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权指挥空名誉，险境难有万全计；
跋山涉水闯生路，兵败垂成志不移。
话说中英联军放弃曼德勒，撤过伊洛瓦底江之后，英国人已无心作战，他们甩下请来的中国军队，径自向印度境内西逃；杜聿明则率领第5军第96师、新22师和66军新38师，沿着铁路和公路匆忙向北退却。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分裂和崩溃的危险已经迫近。”
5月1日，杜聿明已经跑到了孜公，罗卓英那天早晨也悄悄离开他，乘火车追赶杜聿明去了，史迪威仍留在孜公以南40多公里的瑞波。他的身边除了几十名美国军人以外，只有16名中国卫兵。许多美国军官对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和中国军队的作战不力气愤已极，他们不知道继续留在缅甸还能做些什么。
在第5军担任战术顾问和联络官的赛伯特准将对史迪威说：“乔，英国人跑了，罗卓英和杜聿明也走了，我们要飞机回国吧！”赛伯特的这一建议，并不能理解为怯懦。当战局处于无法挽回的危险情况下，首先应考虑保存高级指挥官，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已成为一种惯例。当新加坡即将陷落时，韦威尔从那里撤到了爪哇；当爪哇再次出现危机时，他又飞到了印度；当菲律宾败局已定时，麦克阿瑟从那里飞到了澳大利亚。战争需要军队，但更需要统帅。一个士兵或下级军官从火线脱逃，那是可耻的；一个统帅或高级指挥官从危机情况下摆脱出来，却是允许的。战争就是如此。
史迪威现在并不想这样做，他觉得有责任挽救中国远征军的失败。他对赛伯特说：“尽管我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是徒有虚名，但我还必须对他们负责。如果我现在就走，他们可能会遭受更加惨重的损失，说不定会出现又一次投降。那样，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指挥中国军队了。”
那天上午，有27架日军轰炸机飞到瑞波上空，人们四处隐蔽，以躲过空袭。日本飞机投下了几颗炸弹飞走了。当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时惊异地发现，史迪威仍坐在屋里的桌旁，独自一人饶有兴味地玩着纸牌。他的镇定与沉着，影响和感染了有些慌乱的美国军官们。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史迪威仍在那里端坐着。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伊洛瓦底江，正在追击前进。瑞波已经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参谋人员不由得为史迪威捏着一把汗，日本人惯于穿插奔袭，他们那短短的罗圈腿，跑起路来却像飞一样快。
近中午时分，一架美国飞机在瑞波上空盘旋了几圈后，降落在临时充作机场的一片空地上。机舱门打开，走下了两名美国空军上校。他们是美军空运司令部司令官凯莱布·海恩斯和执行官罗伯特·斯科特。这个司令部设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负责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10天前才刚刚开始工作。在昆明他们接到美国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的命令，要他们立即飞往瑞波，把史迪威和他的参谋人员接出来。
两位空军上校对史迪威说：“先生，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出去。”“搭救”这个词刺痛了史迪威，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了他们一下，严厉的目光表示了他的不满和拒绝。海恩斯焦虑地告诉他，他们在空中盘旋时发现，日军距瑞波只有20多公里了，情况非常危险。史迪威不想对两位空军人员作更多的解释，他决定让司令部的大多数军官乘飞机前往印度，并要他们转告已在印度的罗伯茨上校，与英方商量安排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并做好接应的准备。
道格拉斯C－47型美军运输机向西飞去，史迪威带领留下来的十几名美国军官和其他随行人员离开瑞波，开始北撤。
从曼德勒到密支那只有一条单线的窄轨铁路，车厢很小，运输能力十分有限。罗卓英率领他的长官部人员昨天晚上乘火车出发，走出不到30公里就与另一列火车相撞，造成了铁路运输的中断。中国军队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或乘车，或步行，仓皇向北撤退。大批逃难的英国人、印度人和缅甸人，夹杂在溃退的军队中间，显得一片混乱。
史迪威在北撤的路上经过耶乌，他去了设在那里的英军司令部。司令部已人去屋空，只有几名下级军官在那里手忙脚乱地清理物品、焚烧文件。史迪威找到一名军衔最高的上尉，向他询问英军的去向。“我想，我们的人都已经走了。”那个上尉失神的眼里显露出内心的惊慌失措。史迪威用电台叫通了亚历山大，向他通报说，中国军队正在向密支那撤退，但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很可能将不得不退到印度。亚历山大回电说，同意为接应中国军队撤往印度进行准备。史迪威为远征军安排了一条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后退路。
但是，他知道要说服中国人接受这一安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天以前，他曾和英国佬商量过这件事。亚历山大和史密斯总督虽然表示可以接受中国军队入印，却坚持要按照所谓“国际惯例”，以“难民”的身份接待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做的实在太绝、大损。中国人最讲“面子”，恐怕很难接受英国人的苛刻条件。
史迪威离开耶乌继续北行，当天晚上赶到了孜公。
第二天一早，杜聿明来见他，一会儿罗卓英也赶到了这里。他们一起研究了目前的形势和远征军的下一步行动。
要远征军的主力撤到密支那，是蒋介石亲自来电做出的部署。他的意图是让远征军固守缅北三角地带，确保印度至昆明的空中走廊和由英帕尔经密支那到云南腾冲的中印公路。如果万一缅北不守，便由密支那撤回国内，那里有一条公路通往云南的腾冲。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线以东，占领腊戍的日军第56师团主力正沿着一条平行的路线，向八莫和密支那疾进。那里已经没有任何阻击部队，日本人如入无人之境。如果日军赶在远征军之前占领密支那，那么缅北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死胡同。北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野人山，东面则是高黎贡山，那里是一块插翅难飞的绝地。
史迪威并没有想立即改变占领密支那的决心，但他宁愿作最坏的打算。他谈了在万不得已时将远征军撤往印度的想法和与英方交涉的情况。罗卓英表示赞同，他要求向密支那派一架飞机，及时查明那里的情况。但杜聿明却严辞拒绝，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必须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把部队带回国内。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路，如果万一不行，我宁肯弃车上山打游击，绝不去印度当他妈的什么难民。”说完，他戴上军帽拂袖而去。
杜聿明并非不知道缅北形势的险恶。一年以前中国政府应英国之邀派出了一个由14人组成的军事考察团，对缅甸、印度、马来亚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承蒙“老校长”的厚爱，杜聿明成为这个考察团的重要成员。除了参谋团的林蔚、侯腾以外，远征军里就他一人参加了这次考察。但是，他追随蒋介石多年，深深地了解委员长的用人之道：他可以容忍败军之将，但绝不能容忍部下对他有丝毫的不忠。杜聿明要不顾一切地表现出他对委员长的绝对忠诚。
杜幸明走了，把他的罗长官晾在了那里。罗卓英对史迪威尴尬地挤出一点生硬的笑意，以掩饰他的无可奈何。史迪威看得出来：“他内心对自己感到羞愧。”
下午，史迪威再次出发。他来到路边，看着正在后撤的部队，一辆辆军车挤满了士兵，爬不上汽车的人在公路两侧散乱地走着。一支英国部队从孜公向西拐，朝着加里瓦前进。在烈日之下，史迪威的脸上布满了汗水，公路上扬起的尘土和汗水搅在一起，使那些表明他年龄的褶皱更加清晰可见。
一位名叫海萍的中国随军记者看到了这一场面，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以致久久不能忘怀。回国之后，他在当年8月10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战场随笔，文中写道：“5月2日，正当我们同英国友军在路边道别的时候，史迪威将军刚好带了他的小队随员从这里经过。我们原本听说，他早已飞回重庆，又说他到了印度，孰料他却在尾随我们大军一道进退。以他那样高年，还是那样风尘仆仆地在战场上转进，真让人不胜敬佩……”
第二天，史迪威赶到了温佐。在那里，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八莫。史迪威与随从找到罗卓英乘坐的火车，向他通报了这一情况，约好晚上8点会面，再商定下一步的行动。当天晚上，当他们按约定时间回到火车站时，那里已是一片漆黑，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了。
史迪威意识到：“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我们不可能再发挥多大作用了。杜聿明在随心所欲地行动，罗卓英根本控制不了他。……为什么要让美国人陷于困境呢？”他让报务员打开电台，给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发出了一封转交马歇尔的电报。电波越过高山和密林向远方飞去：“中国军队已控制不了局势。我相信局势不久就会彻底崩溃。罗卓英与其军事幕僚已离开我们，去自寻办法。我决定作最后的努力，如果可能的话，就乘火车去密支那；如果不行，就向西去达木，转入印度。”
5月4日，史迪威率领一行人继续出发。负责安排交通的运输官鲍尔·琼斯上校报告说，缅甸人破坏了道钉，造成了一列火车出轨，铁路已被阻断。“真见鬼，第五纵队猖撅。”这又是由于讨厌的英国人而造成的。他们只好驱车沿公路前进。公路两边的大树遮天蔽日，汽车在密林中曲折穿行。不一会儿，向导带错了路，他们不得不又折回去。那天晚上，他们只在一座林间小屋里休息了两个多小时，然后继续上路，终于在第二天上午赶到了英多。
英多是通往印度的最后一个转弯处，这里有一条公路经班毛、霍马林通向印度的英帕尔。史迪威必须在这里作出最后的决定，要么转向印度，要么就钻进缅北的死胡同，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余地了。
从英多到密支那还有200多公里，而从八莫到密支那只有大约135公里，况且日本人早在两天前就已到达八莫。现在的唯一希望就是铁路，如果能乘上火车，或许能赶在日本人的前面。史迪威带上副官多恩和运输官琼斯赶到火车站，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几列火车，但是，无论向北还是向南的铁路都被堵塞了。
一种彻底的绝望向史迪威袭来，他不能再犹豫了，为了他手下美国军官的安全，为了中国远征军的生存，他必须立即作出最后的决断，到印度去，那是唯一的出路。
实际上，史迪威早在4月16日就派人给蒋介石送去了一份准备在印度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他建议一旦缅北的陆空交通线被日军切断，应向印度空运10万中国部队，以便取得美国装备，编成2个军6个师及炮兵、坦克、工兵、通讯等配属部队。蒋介石在4月29日回电，原则上同意了他的计划。现在，他决心把中国远征军带到印度去，应当说这是一个最有力的理由。他认为：“只要能使这10万名中国人到印度去，我们肯定将干出一番事业来。”
罗卓英又一次神奇地出现在英多。史迪威把他的决定告诉了罗卓英，罗卓英同意向远征军各部队下达命令，要他们放弃向密支那前进的计划，分头经温佐或英多，向霍马林转进，退往印度。他表情沮丧地对史迪威说：“这下我们将不得不成为难民了。”史迪威觉得他能够说服英国人作出更好的安排，他将先行一步赶往印度，为接应远征军入印做好准备。罗卓英将留在后面，收容散兵和伤兵，并督促各部队转向印度。
离开英多以后，史迪威的军队向西疾驰而去。现在他决心已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他的小分队带出险境，并赶到印度做好接应中国远征军的各项准备。走不多远，他们赶上了一支逃难的队伍，熙熙攘攘的杂色人流充塞了整条道路。白皮肤的英国人、棕皮肤的印度人、黄皮肤的缅甸人和中国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一家家三五成群，喝斥声、叫骂声、哭喊声，乱成一片。在汽车喇叭的催促下，人群不情愿地向路边散去，军队在人流的夹缝中缓慢地曲折穿行。
美国人的汽车大多数是从各处临时征用的，形形色色，新新旧旧，有卡车，有吉普车，还有两辆轿车。酷热的天气，长时间的行驶，一辆辆汽车喘着粗气。一会儿，一辆车陷进了泥潭；一会儿，又一辆趴在了路边……。他们不能停留，人员向尚能行驶的车上集中，继续前进。第一天的行军，他们就损失了4辆卡车和1辆轿车。
太阳落山了，夜幕降临，路边的高山密林黑黝黝的一片。他们还不能休息，还要继续赶路，终于超过了第一支逃难的人流。直到深夜11点，他们在班毛以西14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片宿营地。
史迪威清点了一下他的队伍，现在还有18名美国军官，6名美国士兵，16名中国警卫战士，这是他仅有的作战人员，他们必须随时做好与日军穿插部队遭遇的战斗准备。此外，还有志愿参加战地服务的西格雷夫医生和他的19名缅甸护士，以及一直为美军人员服务的新闻记者、厨师、勤杂工和一些英国难民，一共99人。
下一步的行动路线，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沿着现在的道路前进，可以直接到达霍马林，从那里渡过亲敦江，再走大约40公里就到了印度境内。但是，潮水一般的难民，挤满了这条山间公路，而且日军的穿插部队随时可能在公路上出现。最便捷的道路，也许会变成最危险的陷阱。两名英国准将带了12名士兵，曾竭力劝说史迪威和他们一起走这条较直的路线，史迪威拒绝了。到印度以后他听说，那支小分队遭到了日军伏击，只有几个人侥幸逃生。
经过和一些人商量，史迫威决定，再继续向前走一段，从曼西离开公路向北转。如果车辆不能通行，就徒步走小路，插向亲敦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乌尤江，而后乘木筏沿乌龙江漂流而下，在霍马林渡过亲敦江，向印度的英帕尔前进。这样走，才能避开日军可能出现的地方，同时也不至于和潮水般的难民搅在一起。
5月6日，凌晨3点刚过，沉沉的夜幕还笼罩着缅北的崇山峻岭，史迪威便命令才睡下不到4个小时的人们立即起床准备行装。3点30分，这支队伍又踏上了西去的征程。他们必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除了日军的威胁之外，亚热带的雨季就要来临，一旦进入雨季，每一条山谷都会倾泻出滚滚的洪水，行军将更加艰难。
清晨，太阳刚刚从山边探出头来，他们赶到了曼西，这里有一条向北的岔道，通往乌尤江的上游。琼斯上校找来了一位向导，他们从那里离开了去霍马林的公路，朝着北方前进。
车队只行驶了不到5公里，使遇到一条河流。河夹在山谷之中，两岸十分陡峭，河上只有一座竹桥，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好丢下汽车，徒步走完以后的路程。
史迪威命令所有人员下车吃早饭，并做好徒步行军的准备。随后，他找来报务员，发出了他的最后两封电报。
一封发给了驻印度的美军第10航空队司令布里尔顿少将，电报中说：“我们将沿着运盐小道前往霍马林，再从那里去英帕尔。我们的粮食越来越少，附近也找不到粮食。请马上派人携带食物和药品，前往霍马林等候。”他没有忘记已处于危险状态的大批难民，电报接着说：“请立即报告印度政府，成千上万的难民和中国军队，正沿着胡康谷地的各条小路逃往印度，情况极度混乱，随时有可能发生一场大灾难。必须马上在沿途准备粮食，并派出警察和医务人员，否则将会有大批的人饿死。”
正如史迪威所预料的那样，沿着通向霍马林道路逃往印度的难民大约有3万多人，最后到达印度的，据统计只有2.1万人。近1/3的逃亡者在那条恐怖的路上，被饥饿和瘟疫夺去了生命。
另一份电报发给了重庆的马格鲁德将军，并经过他转发美国陆军部。这份电报没有提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因为他知道重庆和华盛顿现在都爱莫能助。电报只是简单地说：“我们现在英多以西50公里处，开始步行，带有武器、食品和地图。请勿担心。中国军队也将沿这条路线撤往印度，现部队已化整为零，由各部统率，已不需用命令指挥。这是短期内我的最后一份电报，再见。”
因为马上要转入徒步行军，电台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电报发出后，报务员砸毁了发报机，并烧毁了密码本和通讯记录。
这里，史迪威确实遗漏了一件事情。或许是由于处境艰危，情况紧急，造成了他的疏忽；或许是由于某种无法克服的困难，例如电池没电，电台故障；或许是由于气愤之极，怒不可遏，故意不那么做；或许是由于他生性傲慢，并不把“花生米”放在眼里……总之，他没有直接报告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这给他和蒋介石的关系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当天，蒋介石从马格鲁德将军那里得知了史迪威撤退入印的决定，顿时火冒三丈。他拿起笔来，在马格鲁德呈交的文件上批道：“史迪威脱离我军，擅赴印度，只来此电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
同一天，杜聿明倒向蒋介石发去了一封电报。他不仅像告状似的报告了史迪威、罗卓英命令远征军西撤入印的情况，并称：“我军战败入印，将为英人所不齿，拟仍向密支那转移，与日军作一力战，胜则收复北缅，败则由腾冲回国。”
蒋介石对他的“好学生”非常满意，更增添了几分信任和赏识。他立即电令杜聿明：“速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随后，杜聿明以他对“校长”的绝对忠诚，继续率军向英多以北开进，把远征军带进了缅北的死胡同。
史迪威为做好行军准备忙得不可开交，数量不多的食品必须统一管理，由多恩去负责这件事；除了食品和武器、弹药之外，其他不必要的东西全部丢掉；必须规定严格的行军纪律，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应当到前面的村子里去找一些挑夫来帮助运送行李……西格雷夫医生来找他，请求不要丢下医院里那些缅甸姑娘。“怎么回事？”史迪威莫名其妙，眉心拧成一个问号。西格雷夫告诉他，刚刚听到几个军官议论说：“给那些缅甸护士们发点儿钱，打发她们走吧，免得拖累大家。”西格雷夫博士是美国浸礼会派到缅甸的医学传教士。他在缅中边境的掸邦高原开办了一所医院，并培训了一批缅甸护士，为山区那些贫困的老百姓治病。他善良、热情、富于献身精神，当听到日本人入侵的消息后，他主动找到史迪威，要求在美国将军领导下为中国远征军提供医疗服务。史迪威非常尊重和喜欢他。
等一切准备工作完毕，史迪威命令集合队伍，他站在一辆废弃的卡车上，向他的杂色队伍发表了行军前的讲话：“大家听好，我要你们振作起精神来，跟着我一直往前走。只要我们咬紧牙关，努把力，就一定能克服眼下的困难，平安到达目的地。”他想起了西格雷夫告诉他的话，接着说：“有人想要抛弃妇女，说这种话的人真不知羞耻。现在不管是什么人，你们都是我的士兵，谁也不许说长道短，不许违抗命令，不许掉队。如果有谁不愿遵守纪律，现在就可以领一个星期的食物自己滚蛋！如果要跟我走，就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接下来，他交待了行军路线和行程安排，最后说道：“今天，你们中间一定有不少人怨恨我的粗暴无礼，坦白地说，我的确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好老头。不过，我一定把每一个人都带出缅甸，等胜利地到达印度时，你们或许会理解我的苦心。”
队伍刚要出发，不远处赶来了一小队英国军人。带队的是戴维森·豪斯顿上校，他手下有14名英国突击队员。史迪威问道：“你们从哪里来？有干粮吗？”英国人疲惫地摇摇头。史迪威露出不悦的神情，但还是同意让他们留下来一同上路。这是一群在缅甸驻防多年，熟悉丛林作战的军人，一旦发现敌情，他们可能会有用处。现在，这支队伍扩大到了114人。
部队沿着崎岖的小路踏上了北去的征程。除了几名在前方侦察的尖兵以外，史迪威走在队伍最前面。他按照正规陆军的行军要求，准确地把步速控制在每分钟105步。在天津第15步兵团时，卡斯特纳将军带领他们进行的行军训练，使他练就了这套本领。虽然过去了十多年，他已是年近60岁的老人，但仍能非常熟练地做到这一点。
那天下午，他们发现了一支贩运私货的马帮，史迪威立即派几名士兵追上去，把他们雇了下来，让他们为这支队伍驮运行李。卸下了行李，部队可以轻装前进了。傍晚，他们来到了一个山村部落。
缅西北深山里的土著居民，主要有亲族、克钦族和珊族。由于交通不便，几乎每个部落都有着不同的方言和生活习俗。他们长期与世隔绝，保持着善良、淳朴的性格，对来自远方的客人，总是给予热情豪爽的欢迎。他们不像缅甸中央平原及其以南地区的缅族人那样，对英国人和中国人充满了敌意。一位部落的头人送给了他们一些番木瓜，虽然这种食品并不可口，但对极为缺粮的美国人来说，总是一种可以充饥的东西。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这儿的人，真不错。”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行军。道路越来越难走，一条条流速很快的山涧小溪横在他们前进的路上。队伍出现了混乱，“霍尔库姆掉队了，梅里尔掉队了，又热又累。李掉队了，斯利尼精疲力竭·诺瓦考斯基也是一样，天哪，我们是一群可怜的人。”史迪威和大家一样背着10磅的行囊，他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第三天的行军，史迪威不得不稍稍放慢了步伐，并把每小时的休息时间，以5分钟延长到10分钟。但是，掉队的人仍然不断出现。蚊虫和蚂蝗的叮咬，原始森林中腐败物发出的瘴气，饥饿、疟疾和痢疾的袭扰，使许多人变得极为虚弱。史迪威也在咬紧牙关坚持着。梅里尔在过一条小河时昏倒了，只好让挑夫用担架抬着走。
军医官威廉斯上校找到史迪威，他担心连续的行军会把更多的人身体拖垮，请求再多休息几次。史迪威表情严肃地答道：“队伍不能再停了。日本轰炸机还在头顶上盘旋，我们还没有脱离险境。多延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他看着已50开外的威廉斯说：“真见鬼，我们俩的年纪比他们任何人都大，我们能坚持，为什么他们不能？这些人的身体状况真是糟透了。”
中午休息时，“营地暑热袭人。到处都是虫子。”粮食越来越少了。史迪威命令负责分配食品的多恩上校，把每个人的定量减少一半。开饭时，他坚持站在队伍的末尾，最后领到一份少得可怜的食物。他要为大家树立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以鼓励大家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闯过难关。
原计划两天完成的行程，他们走了将近4天。5月9日下午，他们终于到达了乌尤江边的迈凯。琼斯上校带领一队很能吃苦的中国士兵提前赶到这里，已经为他们扎好了5只大木筏子，明天他们就可以乘木筏子沿乌尤江漂流而下了。
第二天上午，史迪威看到了一支中国小部队。派人去询问得知他们是孙立人率领的第66军新38师一部。
杜聿明接到蒋介石要他率部继续向密支那前进的电报后，随即召集各师师长和参谋长在英多召开会议，宣布了委员长的电令。他计划以第96师余韶部为先头，以新22师廖耀湘部居中，以新38师孙立人部断后，急速向缅北前进。据杜聿明后来的回忆录说：“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其实未必如此，孙立人就另有打算。
孙立人在国民党将领中有着比较奇特的经历，他既不是黄埔精英，也不是占地为王的地方势力，而是一个前后读了9年大学的洋务派军人。191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23年毕业后，又以官费到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进修一年，获理学士学位。接着又考入史迪威的母校——西点军校，学习了4年军事。1928年离开西点，他曾游历了欧亚两洲，在英、法、德、日诸国考察军事。回国后又从下士做起，逐渐升至少将师长。
他率领的新38师也不属于第5军建制。这支部队原为税警总团，归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执掌的财政部统辖。入缅之前，刚刚改成野战部队，列入第66军编制。宋子文和孔祥熙以职务之便，为这支部队购买了先进的美式装备，部队的主要军官也多为留美学生。孙立人以他渊博的军事知识训练和指挥部队，使该部一转入野战就显示了很强的战斗力。仁安羌一仗，打出了新38师的威风，英国人伸出大拇指，史迪威也对他非常赏识。
5月9日，第96师主力抵达孟拱，距密支那还有不到30公里。这时，杜聿明从广播里得知，日军已于5月8日占领密支那。当时，密支那的日军只有一个联队，且长途奔袭立足未稳。如果远征军全力猛攻，或许还能闯出一条生路。但是，杜聿明已没有了进攻的信心和勇气，却命令各部队“弃车上山，进入山地与敌进行游击战，伺机进入国境”。
可那是什么山哪！茂密的原始森林，纵横的河流山谷，野象。猛兽出没，蚊子大的像蜻蜒，水中、树上、草丛里，到处是吸血的蚂蝗，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杜聿明以后终于体验到了在这样的大山里“游击”的滋味。
杜聿明没有了进攻的勇气，孙立人却鼓起了抗命的勇气。他决心按照史迪威、罗卓英的命令，率部向印度转进。半个月以后，新38师到达印度，成为中国远征军中唯—一支全师完整突围的部队。
英国人奖给他一枚“帝国司令勋章”，美国人授予他一枚“国会勋章”，蒋介石给了他什么？损兵折将的杜聿明回国后，官升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年长杜聿明4岁的孙立人，仍然当他的师长。委员长记下了他的“不忠”，这或许还给他最后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一个伏笔。这里暂且不表。
5月10日，史迪威在日记里简单记下了一句：“孙立人把队伍拉了出来。”
上午10点30分，史迪威一行乘坐的木筏离岸出发，沿乌龙江顺流而下。西格雷夫手下的那些缅甸姑娘们，用亚热带特有的宽大树叶，在木筏上搭起了顶篷，以遮挡酷热的骄阳。这些姑娘大概是对美国将军的收留和保护表示感激，“她们干活总是很主动”。坐在凉篷下的木筏上，或闭目养神，或欣赏一下两岸的自然风光，4天行军的疲劳多少得到一些缓解。为了争取时间，“整夜都在驾着筏子向前赶路”。
第二天，下了一场阵雨。史迪威敏锐地感到，“这是不祥之兆”，雨季就要到了。旱季的酷暑固然难耐，但进入雨季将给他们的行程带来更大的麻烦。傍晚又刮起一阵大风，江面上掀起了一层层的浪头，木筏已无法继续前进，他们只好靠岸停了下来。
入夜，风停了。他们重新登上木筏，“奋力赶了一夜的路。暗礁很多，筏子开始散架。整个晚上我累了个半死”。次日清晨，他们来到了亲敦江边。从这里，他们要溯流而上，木筏已经没用了。史迪威命令所有人员上岸，步行前往霍马林。他们满怀希望地认为，布里尔顿或是英国人会在霍马林做好接应他们的准备。这天下午，当他们到达霍马林的时候，不禁呆了。这个靠近缅印边界的重镇，已经成了一座空城。邮电局的大门紧闭着，所有的民宅都已人去屋空，英缅当局的官员一个也找不到。史迪威气愤地说：“我敢打赌，他们肯定是逃跑了。”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必须找到渡口，尽快渡过亲敦江。
5月13日上午，他们在霍马林以北大约8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几条渡船和独木舟，终于渡过了640米宽的亲敦江。随后又踏上了西进的行程。
现在他们已经脱离了日军的威胁，但是新的威胁又在向他们压来。霍马林的失望，深深地挫伤了一些人的情绪。食品已经所剩不多，几近断绝。雨季果然来了，狂风卷着暴雨倾盆而下，抽打在他们的头上、身上。一些人像发怒的野牛，毫无顾忌地发泄着不满和责难。烦躁、悲观、心理崩溃笼罩着这支队伍。
幸好第二天下午，当他们爬上一座1000多米的高山时，遇到了从英帕尔赶来接应的英国人。一位名叫夏普的英国地方官员，带着400个印度民工和一支马队，运来了大批的食品和药品，甚至还有香烟、威士忌。英国人来的还算及时，史迪威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以后6天的行程，虽然大雨连绵不断，每天都要徒步翻越3000多米高的大山，但毕竟没有了敌情的压力，没有了饥饿的威胁。每到一处，印度的山地居民都给他们以热情的欢迎。队伍里开始有了轻松愉快的气氛，开始有了欢悦爽朗的说笑声。
一天下午，队伍在马田休息。这是群山夹峙中的一条峡谷，碧蓝的天，雪白的云，山上怪石磷峋，清澈的溪水在山下流过。中国士兵，缅甸姑娘，美国人，英国人在溪水中洗浴、修面、嬉闹。史迪威情不自禁地感慨道：“多美的景色，要是我们有一架摄影机就好了。”
5月20日，史迪威和他率领的队伍，经过16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印度的英帕尔。事后人们才知道，在当时所有撤出缅甸的部队中，只有这支114人的队伍，无论是军人还是贫民，没有发生一个减员。人们曾怨恨他的严厉和粗暴，然而，正是这位严厉而粗暴的老将军，带领他们平安地闯出了绝地。史迪威为此感到兴奋和自豪，他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能把我的那帮人带出丛林，我简直高兴极了。”
到达英帕尔的第二天，史迪威便病倒了。他躺在床上，“感觉就好像是进了地狱”。在那段艰难的行程中，他比别人耗费了更多的精力。一位踉随他走出缅甸的记者，对他作了这样的描绘：“将军无疑是一位天才的‘暴君’，他不仅靠权威，而且更靠意志驱动队伍行军……他看上去恰似愤怒的上帝，骂起人来犹如堕落的天使。他体重至少减轻了20磅，本来就十分瘦削的身体只剩下皮包骨头。他双手不停地颤抖，蜡黄的皮肤好像害了黄疸病，眼睛深深地陷入眼窝里。”
病中的史迪威焦急地询问中国军队的情况，但是没有一点儿消息，英国人一无所知。史迪威叫来副官多恩：“快，通知布里尔顿，派飞机侦察，一定要找到中国军队。”
中国远征军主力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陷入了绝境。
杜幸明率第5军直属队和新22师，在号称“死亡之谷”的胡康谷地中艰苦地挣扎。直到5月31日，蒋介石才不得不电令该部退往印度利多。但是，由于雨季已到，山洪暴发，部队进退不得。美军派出飞机，不断空投粮食，才使这支队伍免遭全军覆没。至8月上旬，杜聿明和廖耀湘率部到达印度利多，2万多人的部队仅剩3000病弱。
第96师先入胡康谷地，后经孙布拉蚌退往缅北葡萄脱离险境，靠空投粮食勉强维持。7月初，蒋介石电令该师回国。师长余韶率部经一个月的艰苦行军，翻越高黎贡山，于8月初抵达滇西剑川。
第200师原定就近向景栋第6军靠拢，但杜聿明却另电该部北进归建，致使该师陷入崇山密林之中。5月18日，第200师在转移途中与日军遭遇，师长戴安澜胸腹各中一弹，后不治身亡。副师长高吉人、步兵指挥郑庭笈率部突出重围，于6月下旬返回滇西云龙。
第6军在整个入缅作战期间，几乎未发挥任何作用。暂编55师全师被击溃，师长陈勉吾回国后被军法处置。第49、93师由景栋撤回国内。
第66军除新38师孙立人部入印外，新28、29师弃守腊戍之后，经腾冲转回怒江一线，后退往滇西碧江。
中国远征军1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入缅甸，作战不足两个月，逃亡几近三个月，死亡总数达6.1万人。其中作战伤亡仅为1万余人，有近5万人死在深山密林的撤退途中，生还者仅约4万人。有诗为证：“十万大军下缅甸，四万残兵侥幸还。一万忠烈死疆场，五万冤魂葬深山。”
5月22日，史迪威乘卡车离开英帕尔，赶到迪马普尔。第二天，从那里坐火车抵达美军第10航空队和空运指挥部所在地——廷苏吉亚。布里尔顿和斯科特等人赶来迎接了他。史迪威再次要求布里尔顿派飞机寻找中国军队，并准备向他们空投食品和药品。十几天以后，美国飞机发现了远征军的踪迹，开始源源不断地空投救援物资。日本人满心以为远征军在滂论大雨中退入“死亡之谷”，注定要“束手待毙”。后来他们才发现：“美国空军及时解救了这些穷途末路的中国人。他们向胡康谷地和孟拱谷地空投了大量粮食和物品，才使奄奄一息的中国人免遭覆灭。……据估计，至少有132吨粮食和物品被空投在中国军队的行军路线上。”
韦威尔和亚历山大赶来看望史迪威。他从内心里对这两个人感到厌烦，他们应当对缅甸的失败承担最大的责任。如果不是他们横加阻挠，中国军队或许能早一点入缅布防；如果不是他们硬要控制指挥权，蒋介石也许不至于那么谨慎小心，缩手缩脚；如果不是他们把交通运输搞得一团糟，中国军队的行动或许不至于那么迟缓；如果不是他们仓皇向印度西撒，或许还能在曼德勒一线挡住日军……
史迪威早就察觉到，英国人根本就没有保卫缅甸的决心和热情。4月15日，他就曾致电马歇尔，指出：“英国在印度的驻军足以拯救缅甸，韦威尔竟不向缅甸增派一兵一卒；亚历山大也一定得到了伦敦的命令，要他只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就撤出缅甸。”事实正像史迪威所推断的那样，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坦白地写道：“在亚洲一片黑暗的那段日子里，罗斯福却要我为中国人看守缅甸，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建议比美国人的这种胡思乱想更令人沮丧。……对英国人来说，放弃100个缅甸也不会比丢掉一个印度更重要。”
由于缺乏共同的目标，史迪威和韦威尔、亚历山大没有更多的话好谈。韦威尔考虑的只是保卫印度，他筹划的却是如何夺回缅甸。韦威尔在史迪威灼人的目光逼迫下，只好含糊地表示将为他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5月25日，史迪威从廷苏吉亚飞到新德里。他一走进下榻的帝国饭店，就被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团团围住。面对着耀眼的闪光灯，史迪威表情严肃地回答了记者们就缅甸战役情况提出的问题。近一个小时之后，他用一段简短而有力的谈话结束了他的记者招待会。他说：“我声明，我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不得不撤出了缅甸，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重整旗鼓，胜利地夺回缅甸。”
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几乎都登了美联社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5月25日，印度新德里：在缅甸遭到沉重打击之后，在穿越缅甸荒无人烟的丛林，疲惫地跋涉了140英里之后，约瑟夫·W·史迪威中将依然充满着战斗精神。他在今天宣布说，缅甸能够而且必须从日本人手里重新夺回来。”
那天晚上，他坐在饭店的写字台前，起草了一份给陆军总部的电报。在英帕尔他就接到了马歇尔的一封来电，他代表总统、陆军部长和陆军部全体成员转达了对史迪威的赞誉和鼓励。史迪威并不是一个爱虚荣的人，他并不需要这些美好言词的安慰，他要的是物资、飞机和美军的武装部队。如果他能有一个军的美国部队，缅甸战役决不会是这样的结局；如果第10航空队能有多一点的飞机，而不是只有8架没有机枪射手的轰炸机，日本空军就不可能在缅甸上空如此猖撅；如果不是参谋部让布里尔顿转向印度洋，接受韦威尔的指挥，他或许能在中国人面前能更理直气壮一些。
他在给陆军部的电报中说：“我相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不向中国战区派遣美国部队，无疑是个重大错误。”
现在，需要对英国说的话，他告诉了韦威尔和亚历山大；需。要对美国说的话，他告诉了史汀生和马歇尔；下面就是要对中国说的话了，他必须赶回重庆，把这些话告诉蒋介石。5月28日，他乘坐一架B－25轰炸机离开新德里，开始了重返中国的航程。这正是：奇耻大辱铭心刻，重整旗鼓斩日魔；只缘盟国各有图，此去山城费磋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