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06部 游戏的开始


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万历既不能执政,也不能管事,甚至喝酒胡闹都不行,但他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力——娶老婆。

万历六年(1578),经李太后挑选,张居正认可,十四岁的万历娶了老婆,并册立为皇后。

不过对万历而言,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个老婆是指认的,什么偶然邂逅,自由恋爱都谈不上,某月某天,突然拉来一女的,无需吃饭看电影,就开始办手续,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然后正式宣告,从今以后,她就是你的老婆了。

包办婚姻,纯粹的包办婚姻。

虽然是凑合婚姻,但万历的运气还不错,因为他的这个老婆相当凑合。

万历皇后王氏,浙江人,属传统贤妻型,而且为人乖巧,定位明确,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进宫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先一心一意服侍皇帝他妈,早请示晚汇报,把老太太伺候好了,婆媳问题也就解决了。

此外她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由于后来万历不上朝,喜欢在家里办公,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她都会不动声色地加以整理,一旦万历找不着了,她能够立即说出公文放在何处,何时、由何人送入,在生活上,她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

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除了一个方面——她生不出儿子。

古人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说家里有一堆儿子,最后被丢到街上的也不在少数,但既然是古人云,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生不出儿子,皇后也是白搭。于是万历九年(1581)的时候,在李太后的授意下,万历下达旨意:命令各地选取女子,以备挑选。

其实算起来,万历六年两人结婚的时候,万历只有十四岁,到万历九年的时候,也才十七岁,连枪毙都没有资格,就逼着要儿子,似乎有点不地道,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皇帝不是一般人,观念自然也要超前,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

但旨意传下去,被张居正挡了回来,并且表示,此令绝不可行。

不要误会,张先生的意思并非考虑民间疾苦,不可行,是行不通。

到底是首辅大人老谋深算,据说他刚看到这道旨意,便下断言:如按此令下达,决然无人可挑。

俗话说,一入候门深似海,何况是宫门,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丢进人堆就找不着了,谁也不乐意。那些出身名门、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些歪瓜裂枣,恶心了皇帝大人,这个黑锅谁来背?

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不能不找老婆,既要保证数量,也要确保质量,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似乎也是勉为其难。

事情很难办,但在张居正大人的手中,就没有办不了的事,他脑筋一转,加了几个字:原文是挑选入宫,大笔一挥,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因为说到底,入不入宫,也是个成本问题,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几十年没人管,实在不太值。在入宫前标明待遇,肯定级别,给人家个底线,自然就都来了。

这就是水平。

但连张居正都没想到,他苦心琢磨的这招,竟然还是没用上。

因为万历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后,一天,万历闲来无事,去给李太后请安,完事后,准备洗把脸,就叫人打盘水来。

水端来了,万历一边洗着手,一边四处打量,打量来,打量去,就打量上了这个端脸盆的宫女。

换在平常,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现在不但看了,而且还越看越顺眼,顺眼了,就开始搭讪。

就搭讪的方式而言,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什么区别的,无非是你贵姓,哪里人等等。但差异在于,小痞子搭完话,该干嘛还干嘛,皇帝就不同了。

几句话搭下来,万历感觉不错,于是乎头一热,就幸了。

皇帝非凡人,所以幸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不过万历还算厚道,临走时,赏赐她一副首饰,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而是宫里的规定:但凡临幸,必赐礼物。

因为遵守这个规定,他后悔了很多年。

就万历而言,这是一件小事,皇帝嘛,幸了就幸了,感情是谈不上的,事实上,此人姓甚名谁,他都未必记得。

这个宫女姓王,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因为在不久之后,王宫女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历那里,他非但不高兴,反而对此守口如瓶,绝口不提。

因为王宫女地位低,且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一时兴起而已,万历不打算认这帐,能拖多久是多久。

但这位仁兄明显打错了算盘,上朝可以拖,政务可以拖,怀孕拖到最后,是要出人命的。

随着王宫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最后,太后知道了。

于是,她叫来了万历,向他询问此事。

万历的答复是沉默,他沉默的样子,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

然而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一向颇有心得。当年如高拱、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既然不说话,就接着问。

装哑巴是行不通了,万历随口打哈哈,就说没印象了,打算死不认账。

万历之所以有持无恐,是因为这种事一般都是你知我知,现场没有证人,即使有证人,也不敢出来(偷窥皇帝,是要命的)。

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于是,她找来了证人。

这个证人的名字,叫内起居注。

在古代文书中,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比如今天干了多少活,去了多少地方,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

但起居注记载的,只是皇帝的外在工作情况,是大家都能看见的,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就是内起居注。

内起居注记载的,是皇帝在后宫中的生活情况。比如去到哪里,和谁见面,干了些什么。当然,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其实际记录者不是史官,而是太监。所谓外表很天真,内心很暴力,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基本都能搞清楚。

由于具有生理优势,太监可以出入后宫,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皇帝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当然,不宜太近),皇帝进去开始工作,太监在外面等着。等皇帝出来,就开始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来到某后妃处,某时进,某时出,特此记录存入档案。

皇帝工作,太监记录,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且合理的。

因为后宫人太多,皇帝也不计数,如王宫女这样的邂逅,可谓比比皆是。实际上,皇帝乱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乱搞之后的结果。

如果宫女或后妃恰好怀孕,生下了孩子,这就是龙种,要是儿子,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万一到时没有原始记录,对不上号,那就麻烦了。

所以记录工作十分重要。

但这项工作,还有一个漏洞,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皇帝、太监、后妃(宫女)三人在场。事后一旦有了孩子,后妃自然一口咬定,是皇帝干的,而皇帝一般都不记得,是不是自己干的。

最终的确定证据,就是太监的记录。但问题在于,太监也是人,也可能被人收买,如果后妃玩花样,或是皇帝不认账,太监也没有公信力。

所以宫中规定,皇帝工作完毕,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而这件物品,就是证据。

李太后拿出了内起居注,翻到了那一页,交给了万历。

一切就此真相大白,万历只能低头认账。

万历十年(1582),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她挺着大肚子,接受了恭妃的封号。

两个月后,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万历长子,取名朱常洛。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老太太高兴,大臣们也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万历。

因为他对这位恭妃,并没有太多感情。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自然也谈不上喜欢。更何况,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

德妃,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北京大兴人,万历初年进宫,颇得皇帝喜爱。

在后来的许多记载中,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个相貌妖艳,阴狠毒辣的女人。但在我看来,相貌妖艳还有可能,阴狠毒辣实在谈不上。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此人手段之拙劣,脑筋之愚蠢,反应之迟钝,实在令人发指。

综合史料分析,其智商水平,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

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经常前去留宿。而郑妃的肚子也相当争气,万历十一年(1583)生了个女儿,虽然不能接班,但万历很高兴,竟然破格提拔,把她升为了贵妃。

这是一个不详的先兆,因为在后宫中,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妃嫔——包括生了儿子的恭妃。

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也实在很成问题,当上了后妃领导后,除了皇后,谁都瞧不上,特别是恭妃,经常被她称作老太婆。横行宫中,专横跋扈,十分好斗。

难能可贵的是,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还特别能生。万历十四年(1586),她终于生下了儿子,取名朱常洵。

这位朱常洵,就是后来的福王。按郑贵妃的想法,有万历当靠山,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当皇帝的。但她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挥刀的人,名叫李自成。

但在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确实让万历欣喜异常。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打算换人,现在替补来了,怎能不高兴?

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皇帝说话,不一定算数。

吸取了以往一百多年里,自己的祖辈与言官大臣斗争的丰富经验。万历没敢过早暴露目标,绝口不提换人的事,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成熟,再把生米煮成熟饭。

可还没等米下锅,人家就打上门来了,而且还不是言官。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望陛下早立太子,以定国家之大计,固千秋之基业。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自从郑贵妃生下朱常洵,申时行就意识到了隐藏的危险。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想干什么。

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他也很清楚,如果这么干了,迎面而来的,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从此,朝廷将永无宁日。

于是他立即上书,希望万历早立长子。言下之意是,我知道你想干嘛,但这事不能干,你趁早断了这念头,早点洗了睡吧。

其实申时行的本意,倒不是要干涉皇帝的私生活:立谁都好,又不是我儿子,与我何干?之所以提早打预防针,实在是出于好心,告诉你这事干不成,早点收手,免得到时受苦。

可是他的好学生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吃苦,收到奏疏,只回复了一句话:

“长子年纪还小,再等个几年吧。”

学生如此不开窍,申时行只得叹息一声,扬长而去。

但这一次,申老师错了,他低估了对方的智商。事实上,万历十分清楚这封奏疏的隐含意义。只是在他看来,皇帝毕竟是皇帝,大臣毕竟是大臣,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此即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但一般说来,没事上山找老虎玩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打猎,一种是自尽。

话虽如此,万历倒也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正式亮出匕首之前,他决定玩一个花招。

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万历突然下达谕旨:郑贵妃劳苦功高,升任皇贵妃。

消息传来,真是粪坑里丢炸弹,分量十足。朝廷上下议论纷纷,群情激奋。

因为在后宫中,皇贵妃仅次于皇后,算第二把手。且历朝历代,能获此殊荣者少之又少(生下独子或在后宫服务多年)。

按照这个标准,郑贵妃是没戏的。因为她入宫不长,且皇帝之前已有长子,没啥突出贡献,无论怎么算都轮不到她。

万历突然来这一招,真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可以藉此提高郑贵妃的地位,子以母贵,母亲是皇贵妃,儿子的名分也好办;其次还能借机试探群臣的反应。今天我提拔孩子他妈,你们同意了,后天我就敢提拔孩子。温水煮青蛙,咱们慢慢来。

算盘打得很好,可惜只是掩耳盗铃。

要知道,在朝廷里混事的这帮人,个个都不简单:老百姓家的孩子,辛辛苦苦读几十年书,考得死去活来,进了朝廷,再被踩个七荤八素,这才修成正果。生肖都是属狐狸的,嗅觉极其灵敏,擅长见风使舵,无事生非。皇帝玩的这点小把戏,在他们面前也就是个笑话,傻子才看不出来。

更为难得的是,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还豁得出去。第一个出头的,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

相对而言,这位仁兄还算文明,不说粗话,也不骂人,摆事实讲道理:

“皇帝陛下,听说您要封郑妃为皇贵妃,我认为这是不妥的。恭妃先生皇长子,郑妃生皇三子(中间还有一个,夭折了),先来后到,恭妃应该先封。如果您主意已定,一定要封,也应该先封恭妃为贵妃,再封郑妃皇贵妃,这样才算合适。”

“此外,我还认为,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样天下方才能安定。”

万历再一次愤怒了,这可以理解,苦思冥想几天,好不容易想出个绝招,自以为得意,没想到人家不买账,还一言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实在太伤自尊。

为挽回面子,他随即下令,将姜应麟免职外放。

好戏就此开场。一天后,吏部员外郎沈璟上书,支持姜应麟,万历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几天后,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书,支持姜应麟,沈璟,万历对其撤职处理。又几天后,刑部主事孙如法上书,支持姜应麟、沈璟、杨廷相,万历同志不厌其烦,下令将其撤职发配。

在这场斗争中,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发配。个顶个地扛着炸药包往上冲,前仆后继,人越闹越多,事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搞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

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

虽然争得天翻地覆,但该办的事还是办了。万历十四年三月,郑贵妃正式册封。

这件事情的成功解决给万历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而此后,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四年多。当然,不闹事,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在这四年里,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以此为契机,在雒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继续奋勇前进。

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

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

解决雒于仁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

在万历看来,这件事比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更头疼,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

“这个我自然知道,我没有嫡子(即皇后的儿子),长幼有序。其实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些后,我才放心啊。”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是说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又讲长幼有序,是说我不会插队,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后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

这招糊弄别人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滑稽了,和了几十年稀泥,哪排得上你小子?

于是申先生将计就计,说了这样一句话:

“皇长子已经九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

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在明代,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

万历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马上反驳,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

就这样,两位仁兄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万历烦了:

“我都知道了,先生你回去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

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

申时行转身,看见了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

“先不要走,我已经叫皇长子来了,先生你见一见吧。”

十几年后,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

申时行不敢怠慢,即刻回到了宫中,在那里,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以及皇三子朱常洵。

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

他指着皇长子,对申时行说:

“皇长子已经长大了,只是身体还有些弱。”

然后他又指着皇三子,说道:

“皇三子已经五岁了。”

接下来的,是一片沉默。

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一言不发。此时的他,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无比欣慰的父亲。

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破了沉默:

“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应该出阁读书。”

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

“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

事到如今,只好豁出去了:

“皇上您在东宫的时候,才六岁,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此刻读书,已经晚了!”

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

“我五岁就已能读书!”

申时行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劝服万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了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

“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啊,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万历微笑地点点头,对申时行说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

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

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慢慢来。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也坐不住了,随即上疏,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俩谈好的事,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

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

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书:

“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

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

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王锡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

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

几天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不干了。

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万历就得累死。

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

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

万历窃喜。

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

然而上当的人,只有他。

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屏呢?

王家屏,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进士。简单地说,这是个不上道的人。

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面子,他说,不行。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

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

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久旱乞罢)。

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的。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书,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言比较激烈。万历也比较生气,罚了他三个月工资。

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

换在以往,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

相比而言,王家屏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

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书,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

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四个人,走了三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就走人了,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可是光忍还不够,言官大臣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不给个说法,是熬不过去了。

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屏,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

“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扰)我了。”

王家屏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

“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书,就到十五岁再说!”

朱常洛是万历十年出生的,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就六年后再办!

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事情解决了,王家屏兴奋了,兴奋之余,就干了一件事。

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

于慎行欣喜若狂,当即上书告诉皇帝:

“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众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

万历气得差点吐了白沫。

因为万历给王家屏的,并不是正规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似乎没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

其实在古代,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皇帝也是人,时不时编个瞎话,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糊弄不过去。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屏传话,而他的用意很简单: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但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以后遇事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

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

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屏,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王家屏是这样辩解的:

“册立太子是大事,之前许多大臣都曾因上疏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以释众惑)。”

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

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

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万历正式下发圣旨:

“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诚待天下),等长子到了十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

长子十岁,是万历十九年,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让老子清净一年,明年就立了!

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除王锡爵(母亲有病,回家去了,真的)外,大家都回来了。

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晃就到了万历二十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这就没意思了。

可是万历二十年毕竟还没过,之前已经约好,要是贸然上书催他,万一被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负担不起,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你上疏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

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

没办法,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

很快,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疏》的奏疏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

可怜,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东挖砖西补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

文章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