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教父》第41章 婊子牌坊全要


再说陈公博,自从派人到淳安投过杜月笙的门子后,心中坦然了许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昔日骄横的不可一世的小日本,这么孬种,美国人两颗原子弹一扔,变得比龟孙都乖,挺尸屁都不敢放一个,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在霞飞路国泰大戏院后面的十三层楼上,传来了一阵鬼嚣狼叫之声,原来,所有在上海的日军中上级军官,都被集中在此收听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广播。一名少壮派军人收听完毕,当即剖腹自杀。

与此同时,曾担任了四年伪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也在官哪里收听广播。他耷拉着脑袋,内心一片恐慌。前几天,他还存在一丝侥幸的想法,希望通过与杜月笙达成的协议,用阻止共产党武装接管沦陷区的行动来求得蒋介石的宽恕。现在看来,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蒋介石已任命伪政府的第二号汉奸周佛海等人做这个官那个官,唯独对他不予理睬。杜月笙这小子,也迟迟没有消息。看来一切都黄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陈公博暗暗打定主意。

8月24日,陈公博得知蒋介石的军事要人将于26日飞抵南京的消息后,急忙向日军总部联系飞机。25日,陈公博乘飞机离开了南京,当日飞抵日本米子降落,数日后移居京都,住金阁寺。

8月29日,日本同盟社突然发了一条消息,称陈公博8月28日自杀受伤,29日不治身亡。这条消息经过路透社转播,刊载在国内外各报。9月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消息宣布,陈公博及其女秘书一行九八,受日本外交部及军事当局保护出逃日本,行前,陈曾交予日方匿住日本时的生活费一万万元,闻国民党中央即将向日本当局究办此批叛国汉奸,同盟社发此假消息是以掩护陈公博匿住日本的事实。9月8日,经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交涉后,陈公博及其随员即被送至南京关押。国民党中央决定将陈公博等叛国案交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后,陈公博又被转解至苏州。

1946年4月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公博。下午二时零五分,陈公博被一辆破旧马车从苏州司前街看守所载至现前街法院,二时二十五分被传至法庭。他头戴黑呢船形帽,身穿深灰布面夹衫,灰色呢西装裤,黑皮鞋,手扶卷宗二本,在摄影记者面前,强作镇定。

当审判长孙鸿霖宣布开庭后,陈公博脱帽鞠躬。照例,先由审判长询问姓名、年龄、籍贯后,由首席检查官韩寿宣读起诉书。陈公博听完后说:

“我要求当庭宣读前段所写的《八年来的回顾》一文,以告白天下。”

孙鸿霖与韩寿对视了一眼,宣布说:

“本庭准予。”

陈公博当即喜形于色起来,接着一口气朗读了一小时五十五分钟。这份自白书的主要内容系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辩护,并为自己推卸罪责。在自白书的最后,他还恬不知耻地针对起诉书提出了所谓抗辩理由,即所谓“沦陷区人民创痛巨深,经汪陈政府予以‘抢救’,国家元气得以保存旧本投降以后本人维护南京治安以待国军接收”云云。

陈公博朗读完毕,即由审判长按起诉书询问犯罪事实,陈供认不讳;接着,由法院指定辩护律师为其辨护。退庭时已八时二十分。

4月12日下午四时, 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判, 当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主文:“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时,他的态度略显紧张,双手双腿不断移动。数分钟后,似不耐烦,转首向左右旁听席上回顾。最后,庭上询问陈是否上诉,陈说:“我上次审判时已说明,无论如何决不上诉。审判长能于上次审判时召许我朗读自由书全文,我心事已了,应对审判长及各位表示谢意。”

6月3日上午八时三十分,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官李曙东偕书记官暨法警四人来到监狱,传达执行死刑的命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李曙东问。“我原是准备写点东西给蒋先生,现在也不准备写了,我也没有什么遗嘱。”说完,李曙东等人一一和陈握手。陈又要求和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及其妹夫请民谊诀别,法警领陈先至格民谊处,两人紧握双手,默默无语;又至女监见陈壁君,陈壁君号啕大哭,说:“我们共患难,岂知你先我而去!”

陈公博身穿蓝布长衫和黑裤来到刑场。他双手插于裤袋内,紧闭双目,连声叫喊:“快开枪!”枪声响了,他立即被毙卧在地。

这天上午九时,陈公博之子偕汪精卫之女来到苏州,这时死刑已执行。他们没有到刑场去,嘱托陈的副官去收殓陈的尸体。

此系一段插曲。

再说杜月笙等人来到上海后不久,从重庆等“大后方”前来的国民党各路接收大员也都纷纷来到。于是,上海滩上喧器一时,上演了轰轰烈烈的“五子登科”的丑剧。

所谓五子,是指条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

条子就是金条,当时各路“接收大员”都喜欢以没收汉奸财产为名,带上三五名彪形大汉,到汉奸的住所翻箱倒柜,将大金条查抄一空,以饱私囊,走时从不留收条。有些来头大的“接收大员”还利用匕海黑市黄金比重庆价钱低的行情,将在上海当天抢来或购买到的大批黄金用飞机运往重庆北出,攫取巨额利润。明星的金条被抄光以后,一个“第三战区长官司令专员”张叔平想出了一个夺取汉奸隐匿黄金的巧妙办法。张深请大小汉奸们的恐慌心里,以发倒填年月的委任状和证明书的办法,把许多大小汉奸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地下工作者”,但购买一张委任状起码要黄金五两,据说张叔平在某一天内,就发出了这样的委任状四百七十多张。

重庆“接收大员”抢房子的手段更加直截了当。只要听说某处房屋曾经住过敌伪人员或者驻过兵,他们就先下手为强地霸占下来。当然,他们本身并不需要住那么多的房子,只是利用上海房价暴涨之机,把这些抢来的房子以收取金条的方法转顶出去,从而大捞一把。

抢汽车是当时流行的现象。敌伪人员留下来的新型汽车都被捷足先登的“接收大员”抢光,后来者不甘罢休,则强行要求分赃。“接收大员”、宪兵队长姜公美下手快,抢了“汪公馆”(原汪精卫家)内当时堪称上海最好的一辆豪华轿车。湖沪警备总司令李及兰来迟了一步,便要萎公美把轿车交出来,姜拒不买帐,李深恨之。所以,当时“接收大员”的争车纠纷不断发生。

美貌女子也成了“接收大员”的战利品。不但敌伪人员留下来的女秘书属接收之列,甚至连他们的娇妻美妾也被“接收大员”金屋藏娇。一个滞留在上海的“满洲电影明星”李香兰也被锁进了某“接收大员”的小房子。

“接收大员”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故又有“面子”一说。侵吞敌伪物资以饱私囊都有堂而皇之的借口,如陈立夫说是为了“党费独立”,戴笠提出“军统经费自给自足”。至于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运走大批日伪军用仓库的物资,从此下落不明;上海市长钱大钧秘密提走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大批金条诸事,也各有其“充分理由”。

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精彩表演,造成了“失地收复,人心丧尽”,这不但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强烈抗议,连美国特使马歇尔也为此向蒋介石提出了警告。

迫于舆论,1946年5月,蒋介石终于派出了一个清查团,此时距“大接收”已有八九个月。清查团只把一个小小的上海宪兵队长姜公美抓起来判了五年刑。几个月后,淤沪警备司令部又将姜公美从提篮桥监狱提出,押赴来公园刑场枪决。极为可笑的是,当时与姜公美争车的李及兰竟是监斩官。

面对如此乱轰轰的局面,什么职位也没捞到的杜月笙十分冷静。他决心与命运抗争,如同当年的那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一样,重新威振上海滩。

不久机会来了。戴笠的军统和中美合作所成立了上海联合办事处,杜月笙立刻把自己在杜美路70号的那座新洋房借给戴笠使用。其实,当时戴笠在上海要找一座象他那样的一幢房子,张下嘴就行了,但戴笠为了照顾友情,也为了表示不首先占用敌伪房屋,也乐得使用一下。

从此,杜月笙与戴笠的联系更紧了。

戴笠胜利后负责主持逮捕汉奸的工作,大权独揽,气焰很高。凡是被军统逮捕的人,很少有人能去说情,杜月笙却可以去保释人或请求戴笠暂缓逮捕。他用的办法也留有余地,从不当别人面向戴笠说人情,也很少用电话直接和戴笠谈这些事,当他接受了汉奸家属送去的金条之后,总是找戴笠手下的处长王新衡去说。王新衡一向是代表军统和他联系工作的,是他家座上的常客,通过王向戴去转达,戴笠十次有九次肯买他的交情。

这一时期中,汉奸家属们奔走杜月笙门下的络绎不绝,唯恐他不肯收下金条、美钞,搞得他虽说不是接收大员,却甚过接收大员。

当然,杜月笙也很懂得戴笠的脾气,往往是选择些案情不太重和伪职不太显要,但搜刮却是很多的,才去保释几个,一般的他也是不肯答应的。

就在这期间,从四川又活动到上海来的范绍曾来到了杜公馆。

“月笙兄,我听说,中央现在正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就能发横财。”

“你真的想发横财。”

“你是知道的,这物价飞涨,我那点钱,差不多要花光了。”

“行,你请刘攻芳吃饭,我出面说人情。”

“哪个刘攻芳,是不是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

“不是他是谁?”

“行,这生意我和顾嘉棠、张君生三个人合伙做。”

第二天晚上,范绍曾在上海的家中设宴请刘攻芳吃饭,杜月笙做陪。

酒足饭饱后,刘攻芳正在剔牙,范绍部说:“刘局长,我这段时间手紧,能木能顶座仓库,弄两个钱花花?”

刘攻芳还没有回答,一旁喝水的杜月笙立即插话:“这些东西都抓在他手上,那还有什么话好说?”

刘攻苦笑了笑,说:“的确不是什么大事,你要真想要,就顶一座吧。”

当时,买这仓库不需付现款,只是由范绍曾开的福华银行出了一张期票便妥,完全等于白送。

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数量品种之多都出乎范绍曾等人的意外。这些仓库从接收后,连清点都没清点过,间仓库管理人员,不但答不出数量,连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

那一次,范绍曾一个人就足足赚了黄金三千多两。

虽说杜月笙与戴笠联系得极其紧密,但他还是受到了来自各对立面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