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导读》23章 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陈铭枢,唐生智,何应钦


李宗仁

蒋介石和李宗仁摄于就职礼后。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故意不让他知道要穿著中式礼服,结果他穿军装,看起来好像是蒋的副官。 李宗仁(1890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字德邻,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国民党内桂系之首,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

李宗仁早年行伍出生。以实力军人,加入在广州的孙中山阵营。之后与白崇禧、黄绍竑合作,统一广西,使广西成为国民党后方的一部份。北伐时,带领广西军队一路由湖南进攻至山海关。北伐以后十年期间,屡次发动和参与国民党内战,但亦有苦心经营其广西地盘。抗战时,动员广西将士抗日,指挥多次大战,在台儿庄一役名震一时。1948年国民党行宪,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党统治而未果。之后出走美国,但最终“落叶归根”,回到中国大陆并死于北京。

早年活动

1908年进入广西陆军小学,1910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入读广西省陆军速成学校。1915年加入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1917年参与护法战争有功,升为营长。1924年加入国民党,同年与黄绍竑、白崇禧合作,打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使广西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以李宗仁为首的“李、白、黄”三人,亦成为新的国民党“桂系”。

北伐到抗战

1926年国民党北伐,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先在华中击败吴佩孚的部队,又在江西击败孙传芳部,第七军亦被称为“钢军”。1927年4月,李宗仁支持蒋介石在上海清党。5月,居中调解宁汉分裂,南京、武汉之间得以避免开战。8月,连同何应钦于龙潭大败孙传芳主力。1928年5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分会主席,指挥部队北上,进至北京、天津。桂系控制的地区从广西、湖南至京津,总兵力逹二十万人。

1928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抗战爆发十年期间,桂系多次以军事和蒋介石对抗。1929年3月,桂系先在武汉政治分会事件中败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被迫逃到越南。同年11月,李、白、黄回到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1930年,李、白又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冯玉祥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

1931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各派系谋求妥协,桂系亦跟南京议和。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省主席黄旭初成广西三巨头。自此至抗战爆发的五年内,桂系一方面“自卫、自给、自足”及“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透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要求阳奉阴违。广西实质上处于半独立状态。

1936年5月,李、白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反蒋。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至8月,李、白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和解。

抗战期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官。1938年1月至6月, 李宗仁指挥六十万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在台儿庄会战,获得国军抗战中的首胜。同年6月,参加指挥武汉会战。1939年,又先后在随枣、枣宜、豫南抗击日军。1943年,调任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

1944年底,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为防止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力量壮大,将李宗仁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位置调升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名义上是指挥第一、五、十3个战区,实则是虚设机构,明升暗降,以削去兵权。

副总统到代总统

1945年8月,日军投降,李宗仁改任北平行营主任。1948年3月,国民大会召开,选举第一任行宪总统和副总统。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反对和压力之下,决定参加副总统选举。最终在4月29日,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

1948年年底,蒋介石在军事,经济及外交都遭受严重挫折。军事上,国军在战场上大败,国共军事力量出现逆转。经济上,上海爆发金圆券风暴。外交上,杜鲁门上台后表示对蒋介石失去信心。蒋介石最终在1949年1月21日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

李宗仁上台后以和平为旗号。本来的希望是透过和谈,再依仗长江天险,可以阻止共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则希望能争取到美国的支持,以挽救国民党的政权。可是李宗仁上台之后,国民党军政机构处处仍受已“下台”的蒋介石暗中操控;美国亦没有提供援助。加上和谈时中共党开出的条件国民党不能接受,最终李宗仁的“和平努力”未能成功。

1月22日 李宗仁上台,立即与行政院长孙科发生“府院之争”。孙科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无视李宗仁的命令,将行政院内阁搬至广州。李宗仁力争,最终孙科被迫于3月辞职,行政院一职改由何应钦担任。而以张治中为首的六人谈判团,亦得于4月抵达北平,与共党展开谈判。

和谈的结果以失败告终。据后来的资料显示,当时南京的设想,是政治上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军事上则由两军划江而治,解放军不渡过长江。因为这点为共党所拒,以至谈判所得的结果未能为李宗仁及国民党接受。4月20日,中共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于同日渡过长江。4月23日,共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李宗仁先飞往桂林,再在5月8日飞往广州,并且发表讲话,表示将“决心戡乱到底”。

之后数月,共军席卷全国。5月20日,何应钦辞职,行政院长由阎锡山接任。10月13日,共军兵临广州,李宗仁飞重庆。11月16日,李宗仁胃病复发,出现十二指肠出血。11月20日,李宗仁以治病为由到香港。12月5日,与夫人郭德洁,两名儿子及随从从香港飞美国纽约就医。

从美国到北京

1954年3月,台北的国民大会通过监察院对李宗仁的弹劾,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1955年,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除批评蒋介石外,亦提出重开国共会谈,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反对台湾独立或联合国托管台湾。

1965年2月,李宗仁妻子郭德洁被诊断患上末期乳癌。同年7月,在程思远的安排下,李宗仁与郭德洁从美国经瑞士、中东回到北京。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病逝于北京。

李宗仁先后有三名妻子。第一位妻子李秀文,是李宗仁20岁时父母包办下迎娶的,第二位妻子郭德洁,是李宗仁35岁时娶的“平妻”,1966年3月死于北京。第三任妻子是1968年,李宗仁74岁时娶的26岁女护士胡友松。

李宗仁在美国时,曾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进行口述历史研究,由唐德刚笔录整理,集合在《李宗仁回忆录》内。

白崇禧

白崇禧 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1日),字健生,广西临桂县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有“小诸葛”之称。属国民党“桂系”,地位仅次于李宗仁。

李宗仁和白崇禧人称“李白”。二人是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地方军事势力–桂系的中心,多年来一路合作无间。最初二人一同加入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又联合一起驱赶广西的旧军阀。北伐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他地方势力多次开战;八年抗战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并屡有胜果。

战后白崇禧担任国防部长,李宗仁获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桂系的实力得到局部肯定。国共内战战局转趋有利共军,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继任代总统。然而国共和谈失败,桂系无法保住中华民国的半璧江山,本身势力亦无法维持。李宗仁先赴美国治病,1960年代回到中国大陆。白崇禧则前往台湾,却未能担任要职,抑郁而终。

身世

白崇禧是回民,祖先可能是移居中国的阿拉伯人,祖居于南京一带。1907年,白崇禧考入陆军小学,后因病退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在广西省立初级师范读书的白崇禧,加入广西学生军,开赴湖北,随后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6年,白崇禧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在广西陆军第一师任营长。

1921年,白崇禧代表当时已是旅长的同学黄绍竑,到广州见孙中山,要求参加革命。孙中山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二人与李宗仁合作,于1924年分别打败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沈鸿英。白崇禧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他的计谋和军事能力,被称为“半个小诸葛”。同年,“李白”加入国民党。李、白、黄三人的合作使广西纳入国民党控制之下,三人亦成了国民党内桂系的骨干。

北伐及抗战前期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副参谋总长。1927年初,白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从江西攻取浙江。1927年4月,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配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同年1月,3月,8月和10月的多次战役中,白崇禧战胜孙传芳。孙传芳部下唐生智被迫在1928年初在湖南投降国军。

1928年北伐成功,到1937年抗战爆发十年期间,桂系多次以军事和蒋介石对抗。1929年3月,桂系先在蒋桂战争中败于蒋介石,白崇禧被迫逃到越南。同年11月,李、白、黄回到广西,联同张发奎进攻广东。1930年,李、白又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冯玉祥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

1931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各派系谋求妥协,桂系亦跟南京议和。1932年4月,李宗仁出任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和省主席黄旭初成广西三巨头。自此至抗战爆发的五年内,桂系一方面“自卫、自给、自足”及“寓供兵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透过创立学校、改革税收、清乡建设广西;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则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要求阳奉阴违。

1936年5月 ,李、白联合广东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反蒋。由于广东军队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下台。至8月,李、白宣布支持由蒋介石领导抗日,遂与蒋介石和解。

抗战期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白崇禧任国军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成为蒋介石的谋士之一。白崇禧提出了“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八年抗战期间,白崇禧和李宗仁指挥各场大小战役,包括:

国共内战

1946年,国共再次开战。6月,白崇禧到东北督战,指挥国军在四平击败林彪的共军。据白先勇的说法,当时白崇禧曾经向蒋介石提出消灭东北共军的全盘计划,但未被采纳。同月,白崇禧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调离东北。

1947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白崇禧受命率蒋经国等前来调查安抚,会见台湾省主席陈仪等人,并向台湾居民广播。其间文电显示,白崇禧并未厘清真相,其报告建议处分柯远芬,嘉奖陈仪。同年11月,白崇禧兼任九江指挥部指任,负责围剿大别山的共军。

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一个月后,白崇禧被免去国防部长职,改任华中剿总总司令(华中剿匪军总司令)。同年年底,国军在战场上失利。李、白向蒋介石施压,蒋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同年4月,国共和谈,白崇禧极力反对接受和谈结果。1949年白崇禧策画在湖南进行防御计划,因湖南省主席陈明仁降共而失败。10月至12月,白崇禧指挥的国军被渡江后的共军消灭。原来的二十万兵力,只有少部部分退入越南,其余全部在广西及湖南被歼。

台湾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从海南岛赴台。据李宗仁的说法,白是受蒋介石承诺委以国防部长职务而赴台。白崇禧到台后,仅被委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等闲职。据程思远忆述,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白崇禧:“白健生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竟听信蒋介石的话,给骗到台湾去了。”晚年白崇禧接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访问,出版《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

白崇禧在1966年12月1日于台北逝世,死因说法甚多。一说是因蒋介石始终不信任白崇禧,死因与情报人员行动有关。

家族

白崇禧是有子女十人,其中八子为著名的台湾作家白先勇。

遗迹

张治中

张治中 张治中(1895年 – 1969年),字文白,安徽巢湖人,国民党员,中国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曾主导参与多次国共和谈。

出生至黄埔

张治中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3期步科。之后曾参加护法,并在滇军、桂军、川军中任连长、营长。1924年,张任校长的广西桂军军校结束,蒋介石调张到黄埔军校,任上校代理入伍生总队队长。不久,国民党党军成立,张任第二师参谋长。黄埔军校后来成立军官团,由张任团长。1926年北伐开始后,设立学兵团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张任学兵团长及分校教育长。 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后,张治中从武汉到南京; 蒋介石下野后,张出国考察。

陆军军官学校

1928年黄埔军校迁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张治中由1928年起一路出任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直至1937年。在这期间张亦曾多次为蒋介石带兵。1928年冯玉祥反蒋,张任武汉行营主任;中原大战时,张任教导第二师师长,率部进攻开封冯玉祥部。1933年闽变,张任第四路军指挥平乱。与其他国民党将领不同,每次战事完结后张治中都会主动交出兵权,回到军校。

抗战

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张临时被任为第五军军长,指挥国军中的中央精锐,助十九路军守卫上海。中日签署停战后,张立即投入京沪防守的计划工作。1936年,正式出任京沪警备司令。1937年抗战开始后,张兼任第九集团军司令。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引发淞沪会战。张治中指挥国军的中央精锐在上海以攻势对抗日军。之后国军被迫从前线后撤,张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1938年11月,日军进犯湖南一带。蒋介石决定若然被迫撤出长沙,先把城市焚毁以免资敌。因为组织不严,日军未来犯长沙即在11月13日凌晨被纵火焚燬(即文夕大火),造成严重的人命财产损失。张治中亦因而被革职,但仍获留任负责善后。1939年2月,张到重庆,任军委会委员长待从室第一处主任,负责军事机要,成为蒋介石身旁的重要助手。

和谈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治中即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之后国共双方的谈判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张治中多次代表国民党。1945年日本抗降,毛泽东首次飞重庆与国民党会谈。张治中与美国特使一同飞到延安接毛泽东,在重庆代表国民党参与会谈九次。国共双方签署双十协定后,张再随机送毛泽东回延安。之后美国特使马歇尔于1946年初来华。张治中、周恩来与他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国共的军事整编。

与共产党谈判的同时,张治中亦负责谈判统一新疆的工作。1944年到1946年6月,张任全权代表多次赴迪化,在苏联领使的调停下,谈判解决新疆的问题。1946年7月,张治中任新疆行营主任兼省主席。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军事、政治及经济都遭受严重打击。蒋介石于1949年初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并立即展开与共产党的和谈。张治中任代表团长,于4月1日到北平进行和谈。其后谈判的结果未为南京接受,作为国民政府代表的张治中亦没有回到南方,而是留下在北平,并于6月宣布脱离国民党。

周旋于南京与溪口之间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内部主张和谈的呼声又起。 许多人都把和谈的希望寄托在张治中身上。从理论上说,这一次国共和谈,只须对 代总统负责,与下野总统是不搭界的。然而,两个多月以来的事实说明,“蒋总统” 尽管下野了,但下野的只是一个总统名义,而非总统职权。从党务与军事,到政治 与经济,仍然都得报告蒋总裁定夺。所谓的代理总统,只是一个代而不理。这样一 来,不但李代总统大动肝火,代总统的左右,亦不免群起鼓噪,一个个颇为负气地 说:“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张将军真是古道热肠,看到李、蒋之间的这种倒置关系,不禁产生了劝蒋出国 的念头,以为只有放手放李一搏,和谈才有希望。3月3日,在李代总统秘书长吴忠 信的陪同下,张将军启程前往溪口,就劝蒋出洋和国共和谈等事宜征咨下野总统的 意见。

不过,张将军真是太天真了,为了给李代总统创造一个放手和谈的环境,竟然 会想到劝蒋自动出洋,岂非是与虎谋皮之举。好在用不着张将军开口,蒋见到他们 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来意是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这是一个 先声夺人,也是一个关门上锁:“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 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

结果,张将军多少天来精心策划的一肚皮说辞,到了溪口,劝蒋出洋的话一句 也说不得,只有就和谈问题恭请前总统面授机宜,定夺大计。

与以前的历次国共谈判不同,这一次是中共处于强势,国民党处于弱势。和谈 当然是由处在强势的一方,即中共方面开出价钱,再由国民党方面讨价还价了。中 共方面的“开价”已经在毛泽东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公布,即著名的“八项和 谈条件”: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 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 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 切权力。

“八项和谈条件”中,令国民党方面最感刺激的,是第一项条件“惩办战争罪 犯”。因早在两个多月前,中共方面就宣布了被列为第一批头等罪犯的43人名单, 蒋的大名赫然列于第一。张治中要与中共谈判,不能不对此表明态度,表示“第一 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以消除蒋的猜忌。至于其他条件,张虽表示“都可加以 考虑”,但对改编军队问题,认为双方应按比例各自编成;对于成立联合政府问题, 认为双方应保持“同等发言地位”,并“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 领导”;最大的让步,是同意鄂、赣、皖、苏及汉、沪、宁等4省3市为双方共管。

这是一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方案,亦即李代总统所谓的“光荣的和平”。 既可以不作为战犯接受惩办,又可以保留一个由自己在幕后操纵的“南朝”,蒋对 张提出的这一和谈腹案,自然表示首肯。不过,蒋的政治眼光,究竟要比张治中老 到,在他看来,问题绝不会这么简单,不用说拒绝“惩办战争罪犯”一项,绝不会 得到中共方面的同意,即对于4省3市“共管”一说,蒋亦认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 样看法”。因此,蒋明确指示张治中:“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 不应分心。”可见,蒋深知以这样的条件,与中共方面“还价”,是绝不会成功的。 溪口期间,张治中还就谈判代表、党务、外交政策、领导方针、内阁改组等事宜, 向蒋请示机宜。蒋除一度反对何应钦组阁外,对其他问题,蒋一副“有事好商量” 的态度,表示无可无不可。

一切的问题都谈过了,只有劝蒋出洋一事,尽管已遭蒋封杀,但张将军并不死 心,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以委婉的口气替蒋分析留在国内与暂时出洋的利弊关系, 恳请蒋对出洋事宜再作一次考虑。事实上,张将军自从来到溪口后,发现这里已成 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与党务中心,不但党政军大员络绎不绝于宁波、溪口道上, 而且蒋的幕僚及侍从机构都已原封不动搬到溪口,昼夜不停地在那里处理军政大事, 并通过电台与全国各地保持24小时联系。显然,只要蒋一天不离开国内,就依然是 大权在握的“幕后总统”,这对于南京政府的谈和,不免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但蒋在这个问题上,确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张之出发点,是以和平为重,以国 事为重;而蒋之出发点,是以权欲为重,以蒋家为重,“道不同,不相为谋”耳!因 此,张虽处心积虑,小心进言,慎为劝导,然蒋一接触到这个问题,不是缄口不语; 就是暴跳如雷,每每愤慨地说:“我是一定不会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会亡命的!我可 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后来,蒋的态度总算比较和缓,甚至表示: “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的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 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 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尽管这只是蒋的遁词,但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张无论 如何是不好开口了。

溪口之行,前后共8天时间,张将军回忆:“白天蒋和我们逛山水,其余时间就 谈话。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这8天中,真是无所 不谈。”临别时,蒋亲送张治中及吴忠信下山,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飞机,“欢 然握别。”

张在溪口备受冷遇,却在立法院大受欢迎。张返京后,应立法院邀请,就和谈 问题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据说,“这是行宪以来,在 立法院会议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就在和谈代表团起程赴北平的那一天,立 法院特别休会半天,全体立法委员到机场送行,开立法院未有之先例,这又是让张 将军没有想到的。

北平和谈:“知其不可而为之”

4月1日上午,张治中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乘中航“空中行宫”号,从南京 明故宫机场起飞,开始了北平和谈之旅。临登机前,张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表示 “谨慎地秉承政府的旨意,以最大的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 议,使真正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张将军此时的真实心境。其实,张将军并不是一个 盲目乐观的人,对于此次北平之行的困难程度,张治中有着深刻认识。一个多月来, 通过对南京各派政治势力的摸底,张感到南京方面普遍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即所谓“划江而治”,亦即所谓“对等的和平”、“光荣的和平”的口号。而张很 清楚:蒋之同意“划江而治”,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目的只在于赢得喘息机会,重 新整合力量,徐图反扑而已;桂系之同意“划江而治”,目的只在于联共压蒋,营 造桂系主政的局面而已。李代总统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我想做到划江而治, 共产党总满足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是日下午,张治中等抵达北平机场。机场上,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欢迎场面;甚 至中共方面没有一位代表到场迎接;而且,代表团的简单行李也要接受检查。接站 的汽车开到代表团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门口,赫然一幅大标语,竟是:“欢迎真和 平,反对假和平”!对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来说,不但是一个“下马威”,更是一 帖清醒剂,宣判了南京和谈代表所谓“对等接待”、“对等谈判”等幻想的破灭。

当晚6时,中共代表团公宴南京代表团。餐后,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次席代表 林伯渠,邀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次席代表邵力子漫谈。谈话伊始,“周首席” 先声夺人,质问“张首席”在赴北平谈判之前,先赶赴溪口谒蒋,“完全是为了加 强蒋的地位,淆乱视听,且证明蒋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周首席”严正声明: “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张首席”不想此事引起如此严重 的后果,当即反复辩称谒蒋既是出于礼貌问题,也是为了消除和平的暗礁。然“张 首席”的解释,不但不能令“周首席”满意,反而引起极大反感。张见一而再、再 而三地辩解无效,亦不免动了感情。于是,张的溪口之行,成为北平和谈的一桩 “公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双方的谈判气氛。

双方同意,和谈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个别交换意见;第二阶段,正式 会谈。交换意见伊始,双方即遇到重大分歧,南京代表团(除邵力子外)拒绝接受 “惩办战犯”的条件。因为根据中共方面公布的战犯名单,不但已经“下野”的蒋 介石,被列为头号战犯;就是仍在台上的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亦赫然在列。 显然,就张治中的立场来说,惟这一条是不能接受。但是,中共代表团认为:李宗 仁既已公开宣布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现在又拒绝接受惩办战犯问 题,这不是说并未接受八项原则为基础吗?

战犯问题之外,双方的分歧,集中在渡江问题上。“周首席”明确表示:“在 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过江,谈成后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可是,从蒋 氏到桂系,对北平和谈的最大期望,不外乎就是达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和谈开 始后,蒋为了加大对北平和谈的压力,命何应钦赴广州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通 过了所谓和谈“五项原则”,第一项就是:“双方停战,各守原防,如共军渡江, 即宣告和谈破裂。”对于“张首席”来说,“周首席”的强硬态度,中常会的强硬 决定,有如两堵高墙,将他挤在中间。现在,既不能取消“惩办战犯”的条件在先, 又不能达到“南北朝”分治的条件在后;和谈伊始,暗礁重重,实始料未及。

张治中根据这一情况,提出了新的和谈策略,即在“划江而治”的问题上,不 再与中共方面作无谓的争执;但在“惩办战犯”的问题上,坚决表示:“我们绝不 能签字。一则南京李、何不会同意;二则我们上午签了字,也许下午就出事了;三 则签了字,我们如何回得南京去?只好留在北平了。”同时,“张首席”再给溪口蒋 先生去信,痛陈利害,劝蒋“毅然放下一切”,否则,“仍听信拥护领袖失败者之 言,留居国内,再起再战,则非至本党彻底消灭,钧座亦彻底失败不止。”

“张首席”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得到中共方面的体谅,却未得南京方面的 响应。4月8日,在北平香山,中共领袖毛泽东约见张治中,同意不在和平条款中对 战犯列名,改编国民党军队的时间可以放宽,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可维持现状, 解放军渡江可在协定签字后或经过若干时日后进行,等等。4月12日,何应钦致电张 治中,转达南京和谈指导委员会决议:“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因此,“张首席” 意识到中共虽在战犯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只要南京方面在拒绝中共渡江问题 上仍抱有幻想,则北平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则不复存在。

4月13日晨,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送到张手上。张回忆:“当时我一 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 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并说:“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 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会出现。现在是 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 至此,张认为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无非是从文字、语句等方面,对协定草案作技术 性处理,使“词句力求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求得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13 日与15日,两次举行正式会谈,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代表团所提的20多条技术性修 改意见,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正式文本计8条24款,并声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 在本月20日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就马上过江。

面对这样一个“最后通牒”,张治中无可奈何地说:“也好,干脆!”表示“应 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不过,张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 比方,“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 宜不出外’。”张的本意只在于自嘲,然“周首席”当即予以驳正,认为最近20多 年来的国共两党之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周同时表示:如果张 将军所说的兄弟关系,“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我 们很愿意接受。”周的矫正,意味深长。后来,两个代表团的成员,确是成了兄弟 关系。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处,就是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问题,形成了最后意见, 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但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的道理,以国家元气、人民生 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16日,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返回南京汇报, 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20日深夜,南京方面发来长篇复电,对《国内和平协定》 各项条款大加斥责,表示“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 和平之决心与诚意”。21日上午9时,张治中把南京复电抄送中共方面,请他们再加 考虑。中共方面的答复是:解放军已按预定计划,于20日深夜在安徽荻港段强渡长 江成功;人民解放军正遵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命令》,在西起湖口、 东至江阴间长达500公里的长江段,全线发起渡江战役。至此,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 裂。

蒋介石:“文白竟然如此!”

南京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原在张的意料之中。不过,就南京而言,并非铁 板一块。李宗仁有些犹豫,白崇禧坚决反对,甚至斥责黄绍竑“亏难你,像这样的 条件也带得回来!”何应钦表示需要研究后答复;其他人有反对的,也有不发言的。 顾祝同以最快的速度,把协定送溪口呈蒋。蒋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这是国人对晚清李鸿章的评价。

谈判破裂之后,南京代表团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张将军面前的一个难题。理论上, 当然不是一个问题。谈判结束,首席代表的责任,便是率代表团全体成员打道回府。 但此次的情况,太不简单了。说到“打道”,自然是可以的;但说到“回府”,就 不那么容易了。

首先,打道回府,“府”在哪里?21日,南京通知23日派出专机,24日将他们接 回。但解放军在21日就已突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就在这一天,李代总统与 何院长宣布了南京政府的转移计划;总统府、国防部迁上海,行政院迁广州,其他 院、会、部疏散至广州、桂林、台湾等地;并规定:23日凌晨2时集合完毕,开始疏 散行动。

然而,不等政府机关撤逃,历来不肯顾惜他人的汤恩伯大将军(时任京沪杭警备 总司令),痛快地拔得头筹,22日就已下令南京军警机关全线撤退。23日晨,当张治 中从北平打长途电话到南京时,不要说已经找不到南京政府,就连军警机关也已遍 找不着了。所谓的“回府”,哪里还有一个“府”呢?(24日,张接到何应钦函,指 示径飞上海;但这时代表团已决定全体留北平。)

其次,“周首席”亲自来做“张首席”的工作,请南京代表团同仁全部留下, 说:“这次商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 《国内和平协定》,竟为南京方面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的。目前形势发展 迅速,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已全面崩溃,我们估计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 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但出现部分地区的和谈则是很可能 的。这个协定还是有用的,请大家留下来吧。”林伯渠、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亦纷纷 劝驾挽留,表示:“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保持未 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这个意思。”

说到这里,“周首席”并提醒“张首席”:“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 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据此,周恳切表示:“‘西安事变’时我们已 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这是一个出自内心的检讨, 更是一个语重心长的关怀,张首席代表听了,其他代表听了,一个个顿露自慰之色, 欣然有知己之感。

再次,南京代表团成员在去留问题上主张各异,意见颇不能一致。次席代表邵 力子已明确表示与中共方面合作,夫人傅学文已来到北平;三席代表黄绍竑虽已返 回,然亦以“身体不适”为由,由穗走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四席代表章士钊、 五席代表刘斐及末席代表李蒸诸先生,因与国民党方面都没有太深的关系,也就纷 纷表示考虑留在北平。这样一来,在南京代表团内,“张首席”就是一票,不免成 了少数派。

从4月21日到22日,南京代表团就去留问题,整整讨论了两天,张代表与各代表 之间,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张首席”因始终未能说服其他代表,只好无奈地表 示:“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决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 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这是一个简单的“复命” 哲学,也是一个忠于道义的沉重表示。

然而,这真是一个非常时期,也是一个不断出现奇迹的时代。就在张将军盼望 南京方面的专机早飞北平的时候,周恩来也在等待这架专机起飞的消息。原来,在 这架飞机上,搭乘着几位神秘的客人———张治中夫人及孩子,他们是周恩来亲自 下令保护的重点对象。

对于张将军家属的安全问题,早在几个月前,中央就已经高度关注。当时,张 治中、张文心兄弟的家属都住在上海。中共地下党指派由中共地下党员、京沪杭警 备总司令部作战处的沈世猷具体负责。沈曾在张氏兄弟手下工作过,对两位上司的 家属都很熟悉,自是一位理想的“监护”人选。张治中出任和谈代表以后,进一步 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沈世猷奉命注意各方动向,防止不测事件发生。张率团 北上和谈后,南京方面的和平空气一度很紧,表面上形势有所缓和,张治中夫人洪 希厚、张文心夫人郑淑华从上海回到南京居住。北平和谈破裂,形势骤然险恶,南 京方面难以立足,洪希厚、郑淑华妯娌正考虑如何从南京出走时,沈世猷接到上级 命令:秘密将张氏兄弟的夫人及子女安全送到北平。据此,沈连夜通知并安排洪希 厚、郑淑华及其子女潜赴上海,由中央航空公司业务经理邓士章(张治中的老朋友), 安排他们登上赴北平接南京代表团返回的国民党专机,来到了北平。

夫人洪希厚、儿子张一纯及女儿张素我的突然出现,让张治中大吃一惊,亦大 为感动。到了这个时候,“张首席”尽管仍然不能完全放弃他的“复命哲学”,但 对于一个“走”字,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了;况且,即使中共方面同意他南归复命, 夫人洪希厚及孩子们会同意么?最后,“张首席”不妨以半是感激,半是佩服的口吻 向“周首席”说:“你太会留客了。”

不过,就“张首席”而言,人是留下来了,但思想弯子并没有转得过来。从4月 下旬到6月下旬的两个月时间里,这是张治中一生中最为闲适自在的一个时期,也是 张治中一生中最为苦闷的一个时期。

张将军最终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与周恩来的长期影响与辛勤工作有重要关系。就 张治中的经历而言,从黄埔建军到北平和谈,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 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周恩来了。张将军亦坦言:“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 我们是20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其实,即使不谈政治向背,也不谈思想抱负, 只就个人气质及人格魅力而言,周恩来对张治中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蒋介石对张 治中的影响。这是张治中最终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阵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不过,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在北平和谈破裂后,周恩来把张治中列为中共的重 点统战对象,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多方劝导,促其觉悟的结果。当时,不但毛泽东、 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袖人物纷纷登门看望,与其纵论天下大势,劝其把握历史潮 流;而且不少民主人士,受周之托,以亲身经历,向张将军现身说法,释疑解惑。 周恩来本人更是倾注了最大的热诚和智慧,不厌其烦地做张的转变工作。周曾直言 批评张:“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 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周并通过屈武等张的亲信干部,不断向张传达信息,肯 定张“在政治上是向前看的”,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迅速站到人民一边。

周恩来的耐心帮助,促使张“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严格地反省检讨”,认识到 自己原先所追求的国民党,应该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蜕化为腐朽 势力代表的政治集团;就本人与蒋介石的关系而言,只是一个国民党员和国民党魁 的关系,一个负责干部与最高主管的关系,“不是私人的关系,更绝不是封建的君 臣主仆的关系。”“党魁不革命,反革命,我们如何能够盲目地跟着走,抛弃了自 己的革命立场呢?”很好!功课做完了,“答案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张治中的思想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完满的解决;但国民党方面,仍在不断制造 新闻。4月27日,何应钦主持行政院会议,宣布撤销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5月4日, 行政院政务会议以张治中留北平未返为由,宣布免去张治中的西北军政长官职;6月 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北平被扣详情》。然而,未过几 天,中央社的态度急转弯,连发两个电讯稿,称张治中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 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开始对张治中大加攻击了。

中央社连发三份电讯稿,张将军感到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不有所表示了。 于是,借中央《人民日报》一块“宝版”,张将军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内称: “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定表 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 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该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 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

对于张将军而言,这是他苦闷彷徨80多天后的一个重要总结,也是表示与国民党 彻底决裂的一个公开表态。对张将军的这个声明,中共方面大为激赏。在同日的 《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发表题为《评张治中声明》的社评,认为“这个声明是值 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的惟一的光明出路。” 但是,看了张治中的这个声明之后,大为恼怒的也有人在,蒋介石便是其一。据说,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送到台北草山官邸后,蒋恨恨地骂道:“别人背叛了我犹可 说,文白竟然如此!”在蒋介石看来,张治中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也就是对他个人 的背叛。蒋始终把张治中看做是他个人的私产,而非国民党的干部。蒋的最大失败 就在这里!张治中的最大觉悟也就在这里!

1949年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张先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民革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文革中张治中被抄家,后因周恩来的保护才幸免了直接人身迫害。1969年4月死于北京。

陈铭枢

陈铭枢 陈铭枢(1889年–1965年),字真如,广东合浦人。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曾带兵参加北伐,在一二八事变中对抗日军,后来在福建发动闽变。1949年后参加北京政协及人大。

陈铭枢毕业于保定军校三期,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加入粤军,任粤军第一师四团团长。1925年国民政府东征时任第一旅旅长,后粤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陈任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团长。北伐期间第四军属有战功,被称为“铁军”。攻克武汉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任军长,兼武汉戍卫师令,但后因与唐生智不和被逐。

1930年陈铭枢以十一军,联同陈济棠驱赶广州的张发奎,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后原十一军在中原大战中,在广东胜桂系,然后在中原败阎锡山、冯玉祥等。次年,陈济棠反蒋,陈铭枢离粤。之后原第十一军改编为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参加第三次围剿红军,陈任右翼集团军师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调防上海,陈任京沪戍卫师令。之后胡汉民与蒋介石发生约法之争,国民党内出现反蒋的声音,蒋介石下台。国民政府改组,以林森任国府主席,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1932年日军登陆上海,陈手下之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称为一二八事变。事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围剿红军。

1933年,陈铭枢与李济深等发动闽变,在福州组成“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组织人民党反蒋,事变失败后,逃到香港。1935年和李济深等在香港组织中华民主革命同盟。1948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1949年后曾任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等职。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被罢除各职务。1965年病逝北京。

唐生智

唐生智 唐生智(1889年—1970年4月6日),字孟潇,出生于湖南东安的芦洪市,是一位中国军人。他在中华民国建国期间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期担任不同的重要职务,受衔到上将。在国共内战末他在湖南支持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湖南军、政机构任职到湖南省副省长等。

唐生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等中华民国建国初期重要的战争。

在北洋军阀时代唐生智属于湘系军阀,北洋军阀撤出湖南后,唐生智任湖南省第四师师长,与当时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不和,将赵逐出长沙,自领省长职。唐的敌人求救于当时在武汉准备东山再起的吴佩孚。唐生智战败,被迫退出长沙,决定加入北伐军。1926年6月2日他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被授任第八军军长,6月中既重新占领长沙。湖南被占领后任湖南省主席。1927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

北伐战争胜利后他成为反对蒋介石武汉政府的军事主力。1927年11月12日在宁汉战争中他败给了蒋介石,前往日本。1929年4月他又倒向蒋介石,参加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战争,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10月参加蒋冯战争,12月再次易帜联合石友三反蒋,任反蒋的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指挥。战败后于1930年再次下野。

1931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常委。九一八事变,他重回南京政府,复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35年4月被授予上将衔。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时,他力主死守,主动出任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为中方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他声称要与首都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大量平民不能撤离。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守军失去指挥、军心动摇,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此后,唐生智在湖南闲居,研究佛学。1948年11月去南京、上海,向蒋介石建议与中共停战和谈,1949年他在湖南参加组织了“和平自救”运动,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领衔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和中南军区担任各种军、政职务,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他当时还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70年4月6日在长沙病逝。

何应钦

何应钦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字敬之,贵州兴义人。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军委会参谋总长,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1901年入读贵州陆军小学,后入武昌陆军中学。1908年到日本,初入振武学校,后入读陆军士官学校十一期,并加入同盟会。1916年回中国。1924年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任潮梅警备司令,由广东潮梅平定福建;后任东路总指挥入浙。1927年宁汉分裂时在龙潭大败孙传芳,之后调任全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1929年,任海陆空军总参谋长。1930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此后多次任军委会行营主任,担任"剿匪"前线指挥。何应钦于九一八事变后与日本交涉华北问题,负责签署塘沽恊定及何梅恊定。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暂代总司令,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抗战爆发后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参谋总长等职。1944年11月后,历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重庆行辕主任。1948年接白崇禧任国防部长、1949年于李宗仁行代总统时任行政院长。1949年赴台湾,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去世。1982年出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首任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