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教父》第34章 委座奖赏红包


1937年11月26日夜,杜月笙逃出上海来到香港后,担任了两项职务,一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一是中央赈济委员会第九区特派员。忠义救国军那边,就全交由戴笠和徒弟们干去了。

这第九区,原定范围为粤、桂、闽三省,其实还包括一个“孤岛”——上海租界。

在香港呆了一年后,笑开先从重庆来到香港,交代了蒋介石亲自布置的一项特殊任务。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出重庆,在越南河内发表了“艳电”(艳是29目的代日韵目),公开响应日本近卫内阁的招降声明,主张谈和。而后,汪精卫便秘密到了上海,于是,他的党徒,如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马宗武等人也分头溜出了“大后方”,汇集到上海,纷纷下水。

汪精卫到上海后,日本人就让北平的“临时政府”、南京的“维新政府”与汪合作,准备举行“青岛会议”,商谈合作条件。

中国人做事,一向讲究论资排辈,当汉奸也不例外。当时,北平的“临时政府”与南京的“维新政府”的傀儡头头王揖唐、梁鸿志等奴才,是老牌的卖国贼,时人奉送一个响亮而又文雅的称号——“前汉”,而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一伙,做汉奸的资格还嫩着,不及前者牌子老与货色正宗,就被人称作“后汉”。

可是,“后汉”后来居上,更加受日本主子青眯。“一月青岛会议”,就是日本特务总部——上海机关一手策划的。

如果“前汉”与“后汉”们握手言欢,汪精卫组成伪政府,就要在南京粉墨登场,这会给蒋介石一个怎样的难堪,怎样的打击啊;蒋介石就要在这出汉奸戏开锣之前,拆掉戏台,如果不能如愿,起码也得抽出它的几根台柱子。

这桩“拆台”的戏,除了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外,还需由杜月签的手下们去完成。

卯年1月2五日,汪精卫由周佛海、梅思平、暗民谊、叶蓬、林柏生、罗君强以及梅机关头目影佐恢昭陪同,从上海乘船前往青岛。

在这期间,北平“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朱深、汪时浪、殷同、齐燮元、王前泰等,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陈群、温宗尧、任援道、高冠吾,以及“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李守信,在伪临时政府顾问喜多诚一、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陪同下,也先后到了青岛。

这几天的青岛,可谓群奸聚集,宪兵林立。“76号”的特务们,在李士群、傅胜兰的率领下,布满了车站、码头、商店、市场、戏园、茶馆、饭庄,充塞着大街小巷,连叫卖烘山芋的人,也陡然增加了一倍。

在青岛的街头巷尾,往往随一声胶东腔的吆喝声之后,便有一股特有的焦香随之而来,那焦香来自一辆手推车。这种车酷似上海街头常见的“黄鱼”拖车,但它小巧玲现。车上安着一具长约两尺半、宽约一尺半的铁皮烘柜。柜子底下生火。柜子的侧边伸出一条“胳膊”,那是烟囱。烘柜里布满光滑的峻山鹅卵石,被底下的炉火烧得滚烫滚烫的,只要把一批山芋埋入峻山石子中间,然后盖严柜盖,抽支烟工夫,那山芋烘熟后的焦香便从盖缝里溢出来,钻入你的鼻孔,引得人们直咽口水,想买一颗尝尝。

这一年的一月份,干这营生的突然成倍增加,除了胶东味浓的哈喝声之外,又夹入了其他腔调的叫卖声。有的干脆一声不响,两只眼睛在狗皮帽下边溜来溜去,让山芋在烤柜里烤焦、变成灰。这种人便是“76号”的小特务。在“76号”特务们严密地监视下,军统的人无法打入,只得望岛兴叹!

在三面环海,陵谷相错、林木茂密的太平山环山子路上,一辆辆急驶的乌亮卧车,直奔一幢造型别致的纯白色别墅。别墅门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端枪守卫,这是华北日本海军司令野村中将特别关照的。汪精卫的车子一到,别墅的银灰色铁门呼啦一声打开,让车子驶了进去,在鹅卵石小道中滑行地拐了几个弯。在一幢楼前停下,便有一个日本海军军官上前打开车门,然后倾着四十五度身子,毕恭毕敬地站立一旁,让汪精卫跨下车来,并轻声地用日语说:

“司令在等您哪!”

“啊,兆铭先生,欢迎,欢迎!”野村中将张开双臂,抖了两抖,跑下花岗石的台阶,马靴后跟在硬石上碰得嘎嘎响。

汪精卫忙趋上前,来了个九十度的鞠躬,而后诚煌诚恐地握住野村递过来的手,嘴里不住地重复着:“幸会,幸会!”

“请!”野村一摆手。

汪精卫侧着身子,进了客厅门。他一抬头,王克敏、梁鸿志等“前汉”们以及一些日本顾问,正在沙发上坐着喝咖啡,似乎专等“后汉”们的到来。

汪精卫棋着手,向众人致歉:

“兆铭来迟,请各位多多恕罪!”

“快请,快清!”厅里的人全站起来,有的点头,有的打躬作揖。寒暄、上咖啡、敬烟之后,“前、后汉”开始了第一轮会谈,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结束。在回住处的路上,李立群与汪精卫同车,让傅胜兰坐在副司机座上,监视路边动静,自己与汪缩在后座,窃窃私语。后边跟着林之江率领的卫士车。

车一开动.李立群就向汪精卫报告刚才收到的电讯:陶希圣、高宗武反叛。

陶希圣原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曾在上海大学教书,是主张“本位文化”的“十教授”之一。高宗武原是汪精卫内阁的外交部条约司司长,“七·七”事变后,几次秘密去东京,奉蒋、汪之命与日方商谈过“和平”条件。陶、高两人是汪记、低调俱乐部”(他们称主张积极抗日为唱高调)健将,汪逃出重庆,转道河内来上海后,他们俩随即到上海投敌,落水当了汉奸。

蒋介石得知日寇导演“青岛会议”,准备成立全国性的傀儡政府,将汪精卫捧上台,大为恼火。他先是命令戴笠的“军统”,乘汉奸头头们嚷集青岛时机,杀掉他们。结果,“76号”却先下了手,把整个“军统”站给一锅端掉了。于是,他只得采取另一策略,让“军统”通过杜月笙的一条线,在汪伪组织即将登场、闹台锣鼓越敲越响之际,抽它几根台柱子,拆拆汪的台—一策反陶、高的出走。

高、陶俩是温州同乡,同住虹口日本占领区。从这一年底起,他们经常到英、法租界去,直至深夜才回。每次去,总在进入租界的地方下车,并谢绝了日本宪兵的护送,徒步而去。李士群的嗅觉灵,不久就发觉高、陶要逃走的迹像,要求逮捕他们,悄悄地干掉。“76号”的太上皇影佐恢昭、睛气庆撤没点头,汪精卫也没下决心,只好拖着。但李立群还是采取了措施,派人跟踪。

高宗武就跑到暗气那儿告状:

“睛气先生, 最近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盯我的梢,76号’实在太不像话了,您得管一管。”

睛气说:“对您这个和平运动的老前辈,他们不会干出失礼的事的。为防万一,我马上调查一下。可是,我听说您不带卫兵一人走路,这多危险啊!我派一个忠诚的卫士给您,他可以负责安全。”

日本特务头头亲自推荐的卫兵,高宗武不能推辞,只得接受。“76号”特务对高、 陶的包围越来越紧, 蒙在鼓里的日本卫兵却一本正经地紧张起来,以为是“军统”的刺客要行动,还决心以生命来保护高、陶。李士群原打算利用高、陶进入虹口乘汽车时, 连人带车劫到闸北某一个秘密点审讯。 于是,将汽车司机换成“76号”的人。忠于职守的日本卫兵,几次干扰了这个阴谋,而卫兵本人也因此神经高度紧张而发疯住院。

从此,高、陶躲入法租界,再也不敢在虹口露面了。

汪精卫听完李士群的汇报后,长叹一声:“想不到真有这个变乱!”而后,半闭着双眼,沉思起来,过了好久,自言自语:“鸭脑难剥,人心难测呀!”

“汪主席,甭担心。等这儿会议结束,我带几个人去香港,把这两个叛徒干掉。杀一做百!”

“来不及了!”汪精卫靠在车座的靠背上,闭着双眼,一动不动,似乎睡着了。过了几分钟,忽然问:“你认识川岛芳子吗?”

“认识。怎么,她在这里?”

第二天的下午,李士群带着汪精卫的密令在一家豪华的大旅馆里,会见了川岛芳子。

这川岛芳子,是个神秘人物。她的中国名字叫金碧辉,是满清王朝第十代肃亲王善省的女儿。因为她在日本人策划的伪满洲国独立中出过力,耍阴谋权术的手腕十分高明,又因为她很有姿色,与控制伪满洲军政大权的日本人勾结紧密,还被任命为满洲国的什么安国军司令,一些人称她为金司令。这女人,近来的活动范围逐步南移,在北平、南京、上海、广州间活动。现在,她又到了政治“交易所”青岛,跷着匀称美丽的大腿,安坐在壁炉边,炉内壁柴烧得正旺,不时地发出噼噼啪啪的火爆声。

李士群在这云鬓高警、双眼流动顾盼、姿色艳丽的女特务跟前,也有点手足无措了。幸好他的口袋里装着沉甸甸的东西,可以为他壮胆。

“你们的汪主席也真是,”芳子操着一口流利的国语,“连两个老头子也对付不了,怎么好统一中国?”

“汪主席是想借小姐的魔力,让两个老几斗起来……”

“啊哈哈……”一阵银铃般的笑声,直从樱桃小口喷了出来,“我有那么大的魅力?”

“芳子小姐抿嘴一笑,可使男人骨头酥半边,三军尽靡哩!”

“那么,我就成为女妖了。”

“是女神。”李士群使出拍马功夫,忙着把话引入正题:“让梁鸿志向王克敏讨回徐州属地,将来成立一个‘苏北省’,安排梁手下人当省长,对梁大有好处。这点小事,小姐只需略施小计便成。”

“让两个老儿斗起来,这倒有趣。不过,你们用什么谢我呢?”

“事成之后……”

叫、女子替人办事,从不食言,也从不‘吃后回钞’的。”她高傲地仰头欣赏自己无名指上闪闪生光的钻戒。

“那是,那是,”李立群有点结结巴巴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小包,小心翼翼地打开绸布, 两条黄灿灿的金条并排躺着, 他双手捧着,送到她面前,“小姐,这是汪主席一点心意,事成之后,再重谢。”

川岛芳子并木伸手去接,只转过头来瞟了一眼,放下二郎腿,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好吧,难为你的汪主席想着我,我去试试。”

果然,在第二天下午的会议上,梁鸿志粗着脖子向王克敏开炮:

“徐州一带向来是我们江苏属地,北平临时政府据为已有,这是为何?今天倒要请王先生讲清楚!”

“沈讲清楚,还不行,要归还建制!”梁鸿志的副手温宗尧补充道。

老好巨滑的王克敏擅长太极神功,柔中有刚:“鸿志老弟发这么大的火干啥,古人云:天下之地,有德者居之。徐州这地盘,乃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政府是从蒋介石与共产党手中取得,与兄弟般的维新政府无关呀!”

“我看这徐州,您王老先生是从日本朋友那儿取得的,并不是从蒋介石与共产党那儿吧!”参加会谈的陈群亦反唇相讥。

“说得对,王先生那时在哪儿啊?”几个维新代表附和着。

“诸位,咱们把话扯远了。要是这么追根究底,那么,维新政府所在的南京,不也是日本朋友占领之地?我看还是承认现实,维持原状吧。再说,咱们现在不是谈判统一吗?”王揖唐向梁鸿志刺了一枪后,随即收住,把球踢给了汪精卫。

“那好,徐州问题全凭汪主席主持公道。”梁鸿志急忙说。

“只要秉公处置,我方没有问题。”王克敏有条件地同意。

“那好,承蒙两位同志信任,徐州问题交给我吧,让我与影佐少将、野村中将、板垣中将商量后再走,各位看如何?”

再说吴开先回重庆复命后的第四天,杜月笙接到上海方面的报告:“日汪密约”商订以后,汪伪政府开始安排席位,前几把交椅,由汪与陈公博、周佛海占了。余下几把椅子,由汪的亲情林柏生之流抢去,还有几把,已由“前汉”们坐着。

这次青岛会议前,汪精卫与亲信们内定席位中,陶希圣分到“教育部长”之位,高宗武分到“外交部次长”之位,都是冷板凳,没油水。他们心想落水一场,毫无便宜可占,有些后悔莫及。

恒社社员黄干,和陶、高两人都有深交,而且又都是温州同乡。杜月笙就请黄某去上海活动策反,黄某一口答应。但这种事,干系重大,杜月笙亲自飞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请示:

“委座,这两个人拉回来后,是安排位子,还是表面上处分一下?”

“他们只要回来,既往不咎。要重用,要它给官。”蒋介石十分干脆地回答。。

“如果不想做官呢?”

“那就资送出洋游历。”蒋介石毫不犹豫地答应,“不过,这姓黄的,可靠吗?”

“我向委座打包票,他是我的人,不会有问题。”

“那好,你回香港,向银行取十万元,交黄带去做活动经费。”说完,他伸出手来。

杜月笙马上立起,上前握了一下落的手,退后一步鞠躬九十度,告别出来。

杜月笙回到香港后,黄某用十万元买了一批洋货,装着做买卖的样子,到上海来了。不久,这桩“买卖”做成了。

1940年 1月底, 大年初一。香港的马路上,码头上,巴土里,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相互道贺“恭喜发财”。

在这新年岁首,“恭喜发财”声中,香港规模最大的大华饭店的精致小厅里,杜月笙以赈济委员会第九区专员身份,在大摆席酒,宴请“摆脱汪伪监视,冒险离沪” 的“英雄” 陶希圣与高宗武两个。席上,陶希圣向大家散发了事先打印好的《致大公报记者函》,表明他们如何激于爱国热情,毅然逃出虎口,弃暗投明的。

在热烈的掌声中,杜月笙笑容满面地站起来,向什么地方一招手,一个佣人端上一个白瓷盘子,放在杜月笙面前的桌子上,盘内放着两只赈济会的特大牛皮纸信封。杜月笙双手端起盘子,向在座的高了亮,说:

“我奉蒋委员长的命令,特嘉奖陶希圣、高宗武两先生港币各四万元,聊表政府的心意与慰劳。”

在一阵噼噼啪啪的掌声中,陶希圣从杜月笙的手中接过大信封,眼眶温润,低头一鞠躬;高宗武则是先鞠躬,后接了钱。

高、陶两位带出了一份《口支新关系调整纲要》。这是日、汪商定的秘密条约。杜月笙拿到此密约后,把它漏给《大公报》,让它独家发表了这一轰动国内外的爆炸新闻。

当酒席散尽,乘车归途中,高宗武向杜表示:今后不想再入政界。陶希圣表示不愿做大官,愿在“总裁”身边多受教育,由“总裁”亲自栽培。

杜月笙电报请示老蒋以后,奉命拨给高宗武五万美元,送他赴美“考察”。

陶希圣呢?则由杜月笙亲自陪同,去重庆面谒蒋介石。老蒋发展他为侍从室主任秘书, 当了陈布雷的助手。 第二年,陶便升为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负责撰写《中央日报》的重要社论。后来他又为蒋介石起草《中国之命运》的第一稿。1949年南京政府土崩瓦解时,陈布雷自杀,蒋就让陶希圣代理陈的职务,到了台湾以后,他便成为“党国”第一支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