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教父》第38章 生意通天大道


重庆是个山城,一年有大半年的日子,被浓雾所笼罩着。有时,三五步之外,就难以看清人物。战时的陪都放在这,因这浓雾的隐蔽,使日军飞机常常”发愁”。

杜月笙到重庆后,上有落委员长的器重,旁有铁哥们戴笠的支撑,加上行政院院长孔祥照处处表示友好,官场之上,十分从容。原先在上海的同伙搭档,部分早已先他而到重庆;原先在香港的门徒,也大多转移到了这里;再加上早已混入政界的高徒陆京士等人在各方面下得功夫,上下左右,比在香港,更加是如鱼得水,游泳自如了。

来到重庆后,杜月笙清楚地意识到,四川原系独立三国,所谓“东不出资门,北不出剑阁”。辛亥革命以来,军阀们关起这两扇大门打内战,各赔防区,绝不容外面势力染指。直到卫935年,蒋介石的中央军才以防堵红军北上之名得以开进。这里的袍哥势力如同上海的帮会,是当地的巨龙,他虽说是强龙,若压他们,发展自己的势力,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杜月笙就努力结交当地的立军问和川帮财阀.

范绍增是杜月笙的老朋友。早年范绍增是刘湘部下实力最雄厚的军人,作战负伤后曾去上海治伤,与杜过往甚密。此次杜入蜀,范当然待若上宾了。

一次,范绍增约杜月笙到自己的公馆里去搓麻将,一夜“长城”砌下来,范绍增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绍增在银行的存款,将空了一大半。他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瘤的杜月笙。

杜月笙接过,笑着说:“玩玩吗?老兄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说完,就把支票放在烟灯上烧了。

还有一次,杜月笙和川帮的一个大财阀一起打牌,一夜酣战,那位财阀输了二三百万。

支票递到杜月笙手中,杜月笙连声说:“笑话,笑话!”随手就撕成碎片。

其他类似的情况还有过。

从此以后,重庆的官场,泛起了一片赞扬声:杜月笙真是大丈夫,够朋友,是经历过大场面的。

杜月笙原来担任中国、交通等银行的董事。交通银行见他来重庆后,就特地拨出一大笔钱,在重庆南岸的汪山,专门为杜月笙修了一幢宽大、舒适的别墅。

杜月笙有气喘病,怕重庆的雾,夏天又怕重庆的热,所以,寄居汪山的时间较多。汪山和蒋介石的“行宫”所在地黄山也相近,双峰相对,召见或进谒也较方便。

有时,杜月笙入城接洽应酬,则总被招待住在重庆最大的建筑“范庄”——范绍增的住宅之一,一部分被孔祥熙租用。

有时,杜月笙要为他所经营的企业,调划“头寸”(现款),向四川财阀开的美丰银行打一个电话,美丰就如数送到,而且再三声明,不收利息。那时,通货已开始恶性膨胀,银行利息,高达二、三角(百元的月息要二、三十元)。一般工商户,就是出足了这笔利息,非有特殊关系,不暗地里送足了重礼,也是难以借到手的。

类似的情况,据说军统机关如一时周转不灵,戴笠总是亲笔写个条子,嘱咐经管人去找“杜先生”。对此,杜月笙总是有求必应,当然也是“无息贷款”。

杜月笙在重庆自己掌握的企业,就是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这个公司,早在太平洋战争前, 就分别在港、 沪、渝三地集资筹备了。杜月笙到重庆后,既不能再挂“赈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的招牌,交通、中国两银行的董事又毕竟是空名义,不能予取予求。“这个公司由杜月笙亲任董事长,总经理是杨管北。

杨管北在“一·二八”时曾担任过抵制口货的检查工作,杜月签有一批约值五万元的日货被扣押,杨管北听说是“杜老板”的,马上亲自押送社公馆,还表示了歉意。

杜月笙看到他人很伶俐,能说会道,就有意提携他。恒社成立,他也是骨干之一,被杜视为经济方面的心腹。

上海有一家大达轮船公司,原是南通士绅张着创办的。张着死后,他的儿子张孝若任总经理,为了照顾上海这个“码头”,就请社月经担任了董事长。

后来,张孝若被刺身死,杜月笙就力荐杨继任总经理。从此,在洋场的商界中,杨管北也成了头面人物。

上海沦陷后,大达公司迁到重庆,聘请一些军阀、名流作为董事,扩充资本,经营川江航运,在陪都,也在官商场中兜得转了。

因为那些亦官亦商的人物,利用金融机构,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大发“国难财”,搞得民怨更加沸腾。国民政府为了平息舆论,不得不下令严禁金融机关兼营商业及运输等业务,那时正是雷厉风行、三令五申的时候,而杜月笙这个公司,名义上就是既是“信托”,又兼“贸易”,正和这禁令背道而驰。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不仅大批抢购和囤积物资,投机贸利,而且利用军统控制运输的关系,把触须一直伸展到衡阳等地,和沦陷区进行走私买卖。

过去,杜月笙在上海滩走红时,包揽了上海滩的鸦片生意,获得了大量的红利。到了香港后,没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挥霍,只好又在鸦片方面打主意。他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烟贩子进行了谈判。这些人知道,只要杜月笙还继续愿意做这方面的生意,是保险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愿意先付巨额定金,向他购买。

当时,他曾去西南找戴笠商量,并摸了一下西南烟土产运等情况。

这次收获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重庆和香港设立机构,表面上是由顾嘉棠来负责。

当时,杜月笙是打着投资开发西南的幌子去西南的,许多地方的负责人信以为真,对他大事欢迎,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真正目的。

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子便争着向他订货。在1939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三千多万元的定金。这些人都很相信杜月笙,认为他做这生意是“通了天”的。

杜月笙承揽了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没有法子交货。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很多人后悔莫及。但杜月笙并没有因为香港沦陷就不讲信用了,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运出去,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

戴笠早把这大宗烟上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打通。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笠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

杜月笙得知这一情形后,有一天把范绍增找去,把这一切经过都告诉了范绍增。

“这个,你去送给孔祥熙。”

范绍增找过一看,是一张支票,“乖乖,五百万,这么多呀!”

“你就对他说,我要你给他买点东西,但你实在想不出买什么好,所以把钱送来,请他自己去买。”

当时,孔祥熙正住在范绍增范庄的房子里,两人每天都能够相见。

范绍增回家后,去见了孔祥熙。他照着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谈过后,把支票交给了孔。

孔祥熙接过支票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

杜月笙关照过范绍增,只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么也不必再说,回去告诉他一声就行。

当晚,范给增驱车来到杜月笙的别墅。

“他收下了。”

杜月笙一听,立刻抓起电话,说:“货物马上准备起运。”

第二天,杜月笙一大早就给孔祥熙打了个电话。找着,就会财政部拿回了护照。

是夜,戴笠派了一个排的武装特务,押着几十卡车的烟土,急速地驶出重庆。两天后的一个夜晚,这批烟上安全抵达广西镇南关交了货。

范绍增经了一下手,分到红利100万元。当时,黄金才几百元一两,这钱数目相当可观。钱新之、顾嘉棠、叶焯山等人都分到了十来万元,其余大家的,就被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

由于有了这个公司,孔祥熙也同时开辟出了一条财源。孔杜之间,关系更加密切。

这孔祥熙和宋子文虽说都是蒋介石的骨肉姻亲,但个性却不同。

从1927年南京政府开张以来,财政大权几乎全由这两位“财神”轮流掌握的。但宋子文有点洋绅士的脾气,看不起蒋介石这个人的流氓作风;而且,有点野心,曾以查务走私为名,组织了一支武装部队,武器全从美国运来,高级军官全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这支队伍名为“财政部缉私总队”,不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统辖。这就大大触犯了这位委员长统一军权、军令的大忌。而孔祥熙则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因此,在蒋介石的眼里,同是皇亲国戚,就分了轩轻。

在重庆那几年,大部分时间是由孔祥照任行政院长或副院长,还一直兼任财长。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重庆曾发生一件轰动一时的“黄金案”。原来,重庆政府为延缓通货恶性膨胀的进度,搞了黄金储券,以六个月为一期公开发行。特意说明购买这种券的,不论将来币值有何变动,到期可兑到黄金。

1945年3月底,孔祥熙召集了几个机要的部下商议,决定翌日起,黄金排价由每两二万元,提高到三万五千元,几乎涨了一倍。

哪知这一决定尚未下达到中央银行,消息已经泄露。杜月笙的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和他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前往抢购。连杜的司机、保镖,也购买了几十两。另外,杨管北和与杜有关的印刷公司(专印钞票的)经理李祖永,则狠狠地买进了一大批。

数目实在太大,引起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震惊,下令彻查。各报纷纷揭露和追问,结果把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扣押。”

王绍斋是杜月笙的得力弟子, 一直追随左右, 在香港时,就被派在吴铁城的“荣记行”当总务处长,作为吴、杜之间的桥梁。这次,他是参加密商的少数人之一。据说,是他泄了密。

李祖永也被捕了,他是杨管北的好友。另外,法院也把代杨、李出面抢购的舒荣扣押,准备公开起诉。

所有的网丝,都牵到杜月笙这个大蜘蛛身上。当时,市面流言,说法院公审时,将传社到庭质询,但终久未成事实。不久,王、李、’舒都恢复了自由。一天乌云,只打了几声雷,就云开雾散了!

杜月笙还和孔祥熙合作,组织了一个“中国纺织公司”,由杜月签任董事长。杜月笙还在昆明开办了造纸厂,在西安和宝鸡等地也开设了一些工厂。

另外,1943年前后,杜月笙又与戴笠私下合作,成立了一个通济公司,由他任董事长,并把钱新之拉去担任副董事长。实际上,戴笠是大老板。

通济公司倚仗戴笠的特权,做尽了任何好商所不能做的生意。当时,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如当时不准出口军火工业原料,这个公司却大量运到沦陷区去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制成军火来屠杀中国人,又能够从沦陷区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

1942年,杜月笙曾应胡宗南的邀请去过西北,要他去是希望他号召一些人投资开发西北。他本来早就答应过胡宗南,戴笠也催过他,迟迟没去的原因是他对开发西北毫无兴趣,投资多而获利少且慢,不如在重庆搞投机倒把可以赚大钱。这次,恰好他的三太太孙佩豪从上海来,他顺便去西安迎接。

在西安,胡宗南待他如上宾,陕西的豪绅为了讨好胡宗南,也为杜月笙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杜月笙好久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了,非常高兴。

那次,杜月笙除了主持筹办西北毛纺织厂外,还为通商银行在西安设立分行进行过一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