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18章 “横站”


既然骨子里还是一个“五四”式的知识分子,鲁迅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陷得深了,就难免会觉得格格不入。一九三0年五月,他刚刚和共产党人结盟,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就秘密约见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响。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婉言拒绝:“文章是很容易写的。……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李立三竟说:“这个问题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其中也有苏联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苏联去了。……”口气如此粗鲁,一点也不掩饰他对鲁迅的利用心,好像看得他如同一枚炸弹一样,这教鲁迅怎么受得了,他当然卞口拒绝了。1几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读到了另一位有名的共产党人的词,强烈感觉到其中回荡着一股“山大王”的豪气。2山大王者,绿林豪杰也。鲁迅对这一类人物,向来不敢轻信。当初在东京参加光复会,他就领教过他们的厉害,所以才会对朋友预言,倘若他们造反成功,像自己这样的人恐怕都得遭殃。民国初年在绍兴,他又从王金发身上证实了这个预言,这位也参加过光复会的山大王,掌权没几个月,不就派兵捣毁报馆,对昔日的同志肆行高压了吗?自那时起,他眼见一批批造反者成功之后,是如何迅速地翻脸变相,变得比前任更加专横。不但山大王们是这样,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人也这样,三十年代在上海查禁他的著作的政府官员中,就颇有“五四”运动时冲锋呐喊的闯将,以至他那样感慨:“其实现在秉政的,就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3他所以用循环论去解释中国的历史,除了依据史书上的记载,他亲身经历的这些造反者的可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吧。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甚至对一切打着新旗号的造反者都心存戒备。譬如一九三三年深秋,一批政府军的军官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旗帜,共产党自然全力支援,上海的一些热血青年,也纷纷前往助阵,鲁迅看在眼里,暗暗摇头,他写信对朋友说:干闻此地青年,又颇有往闽者,其实我看他们[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主持者]的办法,与北伐前之粤不异,将来变脸时,当又是杀掉青年,用其血以洗自己的手而已。”4当他写这段活的时候,陶焕卿的霸气,王金发的专横,乃至广州“清党”时的种种惨状,都会在他心头一一闪过吧。对规代中国的形形色色的造反者,他已经存了这样固执的看法,现在又从李立三等人身上,看见了如此赤裸裸的功利心,如此无掩饰的绿林气,他会作何感想呢?一九二八年他曾写道:“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即列宁]一般,居然‘获得大众’;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的书都禁止,自然不待言。”5这实际上是重复了当年在东京作的那个预言。而到一九三六年,他和共产党人结盟六年之后,他竞又一次重复这个预言。有一回和冯雪峰闲聊,谈着谈着,他突然用玩笑式的语气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冯雪峰愕然膛目,赶忙摇手:“那怎么会呢,那怎么会呢……”6这位老实的年轻人是太不理解鲁迅了。

充军西伯利亚也罢,杀头也罢,这都是对于将来的假设,可就在上海,在文学界,鲁迅和那些尊他为领袖的共产党人,还有更直接的矛盾在。它的起因就是“左联”。严格说起来,这其实是一个仓促建立的组织,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那些年轻人正在报刊上战得昏天黑地,共产党的领导人却出来调停,强拉双方坐到一张桌子边上来当战友,你想想,倘不是出于“大敌当前”式的利害考虑,彼此怎么肯这样克制?因此,即便表面上是握手言和了,鲁迅也好,那批激进的青年也好,心里的不快依然梗着,不但鲁迅依旧讨厌成仿吾,蒋光慈也依旧看不上鲁迅,就是钱杏村,他可以服从命令,不再写文章骂鲁迅,但在心里,他却并不认错,直到“左联”成立以后,他都一再说,他看不出前两年批评鲁迅有什么措。这也难怪。鲁迅和这批年轻人,思想上完全是两代人,鲁迅看他们是浅薄做作,他们看鲁迅则是落伍守旧,这样西种人躇在一条壕堑里,磕碰还会少吗?

就在“左联”成文的第一天,矛盾就暴露出来。鲁迅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依然批评创造和太阳社“专事于吹擂”,“力量实在单薄”;7听者中间的那年轻人,则有好几个在会后公开指责:“他说的还是这些话!8所谓“这些话”,不单是指鲁迅依旧记仇,也指他还是老生常谈,说不出一句新鲜话。几个月后,在那次为鲁迅祝寿的集会上,鲁迅刚讲完,一位年轻人就摇着头对身边的人说:“这大令人失望啦!……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使青年人为之沮丧……”9当然,这些都还是一般的思想上的分歧,说过也就算了。随着鲁迅逐渐介人“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和一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还掺进了具体的人事纠葛,变得日益尖锐起来。比方说,原先共产党人拟定的“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是没有郁达夫的,因为鲁迅狼诧异:“怎怎么没有郁达夫?”才勉强添补上。可郁达夫这个人,身上实在没有多少“左翼”的气味,平常处世,倒多半是一派名士风度,散曼得很。他很少参加“左联”的活动,后来还干脆写了一封信给“左联”。说他不能常来开会。“左联”和它隶属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实际主持人,都是组织性颇强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容忍这件事?一怒之下,就把郁达夫开除了。这自然使鲁迅极不高兴,你们怎么能把我介绍的这样一位文坛宿将,随意开除呢?到一九三二年,因为批评“左联”刊物《文学月报》上的一首诗,鲁迅又得罪了这份”刊物的主编周扬。偏巧从第二年开始,周扬成为“左联”中的共产党负责人,于是鲁迅和周扬的个人矛盾,就演化为他和“左联”中一群共产党人的矛盾,说起来也真是冤枉,鲁迅所以要批评那首诗,正是听了“左联”中另一位共产党员冯雪峰的建议,因此,他当初和创造社、太阳社那批年轻人之间的一点意气,现在却和他与“左联”中的共产党人的矛盾,和这些共产党人自己之间的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怎么也解不开了。

既然解不开,矛盾就势必要逐渐激化。一九三三年春,“左联”的四位成员联名发表文章,替《文学月报》上的那首诗辩护,斥责鲁迅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带着白手套的革命家”。10一九三四年,则又有一位“左联”的青年成员化名“林默”,说鲁迅当时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短文是“花边文学”,“往往渗有毒汁……”11也就在这一年,周扬等人以“内奸”的嫌疑,革去了与鲁迅素来亲近的胡风的左联书记的职务,使鲁迅非常不满。本来胡风当书记时,他每月捐二十元钱作“左联”刊物的印刷费,周扬们这样一来,他就不捐了。周扬便在背后指责鲁迅“吝啬”,这话后来传入鲁迅耳中,自然更添一份厌恶。到一九三五年夏天。又有一位一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化名指责鲁迅,说他和敌人“调和”,而使追随他的青年人“死得不明不白”。12攻击的言辞,是一次比一次激烈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止我举出的这几件;鲁迅又特别敏感,几乎每一次都能猜出化名攻击者的真实面目,他的反击,就往往相当厉害。当初你成仿吾骂我是“有闲,有闲,还是有闲”,我就干脆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文集名为《三闲集》,且在序言中指明,这是“射仿吾也”。你林默扣我一顶“花边文学”的帽子,我就干脆摘来作这些短论的总名,而且也在序言中指明:“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13他更用种种不指名的方法,回敬周扬和他的同志。譬如编自己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他就屡屡在旧信中插进新的议论,像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的那一封,原就有自己和青年人合作而总无好结果的慨叹:“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鲁迅重抄时。就特意添写道:“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14这就明显是针对周扬那一类人,是借昔日的牢骚,来抒遣今天的不满了。有时候,他甚至将这种不指名的斥责直接送到那化名攻击他的人面前,譬如他知道了是田汉化名攻击他,就在寄给田汉当主编的《戏》周刊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僧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15

鲁迅是个记仇的人。一九一二年在南京,他和朋友寻访旗营旧址,只见一片烧黑了的断壁残垣,几个满族老妇人如小鼠般蛰居其内,情景非常悲惨,可他谈起当年骑马过旗营时遭受的辱骂,语气间仍有余恨。对时隔多年的往事,他尚且如此,现在和“左联”中那批共产党人的矛盾,可谓旧隙添新怨,他的怒气就更难以抑制。偏偏周扬那些年轻人,血气方刚,对鲁迅的不满还有增无减。一九三六年春天,他们按照来自“共产国际”内的中共代表的指示,突然将“左联”解散,另外建立一个几乎将上海文学界的各种头面人物都包容在内的“文艺家协会”,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取代原先的“无产阶级文学”——几乎是一个急转弯。在这整个急转弯的决策过程中,鲁迅身为“左联”盟主,明确表示反对,却毫无作用,周扬们只是派人将自己的决定通知他,并不管他是否赞同。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惹得鲁迅大怒了。他向来就讨厌别人利用他,虽然一次次压下火气,重新与人合作,这火气却不会消散,反而因为在内心重叠积压而酿成更大的爆破性。周扬们这一次解散“左联”,恰恰在这一点上激怒了鲁迅:当初你们三番五次来找我,一定要按我坐在“左联”的第一把椅子上,现在说解散就解散,这岂不是太过分了?你们这样对待我,我又何必再和你们搅在一起呢?于是,他先对替周扬传话的茅盾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已不信任了!”16又写信通知他和周扬之间的另一名传话人徐懋庸:“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17他坚决不参加那个“文艺家协会”,还公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旗帜,竖在周扬的“国防文学”对面。当收到徐懋庸固此写来的批评信,责备他“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时,更是怒不可遏,对朋友说:“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18他针锋相对,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回信,还送出去公开发表。他在信中斥责周扬佩“大半不是正路人”,是“借革命以营私”,甚至说他“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19直到逝世前一个月,病在床上,还写信向朋友表示:“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20简直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这群共产党人了。

可这样一来,他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他已经和国民党政府为敌,现在又和身边的盟友决裂,他该怎么办?是干脆采取绥惠略夫式的“独战”的立场,对社会上的所有黑暗——不管它在朝还是在野——宣战?还是努力缩小这个决裂的影响,依旧坚守原来的战位?看起来,他是采取了后一方法。他依旧将官方视为主要的敌人,只要有可能,就竭力对社会隐瞒自己和那些共产党人的矛盾。这样做当然很苦,他在私人通信中忍不住要抱怨:“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此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21不过,抱怨归抱怨,那“我们”和“别人”的内外界限,是分得相当清楚的,当然,矛盾越演越烈,最后总是掩不住;即使能够掩饰住,也只是瞒过别人的眼睛,并不能消除鲁迅自己的疑惑,因此,他一面对别人“撒谎”,一面又晴暗地向自己解释。他说共产党内并不是只有成仿吾和周扬这样的人,也还有瞿秋白和冯雪峰这样的人;他说周扬们都只是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虽然不成器,却并不证明他对“无产者”的“将来”的信仰也不能成立;他更说,这些人其卖和他以前领教过的那种激进青年--如高长虹之类--是差本多的人、甚至和他深恶的那批绅士学者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我相信,多半正是类似这样的自我譬解,使他在给徐懋庸的公开情中,能那样明确地将周扬们和“革命”区分开来,说他们是在“借”革命以营“私”;我甚至猜想,他所以要添上“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这样的重话,除了发泄怒气,也是为了再次强调这个区分吧。为了稳住自己的战斗立场,他真是煞费苦心。

但是,他再怎样说,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成仿吾和钱杏村也好,周扬和徐懋庸也好,他们都是向国民党官方作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人,在基本的政治态度上,正和自己大致相同。因此,即便“左联”解散以后,他依然得承认他们是“革命者”,就在给徐擞庸的那封信中,他那样痛斥周扬,最后也还是要补充一句:这个人“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有位青年人向他询问是否该加入那个“文艺家协会”,他回信说:“我看他们[指周扬等人]倒不见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图,不过或则想由此出点名,……”22语气就颇为谨慎。他其实心里明白,他对周扬们的最大的憎恶,是他们明明不尊重他,却又要借重他,利用他,可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作法有相当的代表性,李立三找他提要求,不就是如此吗?话再说回来,倘是一个满身绿林气的造反者,他对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又怎么会有真正的尊重呢?所以,他和周扬们的矛盾,其实是体现了一个试图坚持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和一个讲究实际利害的政治集团的矛盾。因为面临共向的敌人,他们似乎是联合了,但在骨子里,他们其实是两路人。一九三四年底他对朋友说:“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23明知道那些人口是心非,并非真正的战友,却依旧看他们是自己的后方,依旧想“正对”前面的敌人:他确实是不愿意放弃原先的立场。可是,你仔细体味一下那“横站”的含义,想象一下他“瞻前顾后,的杯态,这和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的独战,又相差多少呢?他在社会战场上的尴尬境遇,已经化解不了,他就是再不情愿,也只能承认,他是又一次陷入穷途了。

自去日本留学开始,他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住沮丧的情绪。重新上路去开辟通途。可是,三十年跋涉下来,竟还是落入此路不通的困境,他的奋斗意志再坚韧,恐怕也难以为继吧。他内心的创伤已经那样深刻,种种颓唐、猜疑的病态情绪,一直在心头翻腾不已,再添上“左联”内江这么个碰壁的大刺激,他几年来苦苦营造的奋斗者的心态,自然就会开始崩坍。越是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就越不自觉地要往魏连殳式的思路上退缩。不但看清楚民众的“虚伪”,重新用大力鞭挞他们,也不但厌恶成仿吾和周扬那一类共产党人,公开和他们拉开距离。他这厌恶的范围还日益扩大,有时候简直是要网住他见到的多数文人和青年了。

他加入“左联”的最初两年里,常常指摘北京的文人。他多次批评未名社的几位年轻成员;也用了刻毒的语气,在私人通信中贬斥当年办《语丝》的一批老朋友。他对胡适的不满,也在这个时候公开爆发,不但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时,直截了当地指斥胡适,还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接二连三地攻击他。倘借用当时那“京派”、“海派”的名称,你可以说他正是背靠“海派”,一径向着“京派”开火。可是,他这个姿态很快就变了。一九三二年冬天他从北京写情给许广平,对京沪两地文人的评价就几乎翻了个个:“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24半年以后更忿忿他说:“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25掷向“海派”文人的愤怒,是明显超过了对“京派”的不满。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不但和周扬那些人越闹越僵,与别的人也屡起冲突。譬如为了办《译文》,就和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到一九三六年,“左联”解散以后,他又对傅东华、王统照这样一些态度相当温和的作家,甚至对茅盾,也渐生不满,在给朋友的私人通信中,就屡次用严厉的口气,将他们和周扬排在一起,依次批评过来。说起来,邹韬奋们也好,王统照们也好,可以说是文学和文化界中,除共产党之外,在社会政治立场上与他最接近的人,他对他们都心存疑虑,也就很难再找到别的同道了。不但常常怒视周围的文人,他对青年的态度,也和几年前明显不同。先前对廖立峨那样的人,他是那样宽:容,可现在呢,遇见向他求助的青年,倘若口气过分一些,他就会直言拒绝,措辞还相当不客气。连对关系相当。密切的青年朋友,只要有了不满,也会给他看严厉的面色。譬如叶紫,就因为问鲁迅为什么不给他回信,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叫我外出,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26他甚至断言:“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舔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27他这是说得非常坦率,文人也好,青年也好,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再继续像先前那样信任他们了。

自从一九三0年五月迁出景云里,鲁迅一直过着一种半禁闭的生活。他没有离开过上海一步。有一次,朋友劝他换个地方疗养身体,他竟声调激越地反问:“什么地方好去疗养?!”28活现出一股困兽般的烦燥。就是在上海、他的生活范围也很狭窄。除了去居处附近的内山书店,他平常很少出门。也极少去公园或别的什么地方游玩,他家附近就是虹口公园,却一次也没有去过。有时间在夜间出门看一场电影,便是重大的消遣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坐在写字台边写,就是躺在藤靠椅上看,文字几乎成了他朝夕相对的唯一伴侣。请想一想,像他那样从小就性情活泼的人,就是再喜欢案头生涯,要他老是过这样一种生活,也势必要觉得憋气吧。他当然可以自我譬解,说这是为了社会和文学的进步,必然要付的一种代价,但是,惟其如此,同一营垒中的关怀,文学界中的朋友的情谊,青年一代的热烈的关注,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是对他的精神的补偿,是对他的牺牲价值的证明。可是,他实际收获的,偏偏是孤独和寂寞。他同辈的老朋友,除了极个别的人,大部与他疏远了;年轻的朋友中,也少有真让他放心的人。虽然不断地总还有人去找他,他却看得很清楚,他们多半是有求于他。那种与知心友朋品茗饮酒,率性而谈的热烈气氛,他是难得再亲身浸润了。他忍不住向人叹息:“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29偶尔有东京时代的老朋友来访,他更是免不了抓住他诉苦,详细叙说独战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30一九三六年九月,两位年轻的日本姑娘慕名去拜访他,他更不由自主地显出特别热烈的愉快和欢迎,直到许广平递给他体温表,他拿着往嘴里送的时候,还在不停他说话;她们起身告辞了,他却一再挽留,还说要送杂志给她们——我简直能够想象出他当时的殷切的神情,在那背后,正隐藏着对于孤独寂寞的深深的恐惧。

付出了蛰居囚笼式的生活代价,却换来比当年在绍兴会馆更加难捱的孤独和寂寞,当夜深人静,独坐桌前的时候,他会怎样想呢?一九三五年秋天,他吟出了这样一首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31身外是肃杀和萧瑟,心中是无可归依的惶惑,星斗已经西斜了,却还听不到报晓的鸡啼,他是深深陷在一种前途渺茫,身心疲惫的沮丧情绪了。也就在写这首诗的同时,他对一位日本朋友说:“近来不知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还是年岁增长,体力衰退之故,总觉得比过去烦忙而无趣。四五年前的悠闲生活,回忆起来,有如梦境。”32他所说的“四五年前”,就是指三十年代初,他当时正经历严重的精神危机,也已经遭遇了一连串不愉快的刺激,心里其实是惶惑不安的。但是,他毕竟还没有过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无论外出还是居家,心境都要比现在从容得多;客厅里又经常是高朋满座,儿子则刚刚出生,正以无保留的天真使他初尝为父的欢愉,生活确实称得上是悠闲。因此,当他现在被各种寂寞、紧张、“横站”和索居的痛苦团团围住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将那时的生活称为“梦境”,就十分自然了。他晚年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当初是绝没有想到的;惟其没有想到,一旦看清自己的现状是如此尴尬,如此无趣,就本能地会后悔,会觉得无聊,太不值得。一个人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就会不自觉地往回望,他的怀疑心越重,返回起点的冲动就越强,我觉得,鲁迅那“有如梦境”的叹息,是将他对自己这些年处世选择的隐约的后悔之情,相当触目地表现出来了。

不能再维持先前那样的奋斗者的心态,鲁迅的处世方式自然会有所改变。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他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再像三十年代初那样卖力地冲锋呐喊了。他自己说:“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这新经验是什么呢?“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我倒没有什么灰心,……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33非但不愿意再傻乎乎地一个人打头阵,而且也不愿意再像先前那样认真,一意要与对手决出胜负:“若专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34似乎是明确要改变老脾气,洒脱一下了。

不再一味呐喊,那做什么呢?他能做的,无非还是那两样:或者写小说,或者做研究。其实,自到上海以后,他一直都想再捡起这两件事。就在最热烈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他对自己那并非无产阶级的创作,也始终抱有信心。一九三一年他说:“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35两年以后,他又借恩格斯的话,强调非无产阶级的暴露文学对于“现在的中国”的意义。36所以,他一面换着笔名写杂文,一面却暗自盘算着写小说,不但写短篇,还要写中篇,到了一九三三年,他更两次向别人谈及自己的创作计划,似乎连大致的提纲都已经拟就。越是看出了自己的境巡的尴尬,在杂文和小说之间,他内心的砝码就越会向后者倾斜。你看一九三四年十月,他替自己的写杂文辩护,说了一大通理由,最后去。长叹一声:“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37一种极为复杂的内心隐痛,几乎要溢出纸面,你当可想象,他这样叹息的时候,一定是记起了那些已经在腹中成就雏型,却又先后流产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吧。至于学术研究,他的态度也一样,心境越“冷”,就越想专心去做。一九三二年他就向许广平提议,是不是找个安静的地方专心著书。一年以后,又力劝一位感慨社会堕落的朋友:“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38将他所以想做研究的用心,和盘托出。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屡次计划要排除“琐事”,“专事创作或研究文学史”,而且明确说,这是一种绝望之后的自我保卫:“往往自视亦如轻尘,然亦偶自摄卫,以免为亲者所叹而仇者所快。”39写小说也罢,做研究也罢,其实都是这样的一种“自摄卫”,他七八年前的那个“顾自己苦苦过活”的老念头,显然又在他脑中清晰地浮现了。

不仅如此。到了一九三五年,他甚至产生强烈的冲动,要从那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整个撤下来。在一封给朋友的通信中,他举出几个“战友”从背后打冷枪的例子,忿忿他说:“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短评,恐怕不见得能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40一九三六年五月,他又写出同样的信,先是介绍周扬等人如何围攻他,然后感慨道:“近来时常想歇歇”。41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他一直把与官方的对抗,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生存奋斗,可现在,他竟愤激得连这个奋斗也要丢开,他对这些年整个人生选择的自我怀疑,那觉得一切都无谓无趣的消沉情绪,明显在内心占了上风。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些冲动全部付诸实践,也没有真从政治斗争的战场上完全退出,有时候,他甚至还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一点都不退缩。他已经那样深地陷入与官方的政治对抗,事实上也很难轻易地退出。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内心仍然一阵阵涌上这么些撤退的冲动,他仍然那么认真地一次次下决心,要排除身外的干扰,返回小说家和学者的书房,我实在忍不住要说,那么在三十年代似乎被他赶开了的虚无主义的“鬼气”,又卷土重来,堂而皇之地坐进了他的灵魂。“唯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仰也好,和一批精神危机,反而使他在这危机中陷得更深了。

注释

1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我心中的鲁迅》,十四页。

2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二百四十七页。

3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三十三页。

4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六十一页。

5鲁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二十九页。

6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五十六页

7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主集》,三十七页。

8冯夏熊:《冯雪峰谈“左联”》,北京,《新文学史料》一九八0年第一辑。

9戈宝权:《史沫特莱回忆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四百三十五页。

10同8

11林默:《论‘花边文学’》,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上海《大晚报.火炬》。

12绍伯:《调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火炬》。

13鲁迅:《花边文学.序言》,《花边文学》,一页。

14鲁迅: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七十一页;并《研究》,三十五页。

15鲁迅:《答周刊编者信》,《且介亭杂文》,一百十二页。

16矛盾:《我和鲁迅的接触》,《我心中的鲁迅》,一百二十九页。

17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致徐懋庸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八十九页。

18鲁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二十九页。

19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五十六页。

20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致王冶秋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三十八页。

21鲁迅: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口致胡风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七十八页。

22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致时歌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三页。

23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九十五页。

24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口致许广平信,《研究》,二百三十八页。

25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致黎烈文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六页。

26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致叶紫信,《鲁书迅信集(下)》,一千零三十五页的。

27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柒(上)》,三百八十页。

28郑伯奇:《最后的会面》,《鲁迅主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一千零九十九页。

29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二十四页。

30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八十八页。

31鲁迅:《亥年残秋偶作》,《鲁迅诗全编》,二百二十一页。

32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致增田涉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二百二十五页。

33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零二页。

34鲁迅: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致郑振铎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八十五页。

35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九十页。

36鲁迅:《关于翻译》,《南腔北调集》,一百十三页。

37鲁迅:《准风月谈.后记》,《准风月谈》,一百八十三页。

38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七十页。

39同上。

40鲁迅: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七百四十

41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