时,冒着生命危险救了蒋介石的命,如今蒋介石成为国家元首了,他却要革蒋的命。杨度嘱托同乡介绍介绍,想法子与陈庚见见面。

陈庚呢,觉得杨度是个臭名昭著的“封建余孽”与这种人有什么共同语言呢?可又觉得这人气度不凡,学识渊博,与当局持不合作的态度,是个不可怠慢与轻视的人物,踌躇未决,请示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在上海负责党的政治保卫工作,陈庚属他领导。周恩来认为,杨度交际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不妨与之联系。于是陈庚奉命与杨度交往,后来,陈庚竟成为杨度的座上客。

杨度是一个在政治哲学思想上十分矛盾的人物。他晚年潜心于佛学,写过一部研究佛教的著作。自从陈庚接触后,思想上认为共产主义跟释迎牟尼的“无我”、“救苦”、“救难”的宗旨吻合,他同情革命。这件事传到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耳朵里,他大为惊异。李立三也是湖南人,对杨度还有不了解的?他认为以复辟王朝为己任的人,能信奉革命,难以置信。他使派中宣部属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去了解情况。

潘汉年是个能言善辩,善于联络上层社会人士的人。结果,几次见面,几次谈话,非常投机。经过一番考察,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

这时候的杨度已是共产党组织成员,对史量才的“拜托”,当然要向组织请示。党组织认为史量才是民族资产阶级中重要人物,要想法子拉他到民主、进步的立场上来,要让《申报》改一改保守面孔,而倾向进步,这起“调停”帮忙,正是好时机。所以,杨度今日是负有重大使命来杭州陪伴大亨们的。

“月翁, 解劝这场‘官司’ ,非你莫属啊!”杨度唤了一口咖啡,接着说:“史量才先生久仰杜月笙的大名,他本想登门求教,可又敢造次,所以转托了我。我想,你在上海滩,军、政、警、财、商、帮,可谓路路亨通,只有新闻报界,还没有自己的地盘,何不趁此时机,在报界插一脚?”

“好,我听你杨先生的……”

“什么好事,我们也听听。”阳台门口传来黄金荣的声音。

“有杨先生这大学问家陪着,怪不得月笙连按摩浴室也不想去了。”张啸林跟在黄金荣的后边,嚷着跨进阳台。

杜月笙站起来边让座边说:“杨先生肚皮里全是墨水,博古通今,讲起西湖故事来,我听得入了迷。”杜月笙岔开了话头。

“我们三兄弟是有难同当,有福共享。杨先生,你可不能偏心哦,有趣的事,也露点给我们听听呀!”

杨度是何许人?三教九流无所不通,人情世故那桩不晓?他见杜月笙岔开刚才话题,心里便清楚他们兄弟三个的“情分”程度了。他便来了个随机应变。

“三位,这西湖美不美?”他站起身来,依到阳台的栏杆上,远眺着西湖落日。

落日的余辉照在湖面上,闪烁出金光万点,湖中的船、人、宝塔镀上了金色。难得对美景动情的黄金荣,见了眼前这景致,也不禁赞叹起来:

“太漂亮了!到底是天堂,连河湖里的水,也是金黄色的。”

“住在杭州惬意吧?”杨度又问。

“惬意极了,刚才那按摩女郎多嗲呀!真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点不错”

“晦,三位的祖籍都是浙江,是天堂边上的人,黄老板还出生在苏州天堂里。你们可晓得,这‘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谁说的?”

经杨度这一问,三个大亨傻眼了。

“把苏州杭州比作天堂,人人知道,可是打这比方的第一个人是谁,就很少有人知道了!”杨度转过身说。

“杨老先生,你别卖关子了,快说说,是谁?”黄金荣耐不住了。

“好,我给你们念支曲子”。

杨度在阳台上边踱方步边哼曲子,可惜三位大事听不太懂。正在努力装作斯文的杜月笙,三人当中脑子顶活络。他灵机一动,从茶几上捞过一把自己用的洒金边的白纸扇,呼拉一声展开,送到杨度面前,又将自己大襟上的自来水笔摘下,拧开笔帽,塞给杨度,笑嘻嘻地请求道:

“杨先生,这首好曲子,请写在这把扇子上,做个游湖纪念吧!”

杨度挽起白纺绸袖子管,在白纸扇子上写下这样一支曲:

双调赠宫曲[元〕奥敦周卿

西湖烟水茫茫,百顷民谭,十里荷香。宜雨宜晴,宜西施淡抹浓妆。尾之相衔画防,尽欢声无日不签簧。春暖花香,岁抢时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乖乖,元朝时人们就这么说了。”杜月笙接过扇子说。

“其实,西湖早在南朝的时候就已经有大名了,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都曾赞美过。”

一阵摇头晃脑,三大亨不由对杨度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