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3.萧伯纳来访及印第安后裔的故事


2月的上海虽说不上严寒,却也是凉风嗖嗖,寒意袭人。某日凌晨5点,天还未亮,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就站到了上海码头上。那天他们要迎接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时著名的大文豪萧伯纳先生。

宋庆龄所以不避风寒,亲自到码头迎接,主要的并不是因为萧伯纳在世界文坛上的名气,而是因为萧伯纳有鲜明的爱憎,一贯坚持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一切罪恶势力,把同情的手伸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她和萧伯纳两人都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当时,宋庆龄是想通过对这位世界瞩目之名人的接待,来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法西斯统治。

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不列颠皇后号”才抵达吴淞口。宋庆龄迎着凛例的海风,立即登上甲板,与满头银丝而仍精力旺盛的萧伯纳热烈握手;向他耄耋之年还雄心不已环游世界的精神表示钦敬,也向他登上中国的土地表示热烈欢迎。而一贯以幽默机智见长的萧伯纳随即以机警的口吻,开始了他们之间愉快的对话。

当时慕萧伯纳之大名且怀着各种各样目的来求见他的人,在码头上还等了一大群。而萧伯纳则对那些想利用他的名气来追逐个人私利的人不屑一顾。他和宋庆龄在船上共进早餐后,宋庆龄即邀请他登岸。萧伯纳立即施展了他的辩才,出语不俗道:“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经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呢?”

宋庆龄笑答道:“上海是有不值得见的人、不值得看的东西,您尽可不见不看。但您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不上岸,这能算您到过上海吗?现在我请你到我的家里作客,一是尽我地主之谊,二也是成就你真正环游世界的宏愿。”

萧伯纳对宋庆龄的回答十分满意,同时宋庆龄这样一说,他再也无可推托,只好随同宋庆龄前往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家中。

从巨大的游轮下来,到达码头还需坐两个小时的小艇。他们彼此之间一路谈锋甚健。待到宋庆龄家中时,鲁迅、蔡元培、伊罗生、史沫特莱和林语堂等人,已在等候。中午宋庆龄特意准备了全素宴招待萧伯纳。那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成员几乎都参加了宴会和谈话。

萧伯纳作为当时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他当然十分关心中国的抗日准备情况。席间他问宋庆龄:“请明确告诉我,中国目前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庆龄说:“几乎没有。南京政府眼下把最精良的武器和军队都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伯纳当时还十分关心国共之间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他问:“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庆龄告诉他:“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伯纳称赞说:“这个协议够公平的。”

宋庆龄很遗憾地说:“但却没有被南京政府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吃饭过程中,萧伯纳又问起:“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庆龄用简洁的语言回答说:“目前国民党就是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但是谁选出的这个政府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

“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因为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伯纳又问:“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宋庆龄告诉他说:“当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伯纳感叹道:“您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您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

停了一下,萧伯纳忽然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请告诉我,南京政府有没有想收回您‘孙夫人’的称号?”

宋庆龄笑了起来:“现在还没有。他们可能想这么做,不过这是他们收不回去的。”

当时,宾客之间漫谈话题十分广泛。当说到新闻界时,宋庆龄介绍说:“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说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说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说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等等。而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伯纳说:“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

萧伯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岳母大人,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岳母大人一起用的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萧伯纳的这个风趣比喻一时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笑声。

当谈到自由问题时,萧伯纳调侃了某些西方国家标榜的所谓自由。他说:“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消这个判决,而仍然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

当天下午,由蔡元培主持的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在世界学院举行欢迎会,萧伯纳出席了。当时笔会向萧伯纳赠送了一盒有中国特点的泥制京剧脸谱。萧伯纳仔细看了这些精制的中国工艺品,并高兴地接受了。他赞叹地说:“啊--在京剧舞台上各种人物太好分辨了。老生、小生、花旦,以及战士和恶魔,都能够从脸谱上进行鉴别。可在生活中就不行喽!生活中人们的脸谱大都相同,但内心的善恶却相差太远了。”

欢迎会结束后,萧伯纳又返回宋庆龄的寓所。这时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已聚了一群。因为室内容纳不下,他们就在房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了集体采访。在众多记者面前,萧伯纳往往借记者的提问而大加发挥,他巧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反动势力冷嘲热讽。而每当萧伯纳妙语涌出时,宋庆龄就带头为他热烈鼓掌。

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萧伯纳说:“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及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形式,也许互相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的。”

当有人问起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时,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封建王公。”

当谈到中国文化时,萧伯纳说:“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人的一切可以增进入类幸福的行为。”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除开农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说了”。

萧伯纳在上海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这一天由于宋庆龄的安排和介人,使萧伯纳有了很好地展露其观点的时机。而他对反动派的嘲讽之语,也支持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可说已经永远地载人了史册。

还是30年代的一个夏天,一天中午的阳光直射地面,燥热的空气使蝉鸣都没有了高叫的力气。当时,宋庆龄参加一个朋友的集会回来,她乘坐的是福特出租公司的汽车。长期以来,宋庆龄一直从各个方面帮助革命者,支援抗日,资助那些处在贫困中的孤儿和难民,而对自己却舍不得购买专车,以至出门不得不临时租用一辆车子。

汽车在滚烫的路面上平稳急驰。突然,街面上两个衣衫破烂的男人撕打着冲到了路中央。于是司机摁响了喇叭并放慢车速,但那两个人好像早已不顾汽车的危险似的,一心往对方身上扑来扑去。司机本想小心绕行,哪知这两人在路中间忽东忽西,甩臂踢腿,车子根本绕不过去。司机只好将车停了下来。

宋庆龄初看两人的穿着,像是小商贩,本想下车劝解。她刚要去推车门,坐在旁边的一位外国女子一把将她拉住说:“夫人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不像善类。”宋庆龄再仔细一看,果然这两人穿着虽破,头发却是认真剪理的,而且两人只是跳来跳去,并不真往对方要害部位击打。而车子一停,两人就已经扑打到汽车跟前,眼睛不时往车上窥视。会不会是蒋介石的特务?宋庆龄还未及多想下去,就见身旁那位外国女子早从另一侧推开车门跳了下去。两个家伙一看有人下来,竟一齐扑了过来。一个假装往这女子身后躺,一个就朝她的脸上抢拳打来。

就见那位金发碧眼、身强力壮的女子回身一把关好车门,身子往旁边一闪,大吼一声:“ NO!”两个家伙定睛一看,下来的原来是位洋人,而孙夫人却仍在车里。于是两个泼皮一样的人竟像事先商量好的一般,一齐喊道:“我们打架,关你个洋婆子什么事?”说着上前就要撕扯。这时,只见那外国女子左右躲闪着,渐渐把两人引得离开汽车,旋即就听她对司机大喊一声:“快开车!”两个家伙见状,返身又往汽车跟前冲。司机开始还怕洋女子吃那两人的亏,方要打开车门帮她一把,看那两人又返身冲汽车扑来,才知道两人的本意是冲着车上的孙夫人来的。此时那女子看两个家伙丢开自己,又往车子跟前凑,他们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就又大喊一声催促司机快开车,旋即紧跑几步,从背后向一个家伙伸脚一句。那家伙哪里防备这一手,竟一下子被绊翻了,肚皮贴地,向前扑出七八尺远,下巴都磕破了。这时从街道两旁一下子又跳出了五六个人,大嚷道:“不得了了,洋婆子打人了!”司机一看,不顾宋庆龄叫他停车的吩咐,一踩油门车子“呜”冲了过去。

街上几个家伙眼看汽车开走了,更加恼怒,嘴里不干不净地怪叫着,要教训那位外国女子,并朝她围了上来。不料那外国女子看汽车已经开走,竟得意地笑了起来。还没等几个人到跟前呢,她忽然把一个口哨放在嘴里,低头转身用劲吹了起来:

“嘟嘟--”

顿时,尖利的口哨声在这寂静的中午显得那么响亮刺耳,那几个人愣住了。旋见街道那头,两个骑马的法国警察已闻声向这边赶来,得得的马蹄声敲击着柏油路面。刚才还嗷嗷乱叫的几个人一看警察出现,互相对望了一眼,其中一个喊声“撤!”顿时四面散开,有的闪进了胡同,有的跳过路边矮墙,眨眼之间连影儿都没了。

那外国女子则同前来的警察咕哝了几句,然后也甩开大步,朝莫里哀路29号走去。

那么,这位机警地保护宋庆龄安全的外国女子是谁呢?原来,她就是《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同时担任宋庆龄英文秘书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她的父亲是印第安后裔,是个贫苦的农民。史沫特莱从小饱受了美国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双重苦难,但同时也造就了她勇敢坚强的性格。她从童年起就卖报谋生,后来又在富人家庭当侍女;她当过卷烟工人,推销过书报。但是这些粗重的劳动并没有熄灭她心中求知的火焰。史沫特莱曾进入一家慈善机构办的学校读书,却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刻苦自学。史沫特莱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不断写出有独特视角和蕴含深刻主题的好文章。终于在1928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两家报社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当年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后,她当时的助手胡兰畦每天帮她分送信件,并代为接待一些客人。一天,胡兰畦收到一封英文来信,信封上注了个“急”的字样,前几天宋庆龄去看望大姐宋蔼龄,且当时就住在大姐家里。胡兰畦看到这封信是急件,就赶忙送到宋庆龄手上。宋庆龄当场打开阅看,看完后她对胡兰畦说:“这封信写得好!写这封信的人英文基础很深厚,话不多,很短,但遣词用句都是很美的。”宋庆龄当时称赞的这封信,正是史沫特莱写的。那时候她们彼此还不相识。史沫特莱的那封信,是为了营救牛兰夫妇,想请宋庆龄在百忙之中给她5分钟时间,听她当面把有关情况谈一谈的。

既是人命关天,信又写得那么美好,宋庆龄立即安排了时间,请写信人前来面谈。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一岁。想不到,她们竟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这使得史沫特莱大为感动。在她童年的记忆里,那些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且派头十足的,而这位中国前大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点架子。史沫特莱已经从鲁迅口中听到过一些关于宋庆龄的介绍。这次见面,更加印证了鲁迅的介绍。从此,她们就成了密切来往的好朋友。

史沫特莱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圈子里是个活跃人物,她有许多朋友。自从和宋庆龄结识后,她陆续把其中认为忠诚可靠、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介绍给宋庆龄,使宋庆龄在她的中介下,又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像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当时在上海工部局任督察的澳大利亚人路易·艾黎、像医术高明的美国大夫马海德等。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宋庆龄和他们成了终身不渝的知心朋友。

当年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宋庆龄的工作量大增,史沫特莱便担当起了宋庆龄秘书的重任。她负责用英文发布消息和处理通信事务,每一件事都极其尽心,常常忙到深夜还顾不上休息。她还利用自己外报记者的特殊身份,把国民党当局残害革命者、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罪行写成稿件,发往国外报刊和国内外文报纸刊登。当时,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向她发出威胁,她却不予理睬并照写照发。即便是从红军方面得到的胜利消息,她也设法发表出去。当时史沫特莱的这种忘我工作精神,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后来,蒋介石杀害了杨杏佛后,特别急于想知道这“杀杨儆宋”之计收效如何。经特务沈醉多日观察发现,暗杀杨杏佛确实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人被吓住了,该同盟当时已经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对于南京政府非法逮捕的政治犯,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再公开地在政府人士间活动,并在报刊上公开对蒋介石进行谴责。但是,宋庆龄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她继续营救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只是方法更加巧妙;并且她已经加强了情报的收集,往往把工作抢到特务们下手之前。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党的重要干部被她通过各种人和各种渠道护送到外地。

当蒋介石听到报告后,更加恼怒不已。当时虽有宋美龄和宋子文一再关注二姐的安全,使他不敢危及宋庆龄的生命,但蒋介石并不死心,还是指示戴笠要加强对宋庆龄的监视和骚扰,要经常制造些意外和险情,让宋庆龄知道她的安全并没有把握,从而迫使她在更多的时间里只能乖乖呆在家里,不敢随便到外界参加活动。

鉴于这种情况,史沫特莱决定除继续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外,她又主动肩负了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保护宋庆龄的安全。自从上次同几个特务发生冲突后,史沫特莱身上又秘密地增加了一支手枪,随时准备万一宋庆龄遇到实际的危险时,她就挺身而出同敌人作拼死的搏斗。

待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沫特莱去了八路军总部,并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相处了一段时间。其后,她为朱德的事迹所感动,并写出了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