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5.子文遇刺之谜


事情无独有隅,亦言祸不单行。

如果说1931年是南京政府“天灾人祸”的一年,那么这一年的7月23日,则是宋子文“祸不单行”的一天了。

这一天,宋母倪大夫人在青岛溢然去世。亦是这一天,宋子文又在上海北站遇刺。所幸的是,此次行刺结果未遂。

这件事情的起因,还需从头说起。

早在1930年下半年,一世枭雄蒋介石逐鹿中原,当时的几个有力的对手接连败北,结果蒋介石大体上实现了中国南北的“统一”。对此,蒋介石暗感“上帝恩赐”,情不自禁竟做起“总统”梦来。当时他也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而上帝在哪里?先前在他向宋美龄求婚时,岳母曾给他讲过《圣经》和基督的故事,并劝他人教;当时,求婚心切的蒋介石也满口答应下来。转瞬几年过去,如今炮火停止,硝烟已散,南北大同,似乎真有一只基督的神手在暗中助他成功似的。如果说当初蒋介石对基督教还半信半疑的话,此时他已彻底由疑转信,并称基督为上帝以为他普降甘露了。所以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向宋美龄提出人教之事。于是,在宋美龄的安排下,1930年10月23日夫妇二人携手回到上海。然后在宋家老宅,由美籍传教士江长川牧师主持仪式,为蒋介石洗礼人教。

当时蒋介石人教,并不仅仅是信仰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政治问题。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为结好宋家以及欧美各国。因宋家与美国交情甚笃,眼下日本靠不住,靠近美国就必须亲近宋家,这是其一;其二,此前蒋介石与宋子文在抗日问题上已有不同政见,致使二人关系有些紧张,人教也为缓解这种矛盾;其二,宋美龄的大姐宋蔼龄和其姐夫孔祥熙当年是其红娘,人教更能取得他们政治上的信任和支持,以便为蒋荣登“总统”宝座更加奔走卖命。正因有这三条,蒋介石才铁下了皈依之心。

蒋介石入教后,常向下属炫耀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大讲基督的“博爱仁义”以及西方信教的文明史。而实际上是为他这个“上海十里洋行”出身的投机者搽油抹粉,正名镶金,以为来日其荣登“总统”宝座创造条件。

在这个渡人耳目的幌子下,当时蒋介石的权力欲极度膨胀。比如他提出早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这实际就是他想登上所谓“总统”宝座的第一步。因此早在1930年,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蒋氏实欲于国民会议提出总统,然不敢明言……拟收买云贵及长江以南之各省猪仔代表,于开国民会议时临时提出修改约法,加入总统。”

而胡汉民这位在国民党中有资格的要员、当时的立法院院长,也与孙科看法略同。对于蒋介石欲谋总统之企图,当时他亦竭力抵制。同时蒋氏的独裁,更早使胡汉民不满。蒋、胡之争可说由来已久。

一次胡汉民公开发牢骚说:

“有一次,在中央党部会议,议决了什么案。这案议决了,陈立夫说,还得问问介石的意思。这时蒋介石在前方。我听见立夫这么说,先站起身说话……大家也忍不住了,慨然说:‘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作准,又何必提出来?’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告诉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对任何事件总说:‘介石不知意思如何……’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吗?”

当年胡汉民力主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目的就是要遏制和反对蒋介石权位欲的无限膨胀。

但不久有人就把胡汉民上述的一番话传给了“剿共”前线的蒋介石。据说当时蒋介石雷霆大发:

“娘希匹,你胡汉民不就是立法院长吗?不行我撤了你!”

随即又有人把此话传给胡汉民。胡汉民当即伤心泪下:

“我胡汉民出以公心,以党国利益为重,好像我这个立法院长是哪个封的!独裁!最大的独裁!他不仁我也不义!”

于是待后来蒋介石从江西回到南京后,二人为“约法”之事动了肝火。当时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蒋介石甩掉了帽子,胡汉民拍红了巴掌。后来多亏宋子文等人出面相劝,此事才算不了了之。

可是蒋介石对此却耿耿于怀,记恨心头,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又发生了后来也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极其痛心的事情。

1931年2月28日,夜黑如墨,天狗吞吃了月亮一般。

胡汉民正在家中看报,突然撞进两名膀大腰围的军人,声称蒋总司令邀胡赴宴议事,并呈蒋介石的手书。家人情知凶多吉少,力劝胡汉民不要去。胡正犹豫呢。可那两个军人却连推带拉地把胡汉民带到了门外,塞进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吉普车,送到了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的作战室内。

“你们不是说蒋总司令宴请我吗?”胡汉民当即愤怒质问。

“是的,蒋总司令宴请你。这是菜单,你看看吧?”一位军人随即呈上一封指控胡的信件。信上已加了蒋介石的许多红笔批注,并就此构成了胡的所谓罪状。其中包括:

一是勾结汝为(许崇智);

二是运动军队;

三是包庇陈(群)、温(建刚);

四是反对约法;

五是破坏行政;

胡汉民一看几乎昏了过去,连声大骂:“这是栽赃,无中生有!”

“什么栽脏?”说话间,蒋介石进了屋。

“姓蒋的,你们……你们这样不择手段地整人,不是栽赃是什么!我胡汉民还能干下去吗?”胡汉民怒火中烧也出言不逊。

蒋介石冷笑一声,顺势说道:

“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是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

蒋介石一面说着,一面拍着胸脯。

但从此胡汉民这位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主席”,并且是蒋介石“最尊敬”的政治家,便被幽禁于南京汤山,犹如笼中鸟一样失去了行动自由。

胡汉民无故被囚,一时党内要员哗然。但慑于蒋介石的淫威,最后其所谓的“约法”议案无一人反对,竟顺利通过了。

但当时的天下尚不完全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国民党内也并不从此太平无事,党内各派反蒋势力又抬头了。当时胡汉民派和孙科派的中委,先后相率南下;并且新任立法院长林森也弃职离京;原司法院长王宠惠远走国外;桂系、汪派、西山派以及唐生智、李烈钧、唐绍仪和陈友仁等一些受蒋打击或对蒋不满的人,当时都相继起来活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一到广州,因为陈济棠自代李济深主政广东以后,手握重兵,便为他们提供了反蒋的物质基础。

当初,胡汉民被扣押的消息传到胡的家中,真急死了人一般。胡夫人为营救丈夫,当即被头散发地找到了老亲家--林焕庭商量。本来林焕庭对老蒋也早有成见,听到此事更使他怒火满腔,旋即一个不仁的计划就在林焕庭心中孕育。于是林连夜邀请好友李少川并暗中疏通王亚樵。林要借刀除掉蒋独裁,以解救胡汉民。

这时,因“约法”之争,导致国民党内部分裂,孙科等人在广州举旗设营,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闻听林焕庭的计划后,孙科暗下极力支持。因为暗杀可使南京失主断梁,变成无首之龙,而“广州政府”便可乘虚而入,并取而代之。

再说王亚樵自从北伐结束后,便与蒋介石闹翻,后来还险遭老蒋的暗算。为报一箭之仇,暗杀蒋介石也是他早有的主意;只是势单力薄,没有实施罢了。眼下闻听林焕庭筹划此事,王亚樵便一口应允下来,并秘密接受了“广州政府”的20万元巨款。于是一手立据一手交钱,这笔“买卖”便成交了。

当时王亚樵手下有两员得力大将,皆是非常能干。一是郑抱真,一是华克之。由他们组成“铁血锄奸团”,王自任总指挥并且总部设在大上海。根据当时蒋介石的行迹和他经常穿梭于南京和庐山两地,王亚樵向南京派去郑抱真,庐山派去华克之;先侦探行踪,以便下手。

说干就干。这天傍晚郑抱真带着他的“铁哥们”乘车去了南京。旋即通过关系探知,蒋介石近日乘军舰沿长江去庐山,下榻太乙峰别墅。这个消息报给工亚樵后,王好生喜欢,他连夜又派华克之去了庐山。

华克之走后,王亚樵生怕枪支子弹不够用。经与助手一番密谋,他派人又买了一只金华火腿并用刀将其挖空,把两支手枪和子弹封装里面;旋即火速派人送上庐山。

这天蒋介石一行正好亦赶到庐山。

夕阳西下,蒋介石吃过晚饭,便到太乙峰前的竹林里散步。

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青翠的竹林,被夕阳的余辉穿透,在庐山的浓雾里发出紫红色的光环,放射出千万道金针银线,一时令蒋介石心恰神往。蒋介石每次到这里时,总免不了兴致盎然地感叹一番。

殊不知今天的竹林已今非昔比,似乎显得格外的沉寂,连鸟的叫声也听不到了。因为那竹林的后面已露出了黑色的枪口,目标正对着吟诗作兴的蒋介石。

“叭--”一声枪响,倏地打破了竹林的沉寂。

“谁?”蒋的侍从官刷地拔出枪来,警惕地巡视着四周。

同时又有侍从扑在蒋介石身上。

这一枪是陈成打的,但慌忙之中,他其后连发两枪均未命中目标。随即陈成被发现了,蒋的侍从立刻扣响了扳击,子弹射中了陈成的头部。结果,陈成倒地身亡,而蒋介石安然无恙。

事情败露后,华克之等急忙撤回上海。

蒋介石虽然大难不死,却着实虚惊一场。而后他便更加强了防备,每到一地警戒森严,前挤后拥。一时使郑、华二人无法下手。

而王亚樵觉得花了人家的钱,事情不成也无法向人交待。经与出资方商量并征得同意后,王亚樵决定改换目标:刺杀宋子文,以期杀鸡吓猴。宋子文当时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亦是蒋介石的“输血机器”,刺宋成功亦可以断绝蒋介石的财源,逼蒋下台;同时宋的戒备又不如蒋介石,行刺易于得手。

于是王亚樵在上海大华公寓召开骨干会议,针对宋子文经常往来南京、上海一线,决定在上海北站趁旅客上下车混乱时下手,然后施放烟幕弹撤退;并为此制定周密计划,秘密布置。接着郑抱真指挥南京行动组住进仙鹤街余立奎家,上海行动组由王亚樵亲自指挥,租下北站附近天目路一幢三层楼房作为据点。同时他们又对宋子文的行踪再次侦探,得知宋子文家住上海西摩路141号,每逢星期五宋自南京返沪,再于下周一返南京办公。

就这样,又一场密谋中的行刺在悄悄进行之中。

当时上海的八仙桥处有一和平米店,这是王亚樵的另一据点,以专营淮北船帮贩运到上海的大米为掩护,赚了钱作为“铁血锄奸团”的活动经费。米店里郑抱真为老板,郑手下有几名伙计,其中有一绰号为“小泥鳅”的人,极为活跃神通。当时,他已利用各种关系钻进了虹口安清帮中,并与日本浪人有秘密来往。

在这次行动中,郑抱真便派他去秘密购置烟幕弹。

很快,小泥鳅在安清帮首领常玉清徒弟的协助下,用高价从日本浪人手中弄来一枚秘制的烟幕弹。

但在购烟幕弹时,小泥鳅发现库房还有二枚,经他巧妙套话得知,这二枚烟幕弹是日本“魔法军人”田中隆吉雇佣常玉清,亦拟23日那天在上海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时用的。小泥鳅听后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那么,日本军人为何要谋刺其驻华公使呢?50年后重光葵在他的《外交回忆录》中披露了此一事件,其实,当时这是日本策划侵华战争中的一大阴谋。当时的内幕是,田中隆吉拟在上海暗杀日本公使重光葵,然后栽诬中国,并以此挑起军事冲突。此外,因重光葵执行的是“币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方式巩固及扩大在华的权益,并且反对使用武力,所以当时日本军人把他作为暗杀目标。

事情竟是这样巧合,两组暗杀竟掺合在了一起。

再说那郑抱真坐车到了南京。他在南京夫子庙找地方住下来,当晚便与财政部的一名主办会计--亦是朋友接上了头。

朋友相邀无话不谈,再加上郑抱真诱人的大额现金相送,果真是没有不上钩的鱼,很快那会计便实情相告说:

“不瞒小弟说,我虽然官不大,宋部长也得听我的。他每天到哪儿去,都向我招呼一声。而我每天都要向宋部长汇报外汇市场行情。所以他的行动我清楚……”

接着,二人又相约接头地点,事情就这样搞定了。

7月22日下午。宋子文对其属下的那个主办会计说:“顷接青岛电报,知母亲病重,准备今晚回沪打点,不日去青岛。”

很快,郑抱真便得到了报告。他看了看时间不早,便立即密电王亚樵:“康叔准于22日晚乘快车去沪,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误。”

那天,郑抱真发完电报,松了口气刚到旅馆躺下,就听“咚咚咚”有人敲门。

“谁呀?”郑抱真以为出了什么事,不免吓得魂不守体。

“是我。大哥。”

“啊,小泥鳅!”

郑抱真上前开了门,急问:“你怎么跑来了?我还以为是谁呢!”

小泥鳅气喘吁吁地说:“大哥,不好啦!”

“怎么不好,坐下来慢慢地说。”

“我在买到烟幕弹后,探知田中已收买常玉清在北站同时刺杀重光葵,然后嫁祸中国人,以便在上海实施战争。”

郑抱真听一惊“他们什么时间动手?”

小泥鳅道:“常玉清也已知道宋子文23日到北站,届时也趁宋子文和重光葵走出贵宾门时行刺。”

这里重光葵为何与宋子文同时到上海呢?原来重光葵的基地也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因每周一他到南京公使馆办公,来往宁沪的时间和宋子文基本一致。虽然重光葵在南京主要与中国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打交道,但和宋子文也常往来,关系甚密,并经常同乘一列尾部的花车回上海。所以日本刺客认为这是行刺重光葵的最有利时机,并拟行刺得手后也施放烟幕弹掩护撤退,同时将写有“斧头党”(铁血锄奸团前身名称)的未响炸弹及武器丢在车站内外,以制造栽赃王亚樵的证据。而这样一来,中国就必须承担责任。”

“你来前,找到王亚樵吗?”郑抱真急问。

“我到处找他不在,所以特赶来向你禀报。”

郑抱真一拍大腿道:“坏事了,时间来不及了,我已向王亚樵发了电报。迫也追不回来了!”

“那可怎么办呢?”小泥鳅也感到问题严重。

“明天王亚樵行刺宋子文,常玉清暗杀重光葵,届时二人必死无疑。但结果,王亚樵正好为常玉清作了掩护,日本军方很容易将一切责任推到铁血锄奸团身上。一旦中日冲突骤起,王亚樵和铁血锄奸团就成了洗刷不清的罪魁祸首,成了民族的罪人。”

说话间华克之赶到,他主张立即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突变,停止刺宋。”

“好是好,只怕时间已来不及;且电文也难以说清,更要冒泄密的风险。”郑抱真道。

当时3人急得团团转,想不出任何好的办法来。

万般无奈之中,他们毅然决定,3人搭乘当晚宋子文、重光葵的快车去沪,抢在宋子文和重光葵出站之前对空鸣枪警报,以便提醒他们别出车厢,从而破坏常玉清的计划;同时,他们3人估计王亚樵见情况突变,也会停止行动。

且说王亚樵接到郑抱真的密码电报后,便马不停蹄地在上海北站作了周密布置,手下人员分三组以旅客打扮,设成了三道阻击线。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猎物入网。

与此同时,另组杀手--常玉清也亲率门徒来到了北站现场。

双方人马安排就绪后,只等重光葵和宋子文并肩走出车站,然后动手。然而常玉清根本不知道王亚樵的人马也在这里作了布置,更不会知道郑抱真的“紧急措施”。于是,一场密谋策划的“刺杀混战”在不知不觉的错位中等着开场了。

此时,一辆满载旅客的火车正在沪宁线上疾驶。

日本公使重光葵带着两名使馆书记官;宋子文带着6名贴身卫士和机要秘书唐腴,乘坐在最后一节花车上。此时,他们万万没有意识到大祸就要临头,一边交谈一边欣赏着已渐清晰的大上海的万家灯火……

进站时,列车减慢了速度。

列车停稳后,日本公使重光葵和宋子文这边的一行人,下车后方待向车站出口处走去,猛听“叭叭--”两声枪响,旋即车站内外枪声大作,弹如飞蝗。一时间;旅客们争相奔逃。

那边重光葵和宋子文等人,一见情形不好,也慌忙躲避。

原来,前面说到的郑抱真和华克之二人,方才见宋子文和重光葵下车后已经走近出口,眼看就要进入王亚樵和常玉清的伏击圈内了。情急之下,二人不顾一切地紧急对空鸣枪,以示报警。

于是慌乱之中,那边常玉清一干人马不及细辨,只捡一个手持黑色皮包的人当成日本公使重光葵,一阵乱枪射击,那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而这边王亚樵等人,也把宋子文的贴身秘书唐腴错当成了宋子文。当时枪声一响,那位唐秘书方待躲避,不料一下竟数弹中身,脚下一软扑倒地上。当时走在唐腴肿身后的宋子文,一见唐中弹倒地,不免心下慌张也跌倒在地上。后经卫士抢救,旋又躲进站长室,最后宋子文竟一根毫毛未伤。

混战过后,众人方知此次暗杀中,替重光葵和宋子文冤死的,分别是日本公使的贴身保缥和宋子文的秘书唐腴肿。那位唐腴当时年仅32岁,刚自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且刚刚新婚不久,不想竟这样没头没脑地替人送了命。

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为《子弹没有击中宋》,其中登载了宋子文本人对这次暗杀未遂事件的叙述:

我正往车站外面走,在我离出站口大约15英尺的时候,有人突然从我的两侧同时开枪。我意识到我是射击的目标,立即把在灰暗的车站里十分显眼的白色硬壳太阳帽甩掉,跑进入群,躲到一根柱子后面。整个车站很快被刺客们的左轮手枪发出的烟雾所笼罩,乱枪从四面八方打过来,我的卫兵们则开枪还击。整整过了5分钟,车站的烟雾才消散。我的卫兵们看见至少有4名刺容在开枪,可刺客的人数也许还要多些。当烟雾消散的时候,我们发现同我并肩走的我的秘书,肚子、臀部和胳膊都中了枪弹。子弹是从两侧打进他的身体的。他的帽子和公文包弹痕累累。我比他高好多,可是我哪儿也没有伤着,简直是个奇迹。

当时究竟是宋子文命大,还是谋划他的人只是想吓吓他,提醒他小心;别跟蒋介石做坏事!这里已无从考证,只能作为悬案了。

不过,从宋子文遇刺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政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动荡不安;甚而没过多久,便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