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拳会到义和团
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个称为义和团的农民革命运动象火山突然爆发一样，以山东为中心涌现了出来。这个火山的爆发，按时间说，几乎紧跟着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以后，它构成中国近代史前期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义和团这个组织来源于长江以北各省中流传甚久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在嘉庆元年（1796年）起历时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和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起义失败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红阳教、荣华教等名义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的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我们在这里把这种义和拳组织一律称为义和团。但必须指出，开始时它并不自称为“团”，“团”的名义是后来在一种特殊条件下才取得的。
当时，流行在长江以北各省的主要是白莲教系统的各种秘密结社，而流行在长江以南各省的主要是哥老会（天地会，三合会）系统的秘密结社。二者都是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同样的特点和弱点。和哥老会一样，白莲教也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而是分散在各地的许多平行的小组织。它的成员中有大量的贫苦农民，但江湖游民常常在其中起主要作用。它是江湖游民及各种贫苦劳动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互助团体。它缺乏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往往抵制不了别有用心地混进来的地主豪绅的影响，甚至为他们所把持。比起南方的哥老会来，白莲教的宗教迷信色彩还更浓厚一些。
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的发动者，在当地原有的天地会组织以外，另行创立了拜上帝会，尽可能排斥了（虽然没有能完全排斥）传统的秘密结社所包含的在政治、思想和组织形式上各种不利于农民革命发展的渣滓。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拜上帝会的组织却没有能流传下来，这主要是因为它所袭用的基督教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愈来愈遭到广大人民唾弃的原故。
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农民革命的敌人不只是封建势力，而且还有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后者甚至已突出为主要的敌人。反动的封建势力既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而又在有些方面同它有矛盾。这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是以往的农民革命所没有遇到过的。面对这种复杂情况，从封建时代留下来的象哥老会和白莲教这种现成的组织形式，对于农民革命，更加显出其不足之处。但是直到九十年代末，没有先进的阶级为农民提供更好的组织形式，农民群众自己也没有创造出较好的组织形式。当一场反帝的农民大斗争的各种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农民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就只能利用现成的组织形式来进行斗争，正如同他们拿起老式的刀和矛，而不是等待有了新式枪械再来战斗一样。
南方的哥老会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反对教会的群众斗争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没有能造成全国性的斗争高潮（见第十一章第三节）。把这个斗争推到高潮的任务落到了北方的义和团身上。它的勃起正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时候，又是在最靠近京畿，也就是最靠近封建统治势力的中枢神经的地区。
山东省东部沿海，在甲午战争中直接受到日本侵略军的蹂躏。继之，德国和英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和威海卫。德国还把整个山东划做它的势力范围，它在1899年开始强行修筑胶济铁路，并着手开发沿线的矿产。外国传教士很早就到山东活动，在九十年代末，外国人办的基督教教堂及其他教会机构在全省星罗棋布，其中，天主教的势力最大。和其他沿海省份一样，在山东省，洋纱、洋布及其他洋货的大量输入，许多农产品的商品化，严重地摧毁农民的手工业，破坏农村的自然经济，使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生存更加艰难。郁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反对和仇视外国帝国主义的情绪，就通过义和团的斗争而爆发起来了。
在光绪二十四年到二十五年（1898-1899年）间，山东全省，包括省城附近，几乎到处都有义和团的活动。在山东西北部沿运河的各地，包括寿张、聊城、临清、清平、茌平以至高唐、恩县等，义和团的声势最大。南北运输这时已主要转移到海运，失业船工、搬运夫和运河附近其他生计上受到打击的劳动人民，为义和团提供了骨干分子。这里又是在全省中外国教堂最密集的地区。入教的中国人中既有受蛊惑的贫民，也有不少地主恶霸流氓分子。广大群众同外国教堂和依仗洋教堂势力为非作歹的坏人的矛盾极为尖锐。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巡抚张汝梅奏折中说：“直隶、山东交界之区，拳民年多一年，往往趁商贾墟市之场，约期聚会，比较拳勇，名曰亮拳。”（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15。）这说的就是鲁西一带的情形。所谓“拳民”，以练拳为名形成与洋教会为敌，并与官府为敌的组织。这种组织也传入了直隶省境内。在光绪二十五年秋天，在威县、清河、故城、景州、东光、交河、阜城这些邻近山东省的地方都已有义和团的活动。
山东省平原县在光绪二十五年发生了一次义和团与官军的交战。这里有加入基督教会的地主分子，依仗教会的势力，乘连年灾荒之机，高抬粮价，囤积居奇。被压迫的劳动群众很多人组成义和团与教会发生冲突。地方官派兵弹压，逮捕了六个义和团员。为了营救被捕者，这里的义和团就到附近的茌平县求救于朱红灯。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原姓杨）是高唐、茌平、长清一带的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率领二三百人的武装部队到平原，与当地义和团群众相会合，使平原县县令蒋楷大为恐慌。济南府知府带了包括骑兵在内的部队到平原县。在平原与恩县交界的森罗殿，朱红灯的队伍同官军打了一仗。官军虽然依仗新式的枪械，也没有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朱红灯仍回茌平，继续同本明和尚一起领导当地的义和团进行反对外国教会的活动。不少教堂被他们烧掉。有个意大利教士这时向山东巡抚毓贤控告这里的义和团，说他们揭有“保清灭洋”的大旗。毓贤派了军队到茌平，但并没有交战，却计诱朱红灯和本明和尚，加以拘捕。在官方抄获的数十通信件中，有“明年四月初八日攻打北京”这样的话。（注：关于朱红灯和本明的活动和被俘情节，主要据蒋楷撰《平原拳匪记事》。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以下简称《义和团资料》第一册，页356-361。）
朱红灯并不象有些史书所说是山东省义和团的领袖。义和团并没有全省统一的领袖。但朱红灯的活动情况可以说明当时各地义和团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北方的白莲教，和南方的哥老会一样，历史上都曾以反清复明作为他们造反的口号。但是事实上恢复明朝这样的口号已愈来愈不能起动员广大群众的作用了。朱红灯假托是明朝的后裔，他的同伴又以“本明”为号，这虽然表明他们同清朝统治政权敌对的立场，但也说明他们提不出足以动员广大群众的反封建积极性的新的适当口号。“反洋”、“灭洋”的口号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的客观形势，因而能够对于身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广大群众起鼓舞和动员的作用。但是当时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人民，还没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先进思想的指导，只能凭狭隘的直接经验煽起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仇恨；他们不能明确看出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已成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工具的事实，不能解决在帝国主义侵略者成了主要斗争对象时，如何处理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他们更不能懂得，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同时，要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进步的事实。他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停留在感性认识的低级阶段，表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烧教堂，反对外国传教士和外国人，并且一般地敌视信洋教的人，以至对从外洋来的东西一律采取敌视的态度。实际形势既然使他们把斗争的主要锋芒转向了外国侵略者，“反清复明”的旗帜就更显得不合用了。他们在放下这面陈旧的旗帜的时候，很容易地接受了“保清灭洋”这面旗帜。
义和团的活动中带有文化落后、闭塞的农村中固有的许多迷信，这同白莲教的传统是有关系的。他们用画符、念咒、请神的“法术”，自称能练成“神拳”，刀枪不能伤身，还能使敌方刀枪失灵。当然，在战场上，这种法术是无用的，他们所依靠的还是同仇敌忾的勇气。他们所请的神五花八门，大多是神话故事和流行小说中的角色，如洪钧老祖、骊山老母、关羽、张飞、黄三太、黄天霸、孙行者、猪八戒等等。这种情形是他们在组织上的分散性的反映；没有统一的组织，也就没有统一的“神”。
面对勃然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当时的清朝地方官员大体上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义和团既然是来源于白莲教这种“邪教”，那就除了加以扑灭外，不能采取其他办法。平原县令蒋楷就是这种主张的最初代表人之一。还有一个在光绪二十五年任直隶省吴桥县令的劳乃宣当时也竭力宣传这一主张。他认为，义和团仇视洋教“其本心实在惑众以作乱”，“其处心积虑，在乎聚众而抗官，传单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列，俨同敌国”（注：《拳案杂存》。《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454、456。）。劳乃宣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认定，义和团尽管打出“扶中朝灭洋教”的旗帜，也不应当容许它存在，甚至假如它真能战胜洋人，也是对封建统治者不利的，“使其果胜西人，则彼亦不可制矣”（注：同上书，页453、458。）。
另一种主张是光绪二十四年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提出的“收编”义和拳的主张。他报告朝廷说，他派了专员调查，了解到冠县、南宫、曲周等县都有拳民的活动，“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所以他认为，“改拳勇为民团”，也就是“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这样的办法是适当的（注：《义和团档案资料》上册，页15、16。）。次年二月继任巡抚的毓贤也用“抚”的策略来对待义和团。毓贤本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曹州知府时查拿大刀会，在一年多中残杀二千余人。他只要感到杀的政策有效时，是决不会手软的。清朝地方官员最害怕在自己治下发生大规模造反，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至朝廷的严重惩罚首先落到自己的头上。在靠近京畿的地区，这种惩罚必然加倍严重。因此在火势难以扑灭时，他们宁愿苟且偷安，用安抚政策把火包起来。义和团的斗争锋芒主要针对着外国侵略者，这也是这些官员认为可以采取抚的政策的一种根据。他们为使自己躲过群众斗争的锋芒，装得好象是支持群众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但他们不可能真的反对外国侵略，他们是为了保卫封建主义的旧事物而反对一切与资本主义有关系的新事物。他们用这种封建主义的立场来影响群众的斗争，尽量把它引导到绝对排外主义方面去，并使它更多地染上迷信的色彩。他们又竭力煽起群众对一般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的仇恨，加深他们所谓“拳民”和“教民”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由于山东巡抚从张汝梅到毓贤基本上采取抚的策略，所以义和团在山东获得了至少半合法的地位。向来下层社会中非法秘密结社都是称为“会”的，而只有地主阶级所组织的地方武装才称为“团”。“义和团”这个名称就是由于官方实行这种抚的策略而取得的。各地义和团的组织渐渐地都采用了“保清灭洋”的口号，也是和张汝梅、毓贤实行这种抚的政策有关的。
义和团得到为巡抚所承认的某种合法地位，就引起了两个结果。第一、它的发展更加迅猛了。象平原县令蒋楷这样的小官当然无力阻止，而且他还因为一意主剿而被撤了职。所以他后来愤愤不平地记载说，当时“义和拳徒党”宣称：“巡抚为我，知县如我何？”（注：《平原拳匪记事》。《义和团资料》第一册，页355。）第二、以为巡抚站在自己这一方面的这种想法，对于自发的群众革命运动，显然是十分有害的毒剂。朱红灯和本明和尚被诱杀就是这种毒剂起了作用。而且由于义和团取得了合法地位，参加进来的人就更加复杂了，其中包括根本不是造反的人。在任何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它比较顺利地发展的时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形是在所难免的。在义和团运动中，这种情形尤其严重。
劳乃宣在光绪二十五年的文章中说：“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非尽无业游手也。”（注：《拳案杂存》。同上书，第四册，页452。）这就是说，虽然多数是“无业游手（各类贫苦人民），但也有不少地主阶级分子参加了进去。劳乃宣以为这些“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是“受惑”而参加的，其实应该看出，毓贤等官员采取抚的政策，正是为了要让地主阶级分子参加进去，夺取领导权，以求达到加以收编，使它转化为地主阶级武装的目的。
毓贤的这种恶毒的策略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没有完全实现的。固然地主阶级把“保清”的口号和其他一些恶劣的影响带进了义和团的组织，但是并没有能够根本改变它作为下层人民群众的自发的革命组织的性质。劳乃宣从敌视义和团的立场出发，把义和团同鸦片战争期间的广东三元里的义勇相比，认为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他说，“粤之义勇，主持者巨室，谋画者正绅”。而义和团不同，虽然“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但总的说来，他认为还是“主之者莠民，从之者匪类”，也就是说，其骨干力量和基本队伍，是地主阶级心目中的“莠民”和“匪类”。他还认为，道光年间的那种义勇，结果是“尾大不掉，渐至仇官，其流弊已不可胜言”，而现在的义和团，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广西金田之祸，不过期月间事耳”。（注：《拳案杂存》。《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458、451。）这种观察是大体上符合事实的。把前后这两个时期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鸦片战争时期，广东沿海的地主阶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而到了义和团时期，地主阶级分子对于群众的反帝斗争已只能起败坏的作用。
山东的这种局势引起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震动。在胶州湾驻有军队的德国，竟然出兵到胶州、高密、日照等地焚毁村庄，劫掠城镇，杀死居民，直接镇压群众的反帝斗争。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也以在山东省有他们的传教士和工程师为借口，由他们的驻京公使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坚决取缔义和团的活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美国公使康格向总理衙门直接了当地提出把毓贤撤职的要求，说是应该派能够和愿意“镇压暴徒”的人去代替毓贤。慈禧太后虽然很常识毓贤，但是不敢违抗洋人的旨意。上谕申斥毓贤对“红拳会”弹压不力，“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似此因循日久，必致滋生事端”。（注：同上书，页8。）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在戊戌政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他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人是一支拥有新式武器的军队，后来他在山东把这支军队扩充到二万人。他就任山东巡抚后立即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他绝对否认义和团的合法性，实行武力镇压。毓贤的“抚”和袁世凯的“剿”，虽然办法相反，其实是为达到同一目的而互相为用的。毓贤的抚的策略起了从内部腐蚀和涣散义和团的作用。山东的义和团没有能够以坚固的组织和强大的声势来对抗袁世凯的武力镇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了毓贤的愚弄的原故。
袁世凯虽然做到了使他统治下的山东没有大规模的义和团的活动，但是毕竟他不可能完全扑灭已经烧起来的这场大火。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的活动的中心渐渐地从山东转移到了直隶省。
（二）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
直隶省境内义和团的活动，起先还只是在与山东省邻近的地区。到了光绪二十六年的三四月间，义和团的组织已经几乎遍及全省所有的州县了。
外国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在直隶省的势力更甚于山东省。各地的义和团开始时都是以传习拳棒而组织起来，称为“拳厂”。他们以外国教会和依仗教会势力为非作歹的教徒作为直接的斗争对象。虽然他们提出的号召是“扶清灭洋”，但是他们的基本队伍是受到严重封建压迫的贫苦人民，而且清朝官方总是顺应洋人的要求，保护外国教会的利益，所以义和团不能不在实际上同封建统治势力相对垒。各地的义和团的创立者和传教师，有些是从本省别处来的和从山东省来的人，但是每个地方的义和团组织可以说都是土生土长的，即由本地的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和城镇贫民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为了对抗外国教会（不少地方的教堂是有武装的）和在教会庇护下的土豪恶霸势力，为了对抗清朝官军的镇压，相近地方的义和团组织互相联系起来，于是分散的各点就渐渐地形成成片的势力。
芦保铁路（从芦沟桥到保定，并已延长到正定）沿线是天主教堂密集的地区，这里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一个中心地区。定兴县的一个绅士记载当地义和团组织形成的情形说：“吾邑之有义和拳也，自今年（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中旬，由新城之沈各庄传习而来。始因仓巨村天主教民欺凌善良，霸占公产，官不能申理，百姓控诉无门，始习拳以敌。数十余日间，蔓延牛家庄、老李村等村，近又传染东江村、石柱等十数村。涞水亦有之，禁不胜禁。……其教师皆由山东来，隐其姓名，行踪诡秘”（注：艾声：《拳匪纪略》。《义和团资料》第一册，页444。）。
正定是个府城，天主教会把这里当做它在直隶省西南部各州县的中心，设有主教。一个天主教徒著的书中叙述正定府各地的义和团组织兴起的情形说，光绪二十五年十月，有一个冀中的饶阳县姓尹的人来到晋州（正定府城以东）的棚头村，“设坛授徒”，开始只有二十四人学习拳术，渐渐发展起来，除在本县各村以外，还在相邻的深泽县的一些村子中和正定南的石家庄（属获鹿县）设立“拳厂”。同时又有一个冀中的深州姓曹的人到宁晋（正定东南）的孟家庄教拳，“不数日即传布于邻村……势颇昌盛”。到十二月初，孟家庄发生了义和团同天主教徒的冲突。在教会的督促下，正定府的官兵对义和团进行了“痛剿，枪毙十三人，余众悉散。”晋州、获鹿等地的“拳厂”也被当地的地方官员“捣毁”。但是这里的义和团并没有因此而消灭。“二十六年四月初，拳焰又起。晋州、定州、新乐、宁晋、广宗、获鹿等处，拳场林立，指不胜屈。”（注：李杕：《拳祸记》卷下，1905年版，页220-221。）
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各地的义和团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义和团的发展情形，同太平天国那样的农民革命大不相同。好象雨后春笋一样，它的组织几乎同时在所有的地方一下子冒出土来。就每一点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开始时并不显眼，但集合所有的各点在一起，就成了一片燎原的烈火。从山东省跑到直隶省各地教拳的人，对于传播义和团的组织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一支有组织的义和团力量从山东进入直隶，如同洪秀全、杨秀清率领的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等省那样。
直至光绪二十六年二、三月间，朝廷和直隶总督裕禄还没有感到形势会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裕禄一直把在他辖区内发现的义和团，说成是“外省”来的“匪徒”。他在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派了部队到邻近山东省的地区进行“弹压”，他又在二十六年二月初根据上谕发出了“严禁义和拳”的告示。这个告示说：“尔等须知招引徒众，私立会名，演习拳棒，均属违禁犯法。”“再有设厂练习拳棒，射利惑民情事，即由地方官会营捕拿，从严惩办，决不稍从宽贷。”（注：《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478。）但是事实上，恐吓和惩办并不能达到阻遏的目的。负责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对此特别感到忧虑。三月中旬，俄国公使通知总理衙门说，据他所知，涿州、易州等处月前已有义和团在活动，近日又到了芦沟桥。总理衙门把这情况电告直隶总督裕禄，并说：“查拳会渐及近畿，早有所闻，俄使所言，不为无因。此事关系紧要，务须赶紧严密查办，免滋事端。”裕禄答复仍只是说，他已在全省各地“派有营队，分路弹压，并饬地方官严行察禁。”（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79、87。）这时，不顾他的弹压和严禁，义和团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全省，扩张到了京城附近地区。甚至在京城和直隶总督驻地天津，也已经有自称义和团拳师的人沿街练拳，招收徒弟了。四月十一日上谕说：“近闻畿辅一带，义和团拳会尚未解散，渐及京师。”所以在京城里也必须“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79、87。）
如何对付在京城附近野草一样蔓延生长的义和团，愈来愈成为统治者心焦的事。朝廷中有个官员说：“拳民丑类甚众，诛之不可胜诛，即令震我兵势，暂就范围，而积恨既深，溃决必速，燎原之势，殊可忧虑。”（注：同上书，页84、85。）从这种考虑出发，朝廷中不少官员认为，用兵讨伐是极为危险的事，不如还是用毓贤在山东用过的“抚”的策略为好。四月初监察御史郑炳麟上奏说：“目击情形，五中焦灼。筹思至再，莫如用因字诀，因其私团而官练之，消患于无形耳”。他主张在直隶、山东都派道府大员当“团练局总办”，并且选择绅士做“团总”，收编义和团，使“私”办的义和团化为官办的团练。（注：同上书，页84、85。）上谕把这个御史的奏折发交直隶总督裕禄和山东巡抚袁世凯考虑。裕禄和袁世凯覆奏，都反对这种主张，他们认为把非法的“拳会”改编成合法的“团练”是行不通的（注：同上书，页90-95。）。
就在清朝官方感到对付义和团“剿”、“抚”两难的情形下，四月下旬，芦保铁路北段沿线的涞水、定兴、涿州一带发生了使封建统治者大为恐慌的形势。
涞水县高洛村的居民群众因为不堪忍受当地教会的欺凌，在四月初设立了拳厂。邻近的定兴、新城、涿州、易县的义和团组织都派人来协助，同教会势力发生了冲突，焚毁了当地的教堂和其他一些房屋。同时，定兴县的仓巨村也发生类似的斗争。由于驻北京的天主教主教法国人樊国樑向清朝当局施加压力，直隶总督裕禄派遣军队驰往镇压。分统杨福同带领骑兵部队在高洛村诱捕了习拳的群众二十人，并在战斗中杀死群众几十人。杨福同继又带队到定兴县，途中遭到义和团二三千人的伏击，杨福同被打死。在和京城相距咫尺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这对于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裕禄又派出了提督聂士成所部的武卫前军前往镇压。聂士成的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部队，在遍地蠭起的义和团面前无能为力。他的部队同所有的清朝官兵一样，纪律极坏，在所到之处以“剿匪”为名向居民勒索抢掠，反而驱使更多的群众参加到义和团的队伍里去。为了抵抗官兵的进攻，义和团以“反洋”的名义破坏铁路。他们在四月底五月初相继焚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的火车站。京津铁路线上的丰台车站和机械制造局也被他们烧毁。这时，芦保铁路北段沿线都成了义和团的天下。义和团群众又蠭拥进入涿州城，实际上占领了涿州城。
聂士成部队的担任左路统领的军官杨慕时在五月初向聂士成报告说：“涿州城不失而失，城门启闭，概由拳匪，办公之人，不得入城，城内文武具文而已。此外松林店（涿州城南二十多里）为大宗，余则无处不有，穿起衣巾则为匪，脱去衣巾则为民，至于不可究诘。论者谓其党二三千，实则倡首二三千，附和者且一二万也。”（注：《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339。）他说“涿州城不失而失”，因为并不是经过战斗，义和团攻下了涿州城，而是大量的义和团群众从农村渗入城内。城内的文武官员虽然没有被戕杀或废弃，但他们只能坐视城内的秩序为义和团所控制。清朝官方把义和团称为拳匪，但是这个负责“剿匪”的军官不能不承认，他所说的“匪”，其实就是“民”，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无法说出“民”和“匪”的区别，除了后者穿上了义和团的衣巾以外。
涿州和涿州以北的铁路沿线属于顺天府尹辖区。叛乱的烽火这时是真正烧到朝廷的脚跟前了。虽然直隶总督裕禄认为非实行武力进剿不可，而且派出了北洋军队中的主力部队，但显然看不出有什么效果。老奸巨猾，富有统治经验的慈禧太后深知在京城周围动刀兵是过于危险的事。她在五月初七日向节制北洋各军的军机大臣荣禄叮嘱说：“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注：《荣文忠公集》卷三，页14。）她派了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到涿州方向去“宣布朝廷德意”，幻想以这样的大员的身份向群众说几句好话就可以使义和团自行解散。刚毅等五月十八日在窦店向朝廷报告他们所看到和了解到的情况说：自芦沟桥以南，“拳民三五成群，所在皆有”，良乡的“各乡村镇，均设有拳厂”，“琉璃河左近，聚集甚伙”，涿州“麕集尤多”。他们为群集在这一带的义和团的声势所吓倒，并且看出了如果大肆进剿，也未必能堵住他们北进的道路，可能造成更大的危机。他们认为：“万一拳民奔北，逼近京畿，殊与大局有碍。”因此他们主张撤去聂士成的军队，而用劝导和晓谕的方法达到解散义和团或加以收编的目的。（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37-138。）
当刚毅等在涿州一带“劝导”、“晓谕”的时候，京城里面的义和团的活动越来越扩大了。五月十二日有个官员报告说：“自三四月间，都城即有聚习拳棒之事，犹属闾巷幼童，近则外来拳民，居然结党横行，深可骇异”。“宣武门外炸子桥内有破庙名朝庆庵者，自五月初一日，忽来五六十人，供立神牌，演习符咒，日以砍刀炫惑市人。至初八日不知移住何处。仍有其党数人留住庵内。闻内城大佛寺，亦有此事。则其他旷僻之区，更可知矣。初十日清晨，又有拳会一百余人，分持刀枪棒，直出彰仪门，不知何往。尤可骇者，近时前门外打磨厂等处铁匠铺，日夜工作，铸刀甚多”（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21-122。）。这时，京城内到处出现了以义和团名义张贴的反对洋人的揭贴。朝廷多次下令，一定要“查拿”、“禁止”、“弹压”、“解散”，但是在京城里的义和团越来越多，而且公开地设立“坛棚”。五月十五日，日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董福祥的部下所杀死。董福祥所部甘军当时驻防京畿，其中有一部分士兵附和义和团活动。十七日起，义和团群众连续在右安门内、崇文门内、宣武门内和正阳门（前门）外，烧毁外国人的教会设施，火势蔓延，正阳门外发生了连续三天的大火。十九日上谕说：“辇毂之下，扰乱至此，若再不严行惩办，为祸不堪设想”。（注：同上书，页140。）但实际上，清朝当局已经渐渐失去了控制北京城内的局面的能力了。
同样的情况也在天津发生。四五月间，天津城内传授拳术设立“拳厂”的情形越来越多。同时，又有义和团群众从天津附近的静海、文安、霸县等地农村陆续拥入天津。五月十八日，义和团群众焚毁天津的一所天主教堂。直隶总督裕禄虽然主张对义和团“严行剿办”，但他无法制止义和团势力在天津日益扩张。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这时也已经因为义和团的活动而不通。沿路各地都树起义和团的旗帜了。
（三）慈禧太后的“宣战”
帝国主义列强在看到清朝政府已控制不了局势，义和团势力渐渐渗入北京、天津的时候，就决定出动兵力，直接出面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间（1900年4月间）英国已派了兵船三艘，美国、德国、意大利各派兵船一艘，开到了大沽口。四月间，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到总理衙门，要求清朝政府迅速采取有力措施镇压在北京附近和进入北京的义和团。总理衙门四月二十四日（5月22日）关于此事的奏折中说，这些公使“皆有派兵自行保卫之说。”（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98。）也就是说，他们表示要派兵入北京。俄国公使这时特别向总理衙门通报说，“各国政府以为中国自己不能管辖其民，势必派兵来京，自行保护”，并说，俄国在中国没有传教活动，“是无利益可图”，而且“念中俄数百年友谊，不忍看各国派兵来京，扰乱中国”，所以在驻京各国公使开会时，俄国公使曾对主张派兵的各国公使“从中开导，极力劝阻”云云（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99。）。但实际上，俄国的出兵行动不但和其他各国完全一致，而且还尽力争取带头的地位。
五月初一日（5月28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立即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到北京，并且把这决定通知总理衙门。英国公使向总理衙门的官员说：“任何阻力也不能拦挡各国公使调兵保护使馆的决心。至于兵数的多寡，是调来一支保护使馆的卫队，抑或调来可以镇压有组织的反抗的大军，将视中国政府如何作为而定。”（注：《窦纳乐1900年6月10日致英国外交大臣信》，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二期，页14。）清朝政府不敢拒绝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无理要求，只能采取拖延的办法，要求缓期调兵。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代表要调兵来中国的各国于五月初三日到总理衙门向主管的大臣表示，“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他们威胁说：清朝政府“如果坚持反对，那么结果如何就很难预料了”（注：同上书，页15。）。清朝当局让步了，经慈禧太后批准，总理衙门同意各国立即调兵入京，只要求数量少一些，并且通知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为从塘沽登陆经天津入京的外国军队准备火车。五月初四日到初六日间，英、俄、法、美、意、日、德、奥等国的军队，官兵共四百五十余人，由天津先后到达北京。
这时，各国的海军舰艇开到大沽口的已近四十艘，其中且有十艘炮艇驶入大沽口内。登陆驻在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有三千多人。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在英国的倡议下，从这里面抽出了一支包括上述各国的官兵共二千人，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统帅，前往北京。裕禄虽然想阻止他们成行，但他们仍然取得了所需要的机车和车厢。但是这时，铁路已经遭到义和团的破坏，这支由西摩尔率领的军队沿路遭到武装的义和团群众的袭击，他们费了五天的时间只走了从天津到北京不到一半的路程。由于伤亡很多，也由于粮食弹药接济困难，这支军队终于只能很狼狈地向天津撤退。
清朝政府在得到西摩尔的军队离开天津往北京来的消息后，认为如果听凭外国军队“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命令裕禄加强大沽口和天津附近的防务，“倘再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车北来，责成裕禄实力禁阻”。这是给裕禄出了个难题。裕禄在五月十九日的回奏中委婉地说：“若再有洋兵进京，自当以理阻止。彼如不听，若以兵力拦阻，必即开衅。现在中国兵力、饷力，即一国尚不可与敌，况以中国而敌八国之兵，其势万难与争衡，断无失和之理。”这是说，他无法“实力禁阻”外国军队入京。那么怎么办呢？裕禄说：“察探各国（驻天津）领事之意，如中国肯于剿办拳匪，诸事尚可和商。……为今之计，如能庙谟早定，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庶各国洋人无词可借，即续派兵进京，既可以理商阻，于大局亦可借资补救。刻下事机危迫，倘再迟疑不定，则内患外侮，相逼而来，实属无从措手。”（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42-143。）他认为，只有对义和团实行“剿办”，才能使各国满意，不再出兵，而且即使出兵，“于大局亦可借资补救”，这暗含着可以借外国兵来帮助“剿匪”的意思。他把责任推给朝廷，要朝廷早下决心。
到了五月二十四日，裕禄又上奏说：“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三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值此外患猝来，断难再分兵力剿办拳民，势不得不从权招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当将该团头目传集，示以收抚之意。该头目等均称情愿报效朝廷，义形于色。”（注：同上书，页158。），同是一个裕禄，只相隔五天，前一奏折中称义和团为“拳匪”，认为必须加以“剿办”，后一奏折中称为“团民”，认为可以“从权招抚”。裕禄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子，是跟着北京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的风向而转的。
五月二十日起，连续四天，慈禧太后召集大臣，举行御前会议。这时，朝廷大臣中，基本上有两派意见。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人都主张一定要把义和团当作“乱民”镇压下去，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不再派兵入京，万万不可得罪洋人。这是一派主张。另一派人则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义和团势力已经无法扑灭，如果强行剿办，那就会立刻在京畿一带造成大祸，而且义和团有“法术”，可以靠这种法术来战胜洋人，所以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利用它来一战消灭洋人势力，把洋人赶跑。前一派意见，代表了洋务派官僚的立场，当时有力的封疆大臣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是这种主张。已经处于无权地位的光绪皇帝是支持这种主张的。经过御前会议，这一派人失败了，慈禧太后采纳了后一派人的主张。后一派人所代表的是封建主义的极端守旧派的主张。他们既害怕洋人势力，屈服于洋人势力，又幻想有个奇迹出现能使他们恢复没有洋人的封建主义的一统天下。他们也极端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崛起在京畿的义和团使他们恐惶失措。而义和团的装神弄鬼的迷信色采和“扶清灭洋”的旗帜，又使他们感到这可能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奇迹到来了。
慈禧太后的统治向来平衡地运用洋务派与极端守旧派这两部分官僚。在有关洋人的事务上，她经常是靠洋务派的大臣们来办事的。但在这几天御前会议上她采纳了极端守旧派的主张。这并不是表示她排斥了洋务派官僚，而是她在充分估计了当时形势后所选择的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决策。主张剿灭义和团的一派人的主要发言人，一个官爵较低的官员袁昶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在二十日的会议上，他“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就是说，当前最急的事是用自己的力量消灭义和团，然后才能同外国公使商量，请他们不要再调兵入京。对此，慈禧太后说：“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汝所奏不合”。（注：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资料》第一册，页337。）这个富有统治经验的老妇人看出了，对于就在自己脚底下的已经表现为暴烈行动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民心”，如果不至少暂时采取“顺”的策略，打击就会立即落到自己头上。事实上，当时清朝政府没有力量来自行消灭弥漫京城的义和团，更无法保证在皇城脚下用兵不会造成无法收拾的灾难。
就在御前会议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又实行了一个新的严重侵略步骤。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夜间，在大沽口，由俄、英两国官员代表俄、英、德、法、意、奥、日本七国通知清朝守将罗荣光，说是因为清朝当局“并不实力剿办”义和团，而且在海口安设了水雷，“明系有与各国为难之意”，所以各国要求次日清晨二时“让出大沽南北岸炮台营垒，以便屯兵，疏通天津京城道路”。（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64。）二十一日，法国驻津总领事把同样的通知交给直隶总督裕禄，但事实上，各国舰队这时已经炮轰大沽口炮台，并且迅速占领了这些炮台。
帝国主义列强本来把清朝政府看成是虽然不很得力，然而驯服可用的工具。他们对它不下决心镇压义和团感到不满。他们以为可以用武力威胁迫使它下决心，并且用武力来帮助它实行镇压。但是事实上，他们的加紧侵略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群众中反侵略斗争的情绪，这种斗争情绪还感染了清朝军队中的一部分官兵。因此，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动得到的结果与他们所想的相反，清朝统治者更加不敢和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镇压义和团。
五月二十三日的北京还不知道大沽口已经失掉，还以为大沽口的守兵正在与侵略军激战。这天的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表示决心采取极端守旧派的主张，对侵略中国的各国宣战。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发出了一个诏书，它形式上是个宣战书：“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63。）这里所说的“义民”就是指义和团。按这些文字来看，似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政府已经同义和团站在一条战线上决心向外国侵略者开战了。
但这道宣战诏书其实是很荒唐的。从这里面看不出究竟是向哪一国或哪几国宣战。这道诏书没有点出任何国家的名字，也从未以任何形式送达给任何外国政府。这道诏书只是向内部发布的。甚至发生了这样奇怪的事，在奉天（沈阳）的盛京将军增祺六月初二日向朝廷请示说：“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注：同上书，页201。）。
其所以不得不对内发布这样的诏书，从前一天发各省总督、巡抚的上谕就知道了。这个上谕说：“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麕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56。）对于义和团，“剿”呢？是剿不了的。“抚”呢？在二十日的御前会议后，有道上谕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注：同上书，页145。）。但这办法也显然行不通。所谓“宣战”，实在是在剿抚两难的情形下不得已采取的办法。
慈禧太后这个决定，同她和皇帝之间争夺权力之争也有关系。经过戊戌政变，已经在实际上剥夺了光绪皇帝的权力，但她还想进一步在形式上也废除他的皇帝地位。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间，慈禧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做同治皇帝的继承人，让他入宫，称为“大阿哥”，这是为废除光绪皇帝而作的一个步骤。在立大阿哥的时候，各国驻京公使拒绝入贺，表示了他们对光绪皇帝的支持。他们的支持光绪皇帝，其实并不就是反对慈禧太后，而是表示他们要求清朝政府实行洋务派的政策以便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更得力的工具。已经不能不看帝国主义颜色办事的慈禧太后，因此不敢遽然实行她所预谋的废立。在五月二十日御前会议时，慈禧太后得到了其实是不确的情报，说是洋人提出了照会，有四条要求，其中有一条是要太后把权力交还给光绪皇帝。这个情报大大地触怒了慈禧太后。她不能不担心外国军队如果愈来愈多地进入北京，会导致不利于她的地位的后果。但是她终究并不是因此而下决心与帝国主义列强真正决裂。
宗教迷信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在精神上束缚被压迫群众的一种武器。许多封建官僚自己也满脑子装着迷信观念。曾到涿州一带视察义和团状况的协办大学士刚毅就相信，学了“神拳”真是“能避刀避枪”（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40。）。在朝廷已宣布承认义和团，并下了宣战诏书后，京城里的许多官员纷纷上书称述各种奇谈怪论。有的说，“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有的说，“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有的说，“山东老团一扫光、金钟罩、九龙灯之属，能役鬼神，烧海中船尽坏，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注：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资料》第一册，页15。）。他们奉迎朝旨，慷慨激昂地主战，其实是抱着一种愚蠢的希望，以为靠神奇的法术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洋人的势力赶跑。有个御史奏摺说，“今皇天佑我大清，假以神力，殛彼异类，义民云集，抗刃前驱，不烦一兵，不糜一饷……”（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56。）就表现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愚蠢的希望。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法术”虽然并不是完全不相信，但是她毕竟没有愚蠢到以为靠这种法术就能战败洋人势力。在下了宣战诏书后五天，有一道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各省长官的上谕说得很明白：“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注：同上书，页187。）。
慈禧太后之所以下五月二十五日的宣战诏书，根本上是为了避免义和团的刀锋落到她的头上，落到以她为代表的统治权力的头上，并且把义和团群众推到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第一线上，使用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来消灭义和团。这是一个彻头彻尾虚伪的宣战诏书。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四）义和团占领了北京吗？
义和团进入了北京，北京城几乎变成了他们的天下，但是义和团毕竟没有真正占领北京。
北京的前三门内外大火，烧掉了几千幢房子以后，义和团的声势笼罩着北京全城。洋教堂、外国使馆固然首先感到紧张，所有的朱门大户也都在蜂起的穷人所造成的恐怖下面发起抖来。从四乡打着义和团旗号拥进城来的群众日以千计，城里的贫民也纷纷地自行组成义和团队伍。他们头上包着红帕，手持刀矛，成群结队地在内外城自由行动。他们进入王公府第，就在里面设“坛”居住。官员们在街上乘轿的，遇到义和团，往往被喝令下轿，骑马的，往往被喝令下马。许多达官贵人的仆人车夫，参加了义和团，主人不敢怠慢他们，反而要请他们保护。满城几乎家家门上都贴上表示信奉义和团的红纸条。义和团的活动甚至进入了紫禁城里，谁也不敢干涉。卫戍紫禁城的是荣禄所统率的武卫中军，这支军队向来以无纪律著名，这时乘机在城内大肆劫掠。许多达官贵人，包括皇亲贵族如贝子溥伦，一品大员如大学士徐桐、孙家鼐，尚书陈学棻等人的家中，被洗劫一空。这些劫掠有些是义和团以搜查的名义进行的，有些则是武卫中军干的。不少官员看到形势不妙，仓皇出都，跑往南方去。六月二十六日光绪皇帝三十岁生日，虽然照例在乾清宫受贺，但是气象萧条，一个记载说：这一天“东华门不启，群臣皆入神武门。冠裳寥落，仅成朝仪。红巾满都市，服饰诡异，持刃汹汹杀人。诸臣入贺者咸有戒心。”（注：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资料》第一册，页52。）总之，义和团的活动已经在北京城内造成了为清朝当局所无法控制的局势。
那么义和团为什么毕竟并没有真正占领北京，使自己真正成为北京的主人呢？
拿义和团和以往的封建时代的历次大的农民革命运动，直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相比较，可以看到，义和团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缺乏政权观念，没有政权组织。“彼可取而代也”，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总是想这样做的，或者就是这样做了的。义和团以前清朝多次的农民战争，都想打到北京城，推翻清朝皇帝的统治，但都没有能做到。现在，义和团竟然一举进入了北京，实际上控制了北京城，在北京城里为所欲为，通行无阻。同时也控制了天津这样的重要城市，控制了京畿一带。而且，义和团的烽火，除了在直隶、山东以外，还在山西、奉天、内蒙古、河南等省区蔓延开来。可是义和团却没有想到用自己的力量来把这个已经腐朽不堪的卖国的清朝政府推翻掉，没有能够建立一个自己的政权来代替这个政权。皇太后、皇帝仍然坐在“龙庭”上，惴惴不安的文武百官也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官位。前文所说义和团进入涿州城的情形已经表现了义和团的这种弱点。当时他们并没有赶跑涿州城的清朝官员，虽然他们如果要这样做是完全做得到的。
义和团并不是无缘无故地脱离了农民革命的历史传统的。它发生于历来的农民战争所没有遇到过的新的历史条件中。它把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作为主要斗争对象，是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因此它能够在靠近京城的地区这样迅速地发展起来，以至顺利地，不费力地进入了北京。但是它既然解决不了如何把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的复杂问题，因而被“保清灭洋”这样的含糊的口号所迷惑，它也就在政权问题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陷入混乱。
义和团在组织上一直是分散的，这个弱点，前面已经说过。它在进入北京后，仍然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集中的领导核心。任何人，不管从什么动机出发，都可以自称为义和团。它的声势愈盛，队伍愈广，它的成份就愈庞杂，组织上的散慢性也就愈厉害。它既然始终不能形成统一的组织，当然也就不可能把建立政权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在进入北京后，至少有一部分义和团提出了反对“一龙二虎”这样的口号，所谓“一龙”，指光绪皇帝，“二虎”，一个是主持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又一个是李鸿章。他们反对这三个人，并不错误，不过光绪皇帝其实并没有实权。他们把载漪、刚毅这样的封建守旧派误认为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这些封建守旧派只是想利用义和团火中取栗，随时都会对帝国主义者实行彻底的投降。
从这里更可以看到，慈禧太后为什么在紧急关头，感到必须采纳封建守旧派的主张，不惜宣布对外作战来表示自己同义和团站在一个立场上。因为不这样做，她也会立刻变成义和团所要打击的真正的“龙”。
在决定下对外宣战诏书的同时，慈禧太后命令庄王载勋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义和团，还拨出了两万担米，十万两银子“赏”给团民。在庄王府中设坛，要义和团来“挂号”，领取粮米。载勋和刚毅虽然并不真能把义和团的行动控制起来，但是许多“挂号”过的义和团队，打出了“奉旨义和神团”的旗帜。这一来更加在群众中造成了义和团并不同朝廷对立，而是接受朝廷号令的印象。
慈禧太后的更阴险的一个措施是驱使义和团去攻打在东交民巷的各外国使馆和在西什库的天主教的北堂。驻北京的各外国使馆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代表。这时，进入北京的各国士兵，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附近四处巡街，屡屡开枪伤人。群众对于这些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使馆是痛恨在心的。但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战当然不能拿这些使馆开刀。“歼灭”这些使馆，丝毫无助于打退外国侵略者，这个道理，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并不是不懂得的。在慈禧太后安排下，除了义和团群众外，荣禄的武卫中军和新调进城里的董福祥的甘军，都参与了对使馆和北堂的围攻。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围攻使馆区以前的五月二十三日，走出使馆区，在东单牌楼附近被枪杀。开枪的是载漪所统的八旗军的一个士兵，但并不是奉上面的命令办的事。围攻延续了近两个月。董福祥部有万人，荣禄的武卫中军也有八千人，再加上几万义和团群众，竟没有攻下兵力只有四百人的使馆区和兵力只有四十多人的北堂。如果说，这也算是一场战争，那是慈禧太后挑起的用以愚弄和陷害义和团的一场“战争”。
慈禧太后之所以对外宣战，本是为了躲避义和团的锋芒。把在北京城里的义和团群众吸引去攻打使馆和教堂，正是最好地达到了这个目的。义和团虽然有几万群众，但手里有的只是大刀长矛，清朝官方是一支新式枪也没有发给北京的义和团的。在狭窄的、有许多房屋建筑物障碍的战场上打进攻战，他们大量死亡在外国兵的枪口前面。慈禧太后叫荣禄和董福祥的军队参战，既是为了表示真的宣战，以煽起义和团群众参与这场“战争”的狂热，又是为了防止义和团打胜这场“战争”。荣禄的武卫中军驻在东交民巷以东，但他们只是虚张声势，并不真打，更不急攻。董福洋军驻在东交民巷以西和以北，也只有少数兵士受义和团群众的斗争情绪的感染而比较认真地打几下。围攻西什库天主教堂的，是义和团群众和荣禄的武卫中军。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也看出来：“荣禄与法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于使馆者同”（注：Putnam Weale（辛普生）：《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293。）。但荣禄这样做，并不只是因为“与法教士的友谊甚好”，而是领会和执行了慈禧太后的意图。
荣禄和董福祥都很懂得，太后给他们的真正任务，与其说是攻打使馆，不如说是在义和团的进攻前加以保护。六月二十三日给沿江沿海各省督抚的一道上谕说：“一月以来，除德使被乱民戕害，现在严行查办外，其余各国使臣，朝廷几费经营，苦心保护，均各无恙”（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44。）。从上述慈禧太后的这些布置来看，的确可以说是“苦心经营”。六月二十八日的又一道上谕中说：“现幸各国使臣，除克林德外，余均平安无恙，日前并给各使馆蔬果食物，以示体恤”（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65。）。一方面形式上派兵和义和团群众一起围攻外国使馆，一方面又派官员送“蔬果食物”到使馆去表示慰问。显然，这不过是慈禧太后所导演的一场闹剧，为的是把义和团群众的反帝斗争的情绪和精力白白地发泄掉。
（五）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
在天津方面，义和团站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受反侵略的群众运动的影响，清朝官军中一部分下层官兵积极地同义和团并肩作战。
帝国主义各国在大沽口的舰队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凌晨占领了大沽炮台，是经过了六小时的激烈战斗的。清朝当局在大沽口设有相当完备的炮台，但是对这次战争毫无具体准备。守炮台的官兵仓卒地对敌人的挑战作出了反应，开炮轰击，使敌方为占领炮台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据当时李鸿章的一个电报中说，他从清朝驻日本使馆得悉，在这次大沽口之战中，“英损一舰，日毙一将，俄死伤较多”（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86。外国人的材料说：“联军的损失是六十四名阵亡，八十九名受伤。”（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中译本1960年版，页221））。
这时，由天津出发想到北京的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统率的二千名由各国海军官兵组成的军队，在五月十九日到达廊坊后，因为义和团群众的阻击无法继续前进，被迫退回，沿途又遭到义和团和清朝军队的袭击、包围。除非得到增援，他们回不到天津租界。而天津外国租界的兵力只有二千四百人，其中主要是一千七百人的俄国陆军。他们被蜂起的义和团群众所包围，无法分兵接应西摩尔的军队。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天津租界的外国军队曾决定，如果没有从海上来的援军进到天津，他们就只好放弃天津租界，向大沽口方面撤退。而这种撤退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从天津到大沽四十公里的途中，有密集的义和团群众和清朝军队。在各侵略国夺占了大沽炮台后，大量的军队登陆。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有俄、日、英、美、法等国的军队共八千人由大沽一路经过激战到达天津租界。加上原在天津租界的兵力，再加上由于得到接应而在五月三十日退到天津租界的西摩尔的军队，集中在天津城外紫竹林租界的侵略军共达一万二千人，其中俄国兵六千人，日本兵四千人。在大沽还有六千多的兵力。侵略军既然得到加强，他们就想立即实行占领整个天津。这样就在天津发生了历时近一个月（五月二十日左右到六月十七日）的激烈战斗。
在五月里，义和团势力已遍布天津。当时人记载，五月中旬，“在城内三义庙，树义和团旗，设坛聚众，无业游民纷纷往投”。“津城内外设坛数十处，群推三义庙为首，号曰总团。凡会议皆诣三义庙”。“团皆红巾蒙首，余布二尺余，托至脑后，红布围腰，红布裹腿，手执短刀，数十成群招摇过市。……途遇道府县，皆叱令下舆免冠。司道、府县、衙参皆不敢冠带。”（注：《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141、142。）义和团群众焚毁了所有的外国教堂，而且同进行干涉的洋兵发生了初步的冲突。对于这种好象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力量，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裕禄毫无办法，只能承认它的存在，而且甚至让义和团派人来保卫他的衙门。
到了大沽口之战后，跟着北京朝廷的风向，裕禄公开实行招抚义和团的政策。天津附近各县的义和团纷纷进入天津。六月初，裕禄报告朝廷说：“各属义和团民先后来津，随同打仗。”他接见了一些义和团的头头，例如“带同所部团民五千人”的“静海县独流镇团总张德成”。裕禄说，除张德成外，“如静海之曹福田、韩以礼，文（文安）、霸（霸州）之王德成，均尚可用”（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10。）。这时，在天津的义和团群众已达三万人以上。奉朝廷命令到天津了解情况的官员刘恩溥报告说：“团民虽有大小头目，而肯报名造册，藉便稽核者，不过十之四五”（注：同上书，页279。）。可见大部分义和团群众并没有接受招抚。裕禄虽然并不能通过他所认为“可用”的头子来把义和团群众控制起来，但却做到了使他们不能自行联合组织起来，三义庙的所谓“总团”渐渐地也就不存在了。
在天津的清朝官军原有聂士成（任直隶提督）所率的武卫前军，六月初，朝廷又遣马玉崑率领一部分武卫左军到天津。聂士成的部队曾奉令在直隶各地“剿灭”义和团，但在天津保卫战中却进行了比较英勇的战斗。聂士成自己于六月十三日在天津城以南的八里台为抵抗侵略军的进攻而战死。他的部队转归马玉崑统帅。马玉崑在作战时要义和团群众作先锋，让官军殿后。在十三日夜里进攻租界的一次战斗中，义和团群众阵亡二千多人，而官兵连受伤的人都很少。当时有人记载说，义和团既遭到洋兵的轰击，又被在他们背后的官兵所枪杀，“故是夕团匪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注：《遇难日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171。）朝廷又派了一员大将宋庆到天津任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当裕禄的助手。宋庆在受任时为慈禧太后接见。此人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不战而退的将领，他向太后表示，“中东之役，仅与日本开衅，尚不能支，何况今拒八国”（注：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同上书，页35。）？可见慈禧太后派他来，并不是为了认真打仗。宋庆在十四日到天津，十七日就“下令军中，痛杀”义和团群众，（注：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同上书，页39。）当时人记载说：“宋军遇团即杀，年十六岁以下，则酌给川资，令其回里。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注：《天津一月记》。同上书，页156。）就在六月十七日（7月13日）这一天，俄、英、美、日、法等国的军队发动了对天津城的进攻，第二天清晨攻入城里。这时，天津城外，清官兵还有七八十个营，并没有受到严重损失，都纷纷向西撤退了。
在城市的复杂条件下，又加以义和团的存在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以义和团名义活动的人中间不可避免地混入更多的动机不纯的分子和流氓分子，他们乘机谋取私利和造作各种荒谬无稽的谣言（例如说用这样那样的“法术”就可以轻易地战败洋人等）。落后的迷信在当时的城市居民和官场中是很有市场的。于是环绕着义和团的神话就越来越盛了。例如参加义和团活动的有不少妇女，她们在天津被称为“红灯照”、“蓝灯照”。社会上传说，她们能够“作法”，云游到远处纵火杀人，夜间空中就出现红灯，蓝灯。这种怪诞的神话不能掩盖来自下层社会、较少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群众勇敢地参加战斗的精神。
义和团的基本群众在天津是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主力，他们英勇地战斗在反侵略的前线。他们曾打开官方的军械所，得到了一些枪支。但是他们一般地只有老式的冷兵器。他们在迎击当面的敌人时，又往往遭到从背后来的枪弹的射击。上述的奉旨到天津视察的官员刘恩溥向朝廷的报告中说：“团民大半手持刀矛，以血肉之躯与火药相敌，均属发于义愤，然皆勇而无谋”（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79。）。他又说到他所目击的十七日的战斗情形说：“宋军马军后队均退至十八里之北仓。团民虽抵御不退，苦无军火”（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99。）。可见在天津失守前一天，真正坚持作战的还是义和团。义和团的爱国群众，没有正确的领导，误信清朝官方真是要和洋人打仗，被驱使在一场城市保卫战中以血肉之躯与洋枪洋炮为敌。清朝官方当然没有资格讥笑他们“勇而无谋”。其实，官方正是利用他们的“无谋”，而把他们碾碎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机器里。
监察御史郑炳麟（就是四月初提议收编义和团的那个御史）六月初九日的一个奏摺很能说明问题。他主张，对于京城内使馆区的洋兵，“请饬城内武卫各军尅期迅奏肤功，犁庭扫穴，尽戮之，以灭洋人之口。将来可尽诿之乱兵、乱民所为，非我所能禁御”。这时虽然朝廷已下过宣战诏书，这个御史却预计到，将来要用朝廷控制不了的理由而把杀洋人的责任推给“乱兵”、“乱民”。但是让“乱兵”、“乱民”久处在京城中是危险的，所以他接着说：“然后，尽移武卫军率义和团均赴津沽，俾当前敌，而以官军鞭笞督饬，使义和团奋勇杀敌（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45。）。这样，他以为就可以使京城里“安堵如常”了。虽然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这个御史的设想，但是他的确说出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所施行的计谋。
还可以看一下在天津沦陷后不久，清朝政府给东北三省官员的指示，那更是赤裸裸地表现了它的恶毒的可耻的阴谋。那时东北三省也兴起了义和团运动，群众拆毁俄国人修筑的铁路。俄国人有借端大举出兵的态势。六月二十六日朝廷给盛京（即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长官的上谕说：“此次衅端，本由拳民而起，拳民首先拆毁铁路，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其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注：同上书，页360。）。七月九日，俄国军队已经侵入边境，吉林将军得到的上谕说：“该将军当懔遵叠次谕旨，如与俄兵接仗，务令拳民先驱，我军不可明张旗帜。”（注：同上书，页429。）
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看来，清朝政府采取了这种策略，毕竟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不可能设想无论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还是任何当权派会发出五月二十五日那样的宣战诏书。清朝政府本来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百依百顺的奴才，现在却突然陷入了义和团反帝运动的俘虏的地位，它正在不择手段地尽力从这种地位里摆脱出来。帝国主义者的出兵，就是要扑灭义和团，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帮助清朝政府摆脱它所处的困难地位，以便重新建立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